版权信息

- 书名：羊脂球

- 作者：【法】莫泊桑

- ISBN：9787532752492

- 译者：郝运　王振孙

- 责任编辑：黄雅琴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译文

- 关注我们的微信：stphbooks

译本序

十八世纪末，法兰西大地上掀起了一场革命大风暴，以前所未有的威力推翻了波旁王朝，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

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法国这场革命也不例外，帝制与共和制之间的斗争，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资产阶级专政才在共和政体下最后稳定下来。

激烈悲壮的大革命需要自己的作家，作家也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高唱着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战歌，勇敢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法兰西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文学家，如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博马舍、鲁日·德·李尔、史达尔夫人、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乔治·桑、福楼拜、都德、左拉，等等。

这些伟大的文学家为全世界知识分子树立起了一座座丰碑。他们不仅用自己卓越的文学作品，更用自己的高尚人格、勇敢言行表现出他们确实是法兰西的良心，民族的精英，真理与人民的喉舌。即使在生与死的面前，他们也敢于反抗黑暗的反动势力，维护正义，保护弱者。应该说，这也为法兰西奠定了一个优良的文学传统。莫泊桑就是在这样的优良的文学传统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这样，你就不会奇怪他的成名作《羊脂球》，为什么会同情一个善良的妓女，又为什么会愤怒地揭露普鲁士占领军的暴行，和无情地鞭挞法国新老绅士们的自私、伪善和无情。莫泊桑的愤怒与同情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与憎，也反映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羊脂球》一经问世就立即轰动了文坛，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这部作品奠定了莫泊桑的文学地位，也确定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使他成为继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之后，又一位现实主义伟大作家。

一八五〇年五月八日，莫泊桑诞生于法国诺曼底地区迪耶普城附近的米洛梅尼尔堡。他的全名是亨利-勒内-阿尔贝-吉·德·莫泊桑。我们在他的作品上看到的则是吉·德·莫泊桑这样一个简单的署名。他名字中的“德”字，表示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中。其实能标志他的贵族血统的也只有这个“德”字了。在他祖父时期，这个贵族家庭就和封建制度一样趋于没落。

莫泊桑的童年是在诺曼底的乡镇中度过的。一八五九年，全家搬到巴黎，他就读于拿破仑中学。在这一期间，莫泊桑的家庭破裂了。

莫泊桑的母亲洛尔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迪须埃热爱诗歌，还发表过一本名为《一个公民的心愿》的诗集。她的兄弟是著名的诗人兼小说家勒普瓦特万（1816-1848）。洛尔自小热爱文学，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鉴赏力，是位很有教养的女性。莫泊桑的父亲，这位没落贵族子弟却是个生活放荡，赌博成性的浪荡子。莫泊桑出生不久，夫妻二人就经常闹矛盾，一直到协议分居。洛尔带着莫泊桑兄弟二人回到了诺曼底，住在离迪耶普不远的小城埃特尔塔的维尔吉别墅。这儿面临蓝色的大海，气候十分宜人，更有美丽的果园，广阔的田野，勤劳的人民，这些都给莫泊桑留下终身难忘的思念，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他常常深情地描绘这儿的人物、故事与风光，给我们留下一幅幅法国西北部这个滨海地区的风景画。

莫泊桑的母亲很注意对儿子的培养教育，除了教他拉丁文外，还常朗读《圣徒传》给他听。这些圣徒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引起了阵阵波澜，梦想自己也能成为圣徒，成为名人。但是他拒绝传统的刻板教育，八岁时他离开了勒福尔小姐办的走读班，十三岁在依佛多修道院读书时，因不守规矩被赶了出来。洛尔却独具慧眼，并不认为自己的儿子不堪造就。她发现莫泊桑读书肯动脑筋，而且富有想象力，在他幼稚的习作中已经显露出文学的禀赋，因此便悉心指导他博览群书，教他读诗写诗。莫泊桑十三岁就开始写诗了，这和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即使在莫泊桑成名之后，她仍不断给他提供小说创作素材，并对他的作品提出意见。莫泊桑是在母亲的引导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以后还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陪同他奋斗在这条路上。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为世界培养了一位伟大的作家。

一八六八年，莫泊桑到塞纳滨海省省会，也就是诺曼底地区的首府鲁昂念中学，在那里又受到巴那斯派诗人路易·布耶的指导。莫泊桑在课余之时经常捧着自己的诗作向这位诗人求教。有一天，布耶在他的习作中看到这样的诗句：“人的生命，有如船在海上驶过的水痕，慢慢儿远，慢慢儿淡，”不由感到十分惊喜。诗人认为文句优美，有诗意，还有一点哲理，何况还是出自一位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之手，从而觉察到了莫泊桑的天才火花，便孜孜不倦地提示莫泊桑：在艺术领域里的工作需要付出创造性的劳动和耐心的探索，还需要掌握文学技巧的规律，这样才能领略艺术中的奥秘，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布耶有时还带自己的学生到福楼拜家去，两位作家一起听莫泊桑朗读自己的诗作，并给他提出意见。在布耶的精心指导下，莫泊桑进步很快，若不是布耶在一八六九年猝然去世，莫泊桑很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诗人。

也就是在一八六九年七月，路易·布耶去世的那个月里，莫泊桑通过了毕业会考，获得文学业士学位。同年十月到巴黎读大学，攻读法律。

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普法战争爆发。如果说莫泊桑父母离异，第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次战争则是第二次改变了他的命运，其影响则更为深刻重大。

一八四八年，法国相继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拿破仑的侄子，野心家路易·波拿巴窃取了法国政权。一八五二年底，他又自封为法兰西皇帝，称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取代了第二共和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完成，第二帝国进一步加强了军事独裁统治。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六七年经济危机时期，马赛等几个大城市爆发了汹涌澎湃的工人大罢工。一八七〇年，巴黎二十万人民举行反对第二帝国的示威游行，四月又爆发了长达四个月的巴黎铸工罢工运动。第二帝国面临严重的危机，路易·波拿巴为了摆脱危机，巩固统治，更妄想夺取德意志在莱茵河左岸的领土，便发动了对普鲁士的战争。宣战不到半个月，普鲁士军队便打进法国，致使法兰西人民跌入耻辱与痛苦的深渊。一八八四年，莫泊桑在《索瓦热老婆婆》这篇小说中谈到了劳动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苦难时说：“他们的人数多，所以成批地被屠杀，成了真正的炮灰。”

统治者挑起了战争，人民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勇敢地站出来保卫祖国。这时莫泊桑被征入伍。九月一日，色当一战，法军大败，路易·波拿巴成了普军俘虏。莫泊桑也险些被俘，好不容易返回巴黎。巴黎很快被围，形势显得更为严重。

战争引起了革命。九月四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帝制，恢复了共和。政权则被资产阶级控制，成立了“国防政府”。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指出：“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发生武装起义，推翻了卖国政府，建立了巴黎公社。不久，资产阶级又镇压了巴黎公社，建立了第三共和国。

在这风云激荡的日子里，莫泊桑没有参加人民的斗争，但他却始终同情人民，痛恨第三共和国的反动统治和对外扩张。一八八三年，他还曾痛斥法国政府发动的中法战争。这成为他能够接受福楼拜的文学主张，走上批判现实主义道路的重要基础。

由于家庭经济拮据，莫泊桑在战后退伍以后，没有继续读大学。一年后他在海军部当了一名小职员，七年后又转入公共教育部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文学梦始终伴随着他，业余时间他还常常写些文学作品。一八七三年，福楼拜正式收莫泊桑为弟子。对莫泊桑来讲，自然是他最大的幸运；对福楼拜来讲，他为世界文坛培养了一位文学大师，作出了又一个重大贡献。

福楼拜是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大作家，他一方面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同时又为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开辟了道路，是位继往开来的文学大师。著名的作家都德和左拉都曾受到他的影响，并尊他为自己的老师。由此可知在当时的法兰西文坛上福楼拜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了。

对文学创作，福楼拜有一种近乎神圣的使命感。他要求自己的作品风格和结构一定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也同样要求莫泊桑有这样严肃的创作态度。他对莫泊桑说，一个优秀作家必须有独创性，为此你就必须长期观察事物，了解细节的真实性，要能发现别人未曾发现和描写过的，也就是要抓住事物的特点。他还教导莫泊桑必须学会运用最精当的语言来表现事物特点的能力。他说，一个作家只有经过反复推敲文字，反复寻找适当形式，才能准确、生动地反映生活，写出优秀的作品。

大师的言传身教，对莫泊桑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年轻的莫泊桑严格地按照老师的指导去观察生活，认真进行习作，不敢稍有懈怠。每个周末，他都准时从巴黎赶到鲁昂去拜见老师，先是交作业，然后听取老师对上次交的作业的点评。几年下来，他的习作早已是盈筐满屋了。福楼拜要求他不要过于急切去发表作品，这大概是担心过早成名，对尚不成熟的莫泊桑来说是有害无益吧！

一八七六年，巴黎的五位年轻作家，由于仰慕因长篇小说《小酒店》而蜚声文坛的作家左拉，常常聚会在他的寓所里，莫泊桑也是其中的一位。一八七七年，左拉在巴黎近郊梅塘买了一幢别墅，他们的聚会便改在这里继续进行，被人称为“梅塘集团”。一八七九年，他们商定以普法战争为题材，每人写一篇中短篇小说，结成集子出版，定名为《梅塘夜话》。一八八〇年四月十五日，小说集问世了，立即轰动了法国，短短半个月里印行了八版，其中最受欢迎的一篇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莫泊桑的《羊脂球》。福楼拜赞扬道：“这篇短短的小说将留传后世。”并写信祝贺莫泊桑的成功。

《羊脂球》给莫泊桑带来了声望，也给他带来了信心与希望，他从此摆脱了所有的公职，专事写作。

莫泊桑少年时候曾在乡村生活十多年，他了解诺曼底，更热爱诺曼底，后来又当过兵，参加过普法战争，战后在海军部和公共教育部当过小职员，对军界和政界情况也很熟悉。一八八一年七月又开始到各地旅行，他去过非洲，也去过意大利、英国等西欧国家，又曾数次深入矿井，了解苦役犯的处境，访问过炼铁厂，目睹了工人的劳动，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这成为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在随后的十年里，他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三部抒情游记，一部诗集，还有一些戏剧作品及相当数量的文学评论。不幸的是，由于长期疾病的折磨，超负荷的写作，再加生活上的不检点，使莫泊桑未老先衰，不得不在一八九一年停止了创作活动。两年后，作家就去世了，终年才四十三岁，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所遵循的创作原则是：文学作品不能停留在表面的真实上，应该对生活真实加以提炼和概括，以求达到本质的真实。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力求让读者看到的是“比现实本身更完美、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由于他长期参与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文学集团的活动，在写作时难免不受到影响，尽管他说：“我不信奉自然主义。”在他的三百余篇中短篇小说中，就有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很高的作品，有的带有自然主义影响，有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也有的格调不很高。但应该强调的是，他的作品大多数是非同凡响的，它们既能以正确的观点反映生活，更具有极高的形式美，不愧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在法国文学史上，莫泊桑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可以说他把现实主义中短篇小说艺术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十九世纪下半期，法国社会的全景风俗画卷。他的确称得上是“短篇小说之王”。

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取材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粗略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普法战争是法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莫泊桑亲身参加了这场由法国挑起，又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的战争。在战争中他看到了法国统治者的腐败与无能，看到了普鲁士侵略军的残暴，更看到了法国人民在战争中的灾难与斗争。莫泊桑怀着愤怒、痛苦与自豪的感情写了一系列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作品。他无疑是对这场战争写得最多，表现最充分的法国作家。在这本集子里我们收了《羊脂球》、《女疯子》、《两个朋友》、《米隆老爹》、《索瓦热老婆婆》等广为传诵的名篇。《羊脂球》是其中最精彩的一篇。

《羊脂球》写的是一辆被普军放行的马车，中途却被一普军军官扣留，放行的条件是要车中妓女羊脂球陪他睡觉。出于民族感情，羊脂球大声斥骂这无耻之徒。但是车中的大商人、大企业主和贵族及他们的夫人却花言巧语，要她作出牺牲，羊脂球被迫让步了。当马车放行后，她却遭到车中那些高贵的人们的鄙视。最后我们看到马车在《马赛曲》伴着羊脂球的哭泣声中奔跑着。这首革命歌曲却不是伴着法军的胜利步伐，这是多么绝妙的讽刺啊！

《女疯子》揭露了普鲁士侵略军把一个女疯子扔到树林里被狼吃掉的暴行。《两个朋友》讲述巴黎被围时，两个老人宁死不屈的悲壮故事。《米隆老爹》和《索瓦热老婆婆》的主人公都是勤劳朴实的老农民，他们在普法战争中怀着对普鲁士人杀害亲人的仇恨，向普鲁士士兵进行报复，最后都拒绝敌人的怜悯，英勇就义。《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是一篇充满幽默与讽刺意味的小说，它既揭露了普鲁士士兵的厌战思想，也讽刺了毫无斗志而又谎报军功的法国军官的无耻行径。

普法战争题材的小说在莫泊桑作品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在这些作品中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感情，揭露了法国统治者的无能与自私，表现了侵略者的残暴，歌颂了人民抗敌的勇气。

莫泊桑继承了法国大革命以来，“天赋人权”的进步思想，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仅讴歌了人民在普法战争中英勇抗敌的精神，更饱含激情地描述了人民大众的苦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穷人的日子已经够苦，若是残废人，命运就更悲惨了。关于这些被侮辱与迫害的小人物悲惨命运的作品有：《瞎子》和《乞丐》，这两篇作品的主人公，一个双目失明，一个双腿残废，两个苦命人一个连冻带饿，死在大雪纷飞的原野上，一个关押在宪兵的监牢里，第二天一清早来审讯他时，已经死在地上。《衣橱》和《港口》写的是妓女的苦难。前一篇写一个妓女在接客时，不得不把儿子藏在衣橱里，时间一长，孩子睡着了，从椅子上跌下来。后一篇写一个家庭因流行病而家破人亡，失去亲人的女孩沦为妓女，没想到有一次接待的嫖客竟是流浪在外的亲哥哥。读了这类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莫泊桑对弱者的同情，也不难发现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谴责。有位学者说得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整一部用短篇形式写的无比真实的《悲惨世界》。”

莫泊桑长期在海军部和公共教育部当小职员，这使他非常熟悉小职员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人群的某些不良品质。莫泊桑创作了一大批这类题材的杰作。其中最为有名的当数《我的于勒叔叔》。小说展示了一个穷酸的公务员的一家人，期待有钱的叔叔的归来改变他们的家庭窘况，后来，当他们发现叔叔是个贫穷的卖牡蛎的流浪汉时，又生怕被他认出，悄悄地远远躲开。故事充分显示出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项链》是又一篇传世佳作，讲述了一个爱慕虚荣的公务员的妻子可悲可叹的故事。这方面的名篇还有很多，如：《一家人》、《骑马》、《珠宝》、《雨伞》、《散步》等。

莫泊桑认为人的幸福和全部生活意义都是和女人，和爱情分不开的，因而他总是热情地描写女人和对女性的爱恋，勇敢地赞美男女之间的爱情。在《月光》里，他写了一个对妇女，对爱情极度歧视的神父，是如何在如画的月夜里，被纯真的爱情感动得无比羞愧，从而说明了爱情的伟大力量。他的另一篇小说《幸福》，歌颂了一对冲破门户之见获得幸福的青年。再如《西蒙的爸爸》、《马丹姑娘》等，都向读者讲述了在纸醉金迷的世界里高尚的爱情故事。面对现实生活，莫泊桑也写了《遗嘱》等小说，表现了门第与金钱是如何扭曲了爱情与婚姻，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和令人发指的丑剧。

莫泊桑留下的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其神来之笔，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使我们能够对那一时期的法兰西社会特征，有一个深刻而生动形象的认识，并且能够引起我们无穷的回味。我们不能不折服他那神奇的艺术魅力。这儿让我们对他的写作技巧与艺术表现手法略作分析。

一、力求反映出生活的真实面貌。这是莫泊桑的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重要标志。莫泊桑到过许多地方，交游也颇为广阔，但他几乎只写他熟悉的诺曼底农民和巴黎市民，因此他的作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他笔下的人物也个个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其原因就在于他了解这些地方和人物。他的作品大多从生活中取一个片断，选一个场景，找一个人物来写，平淡真实得犹如生活本身一样，不追求离奇的情节，惊人的效果。《西蒙的爸爸》、《月光》就是这样的作品，没有什么曲折的情节，却能让你感到一种美。

这并不是说莫泊桑把生活中的一切，不加选择地“真实”地搬到作品中去。这儿说的“真实”是指艺术上的真实，即典型化了的真实。莫泊桑善于从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中选取富有典型的人物、事件或生活中的某些片断，巧妙地组成一篇篇短小精彩的小说，以小见大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羊脂球》中的人物，都是作者精心挑选的，他们代表了当时社会中各个阶层、党派、集团，既体现了他们所属的阶层、党派和集团的“共性”，同时又各具“个性”，人人都是典型，从而生动地显现了普法战争时期的法国社会风貌。这正是典型化的艺术魅力和艺术功能之所在。

二、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尽管他的作品大多写的是凡人小事，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相似之处，但我们在阅读时却无雷同之感，其原因就在于他的表现手法是变化多端的。读者不妨把《项链》与《珠宝》进行比较性阅读和研究，这样你对莫泊桑的艺术技巧就会有较深刻的理解。

尽管莫泊桑小说具有千变万化的艺术特点，但都显得平淡而自然，毫无人工斧凿的痕迹。这种寓美和新颖于平淡自然之中的手法乃上乘之手法。

三、精致细腻的描写。莫泊桑师从福楼拜，学会了细致地观察事物，临摹事物的高超本领。他在创作时总是能选取最生动、最形象、最有表现力的细节，着力地加以描写，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因而在阅读中得到极大的艺术享受，不由令人拍案叫绝。在《羊脂球》中，他描写了几个上流社会人物打哈欠的神情，生动地再现了这些人的丑恶形象和不同的身份。这使我们不能不佩服他那高超的艺术技巧。

莫泊桑的小说语言被公认是最规范的法语。我们在翻译时字斟句酌，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力争做到准确、生动和优美。

我们精选的莫泊桑的这些中短篇小说中，有的是喜剧，让人忍俊不禁；有的是悲剧，使人潸然泪下；也有悲喜剧，令人欲哭无泪，欲笑又止。但不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都能发人深思，使人感悟人生的某种道理。对我们广大读者来讲，它的启发作用必然会是深刻的，广泛的。

译者

二〇〇五年五月上海

- 西蒙的爸爸

- 羊脂球

- 一家人

- 在一个春天晚上

- 在河上

- 瞎子

- 修软垫椅的女人

- 皮埃罗

- 月光

- 遗嘱

- 小步舞

- 巴蒂斯特太太

- 女疯子

- 骑马

- 两个朋友

- 在海上

- 珂珂特小姐

- 珠宝

- 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

- 旅途上

- 米隆老爹

- 我的于勒叔叔

- 一场决斗

- 马丹姑娘

- 泰奥迪尔·萨博的忏悔

- 族间仇杀

- 等待

- 勋章到手了！

- 绳子

- 初雪

- 老人

- 洗礼

- 保护人

- 雨伞

- 项链

- 索瓦热老婆婆

- 乞丐

- 幸福

- 小酒桶

- 散步

- 归来

- 衣橱

- 俘虏

- 一次政变

- 图瓦

- 高山客栈

- 流浪汉

- 男爵夫人

- 港口

西蒙的爸爸

十二点的钟声刚刚敲过，学校的大门就开了，孩子们争先恐后，你推我挤地涌出来。可是，他们不像平日那样很快散开，回家去吃中饭，却在离校门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三五成群地低声谈论。

原来是这天早上，布朗肖大姐的儿子西蒙第一次到学校里来上课了。

他们在家里都听人谈论过布朗肖大姐。虽然在公开场合大家表示很欢迎她，可是那些做母亲的在私下里却对她抱着一种同情里带点轻蔑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孩子，不过他们并不明白究竟为什么。

西蒙呢，他们不认识他，因为他从来不出来，没有跟他们在村里的街道上或者河边玩过。因此，他们谈不上喜欢他；他们怀着愉快里掺杂着相当惊奇的心情，听完了又互相转告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说的这句话：

“你们知道吧……西蒙……嘿嘿，他没有爸爸。”

瞧他眨着眼睛的那副狡猾神气，仿佛他知道的事情还不止这一点呢。

布朗肖大姐的儿子也在校门口出现了。

他七八岁，面色有点苍白，身上挺干净，态度羞怯得几乎显得不自然。

他正准备回家去。这当儿，一群群还在交头接耳的同学，用孩子们想干坏事时才有的那种狡猾残忍的眼光望着他，慢慢地跟上来，把他围住。他惊奇而又不安地站在他们中间，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那个报告消息的大孩子一看自己的话已经发生作用，就神气十足地问他：

“你叫什么？”

他回答：“西蒙。”

“西蒙什么呀？”对方又问。

这孩子慌慌张张地又说了一遍：“西蒙。”

大孩子冲着他嚷嚷起来：“西蒙后面还得有点什么……西蒙……这不是一个姓。”

他差点哭出来，第三次回答：“我就叫西蒙。”

淘气的孩子们都笑了。那个大孩子越发得意，提高了嗓门说：“你们都看见了吧，他没有爸爸。”

一阵寂静。一个小孩居然没有爸爸，这真是一件稀奇古怪、不可能有的事，孩子们听得一个个都呆住了。他们把他看成一个怪物，一个违反自然的人；他们感到，他们母亲对布朗肖大姐的那种一直无法解释的轻蔑，在他们心里增加了。

西蒙呢，他赶紧靠在一棵树上，才算没有跌倒；仿佛有一桩无法弥补的灾难一下子落在他的头上。他想替自己辩解，可是他想不出话来回答，来驳倒他没有爸爸这个可怕的事实。他脸色惨白，最后不顾一切地朝他们嚷道：“我有，我也有一个爸爸。”

“他在哪儿？”大孩子问。

西蒙答不上来，因为他不知道。孩子们很兴奋，嘻嘻哈哈笑着。这伙跟禽兽差不了多少的乡下孩子，突然间有了一种残忍的欲望；也就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同一个鸡窝里的母鸡，发现它们中间有一只受了伤的时候，就立刻扑过去结果它的性命。西蒙忽然发现一个守寡的邻居的孩子。西蒙一直看见他像自己一样，孤零零跟着母亲过日子。

“你也没有爸爸，”西蒙说。

“你胡说，”对方回答，“我有。”

“他在哪儿？”西蒙追问了一句。

“他死了，”那个孩子骄傲万分地说，“我爸爸，他躺在坟地里。”

在这伙小淘气鬼中间升起一片嗡嗡的赞赏声，倒好像爸爸躺在坟地里的这个事实抬高了他们的一个同学，贬低了那没有爸爸的另一个似的。这些小家伙的父亲大多数是坏蛋、酒徒、小偷，并且是虐待妻子的人。他们你推我搡，越挤越紧，仿佛他们这些合法的儿子想把这个不合法的儿子一下子挤死。

有一个站在西蒙对面的孩子，突然嘲弄地朝他伸了伸舌头，大声说：

“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西蒙双手揪住他的头发，狠狠地咬他的脸，还不停地踢他的腿。一场恶斗开始了。等到两个打架的被拉开，西蒙已经挨了打，衣服撕破，身上一块青一块紫，倒在地上，那些小无赖围着他拍手喝彩。他站起来，随手掸了掸小罩衫上的尘土，这当儿有人向他喊道：

“去告诉你爸爸好了。”

这一下他觉着什么都完了。他们比他强大，他们把他打了，而且他没法回答他们，因为他知道自己真的没有爸爸。他自尊心很强，想忍住往上涌的眼泪，可是才忍了几秒钟，就憋得透不过气来，不由得悄悄地抽噎，浑身抖个不停。

敌人中间爆发出一片残忍的笑声。像在狂欢中的野人一样，他们很自然地牵起手来，围着他一边跳，一边像唱叠句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叫：“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可是西蒙忽然不哭了。他气得发了狂，正好脚底下有几块石头，他拾起来，使劲朝折磨他的那些人扔过去。有两三个挨到了石头，哇哇叫着逃走。他那副神情非常怕人，其余的孩子也慌了。像人群在情急拼命的人面前，总要变成胆小鬼一样，他们吓得四散奔逃。

现在只剩下这个没有爸爸的小家伙一个人了，他撒开腿朝田野里奔去，因为他回想起一件事，于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他想投河自杀。

他想起的是一个星期以前，有一个靠讨饭过日子的穷鬼，因为没有钱，投了河。捞起来的时候，西蒙在旁边；这个不幸的人，西蒙平时总觉得他怪可怜的，又脏又丑，可是当时脸色苍白，长胡子湿淋淋的，眼睛安详地睁着，那副宁静的神情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围有人说：“他死了。”又有人补了一句：“现在他可幸福啦。”西蒙也想投河，因为正像那个可怜虫没有钱一样，他没有爸爸。

他来到河边，望着流水。几条鱼儿在清澈的河水里追逐嬉戏，偶尔轻轻地一跃，叼住从水面上飞过的小虫。他看着看着，连哭也忘了，因为鱼儿捕食的手段引起他很大的兴趣。然而，正如风暴暂时平静了，还会突然有阵阵的狂风把树木刮得哗哗乱响，然后又消失在天边一样，“我要投河，因为我没有爸爸，”这个念头还不时地夹着强烈的痛苦涌回他的心头。

天气很热，也很舒适。和煦的阳光晒着青草。河水像镜子似的发亮。西蒙感到几分钟的幸福和淌过眼泪以后的那种困倦，恨不得躺在暖烘烘的草地上睡一会儿。

一只绿色的小青蛙从他脚底下跳出来。他想捉住它，可是它逃走了。他追它，一连捉了三次都没有捉到。最后他总算抓住了它的两条后腿；看见这个小动物挣扎着想逃走的神气，他笑了出来。它缩拢大腿，使劲一蹬，两腿猛地挺直，硬得像两根棍子；围着一圈金线的眼睛瞪得滚圆；前腿像两只手一样地舞动。这让他想起了一种用狭长的小木片交叉钉成的玩具，就是用相同的动作来操纵钉在上面的小兵的操练。随后，他想到了家，想到了母亲，非常难过，不由得又哭起来。他浑身打颤，跪下来，像临睡前那样做祷告。但是他没法做完，因为他抽抽搭搭哭得那么急，那么厉害，完全不能左右自己了。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看，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突然一只沉重的手按在他肩上，一个粗壮的声音问他：“什么事叫你这么伤心呀，小家伙？”

西蒙回过头去。一个长着拳曲的黑胡子和黑头发的高个儿工人和蔼地看着他。他眼睛里、嗓子里满是泪水，回答：

“他们打我……因为……我……我……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怎么，”那人微笑着说，“可是人人都有爸爸呀。”

孩子在一阵阵的悲伤中，困难地回答：“我……我……我……没有。”

工人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认出了这是布朗肖大姐的孩子；虽然他到当地不久，可是他已经隐隐约约地知道一些她过去的情况。

“好啦，”他说，“别难过了，我的孩子，跟我一块去找妈妈吧。你会有……会有一个爸爸的。”

他们走了，大人搀着小孩的手。那人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因为去见见这个布朗肖大姐，他是不会感到不高兴的，据说，她是当地最美丽的姑娘中的一个；也许他心里还在这么想：一个失足过的姑娘很可能再一次失足。

他们来到一所挺干净的白色小房子前面。

“到啦，”孩子说完，又叫了一声：“妈妈！”

一个女人走了出来。工人立刻收住笑容，因为他一看就明白，跟这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儿姑娘，是再也不可以开玩笑的了。她严肃地立在门口，仿佛不准男人再跨过门槛，走进这所她已经在里面上过一个男人当的房子。他神色慌张，捏着鸭舌帽，结结巴巴地说：

“瞧，太太，我给您把孩子送来了，他在河边上迷了路。”

可是西蒙搂住母亲的脖子，说着说着又哭起来了：

“不，妈妈，我想投河，因为别人打我……打我……因为我没有爸爸。”

年轻女人双颊烧得通红，心里好像刀绞；她紧紧抱住孩子，眼泪扑簌簌往下淌。工人站在那儿，很感动，不知道应该怎样走开。可是，西蒙突然跑过来，对他说：

“您愿意做我的爸爸吗？”

一阵寂静。布朗肖大姐倚着墙，双手按住胸口，默默地忍受着羞耻的折磨。孩子看见那人不回答，又说：

“您要是不愿意，我就再去投河。”

那工人把这件事当做玩笑，微笑着回答：

“当然喽，我很愿意。”

“您叫什么？”孩子接着问，“别人再问起您的名字，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了。”

“菲列普，”那人回答。

西蒙沉默了一会儿，把这个名字牢牢记在心里，然后伸出双臂，无限快慰地说：

“好！菲列普，您是我的爸爸啦。”

工人把他抱起来，突然在他双颊上吻了两下，很快地跨着大步溜走了。

第二天，这孩子到了学校，迎接他的是一片恶毒的笑声；放学以后，那个大孩子又想重新开始，可是西蒙像扔石子似的，冲着他的脸把话扔了过去：“我爸爸叫菲列普。”

周围响起了一片高兴的喊叫声：

“菲列普谁？……菲列普什么？……菲列普是个啥？……你这个菲列普是打哪儿弄来的？”

西蒙没有回答；他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用挑衅的眼光望着他们，宁愿被折磨死，也不愿在他们面前逃走。校长出来替他解了围，他才回到母亲那儿去。

一连三个月，高个儿工人菲列普常常在布朗肖大姐家附近走过，有几次看见她在窗口缝衣裳，他鼓足勇气走过去找她谈话。她客客气气地回答，不过始终很严肃，从来没对他笑过，也不让他跨进她的家门。然而，男人都有点自命不凡，他总觉得她在跟他说话的时候，常常脸比平时红。

可是，名誉一旦败坏了，往往很难恢复，即使恢复了也是那么脆弱，所以布朗肖大姐虽然处处小心谨慎，然而当地已经有人在说闲话了。

西蒙呢，非常爱他的新爸爸，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他一天工作结束以后，和他一同散步。他天天按时到学校去，态度庄严地在同学中间走过，始终不去理睬他们。

谁知有一天，带头攻击他的那个大孩子对他说：

“你撒谎，你没有一个叫菲列普的爸爸。”

“为什么没有？”西蒙激动地问。

大孩子得意地搓着手，说：

“因为你要是有的话，他就应该是你妈的丈夫。”

在这个正当的理由面前，西蒙窘住了，不过他还是回答：“他反正是我的爸爸。”

“这也可能，”大孩子冷笑着说，“不过，他不完全是你的爸爸。”

布朗肖大姐的儿子垂下头，心事重重地朝卢瓦宗老大爷开的铁匠铺走去。菲列普就在那里干活儿。

铁匠铺隐没在树丛里。铺子里很暗，只有一只大炉子的红火，一闪一闪，照着五个赤着胳膊的铁匠，叮当叮当地在铁砧上打铁。他们好像站在火里的魔鬼似的，两只眼睛紧盯着捶打的红铁块。他们的迟钝的思想也在随着铁锤一起一落。

西蒙走进去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他悄悄走过去拉了拉他的朋友的袖子。他的朋友回过头来。活儿顿时停下来，所有的人都很注意地瞧着。接着，在这一阵不常有的静寂中，响起了西蒙尖细的嗓音：

“喂，菲列普，刚才米肖大婶的儿子对我说，您不完全是我的爸爸。”

“为什么？”工人问。

孩子天真地回答：

“因为您不是我妈的丈夫。”

谁也没有笑。菲列普一动不动地站着，两只大手扶着直立在铁砧上的锤柄，额头靠在手背上。他在沉思。他的四个伙伴望着他。西蒙在这些巨人中间，显得非常小；他心焦地等着。突然有一个铁匠对菲列普说出了大家的心意：

“不管怎么说，布朗肖大姐是个善良规矩的好姑娘，虽然遭到过不幸，可是她勤劳、稳重。一个正直人娶了她，准是个挺不错的媳妇。”

“这倒是实在话，”另外三个人说。

那个工人继续说：

“如果说这位姑娘失足过，难道这是她的过错吗？别人原答应娶她的；我就知道有好些如今非常受人敬重的女人，从前也有过跟她一样的遭遇。”

“这倒是实在话，”三个人齐声回答。

他又接着说下去：“这个可怜的女人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吃了多少苦，她自从除了上教堂，再也不出大门以后，又流了多少眼泪，那只有天主知道了。”

“这也是实在话，”其余的人说。

接下来，除了风箱呼哧呼哧扇动炉火的声音以外，什么也听不到了。菲列普突然弯下腰，对西蒙说：

“去跟你妈说，今儿晚上我要去找她谈谈。”

他推着孩子肩膀把他送出去。

接着他又回来干活儿；猛然间，五把铁锤同时落在铁砧上。他们就这样打铁一直打到天黑，一个个都像劲头十足的铁锤一样结实、有力、欢畅。但是，正如主教大堂的巨钟在节日里敲得比别的教堂的钟更响一样，菲列普的铁锤声也盖住了其余人的锤声，他一秒钟也不停地锤下去，把人的耳朵都给震聋了。他站在四溅的火星中，眼睛里闪着光芒，热情地打着铁。

他来到布朗肖大姐家敲门的时候，已经是满天星斗了。他穿着节日穿的罩衫和干净的衬衣，胡子修剪得很整齐。年轻女人来到门口，很为难地说：“菲列普先生，像这样天黑以后到这儿来，不大合适。”

他想回答，可是他望着她，结结巴巴地不知说什么好了。

她又说：“不过，您一定了解，不应该让人家再谈论我了。”

这时，他突然说：

“只要您愿意做我的妻子，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回答，不过他相信他听到阴暗的房间里有人倒下去。他连忙走进去；已经睡在床上的西蒙听到了接吻声和他母亲低声说出来的几句话。接着，他突然被他的朋友抱起来。他的朋友用一双巨人般的胳膊举着他，大声对他说：

“你可以告诉你的同学们，你的爸爸是铁匠菲列普·雷米，谁要是再欺侮你，他就要拧谁的耳朵。”

第二天，学生们都来到了学校，快要上课的时候，小西蒙站起来，脸色苍白，嘴皮打着颤，用响亮的声音说：“我的爸爸是铁匠菲列普·雷米，他说谁要是再欺侮我，他就要拧谁的耳朵。”

这一次再没有人笑了，因为大家都认识这个铁匠菲列普·雷米，有他这样的一个人做爸爸，不管是谁都会感到骄傲的。

郝运译

羊脂球

一连好几天，溃退中的残军穿城而过。那已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军队，只是一些七零八落的散兵游勇。那伙人的胡子又长又脏，军服破烂不堪；他们的步伐有气无力，没有军旗，也没有团帜。所有的人似乎都垂头丧气，疲惫不堪，脑子里迷迷糊糊，想不出一个念头，拿不定一个主意；他们仅仅依着惯性才在向前移动，只要一停下来便会累倒。人们看到的大多是一些被征入伍的人，昔日爱好和平、与世无争的以年金为生的人，而今都被沉重的枪支压弯了腰；另外一些是年轻机灵的国民别动队[1]，他们很容易受惊，也很容易冲动，随时准备进攻，也随时打算逃跑；还有几个混杂在这些人中间的穿红裤子的正规军步兵，他们是在一次大战役中伤亡惨重的某师的残余；还有一些和各色各样的步兵排在一起的穿深色军服的炮兵；偶尔还有个把戴着闪闪发亮的头盔的龙骑兵，他们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随着步兵们比较轻松的步伐向前走着。

接着，有着英勇称号的自由射手[2]的队伍——“复仇雪耻队”，“墓中公民队”，“勇往直前敢死队”——也过去了，他们的相貌神态跟土匪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的长官，有的从前是做呢绒生意或者粮食生意的，有的曾经是油脂商或是肥皂商；他们因形势所迫才成了军人，并由于他们的财产多或者胡子长而被任命为军官。他们全身都佩挂着武器，穿着镶嵌金线的法兰绒军服，讲话时声音洪亮，经常讨论作战计划，并断言垂危的法国全是靠了他们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的肩膀才得以支撑到今天。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部下，因为那些兵虽然勇猛无比，却都是些偷盗成性、沉湎于酒色的暴徒。

据说普鲁士军队决要进鲁昂[3]了。

两个月来，国民自卫军[4]一直在近郊的树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有时候还开枪误杀了自己的哨兵。哪怕是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稍有动作，他们就准备开战；现在他们都已逃回到自己家里。他们的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时在三法里[5]方圆之内拿来吓唬国道上的里程碑的所有杀人器械，一下子都无影无踪了。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终于刚刚渡过了塞纳河，准备取道圣塞维尔和阿沙尔堡抵达奥德梅尔桥[6]。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心灰意冷，带着这些残兵败将，再也无能为力了。一个素享英勇盛名，习惯于克敌制胜的民族，竟然遭到如此的惨败而崩溃，连将军自己也丧魂落魄了。他由左右两名副官陪伴，徒步走着。

此后，城市便笼罩在一片深沉的寂静之中，人们默默无言、惶恐不安地等待着。许多大腹便便的，做生意做得磨尽了男子气的老板们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战胜者的到来，一想起那些人也许会把他们的烤肉铁扦或者大厨刀当作武器论处便心惊肉跳。

生活好像停止了；店铺关着门，街上静悄悄的。偶尔出现个居民，也被这种寂静吓坏了，急忙贴着墙脚一溜而过。

等待引起的焦虑不安反而使人希望敌人早日来到。

在法国军队撤走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普鲁士枪骑兵，飞一般地从城中穿过。随后，过了一些时候，从圣卡特琳坡道[7]下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马，与此同时，从通往达内塔尔和布瓦纪尧姆[8]两条大路上也出现了两大股入侵者。这三支队伍的先头部队恰好同时来到市政府广场会合。接着，德国军队便从附近的各条大街小巷上汇拢过来了，一营接着一营，迈着沉重而有节奏的步伐踩得石板路面槖橐作响。

沿着那些仿佛是无人居住的、死气沉沉的房子，传来了一阵阵陌生的、喉音很重的[9]口令声；就在这时候，在紧闭着的百叶窗后面，无数只眼睛在窥探着这些胜利者，他们根据“战时法”，可以主宰人们的财产，也可主宰人们的生命。居民们躲在被他们遮得漆黑的房间里吓得胆战心惊，就像遇到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不论有多大的才智和多大的力量也无法抗拒。每当事物的正常秩序被打乱，安全不复存在，人类的法律和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暴力来摆布时，人们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地震把整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面；泛滥的江河冲走淹死的农民、牛的尸体和房子的屋梁；打了胜仗的军队屠杀自卫者，带走俘虏，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隆隆的炮声感谢天主；所有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灾祸，动摇了我们对永恒的正义的信念，也使我们不能像有人教导我们的那样，再去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在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人数不多的小分队在敲门，跟着便走进屋里。这是入侵以后接踵而来的占领行动。战败者开始履行义务了，他们对战胜者必须和颜悦色，百依百顺。

过了一些时候，入侵者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了，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的气氛。在很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上了主人家的餐桌。有的军官也颇有教养，出于礼貌，还对法国表示同情，说自己参加这场战争是身不由己，内心是十分厌恶的。人们当然对他的这种感情表示感谢，更何况有朝一日也许还需要他的保护呢。再说，笼络好了他，说不定还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既然一切都得听凭他的摆布，那又何必去得罪他呢？而真要去冒犯他的话，与其说是勇敢，还不如说是鲁莽，而鲁莽这种毛病，鲁昂的市民不会再犯，因为他们当年英勇保卫鲁昂而使这座城市名扬天下的时代[10]已经过去了。最后他们从法国人待客的礼仪中找到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只要在公共场合不跟外国士兵表示亲热，在自己家里以礼待人还是允许的。于是，在公共场合，大家视同陌路，而在家里就谈笑风生，以致每天晚上，德国军官待在主人家里壁炉前烤火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即使城市本身也慢慢地恢复了往日的面貌，法国人依然不常出门，可是普鲁士兵在街上已经比比皆是。再说，那些穿着蓝色制服的骠骑兵虽然神气活现地挎着又长又大的杀人武器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可是他们那副对普通老百姓的轻蔑神态，也不见得比去年在这几家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厉害。

不过在空气中总多了点儿什么东西，一种不可捉摸的、陌生的东西，一种使人难以忍受的异样的气氛，好像有一种气味散播开来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充塞了各家各户和公共场所，改变了饮食的口味，使人感到仿佛旅居在遥远的，既野蛮又可怕的部落之中。

战胜者索取钱财，并贪得无厌。居民们总是如数照付，反正他们有的是钱；可是一个诺曼底[11]商人越是有钱就越吝啬，当他们在作出任何一点儿牺牲，看到自己的任何一点儿财产落到别人的手里时，心里就越感到痛苦。

与此同时，沿着城外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在克鲁瓦塞，迪耶普达尔或者比埃萨尔[12]附近，经常有船民和渔夫从水底下捞到穿着军服、浸得胀胖了的德国人的尸体；这些人有的是被一刀砍死的或是被一脚踢死的，也有被当头一石头砸死的，或是被人从桥上推下水去淹死的；河底的淤泥掩藏着这种在暗中进行的、野蛮的和合法的报复行动；那些不为人知的英雄行为和无声的袭击，比光天化日下进行的战斗更加危险，可是没有扬名天下的荣耀。

因为对外族人的仇恨，总能激起一些大无畏的勇士，使他们随时准备为某种理想献出生命。

侵略者虽然迫使全城居民都屈从于他们铁的纪律，可是据传他们在胜利的进军中所干的勾当，在这里却一件都没有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当地大商人想重新经商的念头又蠢蠢欲动。有几个商人在当时还被法军据守的勒阿弗尔[13]有大笔投资，所以他们很想试探一下，从陆路先去迪耶普[14]，然后再从那儿搭乘海船转赴那个港口。

他们借助于几个熟悉的德国军官的势力，终于从总司令部弄到了一张离境许可证。

于是，为了这趟旅行，定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驿车，有十个人在车行里订了坐位。他们决定在星期二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以免招来许多人围观。

好些天以来，由于天气严寒，地面冻得硬邦邦的。到了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光景，来自北方的乌云，带来了一场大雪，从下午一直不停地下到晚上，接着又下了整整一夜。

清晨四点半，旅客们聚集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他们要在那儿上车。

这些人还没有完全睡醒，身子披着毯子，还是冷得瑟瑟发抖。在黑暗中彼此都看不清楚；他们都穿着厚厚的冬衣，看上去就像一些穿着教士长袍的胖神父。不过有两个男人相互认出来了，第三个也凑了过去，一起交谈起来。一个说：“我把我的妻子带去。”另两个说：“我也带走，”“我也一样。”第一个又接着说：“我们不再回鲁昂了；如果普鲁士人向勒阿弗尔推进，我们就到英国去。”他们三人的计划相同，因为他们的性格相似。

还是没有人来套车。一个马夫提着一盏小风灯不时地从一扇黑洞洞的门里走出来，接着又马上钻进了另一扇门。可以听见马蹄跺地的声音，声音不大，因为地上有厩肥和垫草，屋子深处传来一个男子骂骂咧咧跟牲口说话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铃铛声说明有人在套马具；这种轻微的响声很快变成了一种清脆的、持续不断的铃铛颤动声，这个铃声随着马的动作时快时慢，有时声息全无，有时又突然一阵剧响，同时还伴着铁蹄跺地的沉闷的声音。

门又突然关上了，所有的声音都没有了。那几位被冻僵了的财主都不说话了，他们一动不动地、直撅撅地呆在那里。

延绵不断的白色的雪花织成了一幅帷幕，一面向大地垂落下来，一面发出闪烁不停的光芒；它使万物都渐渐地变得模糊不清，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冰沫子。在这宁静的、被掩埋在严寒的冬天里的一片寂静中，只听见雪花飘落时那种模糊的，不可名状的窸窸窣窣的摩擦声；与其说这是一种声音，还不如说这是一种感觉，这些掺混在一起的轻飘飘的细屑，仿佛充填了空间，覆盖了世界。

马夫提着小风灯又出来了，手里牵着一匹垂头耷脑不想跟着出来的马。他把马拉到车辕跟前，系上缰绳，又围着马车周围转了很久，才把马具套好，因为他一只手提着小风灯，只能用另一只手干活。正当他准备去牵第二匹马时，发现那几位旅客全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上已盖满白雪，便对他们说：“你们干吗不上车呀，至少车厢里没有风雪。”

刚才，大概谁都没有想到可以上车，一经提醒便一窝蜂拥了过去，那三个男人先把他们的妻子安顿在车厢的尽头，随后自己上了车，接着是另外几个戴着面纱的、模模糊糊的身影登上车，坐到剩下的几个空位子上，互相之间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车厢的地板上铺着麦秸，大家的脚都埋在里面。坐在车厢深处的那几位太太，都随身带着烧化学炭的铜质小手炉；她们点燃了化学炭，轻声数说着这种手炉的优点，其实这种几经重复讲述的事情，她们全都早已知道了。

马车总算套好了；原来是四驾马车，因为车重，路滑难行，于是又加套了两匹。有人在车外问道：“都上车了吗？”车内有人回答：“全上车了。”于是，马车出发了。

马车走得很慢很慢，一小步一小步地行进着。车轮陷在积雪里，整个车厢咯吱咯吱地低声呻吟，六匹马一走一滑，气喘吁吁，全身冒着热气。车夫手里那条又粗又长的鞭子不时地噼啪作响，四处飞舞，像一条游蛇一样时而卷拢，时而展开；有时候鞭子突然抽打在一只圆鼓鼓的马屁股上，马儿便用力地往上一耸。

这时天色已不知不觉地亮起来了。那一阵阵轻盈的雪花，也就是车厢里一位土生土长的鲁昂人旅客比作的棉花雨[15]，不再下了。一道淡淡的光线透过大块大块的乌云投射到地面；乌云密布的天空把白茫茫的田野反衬得更加耀眼，田野上时而露出一排披着霜衣的大树，时而露出一座座盖着积雪的茅屋。

在车厢里，借着清晨黯淡的光线，大家相互好奇地打量着。

车厢里面最舒服的位子上，坐着的是大桥街[16]一家葡萄酒批发商行的老板鸟先生夫妇，他们俩正面对面坐着打瞌睡。

鸟先生原是一家商店的伙计，东家做生意破产以后，他盘下了铺子，后来发了财。他专门把劣质酒以低价批给乡下来的零售商，因此在他的朋友和熟人中间，他被看作是一个狡猾的奸商，一个脸上笑嘻嘻、肚子里诡计多端的真正的诺曼底人。

他这种奸商的名声已经家喻户晓了，以致有一天，在省政府的晚会上，一位当地的名人，文笔犀利而细腻的寓言歌谣作家图尔内先生，看到有几位太太有点儿睡意，便提议她们玩“鸟儿飞”[17]的游戏；这个双关妙语顿时从省长的客厅飞到了全城居民家家户户的客厅，使得全省的人都咧开大嘴嘻嘻哈哈地笑了整整一个月。

鸟先生之所以出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喜欢跟人恶作剧，开各种各样善意或恶意的玩笑；所以无论谁只要一提到他，就马上会加上一句：“这只鸟，真是个活宝！”

他身材矮小，却挺着一个圆鼓鼓的大肚子，肚子上面就顶着他那张夹在两片灰白颊须之间的红扑扑的脸。

他的妻子却是个高大、强壮、行事果断的人，她说话嗓门大，一会儿一个主意，掌管着店里的一切事务和财务。鸟先生就用她生气勃勃的活动来活跃店里的气氛。

坐在他们两人身旁的是卡雷-拉马东夫妇，他俩属于一个更高的阶层。卡雷-拉马东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棉纺界举足轻重，拥有三家棉纺厂，得过国家四级荣誉勋章，还是省议会的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18]，他一直是一个温和的反对派的领袖；他之所以要扮演这个角色，惟一的目的是为了用钝头武器——这是他自己的说法——攻击对方，然后再表示赞成，以便得到更高的报偿。卡雷-拉马东太太比她的丈夫要年轻得多，鲁昂驻军中出身名门的军官经常能在她身上得到安慰。

此刻，她坐在丈夫的对面，娇小、漂亮，蜷缩在皮大衣里，正神情沮丧地看着简陋的车厢里惨淡的情景。

坐在他们俩身旁的是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他们的姓氏是诺曼底省最古老、最高贵的姓氏之一。伯爵是个气度不凡的老绅士，他在服饰上精心打扮，想方设法突出他和亨利四世[19]国王的天生相似之处；根据他们家族中一个光荣的传说，亨利四世曾使布雷维尔家族中一个女子珠胎暗结，该女子的丈夫因此被晋封为伯爵，并当上了省长。

于贝尔伯爵和卡雷-拉马东先生一样，是省议会的议员，是全省奥尔良派[20]的代表。他怎么会娶了南特[21]一个小船主的女儿，这件事始终是个难解之谜。不过伯爵夫人雍容大度，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据说她还曾博得过路易-菲力浦[22]的一位王子的垂爱，所以整个贵族阶级对她都热情相待；她家的客厅在本地始终是首屈一指，是惟一保持着昔日高雅情调的地方，要踏进去是很不容易的。

布雷维尔家的产业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有五十万法郎的收入。[23]

这六个人是这辆车上的基本旅客，他们是社会上有丰厚收入、生活安定、有权有势的人，同时也是一些信奉宗教，崇尚原则的正人君子。

由于一种奇怪的巧合，三位太太全都坐在同一条长凳上；坐在伯爵夫人旁边的是两位修女，她们手里拨拉着长串的念珠，嘴里嘟哝着《天主经》和《圣母经》。其中年老的一个满脸都是麻子，仿佛曾迎面挨过一大片霰弹子儿以的；另一个很瘦弱，脸蛋漂亮，但病容满面，胸部瘪塌。看得出这个胸部正被那种使人殉道，教人发狂，噬人心灵的信仰蚕食着。

坐在两个修女对面的一男一女，是所有人目光注意的中心。

那个男的颇有点名气，是被称为民主党人的科尔尼代，也是一切有身分的人眼中的危险人物，二十年来，他出入所有有民主倾向的咖啡馆，他那把红棕色大胡子经常泡在那儿的大杯啤酒里。他的父亲原本是个糖果商，给他留下一份相当可观的产业，被他和他的兄弟朋友们吃了个精光；于是他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共和国的诞生，希望最终获得他为了革命喝了那么多啤酒以后应得的地位。在九月四日[24]那一天，也许是有人存心作弄他，他以为自己已被任命为省长，可是就在他去上任时，当时是办公室惟一主人的那些杂役却都拒绝承认他，逼得他不得不退了出来。不过，他倒确实是个好小伙子，与人无争，乐于助人，因此他在布置本地区防御工程时的热情是谁也比不上的。他曾经叫人在平原上挖了一些坑，把附近树林里的小树全部砍倒，在各条大路上设下陷阱。在敌军逼近时，他对自己所做的这些战备工作颇感满意，便马上撤回城里去了。现在他以为自己在勒阿弗尔比在这里更能发挥作用，那儿需要马上构筑新的防御工事了。

那个女人呢，是一个被大家称作婊子的人；她由于过早的成熟和过分的丰腴而出了名，得了个名副其实的绰号叫“羊脂球”。她身材矮小，浑身各部分都是圆滚滚的，胖得要流油，连一个个手指也是肉鼓鼓的，只有在节骨周围才有点凹陷，就像是几串短香肠；皮肤绷得紧紧的，富有光泽，丰满的胸脯隔着连衣裙高高耸起。尽管如此，她还是很诱人，追逐她的人多如牛毛，因为她那鲜艳娇嫩的气色，实在叫人看了觉得可爱。她的脸蛋像一只红苹果，又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芍药。脸蛋的上部，闪烁着两只美丽、乌黑的大眼睛，四周遮着一圈又长又浓的睫毛，眼睛里面映出了睫毛的倒影。脸蛋的下部是一张窄窄的迷人的小嘴，嘴唇滋润，仿佛就为接吻而生，嘴里是两排明亮而细小的牙齿。

据说，她还具有许多难以估量的极其宝贵的优点。

当她被人认出以后，在那几位正派女人中间马上便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什么“婊子”啦，“社会的耻辱”啦，尽管这些话是私下里说的，但声音却高得使她不禁抬起了头。她把同车人扫视了一遍，目光大胆且富于挑衅意味，于是车内马上便安静下来；大家都低下了头，除了鸟先生，他还是在用一种轻佻的眼光窥视她。

可是不多一会儿，三位太太之间的交谈又重新开始了。车里因为有了这个妓女，促使她们突然间成了好朋友，几乎可以说是亲密的朋友了。她们好像觉得，在这个不知羞耻的卖淫妇面前，她们应该团结一致，把她们作为有夫之妇的尊严显示出来，因为合法的爱情从来都是高于非法的私情的。

那三个男人同样如此，也因为有科尔尼代在眼前，出于保守派的本能而彼此变得更加亲密了，他们用一种瞧不起穷人的口吻谈论着各自的钱财。于贝尔伯爵谈到了普鲁士人给他造成的损害以及牲畜被抢，庄稼无收等将来会带来的损失；他讲这些话时的口气就像是一个家产万贯的大庄园主那样满不在乎，好像所有这些灾难了不起也只能使他手头不方便一年半载罢了。卡雷-拉马东先生在棉纺业里已遭受过惨重损失，所以他多了一个心眼，汇了六十万法郎到英国去，那是他可以止渴的梨子，以备不时之需。至于鸟先生，他早已有了安排，把地窖里留下的所有的普通葡萄酒，统统卖给了法军后勤部；因此政府欠了他一大笔款子，他一心想到勒阿弗尔去领取。

三位先生一边谈着一边频频交换着友好的目光。虽然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可是由于金钱的关系，他们感到像兄弟一样，都像是手插进裤袋就会弄得金币叮当响的大富翁们结成的大行会中的一员。

驿车走得很慢，到上午十点钟还没有走出四法里。男乘客们已经下了三次车，为了徒步爬过上坡。大家开始担心起来了，因为原来打算到托特[25]吃午饭，而现在看来天黑以前赶到那儿已经没有指望了；每个人都在留意，想在大路旁发现一家小酒店。这时候驿车突然陷进了一堆积雪，花了两个小时才把它拖出来。

大家饥肠辘辘，饿得心中发慌，可是却看不到一个小饭馆或是一家小酒店；因为普鲁士人的日益逼近，饿慌了的法国军人又经常路过，所有的生意买卖都给吓跑了。

每逢途中发现农庄，男乘客们全体出动跑去找吃的，可是他们连一块面包也没找到；心存疑惧的农民们把储存的食品都藏起来了，生怕被士兵们抢走，因为那些大兵什么吃的也没有，看到什么就要抢什么。

到下午一点钟光景，鸟先生公开表示他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大家也饿得和他一样难受；想吃东西的强烈欲望不断增长，使大家失去了谈话的兴致。

不时地有人打呵欠，一个人打了之后，另一个几乎马上就跟着打；于是每个人都轮着打起来。根据各自的性格、教养和社会地位，有的张开嘴巴大声打，有的微微张嘴随即用手挡着冒出的热气轻轻地打。

羊脂球好几次弯下腰去，好像在裙子底下寻找什么东西。她每次都看看旁边的人，迟疑片刻，随后又若无其事地直起了身子。那些人的脸都是苍白的，皱眉蹙额的。鸟先生声称他宁愿出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他妻子做了一个好像表示反对的手势，可是立即又安静下来。每次听到要破费钱财，她总是心里不好受；在这个问题上，她甚至连开玩笑的话都会当真。伯爵说：“我的确也感到不太舒服，我怎么没有想到带些吃的东西呢？”每个人都在这样责怪自己。

而科尔尼代倒是带着一壶朗姆酒；他把这壶酒奉献出来，大家却冷冰冰地回绝了。只有鸟先生接受了，喝了一点儿，在归还酒壶时道谢说：“真是不错，可以暖暖身子，也可骗骗肚子。”酒一下肚，他的兴致又来了；他建议仿效歌谣里唱的在那只小船上的做法，把最胖的旅客分而食之。这句分明是影射羊脂球的话，对有教养的人来说是不堪入耳的，谁都没有答理他，只有科尔尼代先生微微一笑。两个修女已经停止念经，把双手抄在肥大的袖笼里，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直愣愣地低头望着地面，想必是在领受上天赐给她们的痛苦，并以此作为对上天的奉献。

三点钟，马车来到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连一个村子也看不到；羊脂球突然弯下腰去，从长凳下面拖出一只盖着一块白色餐巾的大提篮。

她先从提篮里拿出一只小瓷盆，一只小银杯，随后又拿出一只大瓦钵，里面盛着两只已经切成小块的子鸡，四周是结了冻的酱汁。大家看到提篮里还有别的一包一包的好东西：什么馅饼啊、水果啊、甜食啊，等等，也就是为三天旅程准备的食物，这样在旅途上可以不沾旅店厨房里做出来的任何东西。在这些食品包包的中间还露出四个酒瓶的瓶颈。她拿起一个鸡翅膀，就着一个在诺曼底省称之为“摄政时期”的小面包，慢慢地吃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向她射去，接着，食物的香味很快就传开了，刺激得大家都张大了鼻孔，涎水涌到嘴里，耳朵下面的颌骨也绷得阵阵发痛。几位贵妇人对这个姑娘的憎恶已经到了残酷的程度；她们真想把她宰了，或者把她连同她的酒杯、她的提篮和她的种种食品一起扔到车下雪地里去。

可是鸟先生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那只盛鸡的瓦钵不放。他说：“妙极了，这位太太想得比我们周到。有些人总是样样想得到。”羊脂球抬头望着他说：“您想来一点吗，先生？从早上饿到现在可真够受的。”他欠了欠身子说道：“说句老实话，我还真不能拒绝，我实在撑不住了。打仗的时候就得按打仗时候的规矩办，是不是，太太？”随后他向四周瞟了一眼，接着说：“像现在这种时候，遇到乐于助人的人，可真叫人高兴。”他把身边的一张报纸摊了开来，以免弄脏裤子，随后掏出他一直揣在怀里的一把小刀，用刀尖挑起一只裹满了冻汁的鸡腿，用牙齿把它撕碎，然后有滋有味地细嚼起来，在车厢里引起一片懊丧的叹气声。

不过这时候羊脂球又用谦卑而温和的声音邀请两位修女和她一起分享她的便餐。她们俩马上便接受了，连眼皮也没有抬，只是叽里咕噜地表示了一下谢意，便吃了起来。科尔尼代也没有拒绝他这位邻座女旅伴的邀请，和两位修女一起，把报纸摊在膝盖上，当作饭桌。

几张嘴不停地张开闭拢，闭拢张开，狼吞虎咽般地咀嚼，吞咽。鸟先生在他的角落里吃得起劲，并悄悄地劝他妻子照他的样子做。她拒绝了好一会儿，只是因为后来胃肠抽搐得痛苦难当，才屈服了。于是她的丈夫用非常婉转的话语，请问他们的“可爱的旅伴”是否允许他拿一小块鸡给他的妻子。羊脂球回答说：“可以，当然可以，先生。”一面满脸堆笑地把瓦钵递过去。

当第一瓶葡萄酒的瓶塞打开以后，出现了一个难题：人这么多，酒杯却只有一个。于是只好前一个人喝过以后把杯子抹一下再传给后一个人；惟有科尔尼代，偏偏故意就着羊脂球嘴唇刚刚沾过还没有干的地方喝，这无疑是为了向她献殷勤。

这时候，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和卡雷-拉马东夫妇周围的人都在吃东西，食物散发出来的阵阵香味使他们透不过气来，他们这时正在忍受那种被叫作坦塔罗斯的痛苦[26]的折磨。突然，棉纺厂老板的年轻妻子一声长吁，引得大家都向她转过脸去，只见她脸色白得像车外的积雪，双眼紧闭，脑袋耷拉，已经晕了过去。她的丈夫吓得慌了神，恳求大家帮忙。大家都不知如何办才好；这时候那位年纪比较大的修女，托起病人的头，把羊脂球的酒杯轻轻放进她的嘴唇间，让她喝下几滴酒。那位美丽的太太蠕动了一下，睁开眼睛，露出一丝笑意，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告诉大家，她现在感到好多了。不过，为了防止复发，那位修女又逼她喝了满满一杯酒，随后说：“是饿昏了，没有别的原因。”

这时，羊脂球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她感到很尴尬，看着四个还在挨饿的旅伴吞吞吐吐地说：“天啊，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请这几位先生和太太……”她不再说下去，怕自讨没趣，遭到侮辱。这时候鸟先生开口说话了：“唉，真是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应该相互帮助。来吧，太太们，别客气了，干吗不吃呢！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地方过夜还不知道呢！照现在这个走法，明天中午以前也到不了托特。”那几个人还在犹豫，因为没一个人愿意承担接受这番好意的责任。

还是伯爵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转过头去向着那个怯生生的胖姑娘，装出一副高不可攀的绅士派头，对她说：“我们领情了，谢谢，太太。”

万事开头难。鲁比孔河已经跨过[27]，大家就放开肚皮吃喝了。提篮里的东西吃得精光，里面原来还装着一罐鹅肝酱，一罐云雀酱，一段熏牛舌，一些克拉萨纳梨[28]，一块主教桥[29]出产的软干酪，几块小点心和满满一缸醋泡的乳黄瓜和葱头，全都吃光了；羊脂球和所有的妇女一样，喜欢吃生冷的蔬菜。

既然吃了这个姑娘的东西就不能不跟她讲话；于是开始交谈了，起先还有几分保留，后来见她说话很知道分寸，也就比较随便了。德·布雷维尔太太和卡雷-拉马东太太都是懂得人情世故的，知道怎样对她表示和气而又不失身分；尤其是伯爵夫人，她显出一副跟任何人接触都不怕被玷污的贵妇人的亲切态度，显得格外和蔼。可是那个身强力壮的鸟太太的脑筋还是像宪兵那样顽固不化；她说得很少，吃得很多。

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了战争。他们讲了一些普鲁士人的残暴行为和法兰西人的英勇事迹。这些人自己在忙于逃跑，对别人的勇敢却都表示钦佩。很快各人又谈起自己的经历，羊脂球怀着真挚的激情，用姑娘们表达她们内心的愤怒时常用的激烈语言，把自己是怎样离开鲁昂的经过讲了一遍。“我原来以为可以留在鲁昂的，”她说，“我家里储存了很多食品，我宁愿供养几个士兵也不愿离乡背井到处乱跑。可是当我一看见他们，这些普鲁士人，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把我气得火冒三丈，我羞惭得哭了整整一天。唉，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好了！我一定跟他们拼！我从我的窗口瞧着他们，这些头戴尖顶头盔的大肥猪，我的女用人抓住了我的手，不让我把家具扔下去砸断他们的脊梁骨。后来他们要住到我家里来，第一个走进来我便扑上去掐他的脖子，掐死他们也不见得比掐死其他人难！如果不是有人揪住我的头发往后拉，这个家伙一定被我结果了。打那以后，我只好躲起来。最后，我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上了这辆车。”

大家夸奖了她一番。她的旅伴都没有表现得像她那么勇敢，因此她在他们的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科尔尼代边听边带着传教士常有的赞许和善意的微笑，就像一位神父在听教徒颂扬天主。因为留大胡子的民主党人拥有爱国主义的专利权，正如穿长袍的教士拥有宗教的专利权。轮到他说话时，他用布道者的口吻和从每天贴在墙上的宣言中学来的慷慨激昂的词句讲着，最后他还发表了一段动人的演说词，气势汹汹地把那个“巴丹盖无赖”[30]训斥了一顿。

羊脂球听了却生气了，因为她是崇拜波拿巴[31]的。她的脸涨得比樱桃还红，气得说话也结巴了。她说：“我倒想看看你们坐到他的位子上会怎么样，你们这些人。那就热闹了，肯定是的！这个人！是你们出卖了他，如果老百姓让你们这些混蛋来统治，那么大家就只好离开法国了！”科尔尼代很镇静，脸上还保留着一丝高傲和不屑的微笑，可是大家感觉得到她的脏话就要出口了；幸亏伯爵出来打了圆场，用权威的口吻宣称一切真诚的意见都应当受到尊重，才好不容易把这个姑娘的怒气平了下去。然而伯爵夫人和那位棉纺厂老板的夫人，像所有体面人那样，打心眼里对共和国[32]怀着没来由的憎恨，同时又像所有女人那样，对表面富丽堂皇的专制政府怀有天生的柔情，因此不由自主地对这个妓女有了好感，她的感情是多么崇高，她们彼此又是多么的相像！

一提篮东西已经吃完了，十个人吃完一篮东西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可惜的是为什么提篮不更大一些。谈话仍继续了一会儿，不过东西吃完以后谈话气氛也渐渐冷下来了。

夜幕降临，天色越来越黑，人在消化食物时特别容易感受到寒气，羊脂球尽管身体肥胖也不免直打哆嗦。德·布雷维尔夫人的小手炉从早上到现在已经换过好几次炭，这时候她表示愿意借给羊脂球使用，羊脂球马上便接受了，因为她觉得两只脚早已冻僵。卡雷-拉马东夫人和鸟太太也把各自的小手炉借给两位修女。

车夫已经点上了风灯。强烈的灯光照出了从辕马汗出如渗的臀部冒出的一片热气，也照亮了道路两旁在摇曳的灯光下向后飞驰的积雪。

车厢里已经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突然在羊脂球和科尔尼代之间有一下骚动，鸟先生的双眼在黑暗中搜索，他相信看到那个大胡子的人急速地往旁边一闪，似乎被人不声不响地、狠狠地打了一拳。

大路前方出现了点点火光，那儿就是托特。马车走了十一个小时，加上在路上四次停下来喂马儿吃燕麦和休息的两小时，一共是十三个小时。马车进了小镇，停在通商旅店前面。

车门打开了，一阵相当耳熟的声音使所有的旅客都吃了一惊；那是军刀皮鞘碰击地面的声响，紧接着是一个德国人在高声吼叫的声音。

驿车虽然已经停稳，可是谁也没有下来，仿佛一出车门就会遭到杀身之祸。这时候车夫提着一盏马灯过来了，灯光一下子直照到车厢尽里头，照出两排惊恐不安的面孔；他们因为吃惊和害怕，都张着嘴瞪着眼。

在车夫身旁，灯光下站着一个德国军官，那是一个身材瘦削的高个子青年，金黄色的头发，身子紧紧地裹在军服里，好像一个束胸紧身的姑娘；一只平顶的漆布军帽歪戴在头上，看上去活像一个英国旅店里穿制服的侍役，嘴上两撇小胡子大得出奇，一根根胡子毛又长又直向两旁无穷尽地伸展开去，越来越稀，稀到尖上只剩下一根金黄色的细丝，细得几乎叫人无法看到它的末梢；这两撇小胡子显得很有分量，压在他的嘴角上，把脸颊往下拉，把嘴唇拉成了两头朝下的一条弧线。

他用阿尔萨斯[33]口音的法国话请旅客们下车，口气很生硬：“先生们和太太们，你们愿不愿意下车？”

两位修女首先表示服从，她们这些圣女惯于服从任何命令，所以非常听话。伯爵和伯爵夫人也出来了，后面跟着棉纺厂老板和他的妻子，再后面是把自己的大个子老婆推在前面的鸟先生；他的脚刚一落地，便对那个军官说了声：“您好，先生！”要说他这句话是出于礼貌，还不如说是出于审慎。那个德国人像所有有权势的人一样傲慢，瞅了他一眼没有答理。

羊脂球和科尔尼代虽然坐在车门口，却是最后下车的，在敌人面前他们表现得严肃高傲。胖姑娘尽力控制住自己，使自己保持冷静；那位民主党人用一只微微颤抖的手使劲地捋着红棕色的长胡子，颇有点悲剧意味。他们懂得，在这种双方相遇的场合，每个人多多少少代表着自己的国家，所以想要保持一点尊严；他们对旅伴们的软弱恭顺，都同样感到反感。因而她竭力想表现得比那几个同车的正经女人更自尊；而他呢，也觉得自己应该作出榜样，于是在他所有的神态中，都显出他仍在继续当初在大路上挖坑时就负有的抗敌使命。

大家走进旅店的宽敞的厨房，德国军官命令他们呈验总司令签署的离境证，那上面记载着每个旅客的姓名，体貌特征和职业，他对照着证件上记载的情况，把这批人一个个审视了很久。

随后他突然说道：“好了，”说完便走了。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肚子又饿了，便吩咐旅馆准备晚餐。准备晚餐需要半个小时；两个女仆看样子正在忙碌，大家便趁空去看一下各自的房间。他们的房间全都在一条长走廊里，走廊的尽头是一扇玻璃门，门上标着：“一百号”[34]。

终于到了吃饭的时候，旅店老板突然出现了。这个人从前做过马贩子，是一个患气喘病的胖子，喉咙里总是发出丝丝声、呼噜声和粘痰的滑动声。他父亲传给他的姓是福朗维。

他问道：

“哪位是伊丽莎白·鲁塞尔小姐？”

羊脂球不由一惊，转身回答：

“我就是。”

“小姐，普鲁士军官要立刻与您谈话。”

“与我？”

“是的，如果您就是伊丽莎白·鲁塞尔小姐。”

羊脂球有点不知所措，稍许考虑了一下以后，便果断地回答说：

“也许是找我，可是我不去。”

在她四周引起一阵骚动；大家议论纷纷，研究下达这道命令的缘由。伯爵走过来说：

“您不去是不妥当的，太太，因为您拒绝和他谈话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不仅对您不利，甚至对您所有的旅伴也没有好处。永远也别跟有权势的人作对。他叫您去决不会有什么危险，大概有什么手续忘记办了吧。”

所有人的看法和伯爵一样，一齐恳求她，催逼她，喋喋不休地劝导她，因为大家都怕她一时冲动可能会引起意外的麻烦，最后她终于被说服了，说：

“好吧，我去，这可是全为了你们啊。”

伯爵夫人握着她的手说：

“那么我们大家谢谢您了。”

她出去了。大家等她回来再开饭。

每个人心里都有点懊恼，懊恼为什么没请自己而偏偏请了这位性格倔强的姑娘去，同时都在默默准备着，一旦叫到自己时应该说些什么恭维话。

十分钟以后，羊脂球回来了，她脸涨得通红，气喘吁吁，怒气冲冲地咕哝着说：“喔，这个流氓！这个流氓！”

大家都急着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她什么也不说。

由于伯爵一再追问，她才神色庄严地回答说：“不，这事跟你们没有关系。我不能说。”

于是大家围着一个大汤盆坐了下来，汤盆里飘出阵阵白菜的香味。尽管刚才受了一次惊，这餐晚饭还是吃得很高兴。苹果酒味道很好，鸟先生夫妇和两位修女为了省钱喝的是苹果酒，其他人要的是葡萄酒，科尔尼代要的是啤酒。科尔尼代喝啤酒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他开启瓶塞，让啤酒溢出泡沫，歪拿着酒杯细细端详，随后把杯子举到眼睛和灯光之间去更好地观赏它的颜色。他喝酒的时候，那把和他喜爱的饮料的颜色相似的大胡子，仿佛也会激动得颤抖起来；他的眼睛斜过去盯着他的杯子，一动也不动，那神情好像是在履行他为之而生的一项使命。简直可以说，他在脑子里使这两个他毕生最大的爱好——淡色啤酒和革命——相互接近了，甚至合二为一了，因此当他在品尝这一个的滋味时决不可能不想到另一个。

福朗维先生夫妇坐在桌子的另一端吃饭。男的像一辆破火车头发出呼呼的喘气声，一个人的胸膛里，呼气吸气的次数太多，是不可能边吃饭边说话的，可是他妻子却从来没有不吭声的时候。她叙述了普鲁士人来到时她得到的各种印象，他们说了什么话，他们做了什么事。她恨透了他们，首先是因为他们害她损失了很多钱，其次是因为她有两个儿子在军队里。她特别喜欢和伯爵夫人搭话，因为能和一位上流社会的女人交谈，她感到不胜荣幸。

随后她压低嗓音讲了些不能随便谈论的事情，她的丈夫不时地打断她说：“还是别开口的好，福朗维太太。”不过她根本不理会，继续往下说：

“是的，太太，这些人啊，他们吃东西就认定一种，不是土豆和猪肉，就是猪肉和土豆。可是别以为他们是清洁干净的。啊，不！恕我说话不恭，他们到处拉屎撒尿。如果您看到他们操练就好了，他们一连几个小时，甚至一连几个白天全都集合在一块空地里：时而向前走，时而向后走，一会儿转向这儿，一会儿又转向那儿。这些人如果去种地，或者回到家乡去修路，倒也罢了！可是不，太太，这些军人，他们对谁也没有用！可怜的老百姓养活他们难道就是为了让他们什么也不学，只学杀人吗！我不过是个没有知识的老太婆，这没有错，可是看到他们从早到晚就这样踏过来踏过去的，一个个都累得精疲力竭，我心里就想：有些人发明那么多东西，为的是对人类有益，难道非要有另一些人去吃尽辛苦只是为了去损害别人吗？真的，杀人难道不是可恶的事情吗？不管杀的是普鲁士人，英国人，波兰人，法国人。如果有人损害了你，你进行报复，这是不对的，所以你要受到惩罚；可是有人用枪像打野味一样屠杀我们的孩子，难道就对了吗？为什么杀人最多的人反而能得到勋章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简直想不通！”

科尔尼代提高嗓门说：

“如果是攻击一个爱好和平的邻国，那种战争就是一种野蛮行为；如果是为保卫祖国而战，那就是一种神圣的职责。”

这个老婆子低下脑袋说：

“是的，如果是为了自卫，那是另一回事；可是那些用打仗来寻欢作乐的国王，难道就不该把他们全杀了吗？”

科尔尼代的眼里闪出了火光。

“说得好，女公民！”他说。

卡雷-拉马东先生陷入了沉思。虽然他崇拜那些功名显赫的将领，这个农村妇女的见解却引起了他的思索：这么许多无所事事的、只会耗费钱财的胳膊，这么大的力量不用在生产上，弄得国家穷困不堪；如果一旦把这些力量用在得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大工业上，将给国家带来多大的财富啊！

这时候鸟先生离开座位，去和旅店老板聊天。那个胖子嬉笑，咳嗽，吐痰；听了对方一些逗趣的话，他的大肚子快活得一颠一颠地直跳。他向鸟先生订购了六小桶葡萄酒，到明年春天普鲁士人走了以后交货。

一天折腾下来，大家都累得腰酸背痛；晚饭刚吃完便都去睡了。

可是鸟先生已经觉察到一些事情，他服侍妻子上床以后，便走到门后，时而把眼睛贴到锁眼上往外瞧，时而又把耳朵贴上去听，想发现一些他所谓的“走廊秘事”。

约摸一个小时以后，他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马上便去张望，看见羊脂球穿着一件镶白色花边的蓝色开司米睡衣出现了，她显得比白天更加肥硕。她手里端着一个小烛台，向走廊尽头那个大号码的房门走去。这时候，走廊旁边有一扇门微微地打开了；当几分钟以后羊脂球回来时，光穿着衬衣和背带裤的科尔尼代跟在她后面。他们低声交谈，然后站住了。羊脂球好像坚决不让他进她的房间。鸟先生遗憾的是听不清他们在讲些什么，不过他们终于提高了声音，他总算听到了几句。科尔尼代在急切地恳求。他说：

“嗳，您真傻，这对您又算得了什么呢？”

她好像很生气，回答说：

“不，亲爱的，有些时候这种事情是不能干的；再说在这里干，更是一种耻辱。”

科尔尼代大概丝毫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便问为什么。这一下她光火了，声音也更高了：

“为什么！您不懂得为什么？那普鲁士人不就在这幢房子里，可能就在旁边的房间里吗？”

他不作声了，一个妓女，因为附近有敌人而坚决不让男人爱抚，这种爱国主义的廉耻心想必在他的心里唤起了他那奄奄一息的自尊心，他只是抱吻了她一下，便蹑手蹑脚走回他的房间。

鸟先生的火却上来了，他离开锁孔，在房间里来了个击脚跳[35]，戴上他的睡帽，掀起盖着他妻子硬邦邦的身躯的被单，吻了一下，把她弄醒，轻轻地对她说：“亲爱的，你爱我吗？”

于是，整个旅店又无声无息了。但是过不了一会儿，不知从什么地方，从说不清哪个方向，也许是从地窖，也许是从阁楼，响起了一阵有力的、单调的、有节奏的鼾声，那是一种低沉而持续的声音，还带着汽锅在蒸汽的压力下颤抖的声响。那是福朗维先生在酣睡。

大家原已决定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动身，所有的人到时候都汇集在厨房里了。可是马车仍孤零零地停在院子中央，顶篷上盖着一层积雪，既没有马匹，也不见车夫。大家四处寻找车夫，马厩里，草料房里，车棚里都找遍了，但哪儿也找不到。于是所有的男乘客都决定到镇上去找，便都走出了旅店。他们来到广场，广场的正面有一座教堂，两侧是一些低矮的房子，里面有几个普鲁士士兵。他们先看到一个在削土豆皮；走过去，又看到一个在理发铺里打扫屋子；还有一个连腮胡子一直长到眼睛下面的士兵，抱着一个啼哭的孩子，放在膝头上哄逗他，想让孩子平静下来。那些胖胖的农妇，她们的丈夫都参加了“作战部队”，正在指手画脚地指派那些听话的征服者们去干他们该做的工作：劈木柴，把肉汤浇在面包上，磨咖啡；有一个士兵甚至在替女房东，一位手脚不便的老奶奶洗衬衣。

看到这些情况，伯爵很惊讶，便向一个从神父住处出来的教堂执事打听。这位虔诚的老信徒回答他说：“噢，这些士兵并不凶，据说他们不是普鲁士人，是更远地方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的老婆孩子全丢在家乡了；得了，战争不会使他们感到高兴！我可以肯定，他们那里的人也在为这些男人伤心流泪；战争给他们那儿造成的苦难也跟我们这儿一样惨。这儿，眼下还不算太糟，因为他们并没有干什么坏事，而且还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干活。您看见没有？先生，穷人之间，就应该相互帮助……真正要打仗的是那些大人物。”

科尔尼代看到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如此友好相处感到很气愤，他扭头便走，宁愿一个人去关在旅店里。鸟先生讲了一句笑话：“他们在添补人口。”卡雷-拉马东先生却讲了一句严肃的话：“他们在将功补过。”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找到车夫。最后他们才在镇上的咖啡馆里找到了他，他正和普鲁士军官的传令兵亲如兄弟般地坐在一张桌子上。伯爵不客气地问道：

“不是吩咐你八点钟套车吗？”

“吩咐过，可是后来我又接到了一道命令。”

“什么命令？”

“不准套车的命令。”

“是谁给你下的这道命令？”

“天呀，当然是普鲁士指挥官啰！”

“什么理由？”

“这我可一点儿也不知道。您去问他好啦，他们不准我套车，我就不套车，就是这么回事。”

“是他亲自对你说的吗？”

“不，先生，是旅店老板替他把命令传达给我的。”

“什么时候传达的？”

“昨天晚上，我正要去睡觉的时候。”

三个男子忧心忡忡地回到旅店。

他们要见福朗维先生，可是女仆回答他们说，福朗维先生因为患气喘病，十点钟以前是从来不起床的。他甚至明确关照过，不准在十点钟以前叫醒他，除非发生了火灾。

他们想见军官，这也是绝对办不到的；尽管他就住在这个旅店里，有关老百姓的事情，他却只许福朗维先生一个人跟他谈。那就只好等待了。妇女们回到楼上各自的房间里，去料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

科尔尼代在厨房的大壁炉前面坐下来，壁炉里火光熊熊。他叫人搬来一张喝咖啡用的小桌子，要了一瓶啤酒，随后掏出烟斗抽烟。他那只烟斗在那些民主党人中间几乎和他本人一样受到尊重，就像它在为科尔尼代服务时就是在为祖国服务一样。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的，积满烟垢的海泡石烟斗；已经和它的主人的牙齿一样被熏得乌黑，可是它香味芬芳，弯弯的，亮闪闪的，和它主人的手已经混熟，也为它主人的外貌生色。科尔尼代安闲地坐在那儿，眼睛有时盯着炉膛中的火焰，有时注视着酒杯中的泡沫；每当他喝完一口酒，他总要心满意足地用他细长的手指去捋一下他油腻的长头发，同时舔一下挂在他唇髭上的啤酒泡沫。

鸟先生推说要活动活动腿脚，到镇上的小酒店去推销他的葡萄酒去了。伯爵和纺织厂老板开始谈论政治。他们推测法兰西的前途。一个对奥尔良派充满信心，另一个寄希望于一个无名救星，一个在大势已去的关键时刻出现的英雄；可能是一位杜·盖克兰[36]，一位贞德[37]，或者是另一位拿破仑一世？唉，如果皇太子[38]不是那么年轻就好了！科尔尼代在一旁听着，脸上带着那种洞悉天命的人的微笑。厨房里充满着从他的烟斗里散发出来的香味。

十点敲响时，福朗维先生出现了。大家马上便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也只能一字不改地把下面几句话重复了两三遍：“这位军官是这么对我说的：‘福朗维先生。您去通知车夫，明天不准给这些旅客套车。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他们动身，您听明白了。好吧，就这些。’”

于是大家想见军官。伯爵给他送去了自己的名片，卡雷-拉马东先生也在上面加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所有的头衔。普鲁士军官派人回答他们说，他同意和这两个人谈话，可是要等他吃完午饭，也就是要等到下午一点钟左右。

几位太太又下楼来了；虽然她们心里有事，还是吃了些东西。羊脂球好像生病了，显得精神恍惚，六神无主。

咖啡刚要喝完时，传令兵来找这两位先生。

鸟先生也和这两位先生一起去；他们还想拉科尔尼代去，为了使这次行动显得格外隆重；可是他高傲地宣称，他决不跟德国人发生任何关系；随后他又回到壁炉旁，又要了一瓶啤酒。

三位先生走上楼，被引进到这家旅店最漂亮的一个房间里，普鲁士军官就在那儿接见他们；他躺在一把安乐椅里，双脚跷在壁炉上，嘴里叼着一只长长的烟斗，身上披着一件色彩鲜艳的睡衣，兴许是从某个趣味低级的财主留下的空房子里偷来的。他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跟他们打招呼，甚至连瞧也没有瞧他们一眼。完全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天性粗鲁的军人的活标本。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说道：

“你们有什么事？”

伯爵赶紧回答说：

“我们想动身，先生。”

“不行。”

“我是不是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不愿意。”

“我怀着极大的敬意提请您注意，先生，您的总司令已经开给我们一张到迪耶普去的通行证；我想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让您如此严厉地惩罚。”

“我不愿意……没有别的原因……你们可以下去了。”

三个人鞠躬行礼，退了出来。

下午的气氛是愁闷的。谁也不明白这个德国人为什么如此任性。各人的脑海里都被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纠缠着。大家都待在厨房里，设想出一些使人难以置信的原因，议论不休。可能是要把他们当作人质，可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或者是要把他们作为俘虏带走？或者更可能是为了要向他们勒索一笔数目可观的赎金？一想到这里，可把他们吓坏了。最有钱的人害怕得最厉害，他们仿佛已经看到自己为了赎身，正迫不得已地把满袋满袋的金币倒在这个蛮横无礼的大兵手里。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些可以让人相信的谎言，来隐瞒自己的财产，把自己装扮成穷人，一贫如洗的穷人。鸟先生摘下自己的金表链藏进口袋里。夜幕的降临更加重了这种恐惧。灯点起来了。由于离晚饭时间还有两个小时，鸟太太提议打一局三十一点，这也是一种消愁解闷的办法。大家都赞同。科尔尼代也参加；出于礼貌，他把烟斗灭掉了。

伯爵洗牌，分牌，羊脂球一上手便得了三十一点；打牌的兴致很快把压在大家心头的恐惧感平息下去了；可是科尔尼代却发现鸟先生夫妇在串通作弊。

大家正要上桌吃饭时，福朗维先生又来了，他用带有嗓子里有痰响的声音高声说道：“普鲁士军官要我来问伊丽莎白·鲁塞尔小姐，她是不是还没有改变主意？”

羊脂球站着不动，脸色煞白，随后突然又变得满脸通红，气得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终于爆发了：“去对这个无赖、这个下流胚、这个发臭的普鲁士卑鄙家伙说，我永远不会答应，听清楚了，我永远不会答应，永远，永远。”

胖老板出去了。羊脂球马上被围了起来，大家问她是怎么回事，央求她把上次去普鲁士军官那儿谈话的秘密讲出来。起初她不肯说，可是很快她便气愤得不能自持，大声叫道：“他要干吗？……他要干吗？……他要和我睡觉！”大家听了都怒气冲天，以致没有人觉得这句粗话有点儿刺耳。科尔尼代用力把他的酒杯往桌上一敲，把酒杯也打碎了。顿时响起一片对这个下流丘八的谴责声，一种愤怒的咆哮声，形成一种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气势，好像敌人强迫羊脂球作出的牺牲也要他们每个人分担一点似的。伯爵深恶痛绝地宣称，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简直和古代的野蛮人一样。特别是那几位夫人，更是对羊脂球显出深切的爱怜和关切。那两位不到吃饭不露面的修女低着脑袋，一言不发。

当第一阵愤怒平息下来以后，他们还是照常吃饭；只是大家说话很少：都在想心事。

妇女们很早就退席了；男人们一面抽烟一面凑起一桌牌局，并邀请福朗维先生参加，他们想转弯抹角地从他那儿打听一下，用什么好办法才能说服那位蛮不讲理的普鲁士军官。可是旅店老板一心只在牌上，他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回答，只是不断地重复着说：“打牌，先生们，打牌。”他打牌打得那么专注，甚至连吐痰也忘了，以致从他的胸膛里有时会发出一些风琴的音符。他那呼哧呼哧扇动着的肺叶可以发出各个音阶的哮喘声，从深沉、浑浊的音符直到小公鸡初学打鸣的尖叫声，什么都有。

他的妻子熬不住困来找他时，他甚至拒绝上楼睡觉。她只能一个人走了，因为她是“值早班的”，总是跟着太阳一起起床，而他是“值晚班的”，随时都准备和朋友们一起熬夜。他向妻子喊道：“你把我的蛋黄甜奶放在炉火旁边！”说完他又继续打牌。大家看出从他嘴里什么也掏不出来，就宣称时间已晚，应该散场了；于是各自都回房睡觉去了。

第二天他们仍然很早起床，心里都怀着一种模糊的希望，想动身上路的愿望更强烈了，非常害怕在这个令人厌恶的小客店里再待下去。

唉，马儿还在马厩里，车夫还是不见踪影。大家无事可做，就绕着马车溜达。

午饭吃得死气沉沉的，大家对羊脂球的态度变得冷淡了；静夜出主意，一夜过去，大家的看法已经有了点儿变化。他们现在几乎有点埋怨这个姑娘，为什么昨天夜里她不偷偷地去找那个普鲁士军官，让她的旅伴们醒来时喜出望外？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吗？再说，谁又会知道呢？而且她也完全可以保住自己的面子，只要让人告诉那个军官说，她是因为帮助她旅伴们脱离困境才答应的。对她来说，这种事又有什么了不得呢！

不过还没有人把这种想法说出口。

到了下午，大家实在是烦闷死了，伯爵提议到镇子外面去走走。每个人都仔细地把身子裹得严严实实，一小群人就出来了，只有科尔尼代除外，他宁愿待在火炉旁边；还有两位修女，她们白天总是在教堂或是在神父家中消磨时光。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凛冽的寒气冻得人的鼻子和耳朵像被针扎似的疼痛，两只脚也痛得麻木了，每走一步都像是在受刑。田野展现在面前，在他们看来，一望无际的白雪覆盖下的田野是那么凄凉和可怕，使他们感到寒入骨髓，更加郁闷，于是很快就转身往回走。

四个妇女走在头里，三个男人在后面不远处跟着。

鸟先生对目前的处境很清楚，他突然问大家，这个“婊子”是不是要害得他们在这个鬼地方长期待下去？伯爵永远是那么温文尔雅，他说不能逼一个妇人作出如此痛苦的牺牲，这样的事只能出于她的自愿。卡雷-拉马东先生指出，如果法国人真像大家谈到的那样，从迪耶普发动反攻，那么决战的地点只能是在托特，这个设想更使另外两个人惶惶不安。“我们能不能步行逃出去？”鸟先生问。伯爵耸耸肩膀回答说：“在这冰天雪地里，还带着我们的妻子，您怎么逃？再说他们马上会来追踪我们，不出十分钟便会抓住我们，当作俘虏押回来，听凭大兵们的处置。”他的话确是实情，大家不再吭声了。

妇女们在谈论穿戴；可是她们之间似乎有点儿拘束，谈话不太热乎。

突然，走到街角，他们看见了那个普鲁士军官。他那穿着制服的细高身影，出现在一直延伸到天际的雪地上；走路时膝盖向两侧分开，这是军人特有的走路姿态，为的是避免弄脏了刚刚擦亮的皮靴。

在走过几个女人身旁时他微微弯了弯腰，对那几个男子则轻蔑地瞥了一眼，幸好他们还有点儿自尊，没有脱下帽子，尽管鸟先生已经做出了一个要脱帽的动作。

羊脂球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三个有夫之妇似乎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因为她们正在和这个大兵想玩弄的妓女一起散步。

接着她们谈起了这个普鲁士军官，评论他的身段，评论他的容貌。卡雷-拉马东太太认识很多军官，评论起他们来很内行；她觉得这个军官很不错，甚至特别惋惜他不是法国人，否则他将成为一个漂亮的轻骑兵，肯定会被所有女人迷恋。

回到旅店以后，他们不知道干些什么好。大家心情不好，即使为了一些非常琐碎的小事，说话也变得非常刻薄。吃晚饭时静悄悄的，很快就吃完了；大家都上楼睡觉，希望在睡梦中把时间打发掉。

第二天下楼时大家脸色疲惫，心火很旺。女人们几乎不跟羊脂球说话了。

教堂里的钟响起来了，那是一个孩子要受洗礼。胖姑娘有一个孩子，寄养在依佛多[39]的一个农民家里。她一年也见不到他一次，而且从来不想念他；可是现在因为知道有一个孩子要受洗，她突然对自己的孩子也产生了强烈的母爱；所以她想去参加这个仪式，而且非去不可。

她刚一走，大家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随后把各自的椅子往一块儿挪近，因为他们都深深感到，应该拿出个主意来了。鸟先生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主张向德国军官建议，让羊脂球一个人留下，放别的人上路。

仍然是福朗维先生担当传话的任务，可是他几乎立即便下楼来了。那个德国人洞悉人类的天性，把他赶了出来；他声称只要他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他就要扣留全体人员。

这时候，鸟太太那种市井小民的坏习气突然一下子暴露无遗：“我们总不能老死在这儿。对这个婊子来说，和所有的男人干这种事，本来就是她的本行，我看她没有权利挑三拣四，要这个不要那个。你们倒是想想看，她在鲁昂遇到什么人就跟什么人干，连马车夫她也干！是的，夫人，省政府里的马车夫！这件事我清清楚楚，他常在我店里买葡萄酒。可是今天，要她帮我们摆脱困境时，她倒装起正经来了，这个脏货！……我倒觉得这个德国军官挺正派的。他也许已经很久不近女色了，我们三个女人当然更中他的意，可是不，他只要能得到这个大家公有的女人就知足了。他对已婚的女子知道尊重，你们想想啊，他是这儿的主子，只要开口说一声‘我要’，完全可以在他那些大兵的帮助下把我们强奸的。”

另两位夫人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漂亮的卡雷-拉马东太太的眼睛里闪闪发光，脸色略微有点苍白，就像她已经感觉到被那个德国军官占有了。

正在一旁争论的男人们走了过来，气得暴跳如雷的鸟先生要把“这个贱货”手脚缚起来交给敌人。可是那位祖上三代都是外交官，自己也颇有外交家气派的伯爵仍然主张运用手腕，他说：“一定得让她自己作出决定。”

于是大家开始密谋策划起来。

女人们挤到一起，嗓门压得低低的；大家都议论纷纷，各人发表各人的意见，而且话说得相当得体。尤其是那几位太太，谈的虽然是最最淫猥的事，但用的都是委婉曲折和优雅微妙的词句。她们把话讲得那么含蓄谨慎，一个局外人是根本听不懂的。上流社会妇女身上的那层薄薄的廉耻外衣，只能用来掩盖其外表，一旦遇到这种无耻下流的奇事，她们便不禁心花怒放，暗中高兴得发狂，就像搔到了她们的痒处；她们馋涎欲滴地为别人撮合，就像贪嘴的厨子在替别人做晚餐。

这件事在他们看来本来是很滑稽的，因此大家都不由自主地轻松愉快起来。伯爵说了一些有点过火的笑话，可是说得非常巧妙，使人露出了微笑。鸟先生也讲了几句更加露骨的下流话，大家听了也不觉得刺耳；而鸟太太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想法，更是得到所有在座人的同意：“既然干这种事是这个婊子的本行，她有什么理由跟别人干而不跟这个干？”那位和蔼可亲的卡雷-拉马东太太仿佛甚至在想，如果是她处在羊脂球的地位，她倒宁愿拒绝别人而不会拒绝这个德国军官。

他们像要去攻克一个被围困的要塞，对围攻的办法讨论了很长时间。大家都商定了各自要扮演的角色，谈话时要依据的论点和要采用的手段。他们共同制定了进攻计划，要使用的诡计和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以迫使这座活碉堡自己开门迎敌。

可是科尔尼代始终躲得远远的，待在一边，对这件事压根儿不闻不问。

这些人的思想都集中在这件事上，竟然都没有听到羊脂球回来。只听见伯爵轻轻地“嘘”了一声，大家这才抬起头来。这时她已经来到跟前，大家顿时都闭上了嘴，觉得有点儿尴尬，一时难以和她搭话。还是伯爵夫人凭她在交际场上养成的两面手法，比别人更能随机应变，问她说：“这次洗礼有趣吗？”

胖姑娘的激动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她把刚才看到的一切，那些人的外貌和神态，甚至教堂的外貌都讲了。临了又补充了一句：“偶尔去教堂祷告一次也很有意思。”

一直到吃午饭，这几位太太都对她和和气气的，为的是增加她对她们的信任感，使她更容易接受她们的劝告。

一坐上饭桌，围攻便开始了。开始时话题泛泛谈到献身精神；他们举了一些古人的例子，先举犹滴[40]和荷罗菲尔纳，后来又莫名其妙地提到了卢克雷蒂娅[41]和塞克斯图斯，还谈起了克娄巴特拉[42]，据说她曾经把所有的敌军将领都引到自己的床上，从而把他们变得像奴隶一样唯命是从。接着又讲了一个惟有愚昧无知的百万富翁才想象得出的荒诞不经的故事，说是罗马的女公民们都跑到加布[43]去勾引汉尼拔[44]，不但把他搂在怀里，还把他那些将领和雇佣军的官兵，也都搂在怀里，以便哄他们入睡。凡是曾经阻挡过征服者，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战场，当作统治工具，当作武器的女人，凡是用自己的英勇和爱抚战胜过丑恶可憎的坏蛋的女人，凡是为了复仇和效忠而牺牲了自己贞操的女人，他们都一一举出来加以颂扬。

大家甚至还隐隐约约地谈到了一个出身名门的英国女人，为了把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传给波拿巴[45]，竟自己先去染上这种病，而波拿巴在这次致命的幽会时突然感到精力不济，才奇迹般地逃过了这次暗算。

所有这些故事都是用很得体的、很有分寸的方式说出来的，大家有时候还故意装得热情冲动，以便激发羊脂球仿效前人的决心。

总之，听了他们的话，简直会使人相信，女人在人世间惟一的使命，就是无休止地奉献自己的肉体，没完没了地听任丘八大兵们的摆布。

两位修女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完全陷在沉思之中。羊脂球什么也没有说。

整个下午，大家都不去打扰她，让她一个人好好地思考。可是，在这以前大家都称她为“太太”，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都改口称她为“小姐”了，似乎是有意要把她从已经爬到的、受人尊敬的地位上拉下来，使她感觉到自身地位的卑贱。

晚饭吃到上汤的时候，福朗维先生又来了，依然重复头天晚上的那句话：“普鲁士军官要我来问伊丽莎白·鲁塞尔小姐，她是不是还没有改变主意？”

羊脂球冷冷地回答道：“没有，先生。”

晚饭期间，同盟军的力量削弱了。鸟先生说了三句话，效果都很坏。每个人都搜索枯肠想找出一些新的事例，可是却一无所获。伯爵夫人可能并未事先考虑，只是有点儿想向教会表示敬意，她向那位比较年长的修女打听那些圣徒都曾干过些什么崇高的事情；殊不知从她口中得知，许多圣人大多都干过一些被我们凡人看作是罪恶的事情，可是只要这些罪恶是为了天主的荣耀和他人的利益而犯下的，那么教会便会毫不犹豫地给予赦罪。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据，伯爵夫人马上加以利用。于是，也许是出于一种双方的默契，或是暗中讨好——凡是身穿教会法衣的全都精通此道——也许是出于一种偶然的巧合或者是一种助人为乐的傻劲，这个年老的修女为他们的阴谋帮了一个大忙。大家原以为她很腼腆，不善言谈，哪知她胆子特别大，而且能说会道，言辞激烈。她从来不受神学中决疑论研讨的影响，她所信奉的教义就像铁打一样的坚硬，她的信念从不动摇，她的良心从来没有过什么不安。她觉得亚伯拉罕的献祭[46]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因为只要上天有命令下来，要她杀掉父母，她肯定也会马上执行；依她看来，只要用意是好的，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触怒天主。伯爵夫人要利用她那位从天上掉下来的同谋者的神圣的权威，想引导她对“只顾目的，不问手段”这句道德格言作一番有感化力的注释。

她问那个老修女：

“那么，嬷嬷，您认为只要能达到目的，无论走哪条路天主都是允许的，是吗？只要动机是纯洁的，行为本身总是可以得到天主原谅的，是吗？”

“这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太太？一个本身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往往因为激起这个行为的念头是好的而变成可敬的了。”

她们就这样继续讲下去；她们剖析天主的意愿，预测天主的决定，强使天主去关心一些实际上跟他毫不相干的事情。

这些话讲得很审慎，既含蓄，又巧妙。可是这个戴修女帽的圣女的每句话，都在那妓女愤怒抗拒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谈话稍许偏离了主题，手里拿着念珠的女人谈到了她那个教派的一些修道院，谈到了她那个修道院的院长，谈到了她自己和她那位身材瘦小的同伴，也就是亲爱的尼塞福尔修女。她们都是应召到勒阿弗尔去看护住在那儿医院里的几百个染上天花的士兵的。她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这些可怜人的惨状，详细说明了他们的病情；就由于这个普鲁士军官的一意孤行把她们截在半路上。在这几天里，一大批本来可以被她们救活的人可能正在死去，她的专长就是护理军人；她曾经到过克里米亚，意大利和奥地利。在讲述那些她参加过的战役的时候，她顿时显得像一个听惯了军号和战鼓的修女，这样的修女似乎生来就是为了随军转战沙场，在战争的漩涡中抢救伤兵的，她们比长官还要有权威，一句话就能制服那些不守纪律的兵痞子。她是一个真正的随军修女，她那张被无数麻瘢损毁的面孔就是一幅描绘战争创痍的图画。

她讲完以后别人不再说什么了，因为她的话似乎产生了相当好的效果。

晚饭吃完以后，大家很快回到各自的房间，第二天早上到很晚才下楼。

吃午饭时大家很安静，为了给头天播下的种子有发芽结果的时间。

伯爵夫人提议下午出去散步；于是伯爵，像预先商定的那样，挽起羊脂球的胳膊，和她一起走在最后面。

他跟羊脂球说话时语气亲切，像一个长辈同时又稍带点一个有地位的人跟妓女说话时的矜持，他称她为“我亲爱的孩子”，总是站在他所处的社会地位的高度，以无可争辩的高贵身分对待她。他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谈到了实质问题。

“这么说，您是宁愿让我们待在这里，像您一样，等普鲁士人吃了败仗以后，遭受他们的种种暴行，而不愿意通融一下，同意做一次您一生中常做的事情？”

羊脂球什么也没有回答。

他和她亲切地交谈，循循善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知道如何保持“伯爵先生”的尊严，同时在需要的时候又显得非常殷勤，恭维她，跟她表示亲热。他极力渲染她肯帮他们的忙是多么功德无量，他们将对她多么感激；突然，他又用“你”来称呼她，[47]对她说：“而且你要知道，我亲爱的，他将来还可以自夸，曾尝过一个在他们国内不可多得的美女的滋味呢。”

羊脂球还是默不作声，走到前面一群人中间去了。

一回到旅店，她便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再也没有露面。大家都忧心忡忡，焦虑万分。她到底准备怎么样呢？如果她还是坚持不肯，那真是太糟糕了！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大家等羊脂球下来但没有等到。这时福朗维先生进来，通知说鲁塞尔小姐觉得身体不舒服，大家不用等她，可以吃饭了。大家都竖起耳朵听着，伯爵走近客店老板，轻声问他：“行了吗？”“行了。”为了顾全面子，他对他的同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对他们微微点了点头。所有的人立刻都从心底里舒了一口长气，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神色。鸟先生大叫一声：“他妈的！要是这个旅店有香槟酒，我请客！”哪知店老板真的端了四瓶香槟酒进来，鸟太太不由得心痛万分。每个人顿时都变得有说有笑，甚至又吵又闹，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放荡的快意。伯爵似乎发现卡雷-拉马东太太相当迷人，而棉纺厂老板则对伯爵夫人大献殷勤。谈话非常热烈，愉快，妙语连珠，趣话不断。

鸟先生突然神色惊恐地举起胳膊嚷道：“安静！”大家吃了一惊，甚至还吓了一跳，都停止了说笑。只见他双手拢在嘴前嘘了一声，一面抬头望着天花板侧耳静听，随后又恢复了平时的声调接着说：“你们放心吧，一切顺利。”

大家最初弄不明白他的意思，但很快都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一刻钟以后，他把这个闹剧又演了一次，而且整个晚上重复了好几次；他还装作好像在和楼上某个人对话，向那个人提一些只有在他这种掮客的脑子里才想得出的一语双关的建议。有时候他装得愁眉苦脸地叹息着说：“可怜的姑娘啊！”或者怒气冲冲地在牙缝里咕噜着说：“该死的普鲁士人，滚吧！”有时候，谁都不再想这件事了，他却一连好几次地高喊：“够了！够了！”然后又像跟自己说话似的说道：“但愿我们还能见到她活着回来；可别被他弄死了，这个坏蛋！”

虽然这些玩笑趣味低级，庸俗不堪，大家听了非但不觉得刺耳，反而都很高兴，因为愤怒也和其他东西一样，是和环境有关的，而这时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的气氛里，充满了淫邪的念头。

在吃餐后点心时，连妇女们也说了一些俏皮而又含有深意的隐语。大家的眼睛都是亮闪闪的，因为他们的酒已经喝多了。伯爵即使在偶有行为不端时也能保持他庄严的外表，他打了一个颇得众人赞赏的比喻；他说北极的冰封期已经结束，一群原来被困在里面的人看到通往南方的路已经打开，感到无比喜悦。

兴致勃勃的鸟先生手里拿着一杯香槟酒站了起来，说：“我要为我们的得救干杯！”大家都站起来向他喝彩欢呼。就连那两位修女，也在几位夫人的劝说之下，同意把她们的嘴唇在她们从来没有尝过的泛着泡沫的酒里抿了一抿，她们说这种酒有点儿像柠檬汽水，但味道要好得多。

鸟先生的一句话，把他们的心情作了一个概括：

“遗憾的是没有一架钢琴，不然的话，真可以跳一场四对舞。”

科尔尼代始终一言不发，也没有动一动；他好像沉浸在十分严肃的苦思冥想之中；有时候他狠狠地扯一下自己的大胡子，好像要把它再拉拉长似的。将近午夜，大家要散伙了，这时已喝得头重脚轻的鸟先生突然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对他说：“今天晚上，您，您怎么不高兴；您什么也不说，公民？”哪知科尔尼代却突然抬头，用咄咄逼人的目光把所有的人扫视了一遍，说：“我告诉你们大家，你们刚才干的事情卑鄙透顶！”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说了一遍：“卑鄙透顶！”然后在门外消失了。

这句话一开始像一桶凉水浇在他们头上，鸟先生被顶撞得狼狈不堪，呆若木鸡，可是，在他恢复镇静以后，突然发出一阵狂笑，嘴里不住地说道：“因为吃不到，所以发脾气，我的老兄，因为吃不到，所以发脾气。”大家不懂他的意思，他便把“走廊秘事”讲了一遍。于是，这伙人又欣喜若狂起来，几位夫人快乐得像疯了一样。伯爵和卡雷-拉马东先生笑出了眼泪。他们简直不能相信竟有这样的事。

“怎么！您能肯定吗？他真想……”

“我跟你们说，我是亲眼看见的。”

“而她，居然还拒绝了……”

“因为普鲁士人就在隔壁房间里。”

“不可能吧？”

“我向你们发誓，是这么回事。”

伯爵笑得喘不过气来。棉纺厂老板也笑得双手捂着肚子，鸟先生继续说道：

“所以你们明白了吧，今天晚上，他笑不出来，一点也笑不出来。”

三个人再次哈哈大笑，笑得肚子痛，笑得喘不过气来，笑得咳嗽不止。

笑完后大家就散了。鸟太太的性格像刺人的荨麻一样，夫妇俩刚躺到床上，她便告诉丈夫说，卡雷-拉马东太太这个“小妖精”整个晚上笑得都很不自然：“你知道，女人们要是看中了穿军服的，那么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普鲁士人，对她们来说完全一样，这还不够丢脸吗？我的天啊！”

这一整夜，在黑咕隆咚的走廊里，总像有阵阵的颤动声，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喘息声；有光着脚在地板上走路的声音以及难以察觉的咯吱声；可以肯定大家到很晚才入睡，因为过了很久各个房间的门下还透漏出一丝亮光。这些都是香槟酒的效果，据说香槟酒能驱散睡意。

第二天天气晴朗，冬天的阳光普照大地，把白雪映照得发出耀眼的光芒。驿车套上了马，在门口等着，一大群粉红色眼睛黑瞳仁的白鸽，脖子缩在软软的羽毛里，正悠然自得地在六匹马的腿下来来去去，在刚拉下的还冒着热气的马屎中寻觅它们的食物。

车夫裹着他那块羊皮，坐在车座上抽烟斗，旅客们都笑容满面，催促着客店里的伙计快些替他们包扎好下一段旅程中要吃的食物。

只等羊脂球一个人了；她出现了。

她似乎有点心慌意乱，又有点害羞；她怯生生地向她的同伴们走来，可是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脸去，就像根本没有见到她。伯爵神色凛然地挽起妻子的胳膊走向一边，对这个不干净的女人远而避之。

胖姑娘吃惊地站住了，随后又鼓足勇气，谦恭地对棉纺厂老板的妻子小声问候：“早安，夫人。”对方只是傲慢地点了点头，同时还瞪了她一眼，像自己的贞洁受到了污辱似的。人人好像都很忙碌，并且都离她远远的，仿佛在她的裙子里带来了什么传染病。接着，大家急匆匆地向车子奔去，羊脂球一个人落在后面，她独自一人爬上车，一声不响地坐在她前一段旅途中坐过的位子上。

大家仿佛都看不见她，不认识她；鸟太太则恶狠狠地在远处打量她，轻声对她的丈夫说：“幸亏我不坐在她旁边。”

笨重的马车摇晃起来，旅行又开始了。

起先大家谁也不讲话。羊脂球头也不敢抬起来。她恼恨这些同车人，也为自己让了步感到羞愧，她是被这伙人虚情假意地推进了那个普鲁士军官的怀里受糟蹋的。

不过伯爵夫人很快就打破了这种令人难受的沉寂，她回头对卡雷-拉马东夫人说：

“我想，您大概认识德·埃特雷尔夫人吧？”

“是的，她是我的朋友。”

“这个女人很迷人啊！”

“真是可爱极了！一个真正的美女，而且很有学问，她通晓各种艺术，歌也唱得很动人，画画的功底也很深。”

棉纺厂老板在和伯爵交谈，在车窗玻璃的嗒嗒的撞击声中，偶尔可以听到几个词儿：“息票……溢价……期限。”

鸟先生和他太太在玩别吉克[48]。牌是他从旅店里偷来的，在旅店里不干不净的桌子上磨擦了已有五年之久，龌龊得已经不成模样了。

两位修女取下挂在腰带上的长串念珠，一起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嘴唇便立刻快速地蠕动，而且越来越快，像比赛念经似的；她们还时不时地拿起一块圣像牌吻一下，再划个十字，然后又飞快地咕噜起来。

科尔尼代呆坐着，正在想心事。

走了三个小时以后，鸟先生把牌收了起来。“饿了，”他说。

于是，他的妻子拿起一个用细绳子扎好的小包，从里面拿出一块冷牛肉。她麻利地把它切成整齐的薄片，两个人开始吃了起来。

“我们也吃吧？”伯爵夫人说。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后，她便把为两家一起准备的食品包解了开来。里面有一只椭圆形的盆子，盆盖上有一只陶瓷的兔子，表示里面有一只煮熟的野兔，那是一种滋味鲜美的肉食，棕色的野兔肉上横着几条亮晶晶的白膘，还夹杂着各种剁碎的肉。一大块格吕耶尔干酪[49]，是用一张报纸包着的，报上的“社会新闻”四个字印在油汪汪的干酪上。

两位修女从包里拿出一段散发出大蒜味的香肠；科尔尼代把双手同时插进他那件大外套的两只大口袋里；从一只口袋里掏出四只煮熟的鸡蛋，从另一只口袋里掏出一段面包。他剥下蛋壳，扔在脚下的干草里，拿着鸡蛋就咬起来，淡黄色的碎屑掉在他的大胡子上，就像是一颗颗星星。

羊脂球因为起床时匆匆忙忙，慌里慌张，什么也没想到要准备；她看着这些人心安理得地在吃他们的东西，不禁怒火中烧，憋得气也喘不过来；起先是一阵狂怒使她浑身发抖，她张开嘴巴想把一连串已经冲到嘴边的骂人话喊出来，可是因为急火攻心，堵住了嗓门，她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没有一个人看她一眼，也没有一个人想到她。她觉得自己被淹没在这些衣冠禽兽的轻蔑里面，这些无赖先是把她当作祭品奉献给敌人，随后又把她当作一件肮脏而无用的东西抛弃掉。这时她想起了她那只装满了美味佳肴的大提篮，那些东西已经被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了个精光；她想起了她那两只冻得油光闪亮的子鸡，那些馅饼，那些梨子，还有那四瓶葡萄酒；可是她的怒气这时反而又平息下来，就像一根绷得太紧的绳子突然断了一样，她觉得快要哭出来了。她拼命地忍住，像孩子似的把呜咽往肚子里吞，可是泪水还是往上涌，眼圈湿了，马上便有两大滴泪珠夺眶而出，慢慢地顺着脸颊滚下来。后面的泪珠不断地涌出，越来越快，就像从岩石中渗出的水滴，一滴一滴落在她高耸的胸脯上。她始终挺着身子坐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面，苍白的脸绷得紧紧的，但愿别人不要看到她在哭。

可是伯爵夫人还是看到了，并使个眼色告知她的丈夫。伯爵耸了耸肩膀，似乎在说：“有什么办法呢？这又不是我的错。”鸟太太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轻轻地说：“她感到丢脸，所以哭了。”

两位修女把吃剩的香肠卷在一张纸里，又开始念起经来。科尔尼代在消化他刚吃下去的鸡蛋，他把两条长腿伸到对面的长凳下面，脸朝着天，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像刚刚想出了一条捉弄人的妙计，微微一笑，开始用口哨吹起《马赛曲》[50]来。

所有人的脸色都阴沉下来了。这支人民的曲子肯定不会受到同车人的喜欢。他们烦躁，激怒，仿佛就要大喊大叫了，就像狗听到手摇风琴的声音就要吠叫一样。科尔尼代觉察出了这一点，吹得更加起劲；有时候甚至还哼上几句歌词：

对祖国神圣的爱，

快来指挥，支持我们复仇的手，

自由，亲爱的自由，

快来跟保卫你的人们一起战斗！

地面的积雪冻得比较硬了，车也走得快了一些。在抵达迪耶普以前这几个小时漫长而愁闷的旅途中，在马车的颠簸震动中，在黄昏降临，车厢里一团漆黑的时候，他始终是那么执拗地吹着这支单调的复仇曲调，迫使那些既疲倦又恼火的人，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从头至尾听着他的口哨声，并且随着每一个节拍就会记起每一句相应的歌词。

羊脂球一直在哭；在黑暗中，有时候在两节曲调之间，会传出一声她没能忍住的呜咽。

王振孙译

[1] 国民别动队：一八六八年重新成立的辅助部队，组成人员是一些抽到免役签的年轻人或花钱买替身服役的年轻人。他们在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中虽然表现英勇，但也表现出无纪律和缺乏训练。

[2] 自由射手：普法战争时法国的游击队。一八七〇年九月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巴黎爆发革命，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国防政府成立以后，接着在巴黎被围困期间，以及巴黎公社成立期间，他们担任了重要角色。

[3] 鲁昂：法国塞纳滨海省省会，在塞纳河下游，为巴黎的外港，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军队占领。

[4] 国民自卫军：法国的人民武装组织；在居民点，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的人中间招募来保卫当地城镇。

[5] 法里：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6] 奥德梅尔桥：法国西北部厄尔省城镇，在鲁昂的西面。圣塞维尔是鲁昂隔塞纳河相望的一个郊区，阿沙尔堡是厄尔省接近鲁昂的一个城镇。在普鲁士军队进入鲁昂前，法国军队撤出鲁昂过塞纳河，经圣塞维尔和阿沙尔堡退到奥德梅尔桥。

[7] 圣卡特琳坡道：在鲁昂市东南近郊。

[8] 达内塔尔和布瓦纪尧姆：鲁昂市郊的两个村镇，前者在东面，后者在北面。

[9] 德语的发音喉音较重。

[10] 指十五世纪初叶鲁昂人民英勇反抗英国统治的光荣时代。

[11] 诺曼底：法国西北部旧省名。北邻英吉利海峡，包括现在的芒什、卡尔瓦多斯、厄尔、塞纳滨海、奥恩诸省。

[12] 它们是鲁昂附近，塞纳河下游的三个村镇。

[13] 勒阿弗尔：法国第二大港，在西北部塞纳河口。迪耶普在它的北面。

[14] 迪耶普：法国西北部塞纳滨海省港口城市，濒英吉利海峡。

[15] 鲁昂是法国著名棉花贸易中心，故有此语。

[16] 大桥街：鲁昂市中心的一条南北向街道，当时那儿有最高档的店铺和最华丽的橱窗布置。

[17] 在法文中，“飞”和“偷”是同一个词：“voler”；因此“鸟儿飞”也可理解为“鸟儿偷”。

[18] 指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法国历史上第二个波拿巴主义的资产阶级军事专政国家。一八五二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宣布成立；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时为法国九月革命所推翻。

[19]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波旁王朝的创建者。

[20] 奥尔良派：十八到十九世纪法国拥护波旁家族奥尔良系的立宪君主主义分子。在路易-菲力浦的七月王朝时期，奥尔良派达到权势的顶峰。

[21] 南特：法国西部大西洋岸卢瓦尔省省会。

[22] 路易-菲力浦（1773-1850）：法国国王，在位期间为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称为七月王朝。

[23]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当时部里的一个职员年薪只有一千八百法郎到二千四百法郎。

[24] 指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法国推翻第二帝国，建立第三共和国的那一天。

[25] 托特：位于鲁昂通往迪耶普的大路上的一个小镇，距鲁昂二十九公里。

[26] 坦塔罗斯的痛苦：希腊神话中的吕狄亚王，因他把自己的儿子剁成碎块给神吃，触怒了主神宙斯，宙斯罚他永世站在水中，那水深至下巴，他口渴想喝水时，水就退去，他头上有果树，肚子饿想吃果子时，树枝就升高。这种永受饥渴之苦被称为坦塔罗斯的痛苦。

[27] 鲁比孔河已经跨过：古罗马时代高卢和意大利的分界线。当时古罗马在法律中明文规定军队不得跨越此河。公元前四九年，恺撒率部越过此河进入罗马，称雄一时。“跨过鲁比孔河”一语现指下定决心投身于某一行动而采取的决定性步骤。

[28] 克拉萨纳梨：克拉萨纳是法国西部旧省圣通日省的一个村庄。克拉萨纳梨是一种多汁味甜的酥梨。

[29] 主教桥：法国西北部卡尔瓦多斯省城市，那儿出产的干酪很出名。

[30] 巴丹盖是法国一个泥瓦匠。拿破仑三世（1808—1873）于一八四〇年在布洛涅附近登陆失败被捕后关押在一要塞中。一八四六年他越狱成功，据说他当时借助了巴丹盖的一套衣服而脱险。后来拿破仑三世的政敌们便把巴丹盖的名字当作他的绰号。

[31] 波拿巴是拿破仑的姓。此处指拿破仑三世。

[32] 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八七〇年九月革命后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投降，维希政府成立（一九四〇年七月）后告终。

[33] 阿尔萨斯：法国东北部地区及旧省名，隔莱茵河连接德国。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后曾同洛林一起割让给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法国收回。

[34] 一百号：厕所的隐语。

[35] 击脚跳：人跳起后，双脚互击数次的动作。

[36] 杜·盖克兰（1320—1380）：法国民族英雄，百年战争初期杰出的军事领袖，曾多次击溃英军。一三八〇年在围攻敌人要塞时死去。

[37] 贞德（1412—1431）：又译冉·达克。百年战争末期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法国女英雄。

[38] 皇太子：指普法战争后失去皇位的拿破仑三世的儿子欧仁-路易-拿破仑（1856—1879）。他一度是拿破仑派复辟王朝的希望。

[39] 依佛多：法国西北部塞纳滨海省城市，在鲁昂西面，勒阿弗尔的东面。

[40] 犹滴：古代传说中的犹太女英雄。为拯救被围的维杜利城，她深入敌营，灌醉敌军将领荷罗菲尔纳，割下他的脑袋，从而使敌军不战而溃。事见《犹滴传》；但此书在史实和纪年方面讹误甚多。

[41] 卢克雷蒂娅：古罗马一名将之妻，因被罗马暴君塔尔奎尼乌斯的儿子塞克斯图斯奸污，在把此事告诉了父亲和丈夫后自尽。据传说此事导致了罗马王国的垮台和共和国的成立。

[42] 克娄巴特拉（前69—前30）：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前51—前30），艳丽而淫荡，据说曾凭其美貌征服了恺撒和安东尼等罗马名将。

[43] 加布：罗马附近城市，公元前二一五年被汉尼拔攻占。

[44] 汉尼拔（前247—前183或前182）：迦太基统帅，曾因久攻罗马不克而驻兵加布待援；但有些历史学家说他是耽于加布妇女的姿色。

[45] 波拿巴：拿破仑的姓，此处指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

[46] 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始祖。据《圣经》传说，耶和华要考验亚伯拉罕，指令他把爱子以撒作为献祭，亚伯拉罕准备去做，但在最后一刻，一位天使救下以撒，叫亚伯拉罕在附近的灌木丛里抓一只公羊代作献祭。

[47] 法国人一般情况下用第二人称复数（在本书中译为“您”）来称呼对方，表示客气；用第二人称单数（在本书中译为“你”）称呼对方，主要用于关系亲密的人之间，或成人用来对儿童，上级用来对下级，上等人用来对下等人。

[48] 别吉克：一种用三十二张牌玩的纸牌戏。

[49] 格吕耶尔干酪：产自瑞士南部格吕耶尔地区和法国东部阿尔卑斯山的孔泰和萨瓦地区的硬质奶酪，非常出名。

[50] 《马赛曲》：一七九二年普奥联军武装干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由工兵上尉鲁日·德·李尔（1760—1836）一夜之间写成，原名为《莱茵军战歌》。马赛的志愿兵部队唱着这首歌向巴黎进军，因此这首歌后来就叫作《马赛曲》。一七九五年七月十五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决定采用为国歌。后几度废黜和禁唱。一八七九年，也就是本篇小说发表的前一年二月起，又曾被定为国歌，现仍为法国国歌。

一家人

开往纳伊[1]的小火车刚过了玛约门，现在正沿着那条通往塞纳河岸的大街驶去。小车头拖着车厢，鸣着汽笛赶开路上的障碍；它喷着蒸汽，像一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人似的，呼哧呼哧地直喘；活塞发出一片啌通啌通的响声，听上去仿佛在用铁腿奔跑。夏天傍晚的闷热笼罩着大街，虽然没有一点风，街上还是扬起一片粉笔灰似的白色尘土，浓厚、呛人，而且热烘烘的；尘土粘在你潮湿的皮肤上，迷住你的眼睛，一直钻进你的肺部。

一路上可以看到许多人到大门外边来透透空气。

车上的玻璃窗都放了下去，车子开得很快，所有的窗帘都飘了起来。车厢里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因为这样的大热天，乘车的人都喜欢待在顶层上和过道上）。有的是装束可笑的胖太太，郊区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用不合时宜的傲慢来代替她们所缺少的雍容华贵。有的是厌倦了办公室生活的先生，他们脸色蜡黄，腰弯背驼，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一只肩膀略微显得有点高。从他们忧愁不安的脸上，还可以看出他们的家庭烦恼，他们经常缺钱花，他们昔日的希望肯定已成泡影；因为他们都是属于那支衣衫褴褛的穷鬼的队伍。他们在巴黎边上的这片辟做垃圾场的田野中间，住在用石灰刷白的破房子里省吃俭用地过日子，门外的一块花坛就算是他们的花园了。

紧挨着车门，有一个矮矮胖胖的人，脸颊浮肿，大肚子垂在叉开的双腿中间，穿一身黑衣服，佩着勋章绶带，正在和一个穿着肮脏的白帆布衣服、戴一顶旧巴拿马草帽，不修边幅的身材瘦长的人聊天。前一位说话又慢又吞吞吐吐，有时候叫人以为他是个结巴，他是海军部的主任科员卡拉旺先生。后一位从前在一条商船上当卫生员，后来才在古尔博瓦圆形广场住下来，运用他一生东飘西荡后还剩下来的那一点可怜的医学知识，在当地贫苦居民中间行医。他姓舍奈，要人家称呼他“医生”。关于他的品行，当地有不少的流言蜚语。

卡拉旺先生一向过着标准的公务员生活。三十年来，他天天早晨上班，走的是相同的路，在相同的时刻，相同的地点，看见相同的赶着去办公的人；每天晚上，他循着相同的路线回家，又遇见那些他亲眼看着苍老下去的相同的脸。

他每天在圣奥诺莱区大街[2]的拐角上，花一个子儿买一份报纸，再买上两个小面包，然后走进部里，神情活像个投案自首的犯人。他忙不迭地赶到办公室，心里惴惴不安，老是担心自己有什么疏忽的地方，会遭到申斥。

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来改变他单调的生活规律；因为除了科里的事，除了升级和奖金，他什么也不关心。不论是在部里，还是在家里（他已经不计较嫁妆，娶了一个同事的女儿），他只谈公事。他那被枯燥的日常工作弄得萎缩了的脑子里，除了和部里有关的以外，就没有别的思想、希望和梦想。但是使这个做科员的总是觉得美中不足、心里难受的，是那些因为有银线袖章而被人叫做“白铁匠”的海军军需官一调进部里，就当上了副科长或者科长；每天晚上，他都要在饭桌上，当着和他一样气愤不平的妻子的面，找出种种理由，证明把巴黎的官职给那些本应航海漂洋的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件极为不公平的事。

现在他已经老了，可是他并没有注意到他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因为出了中学的大门，他就直接跨进了办公室，他从前见了就发抖的学监如今换成了他怕得更加厉害的上司。一看见这些室内暴君的门槛，他就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他的那种见了人就局促不安的样子、低声下气的态度和神经质的口吃，就是这种经常不断的恐惧心理造成的。

他对巴黎并不比一个每天由狗领到同一个门檐下讨饭的瞎子了解得更多；即使在他那一个子儿一份的报纸上看到了什么大事或者伤风败俗的新闻，他也会认为那是虚构的故事，编出来供小职员们消遣的。他奉公守法，是个没有一定见解的保守派，不过他憎恨“新鲜事物”。凡是政治新闻他都放过不看，何况他的报纸登这些新闻的时候，总是为了满足给津贴的某一方的需要而任意加以歪曲。每天晚上，他沿着香榭丽舍大街[3]回家，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马，神情活像一个从遥远国度来的人地生疏的旅客。

就是在这一年，按规定所必需的三十年的服务年限期满了，一月一日那一天，他获得了荣誉勋位十字勋章。在这些军事化的机关里，就是用它来奖励那些被钉在绿色卷宗上的犯人，奖励他们悲惨的长期苦役（一般称作“忠诚服务”）。这个意外的荣誉使他对自己的才干有了新的、更高的看法，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为人。怀着遵守礼节，尊重自己参加在内的本国的“勋位团”的合理的情绪，从此以后，他脱下杂色的长裤和式样新奇的上衣，只穿黑色裤子和长礼服，他的宽宽的“勋章绶带”挂在这上面才更相称。他每天早上要刮脸，格外仔细地洗剔指甲，每两天就换一次衬衣。事隔一天，他变成了另外一个卡拉旺，整洁、神气，而且虚怀若谷。

他在家里随时随地都要提到“我的十字勋章”。他感到骄傲，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在扣眼上挂别的任何一种勋章。他见了外国勋章格外生气——“这种勋章不应该准许在法国挂出来”；他特别恨舍奈“医生”，因为每天晚上在小火车上遇见他，他总是挂着另外一种勋章绶带，有白的，有蓝的，有橙黄的，也有绿的。

从凯旋门到纳伊这段路上，他们两个人的谈话也是相同的。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他们先谈的是地方上的种种弊端，虽然他们俩都看不惯，可是纳伊区的区长却偏偏不闻不问。接着，正像和医生做伴必然会发生的一样，卡拉旺把话题转到疾病方面，指望这样可以捡到一点不花钱的小指导，只要问得巧妙，不落痕迹，说不定还可以得到一次诊断呢。再加上他近来很替母亲担心。她常常晕厥，隔很久才醒过来。虽然上了九十岁，可是她偏不同意找个医生看看。

卡拉旺一提到她的年高，就深深感动。他一再地对舍奈“医生”说：“您常常见到活这么大岁数的人吗？”说完了他愉快地搓搓手，这倒不一定是他希望看见老太太永远活下去不死，而是因为母亲寿长，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长寿的保证。

他继续说：“哈哈！我家里的人寿都很长；因此，我可以肯定，除非遇到意外，我一定能活到很老才死。”卫生员怜悯地看了他一眼；看了看身边这个人的红润的脸色、肥胖的脖子、垂在两条松软的粗腿间的大肚子，看了看这个虚胖的老科员容易中风的圆身胚；然后掀了掀扣在头上的那顶灰扑扑的巴拿马草帽，嘿嘿笑了一声，回答：“不见得吧，老兄，令堂瘦得只剩一层皮，可您呢，胖得像个皮球。”卡拉旺窘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恰好这时候火车到了站头。两个伙伴下了车。舍奈先生提议请他到对面他俩常去的那家环球咖啡馆喝杯苦艾酒。老板和他们挺熟，向他们伸出两个手指头，他们隔着柜台上的酒瓶握了一下，然后走过去找从中午起就坐在那儿打多米诺骨牌的三个牌迷。交换了热诚的问候和那句少不了的“有什么新闻”以后，打牌的人继续打牌；他俩告辞的时候，他们头也不抬，光伸过手来；他俩握了手各自回家去吃晚饭了。

卡拉旺住在古尔博瓦圆形广场附近的一所三层楼的小房子里。楼下开着一家理发店。

这套住宅有两间卧房、一间饭厅和一间厨房，几把修过的椅子按照需要从这间搬到那间。卡拉旺太太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扫地抹椅子上；她的十二岁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和九岁的儿子菲列普-奥古斯特跟当地的孩子们在大街边上的阳沟里玩耍。

卡拉旺把他的母亲安置在楼上。她的小气在附近一带是很出名的，而人又非常瘦，所以有人说，“天主”把他的吝啬的原则都运用在她的身上了。她性情很坏，没有一天不吵架，不发脾气。她从窗口里骂站在门口的街坊、蔬菜贩子、清道夫和孩子。为了报复，孩子们在她出门的时候，远远地跟着她叫：“老——妖——怪！”

家里的活儿由一个小女用人做。她是诺曼底人，粗心得叫人难以相信。为了防备万一，她睡在三层楼上，老太太旁边。

卡拉旺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那位爱洁成癖的妻子正在用一块法兰绒擦那几把分散在空落落的几间屋里的桃花心木椅子。她经常戴着线手套，头上扣着一顶缀着杂色缎带的便帽，便帽不住地往一边耳朵上滑落。每逢有人撞见她打蜡、刷、擦或者洗濯的时候，她总是这么说：“我不是有钱的人，我家里的一切都很简单，不过清洁是我的奢侈，它和别的奢侈一样有价值。”

她生来就讲究实际，而且固执己见，无论什么事都由她指点引导她的丈夫。每天晚上，在饭桌上，随后在床上，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办公室里的事情。虽然她比他小二十岁，可是他却像对神父似的，什么都告诉她，并且不论什么事都照着她的意见做。

她从来就没有漂亮过；眼下又矮又瘦，可以说很丑。她那点有限的女性特征，本来只要会打扮，也可以很巧妙地显示出来，可是她不善于穿衣服，因而就永远埋没了。她的裙子仿佛不断地朝一边歪；不论在哪儿，也不顾有人没人，她常常出于一种近乎怪癖的习惯，在自己身上这儿抓抓，那儿搔搔。她惯常在家里戴的那些她自以为很美的便帽上，缀着一大堆杂色的缎带，这是她容许自己用的唯一的装饰品。

她一瞧见自己的丈夫，就直起腰来，吻着他的颊须，说：“亲爱的，你没忘了波丹[4]吧？”（指的是他答应替她办的一件事）可是他颓然倒在一把椅子上；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忘了。“糟糕，”他说，“真糟糕，我一整天都想着这件事，可是白费心思，到了后半天还是忘了。”他好像很难过，于是她安慰他，说：“你明天记住，不就完了。部里没有什么新闻吗？”

“怎么没有，还是一件大新闻呢：又有一个白铁匠当了副科长。”

她脸色沉下来，问：

“哪一科？”

“国外采购科。”

她气冲冲地说：

“这么说，是拉蒙的职位了，正好是我指望你得到的位子；拉蒙呢？他退休了吗？”

他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声：“退休了。”她大发雷霆，便帽也滑到了肩膀上，接着说：

“完了，你看，这个鬼衙门，什么指望也没有了。你说的那个军需官姓什么？”

“博纳索。”

她拿起一向放在手边的海军年鉴查了查，念道：“博纳索。——土伦[5]。——生于一八五一年。——一八七一年任见习军需官。一八七五年任助理军需官。”

“他出过海吗？”

听到这句问话，卡拉旺的脸上又露出喜色，他乐得肚子直打颤。“和巴兰一样，和他的科长巴兰完全一样。”接着，他在更响的笑声中讲了一个部里的人全都觉得挺出色的老笑话：“千万别派他们从水路去视察黎明[6]的海军站，因为他们就是乘小火轮也要晕船呢。”

但是，她就跟没听见似的，仍然板着脸。过了一会儿，她慢慢搔着下巴，嘟囔着说：“要是我们能有一位相熟的议员就好了！等议会知道部里发生的这一切，那部长就会一下子垮台……”

楼梯上传来叫嚷声，打断了她的话。玛丽-路易丝和菲列普-奥古斯特从阳沟里回来了，他们每迈一级楼梯，都要你打我一个耳光，我踢你一脚。他们的母亲怒气冲冲奔了出去，拉住他们的胳膊，使劲地摇，把他们推到屋里。

他们一看见父亲，就连忙扑过来。他慈爱地吻他们，吻了很久才坐下来，抱着他们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和他们谈心。

菲列普-奥古斯特是个丑孩子，头发乱蓬蓬，浑身没一处干净，脸长得像个白痴。玛丽-路易丝长得像她母亲，说话像她，重复她的话，甚至模仿她的手势。她也说：“部里有什么新闻？”他愉快地回答：“你那位每个月都要来吃饭的朋友拉蒙就要离开我们了，小妞儿，有一位新任的副科长接了他的位子。”她抬起头，望着父亲，用早熟的孩子才有的那种同情口吻说：“这么说，又有一个人踩在你背上蹿上去了。”

他收起笑脸，没有回答。随后就岔开话题，问正在擦玻璃窗的妻子：

“妈在楼上好吗？”

卡拉旺太太放下手里的工作，转过身来，把滑到背上的便帽重新戴好，嘴唇抖动着说：

“好！咱们来谈谈你妈吧！她跟我大闹了一场！你想想看，理发师的妻子勒博丹太太刚才上楼来找我借一包淀粉，正好我出去了，你妈就像对付要饭的，把她撵了出去。所以我也把老太婆狠狠地克了一顿。像往常听到有人指责她的时候一样，她假装没听见。其实，她并不比我聋，是不是？这完全是装蒜；证据就是她一句话也不说，立刻就上楼到自己屋里去了。”

卡拉旺惭愧得说不出话来。正好这时候，小女用人奔进来说晚饭已经好了。他拿起一向藏在墙角的那根扫帚把，往天花板上撞了三下，通知他母亲。然后他们到饭厅里去。卡拉旺太太一边分汤，一边等老太太下来。等来等去，汤也凉了，他们只好慢慢地先吃起来。盆子里的汤喝完了，他们又等。卡拉旺太太气得直埋怨她丈夫：“她这是成心捣乱，你也知道。可是你还老是袒护她。”他左右为难，没有办法，于是打发玛丽-路易丝去叫奶奶；自己却低下头，待着没有动。他的妻子生气地用刀子敲着酒杯的杯脚。

门忽然开了，只有孩子一个人回来，她喘着气，脸色煞白，慌慌张张地说：“奶奶倒在地上了。”

卡拉旺一下子蹦起来，把餐巾往桌上一扔，奔了出去，楼梯上传来了他的通通通的脚步声。他的妻子认为婆婆在耍花招，轻蔑地耸耸肩膀，慢腾腾地跟上楼去。

老太太直挺挺地趴在屋子中间。她的儿子把她翻过来，看见她那张脸一动也不动，没有表情，皮肤发黄、起皱，好像硝过似的，闭着眼睛，咬紧牙齿，整个消瘦的身体已经发硬。

卡拉旺跪在她身边，哼着说：“妈呀，我可怜的妈呀！”但是，卡拉旺太太仔细看了一阵子，说：“得啦，她又晕厥过去了，没有别的；放心吧，不过是耽误咱们一顿饭罢了。”

他们把她抬到床上，脱光了衣裳，卡拉旺夫妻俩和女用人，三个人一同在她身上揉。可是不管他们怎么揉，她还是没有恢复知觉。于是他们打发罗萨丽去请舍奈“医生”。他住在絮伦[7]附近的河边上。路很远，因此等了很久，他才来到。他检查了老太太，把了她的脉，听了她的心脏，大声说：“不行了。”

卡拉旺扑在母亲身上，哭得浑身抖动；他拚命地吻着那张僵硬的脸，哭得那么悲痛，大颗的眼泪像水点似的扑簌扑簌滴在死人脸上。

卡拉旺太太也流露出适当的哀痛。她立在丈夫背后，不住手地揉眼睛，低声哼哼。

卡拉旺脸也肿了，稀稀落落的几根头发也乱了，在真正的悲伤中，显得很丑。他忽然立起来说：“可是……您有把握吗，医生……您真的有把握吗？……”卫生员连忙走过来，像商人夸耀自己的货物似的，老练地摆弄着尸首，说：“瞧，朋友，您瞧瞧这只眼睛。”他翻开她的眼皮，老妇人的眼珠在他手指底下露了出来，跟平常一样，只不过瞳孔好像有点放大。卡拉旺仿佛有一把刀子扎在心上似的，吓得浑身发毛。舍奈先生又抓起老太太缩拢的胳膊，使劲扳开她的手指头，好像当面受到别人反驳似的，愤愤地说：“您看看这只手，放心好了，我决不会弄错。”

卡拉旺又扑在床上打滚，像条牛似的哀号。他的妻子一边虚情假意地哭着，一边办该办的事。她把床头柜搬过来，铺上一块餐巾，放上四根蜡烛，点着了以后，又从壁炉台上取下挂在镜子背后的一根黄杨树枝，搁在蜡烛当中的一个盆子里。没有圣水，盆子里盛满了清水。但是她脑筋一动，抓了撮食盐扔在水里。毫无疑问，她以为这样一来就算完成了祝圣的仪式。

象征死神降临的场面布置完毕，她一动不动地立着。这当儿，曾经帮她布置的卫生员低声对她说：“应该把卡拉旺领出去。”她点点头，走到仍然在跪着啼哭的丈夫身边，和舍奈先生一人架一条胳膊，把他搀起来。

他们先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他的妻子吻吻他的额头，开导了他一番。卫生员也随声附和，劝他要坚强，拿出勇气来，劝他要安于天命，其实这都是一个人在遇到这种难以招架的灾难时，根本办不到的事。接着，他们俩又搀着他，把他领了出去。

他抽抽噎噎，哭得像个胖孩子，浑身没有一点力气，胳膊搭拉着，腿发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机械地迈着两只脚，走下楼去。

他们把他安置在他平常吃饭时坐的那把扶手椅上，面前放着的是差不多空了的汤盆，他的汤匙仍然浸在残汤里。他坐着不动，盯着酒杯发愣，什么念头也没有。

卡拉旺太太在一个角落里和医生谈话，打听该办的手续，要他出点切实可行的主意。舍奈先生好像还在等着什么似的，最后他抓起帽子，说他还没有吃晚饭，行了个礼，打算走了。她叫了起来：

“怎么，您还没有吃过晚饭吗？那就在这儿吃吧，医生，在这儿吃吧！我们有现成的，不用客气；因为，您知道，我们也吃不了多少。”

他婉言推辞；可是她坚持说：

“这算什么，您千万别走。遇到这种时候，能有个朋友在身边，真是件高兴的事；再说，您也许能够劝劝我丈夫吃点东西；他需要打起精神来才成呀。”

“医生”鞠了个躬，把帽子放在家具上，说：“既然如此，我只好领情啦，太太。”

她对昏了头的罗萨丽吩咐了一番以后，也坐下来吃饭，照她的说法不过是“装装样子，陪陪‘医生’罢了”。

凉了的汤又送上来了。舍奈先生喝完了又要求添了一次。接着端上来的是一盘里昂式牛肚，散发出一股洋葱的香味，卡拉旺太太决定自己也尝一点。“挺不错，”“医生”说。她听了笑笑说：“真的吗？”然后转过头来对丈夫说：“你也吃点吧，可怜的阿尔弗雷，仅仅为了垫垫肚子，想想看，你还要熬夜呢！”

他驯服地递过盆子来，毫不反抗，毫不考虑地任人摆布，仿佛谁要命令他去睡觉，他也会立刻就上床似的。接着，他就吃起来了。

“医生”自己动手，一连在盘子里取了三次；卡拉旺太太不时地用叉子叉一大块牛肚，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吃下去。

满满一钵子通心粉端来了，“医生”嘟囔着说：“哟！这才是好东西。”卡拉旺太太这次替每人都分了一份，甚至连孩子们用的小碟子都盛满了；这两个孩子稀里呼噜地吃着，因为没人管，他们开始喝不兑水的葡萄酒，同时桌下的脚也互相踢起来。

舍奈先生想起了罗西尼[8]就爱吃这种意大利菜，冷不防地说：“瞧！还押韵呢；很可以做一首诗，这样来开头：

罗西尼大师

爱吃通心粉条子……”

谁也没有听他说。卡拉旺太太忽然间变得心事重重，她在考虑这桩变故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她的丈夫呢，用面包搓成一个个小球，放在台布上，呆头呆脑地盯着它们瞧。他嗓子眼干得冒烟，一次又一次地把盛满葡萄酒的杯子举到嘴边；他的理智本来已经被打击和悲伤搅乱了，现在变得轻飘飘的，好像在刚开始的、困难的消化食物过程突然造成的昏晕中飞舞。

再说，“医生”喝起酒来像个没底的窟窿，他显然已经醉了。卡拉旺太太也受到一种神经紧张之后必有的反应；虽说喝的是白水，可是心里很乱，非常兴奋，而且脑子也有点糊涂了。

舍奈先生开始叙述几家死了人的人家发生的事，这些事在他看来荒唐透顶。因为在巴黎的这个住满外省人的郊区里，可以常常见到乡下人对死人的那种冷漠的态度——哪怕死的是亲爹或者亲娘，——那种毫无敬意的，而且自己还不知道的残忍态度在乡下很普通，可是在巴黎却觉得很稀罕。他说：“瞧，就在上个星期，皮多街上有人请我去。我连忙奔了去，一看，病人已经断了气，可是家属们却正围在床边从从容容地喝茴香酒。这瓶酒是头天晚上买来给垂死的病人过瘾的。”

但是，卡拉旺太太并没有听，她一直在想着遗产；卡拉旺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听不懂。

咖啡斟好了。为了提神，咖啡煮得很浓。每一杯兑了白兰地的咖啡，很快地在他们的双颊添上一层红晕，并且把他们已经糊涂的脑子里最后剩下的一些思想搅得更乱了。

接着，“医生”突然抓起酒瓶，替每人斟一点白兰地涮涮杯子。食物的消化使他们觉得浑身暖烘烘的，懒洋洋的，再加上饭后喝的烈酒，他们就不由自主地陷在肉体的舒适感里。他们一句话也不说，慢慢啜着在杯底形成一种淡黄色糖浆的甜白兰地。

孩子们已经睡着了，罗萨丽把他们送上床。

卡拉旺像所有遭到不幸的人一样，有了一种要忘掉一切的欲望，他不知不觉地一连喝了好几杯白兰地；他的没有生气的眼睛里闪出了光芒。

“医生”终于站起来，准备走了；他抓住朋友的胳膊，说：

“好，跟我一块去；透透新鲜空气对您有好处；一个人在烦恼的时候，不应该老待着不动。”

对方顺从地戴上帽子，拿起手杖，走了出去；他们俩挽着胳膊，在星光下向塞纳河走去。

香喷喷的微风在温暖的黑夜里吹拂，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附近一带的花园都开满了花。花的香气在白天闻不到，仿佛天一黑就醒过来似的，混在黑暗中吹过的轻风里四处飘散。

宽阔的大街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影，两行煤气街灯一直伸展到凯旋门。然而，在那边，从一片红雾笼罩中传来了巴黎的闹声，那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喧嚣声。远处，在平原上偶尔有一列开足了马力奔来的，或者穿过外省朝海滨驶去的火车的汽笛声，好像跟巴黎的喧嚣声遥相呼应。

户外的空气，拂在他俩的脸上，一开始使他们感到那样意外，以致“医生”差点儿失掉了平衡，卡拉旺从吃晚饭时就感到头晕，这时晕得更加厉害了。他好像在梦中走路，脑子昏昏沉沉，浑身无力，因为陷在一种使他感觉不到痛苦的精神麻木状态里，所以他已经没有强烈的悲伤，甚至还感到了轻松；尤其是弥漫在黑夜里的这股暖烘烘的花香，越发使他感觉轻松。

他们到了桥头，就顺着河向右走，迎面吹来一阵凉风。在一排高耸的白杨前面，河水忧郁安静地流着；星星被流水荡漾着，好像在水里游泳。淡淡的白雾飘浮在对岸的河堤上，给人肺里注入一股潮湿的气息；卡拉旺猛然站住，这股河水的气息打动了他，在他的心里挑起了许多往昔的回忆。

他突然又看见了他小时候的母亲，弯着腰，跪在遥远的庇卡底[9]的家门口，正在穿过园子的小河边上洗她身边的一堆衣裳。他仿佛听见了她的在寂静的田野间的棒槌声和她的叫喊：“阿尔弗雷，替我拿块肥皂来。”他又遇见了这股相同的流水的气味，这片相同的笼罩在潮湿的土地上的薄雾，也正是这种相同的沼地里蒸发出来的水汽的味道以前一直停留在他的心头，永远忘不掉，偏偏在他母亲刚去世的当天晚上又闻到了。

他站着不动，绝望的情绪又猛然袭上心头。仿佛有一道闪光一下子照亮了他的整个不幸；这阵缥缈无定的微风把他投在无法挽救的痛苦的深渊里。他的心被这永无尽期的分离撕碎了。他的一生从此被切成了两段；他的整个年轻时代被这次死亡吞下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的“过去”都结束了；所有年轻时的回忆都化为乌有了；再没有人能和他谈谈往事，谈谈他从前认识的人、他的家乡、他自己以及过去生活中感到亲切的事。这是他生命中已经不复存在的一部分，现在死亡轮到另一部分了。

往事一件跟着一件在他眼前掠过。他又看见了年轻的“妈”，穿着旧衣裳，这些衣裳穿得那么久，在他印象里好像和她本人分不开似的；他在无数原来已经忘掉的场合中又找到了她的模糊的相貌、手势、腔调、习惯、怪癖、愤怒、脸上的皱纹、瘦指头的动作以及惯常的而又不会再有的姿态。

他伏在“医生”身上，伤心得哭了起来。两条软弱无力的腿发抖，整个胖身子随着哭声颤动，嘴里咕哝着：“妈，我可怜的妈，我可怜的妈呀！……”

但是，他那位仍然醉着的同伴，正在想怎样到常常偷着去的地方去消磨这个夜晚，给他这阵强烈的哀痛弄得不耐烦起来，于是扶着他在河边的草地上坐下，借口去看一个病人，差不多立刻就撇下他走了。

卡拉旺哭了很久；哭到后来，眼泪流干了，全部的痛苦可以说也跟着流光了，他重新又感到了轻松、舒坦和意想不到的平静。

月亮出来了；大地沐浴在柔和的月光里。高耸的白杨闪着银光，平原上的雾仿佛是浮动的白雪；河水里不再有星星游泳了，但是看上去好像盖满了螺钿，不息地流动着，激起闪烁发亮的涟漪。空气温和，微风馥郁，大地沉入了甜美舒适的梦乡中，卡拉旺尽情享受着黑夜的温柔；他畅怀地呼吸，觉得浑身充满了凉爽、宁静和无上快慰的感觉。

然而，他还是尽力地抵制那袭上心头的舒适感，一遍遍地说：“妈呀，我可怜的妈呀。”在正直人的良心谴责下，他想哭，可是又哭不出来。甚至连刚才还害得他嚎啕大哭的那些念头也引不起他的一点悲痛了。

于是他站起来，慢慢地循着原路往回走，沉浸在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大自然的宁静里，他自己也不由自主地觉得万念皆空了。

他走到桥头，看见了就要开出的末班小火车的灯光，以及环球咖啡馆背面一排灯火通明的窗子。

突然间，他觉得需要找个人谈谈他的不幸遭遇，来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关切。他哭丧着脸，推开咖啡馆的大门。老板仍旧守在柜台上。他走过去，原来以为所有的人都会立起来，走近他，一边伸手让他握一边问：“咦，您这是怎么啦？”可是偏偏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忧伤的面容。他于是趴在柜台上，双手捧着脑袋，嘟嘟囔囔地说：“啊！主啊！主啊！”

老板望望他，问：“卡拉旺先生，您病了还是怎么的？”他回答：“没有病，我可怜的朋友，我妈刚去世了。”对方心不在焉地“啊”了一声；正好这时候，店堂尽头有个客人在叫：“来一杯啤酒！”他立刻用吓人的声音应道：“噢！……来啦。”抛下了目瞪口呆的卡拉旺，奔过去侍候客人。

三个牌迷还在晚饭前的那张桌上聚精会神、一动不动地打多米诺骨牌。卡拉旺走过去，想引起他们的同情。可是他们当中好像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来了，于是他决定自己先开口。“才不过一会儿工夫，”他对他们说，“我就遭到了一场大祸。”

他们三个人同时稍稍抬了抬头，但是眼睛仍旧盯着手上的牌。“怎么回事？”“我妈刚去世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喃喃地说：“啊！真没想到，”用的是从不关心人的那种假装悲伤的声调。第二个人找不出话好说，摇摇头，嘘了一声，表示惋惜。第三个人又继续打牌，看上去倒好像他心里在想：“原来是这么回事！”

卡拉旺期待的是一句所谓“真心流露”的话。现在一看自己受到这样的对待，连忙走开。他恨他们对朋友的痛苦居然冷漠到这个地步，尽管这个痛苦在当时已经很麻木，可以说连他自己也感觉不到了。

他走了出去。

他的妻子穿着睡衣，坐在开着的窗户边的一把小椅子上等他。她心里一直在盘算着遗产的事。

“快脱衣裳，”她说，“咱们到床上再谈吧。”

他抬起头，望望天花板，说：“不过……楼上……没有人。”“放心吧，有罗萨丽守在她旁边，你先打个盹，到早上三点钟再去替她。”

不过他怕万一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衬裤还是没有脱掉。他在头上包了一条围巾，跟在他妻子后面钻进被窝。

他们并排坐了一会儿。她在想心事。

甚至在这时候，她的睡帽还缀着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而且略微有点朝一边耳朵上歪，仿佛是受到她戴便帽养成的那种无法改变的习惯影响似的。

她突然转过头来，对他说：“你知道你妈立过遗嘱吗？”他迟迟疑疑地说：“我……我看没有……她一定没有立过。”卡拉旺太太盯住她丈夫的脸，愤愤不平地低声说：“真是没良心，是不是；我们千辛万苦地服侍她，供她住，供她吃，算算也有十年啦！换了你妹妹，就决不肯干，就说我吧，我要是知道得到的是这样的报答，我也不会干！哼，这是她身后留下的一桩耻辱！你也许会对我说，她贴过房钱饭钱，不错，但是小辈们的照应，可不是能用钱付得清的；应该在死了以后用遗嘱来报答。凡是体面的人都这么办。看来，我是白辛苦白忙了一场！太好了！哦！太好了！”

卡拉旺心烦意乱，一遍遍地说：“亲爱的，亲爱的，我求求你好不好。”

她说着说着渐渐地平静下来，又用平素的声调说：“明天上午应该通知你妹妹。”

他一下子蹦了起来，说：“哎呀，我倒一点没有想到；天一亮我就去打电报。”可是她想得很周到，拦住他说：“不，到十点十一点之间再打，好让咱们在她来到以前把事情都安排好。从夏朗东[10]到这儿，至多两个钟头就够了。我们可以推说你吓昏了头。再说，就是上午通知，也不算晚呀！”

可是，卡拉旺拍拍脑门，用平时谈到那位他甚至一想到就发抖的科长时用的那种畏惧口吻说：“还应该通知部里一声。”她回答：“为什么要通知？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忘了，也是可以原谅的。相信我的话好了，不用通知；你那位科长什么也不能说，你可以狠狠地窘他一下。”“啊！可不，”他说，“看见我没有去，一定还会发脾气呢。嗯，你说得对，这是一个好主意。等到我告诉他我妈死了，他也只好不言语了。”

这位科员非常满意这个玩笑，一边搓手，一边想象着科长的脸色。这当儿，老太太的尸首躺在楼上已经睡着了的女用人旁边。

卡拉旺太太忽然又变得心事重重，好像有一件说不出口的事在缠着她。最后她下了决心，说：“你妈已经把那个美女玩球的座钟许给了你，对不对？”他想了一会儿，说：“对，对；她对我说过，不过那还是很久以前她刚到这儿来的时候说的。她当时对我说：‘如果你待我好，这个座钟将来就归你了。’”

卡拉旺太太放下心来，展眼舒眉地说：“既然说过，你看，就应该拿过来，因为你妹妹来了，她就不会让我们动了。”他迟迟疑疑地说：“你这样想吗？……”她生气地说：“我自然是这样想；只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搬下来，那就算咱们的了。她屋里的那口大理石面的五斗柜也是一样。有一天她脾气好的时候曾经答应过给我。我们也一起搬下来好了。”

卡拉旺好像有点不相信。“不过，亲爱的，这是一件责任重大的事呀！”她转过脸来，气冲冲地说：“哼！你呀，你就永远改不了吗？你情愿自己的孩子饿死，也不愿意动一动。从她答应给我的时候起，这口五斗柜就是咱们的了，对不对？如果你妹妹不同意，让她来找我好了！我才不在乎你妹妹呢。好啦，起来，咱们立刻去把你妈给咱们的东西搬下来。”

他迫不得已，颤颤巍巍地从床上下来，刚要穿裤子，她又拦住他，说：“用不着穿衣裳了，走吧，有衬裤就成了。你看，我就这样去。”

他们俩穿着睡衣，悄悄爬上楼，小心地开开门，走进屋子。屋子里守着直挺挺长眠的老太太的，仿佛只有点在盛黄杨树枝的盆子周围的那四根蜡烛；因为罗萨丽躺在扶手椅上，早已睡着了。她伸着两条腿，手交叉着放在裙子上，头歪在一边，一动不动，张着嘴轻轻打着呼噜。

卡拉旺取了座钟。像帝国时代的许多艺术品一样，这是件怪里怪气的摆设。一个镀金的美女铜像，头上饰着各种花，手上拿着一个杯球[11]，球用来做钟摆。“给我，”他的妻子说，“你搬五斗柜上的大理石面。”

他听从她的吩咐，喘着气，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大理石面扛到肩膀上。

接着两口子朝外走。卡拉旺到了门口，伛下腰，开始哆哆嗦嗦地下楼梯；他的妻子倒退着走，一只手端着蜡烛替他照亮，一只手里抱着钟。

到了自己屋里，她深深地喘了一口气。“难办的已经办完了，”她说，“再去搬剩下的吧。”

可是五斗柜的抽屉里装满了老太太的衣裳，得收在一个地方才成。

卡拉旺太太念头一转，说：“快去把门廊里的那只薄板箱子搬来；它不值四十个子儿，就摆在这儿吧。”木箱搬来以后，他们动手腾抽屉。

他们一件一件地取出袖口、领饰、衬衣、便帽，取出躺在他们背后的那位老太太的全部可怜的旧衣裳，整整齐齐地放在木箱里，好瞒哄第二天来奔丧的另外一个后裔布罗太太。

完事以后，他们先把抽屉搬下去，接着又一人抬一头把柜身搬下去；两个人斟酌摆在什么位置合适，斟酌了很久。最后才决定把它放在卧房里，床对面的两扇窗户中间。

五斗柜刚摆好，卡拉旺太太就立刻把自己的替换衣裳放进去。座钟放在饭厅的壁炉台上；两口子欣赏布置的效果，立刻感到十分满意。“挺不错吧，”她说。他回答：“嗯，挺不错。”接着他们上床睡觉，她吹熄了蜡烛，不久在这所房子的两层楼里，人们都进入了梦乡。

卡拉旺睁开眼睛，天已经大亮了。他刚睡醒，脑子里昏昏沉沉的，过了几分钟以后，这才记起了那件大事。回忆好像当胸给了他狠狠的一拳，他连忙跳下床，心里又是一阵难过，差点哭了出来。

他急急忙忙奔上楼，罗萨丽还在那间屋子里睡觉，仍旧保持着头天晚上的那个姿势，因为她一整夜就没有醒过。他打发她去干活儿，自己动手换掉已经点完了的蜡烛，然后望着母亲，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那些表面上看来好像高深莫测的思想，那些智力不高的人在死人面前无法摆脱的宗教和哲学的庸俗见解。

但是他听见妻子叫他，只好又走下楼。她已经把上午该办的事开了一张单子。他接过来一看，吓了一跳。

他逐条看下去：

1. 到区上登记；

2. 请医生验尸；

3. 定寿材；

4. 到教堂去；

5. 到殡仪馆去；

6. 到印刷所去印讣闻；

7. 找公证人；

8. 打电报通知亲属。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要办的小事。他于是取了帽子，立刻出门。

然而，消息已经传开，女邻居们开始上门来要求看看死人。

楼底下的理发店里，甚至为了这件事，在妻子和正替顾客刮脸的丈夫间，发生了一场争执。

女的一边织袜子，一边低声念叨：“又少了一个，少了一个世上不多见的小气鬼。老实说，我从来就不喜欢她，可是我还是应该去看看她。”

男的一边在顾客的下巴上抹肥皂，一边嘀咕：“您听听这些怪念头！只有女人才想得出。她们活着的时候麻烦您还不够，死了还不让您安生。”但是他的妻子毫不动气地接过来说：“有什么办法呢；我觉着非去一趟不行。今天上午我一直惦着这件事。我要是不去看看她，就像这一辈子都会放不开这件事似的；可是，等到我仔仔细细地看过她的模样以后，我就心满意足了。”

手里拿着剃刀的理发师耸耸肩膀，向那位刮脸的先生低声说：“我倒要问问您，这伙该死的娘儿们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换了我，我可不把看死人当乐事！”但是他的妻子却听见了他的话，心平气和地回答：“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嘛。”说完把手里的活儿往柜台上一撂，就上楼去了。

已经有两个女邻居先来了，她们正在和卡拉旺太太谈论这件不幸。卡拉旺太太把经过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讲给她们听。

她们朝停尸的屋子走去。四个女的轻手轻脚走进去以后，挨次蘸了点盐水洒在被窝上，跪下来，一边喃喃地祈祷，一边划十字；然后立起来，瞪着眼睛，张着嘴，长久地望着尸首；这当儿，死者的媳妇用一块手绢蒙住脸，假装在伤心地哭。

她扭转身，正准备出去，发现玛丽-路易丝和菲列普一奥古斯特两个人穿着衬衣立在门口，好奇地望着。于是她忘掉了装出来的悲痛，举起手，奔过去，气冲冲地嚷道：“还不快滚，淘气鬼！”

十分钟以后，她又陪着另一批女邻居上楼来了。她重新在婆婆身上挥黄杨树枝，祈祷，流泪，尽完了她应尽的孝道以后，又发现两个孩子跟在她身后。她狠狠打了他们两巴掌；但是到了第三次上来，她就不再管他们了；每次有客人来，两个孩子都跟着，跪在角落里，一遍遍地模仿他们母亲的每一个动作。

一到下午，被好奇心驱使来的女人就开始减少了。没有多久，就不再有人上门来了。卡拉旺太太回到自己屋里，忙着准备出殡的事。死人被孤零零地抛在楼上。

窗户开着，火辣辣的热气夹着一团团的尘土钻进屋里来；四支蜡烛的火焰在静止不动的尸体旁边跳动着；小苍蝇在被窝上，双目紧闭的脸上，伸出的两只手上爬动，飞来又飞去，不断地兜圈子，它们来拜访这位老太太，等候着它们自己即将死亡的时刻的来到。

玛丽-路易丝和菲列普-奥古斯特却已经又到大街上去玩了。没有多久，他们就被小朋友们围住，特别是那些小姑娘，她们更机警，能够更快地嗅出生活中的一切秘密。她们像大人似的打听：“你奶奶死了吗？”“死了，昨天晚上死的。”“死人是什么样子？”玛丽-路易丝开始解释，她讲到蜡烛、黄杨树枝和死人的脸。这么一来，打动了所有孩子的好奇心，他们要求也让他们上楼去看看。

玛丽-路易丝立刻组织了第一批人：五个女孩和两个男孩，都是最大的，最有胆量的。为了不让人发觉，她逼他们先脱掉鞋子。这一队人钻进房子，像一群老鼠似的敏捷地爬上楼。

到了屋里，小姑娘立刻模仿她母亲，按部就班地照仪式办事。她庄严地领着小朋友们跪下来，划十字，蠕动嘴唇，再立起来，把水洒在床上。然后，挤成一团的孩子们走过来，怀着恐怖、好奇而又高兴的心情观看死人的脸和手。这当儿，她突然用小手绢蒙住脸，假装哭泣。接着，她想到在门口等她的那些人，心中顿时得到了安慰，连奔带跑地带走这一批人，立刻又一批接一批地不断领人上来，因为当地所有的孩子，甚至连衣衫褴褛的小要饭的，都赶来参加这桩新奇的游戏。而且她每一次都一丝不苟地模仿她母亲装腔作势的动作。

最后，她累了，孩子们被另外的游戏吸引到别处去了；老祖母依旧孤零零的一个人，被人完全忘记了。

屋子里布满了阴影；她那张干枯起皱的脸随着蜡烛火焰的跳动，一会儿明，一会儿暗。

八点钟左右，卡拉旺上楼，关好窗子，换掉蜡烛。他现在进来，态度很镇静，因为他已经看惯了尸首，就好像它已经在那儿摆了好几个月似的。他甚至还能够注意到并没有一点腐烂的现象。在坐下来吃晚饭时，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回答：“可不，她就跟木头一样，至少可以保存一年。”

他们喝着汤，一句话也不说。孩子们整天没人管，累得一坐到椅子上就打起盹来。所有的人都保持着沉默。

灯光突然暗下去。

卡拉旺太太立刻拧了拧灯心；可是油灯发出一种空洞的声音，咕咕地响了好一会儿，接着就熄了。竟忘了买油了！如果到杂货店去，势必要耽误吃饭，那就找蜡烛吧；可是，除了点在楼上床头柜上的那几根以外，一根也没有了。

卡拉旺太太做事素来果断，她马上打发玛丽-路易丝上楼去取两根下来，其余的人就在黑暗中等着。

他们清清楚楚听见小姑娘上楼的脚步声，随后是几秒钟的寂静；接着这孩子匆匆奔下楼。她推开门，神色完全变了，比头一天报告不幸消息时还要慌张。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啊！爸爸，奶奶在穿衣裳！”

卡拉旺一下子蹦起来，被他带倒的椅子一直滚到了墙边。他结结巴巴地说：“什么？……你说什么？……”

可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玛丽-路易丝又说了一遍：“奶……奶……奶奶在穿衣裳……就要下楼来了。”

他发狂般地奔上楼梯，后面跟着惊呆了的妻子。但是到了三楼的房门口，他站住了，吓得不敢进去。他会看见什么呢？卡拉旺太太到底比丈夫胆子大，她转了一下把手，走了进去。

屋里仿佛变得更暗了；当中有一个又高又瘦的人影在动。老太太已经下床了；她从昏迷中醒来，甚至在意识还没有完全恢复以前，就侧转身子，用一只胳膊撑起来，把点在灵床边的蜡烛吹熄了三支。体力复原以后，她下床来找衣裳。五斗柜不见了，她起初有点着急，不过慢慢地她在木箱里找到了自己的衣裳，不慌不忙地穿了起来。接着她又把满满的一盆水泼掉，黄杨树枝仍旧挂到镜子背后，椅子都归到原处，正准备下楼的时候，她的儿子和媳妇就进来了。

卡拉旺奔过去，握住她的双手，噙着眼泪吻她。他的妻子在他背后，假情假意地一连说了两遍：“这可好啦，这可好啦！”

但是，老太太却没有被感动，甚至看上去她仿佛并不了解似的。她僵硬得像一座雕像，眼神冷冰冰，仅仅问了一句：“晚饭快好了吗？”他失魂落魄，含含糊糊地说：“是呀，妈，我们正在等你。”他第一遭这么殷勤地挽住她的胳膊。卡拉旺太太端起蜡烛，像夜间替扛大理石的丈夫照路一样，一级一级地倒退着走在前面。

到了二楼，她差点撞着正在上楼的人。原来是住在夏朗东的亲戚来了，布罗太太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她的丈夫。

女的又高又胖，挺着个害臌胀病的大肚子，上身往后仰着。她吓得睁大了眼睛，打算逃走。她的丈夫是一个信奉社会主义学说的皮匠师傅，矮矮的个儿，满脸胡子，看上去活像个猴子；他冷静地低声说：“咦，怎么回事？她活过来啦！”

卡拉旺太太一认出他们，就无可奈何地朝他们摆了摆手，然后大声说：“唉呀！怎么！……是你们来啦！真没有想到！”

但是布罗太太已经吓昏了，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她低声回答：“是你们打电报催我们来的，我们还以为毫无指望了呢。”

她的丈夫在背后捏了她一把，叫她住口。然后带着藏在大胡子里的奸笑，补了两句：“承蒙你们邀请，真是太客气啦。我们不敢耽搁，立刻就赶来了。”话里暗射着这两家人家中间长期存在的仇恨。随后，老太太到了楼梯最下面几级，他连忙迎上去，用盖住脸的胡子擦了擦她的双颊，怕她耳聋听不见，于是对准她耳朵大声说：“这一向好吗，妈？身体还是那么硬朗？”

布罗太太看见本来以为死了的人现在活得好好的，吓得发了呆，甚至不敢过去抱吻；她的大肚子塞满了整个楼梯口，挡住了其余的人的路。

老太太很不自在，她起了疑心，不过一直没有开口，只是望着周围的人；她的灰色的小眼睛锐利、严厉，一会儿盯住这个人望望，一会儿盯着那个人望望；她的孩子们从她眼睛里能够清楚地看出她在想些什么，因而一个个都变得很狼狈。

卡拉旺打算解释一下，他说：“老太太有点不舒服，不过现在好了，完全好了，对不对，妈？”

老太太一边继续朝前走，一边用她那微弱得像从远处传来的声音回答：“一下晕厥过去了，不过你们说的做的我都听见了。”

接着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他们走进饭厅，坐下来吃一顿临时张罗起来的晚饭。

只有布罗先生一个人还能沉住气。他那张大猩猩般凶恶的脸作了许多怪相；他信口说了些语义双关的话，弄得所有的人都局促不安。

可是，门铃声时时刻刻从门廊那儿传来，晕头转向的罗萨丽一次次奔进来找卡拉旺，他连忙撂下餐巾出去。他的妹夫甚至问他：这一天是不是他会客的日子。他含含糊糊地说：“不，都是些杂七杂八的小事。”

后来，有一包东西送了进来，他冒冒失失拆了开来，原来是印着黑边的讣闻。他脸涨得通红，连忙包好，塞在坎肩里。

他的母亲并没有看见；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摆在壁炉台上的她那个座钟，镀金的杯球不停地摆动着。在冷冰冰的沉默中，局促不安的气氛越来越浓厚了。

老太太把她那像巫婆似的起皱的脸转过来，眼睛里闪出了一丝阴险的光芒，对她女儿说：“星期一，把小妞儿带来，我想看看她。”布罗太太顿时露出了笑容，大声说：“好的，妈。”卡拉旺太太脸色却变得像纸一样白，急得差点晕过去。

这当儿，两个男的渐渐聊起天来了；为了一点芝麻大的小事，没想到他们竟展开了一场政治上的争论。布罗拥护各种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学说，他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两只眼睛在毛茸茸的脸上炯炯发光，大声嚷道：“说到财产，先生，那是对劳动者的掠夺；——土地是属于所有人的；——继承权是卑鄙可耻的！……”但是他猛然闭上了嘴，惭愧得就像说了什么蠢话似的。过了一会儿，才用比较温和的口吻补了一句：“现在不是争论这种问题的时候。”

门开了，舍奈“医生”走了进来。一开始他有点惊慌，不过，转眼间就又恢复了常态；他走到老太太跟前说：“哈哈！老太太今天挺好嘛！啊！我早就猜到了；就是刚才上楼的时候，我还对自己说：我敢打赌，她老人家又起来了。”他轻轻拍着她的背，接着说：“她结实得像新桥[12]；你们瞧着吧，咱们全得由她老人家来送终呢。”

他坐下来，接过别人递给他的咖啡，很快地就卷入了两个男人的争论。他赞成布罗的意见，因为他自己也曾经被牵连到公社[13]的案子里去过。

老太太渐渐感到累了，打算回到楼上去。卡拉旺连忙走过来，可是她盯住他的眼睛，说：“你马上给我把五斗柜和座钟搬上去。”不等他结结巴巴说完他那句“好的，妈”，她已经挽着女儿的胳膊，走出去了。

卡拉旺两口子陷在极端的绝望中，惊惶失措，说不出话来。布罗却一边得意地搓手，一边喝咖啡。

卡拉旺太太气得发了疯，突然朝他扑过去，嚷道：“您是一个贼，一个无赖，一个流氓……我要把唾沫啐在您脸上……我要……我要……”她找不出话来说，气得喘不上气；可是他却一直在笑眯眯地喝咖啡。

正好这时候，他的妻子回来了，于是卡拉旺太太又朝她的小姑子奔过去；这姑嫂俩一个肥胖，肚子大得吓人，另一个瘦小，好像在发羊痫风；两个人的声音都变了，手抖个不停，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地破口大骂。

舍奈和布罗过来排解。布罗一边抓着他妻子的两个肩膀，把她推出门去，一边大声说：“快滚，你这头蠢驴，不要再嚷了！”

他们的争吵声从街上传来，渐渐地远了。

接着，舍奈先生也走了。

剩下了卡拉旺夫妻俩面对面站着。

后来，男的倒在一把椅子上，两鬓沁出一阵冷汗，喃喃地说：“我怎么去对科长说呢？”

郝运译

[1] 纳伊：巴黎西边的郊区，当时有小火车从市内凯旋门所在的星广场经玛约门，开往纳伊的古尔博瓦广场。

[2] 圣奥诺莱区大街：在巴黎第八区内。法国海军部就在这条大街的拐弯处。

[3] 香榭丽舍大街：巴黎市内最繁华的一条林阴大道，在其西北面尽头是星广场，星广场上有拿破仑一世建于一八〇六年，至一八三六年方才建成的凯旋门；朝东南通往杜伊勒里公园和卢浮宫前的协和广场，广场上有一八三一年由埃及运来的方尖碑。

[4] 波丹：指当时著名的费利克斯·波丹食品杂货店。

[5] 土伦：法国东南部濒地中海的港市，瓦尔省省会，建有最大的军港。

[6] 黎明：巴黎西南市郊结合部的一个居民点，在塞纳河边。地名起源于一七三〇年该地的一家客店。那儿有著名的横跨塞纳河的铁路高架桥。乘船过了黎明站，就到了巴黎的郊区。

[7] 絮伦：巴黎西北郊，相距三公里的一个小镇，在瓦勒里昂山脚下。

[8]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9] 庇卡底：法国北部古省。包括现在的索姆省和瓦兹、埃纳、加来海峡三省的一部分。

[10] 夏朗东：巴黎东南方的小镇，全称夏朗东-勒-蓬，在塞纳河和马恩河汇合处。

[11] 杯球：或音译“比尔包开”，一种接球玩具，把用长细绳系在一根小棒上的小球往上抛去，然后用棒顶上的杯子接住。

[12] 新桥：巴黎的一座大桥。“结实得像新桥”是巴黎人常说的比喻。

[13] 公社：指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的世界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在一个春天晚上

让娜快要和她的表哥雅克结婚了。他们从小认识，爱情在他们之间，不像通常在上流社会那样，有许多客套虚礼。他们在一起长大，并不知道他们相爱。年轻姑娘有点喜欢卖俏，有时候天真地逗弄年轻小伙子。而且她觉着他长得漂亮，脾气好，每次见到他，都真心实意地抱吻他，但是从来没有感到过颤栗，那种使你全身从指尖到脚尖都好像起了一阵鸡皮疙瘩似的颤栗。

他呢，非常单纯地想：“我的小表妹，她很可爱。”他怀着一般男人对漂亮姑娘总会有的那种出于本能的感情想着她。他的想法也就到此为止。

后来，有一天让娜偶然间听见她母亲对她姨（对阿尔贝特姨，因为莉松姨没有结婚，是个老姑娘）说：“我敢向你担保，这两个孩子马上就要爱上了；这可以看得出来。我呢，我觉得雅克正是我理想中的女婿。”

让娜立刻爱上了她的表哥雅克。从此以后，她看见他会脸红，她的手被年轻人的手握着时会颤抖；她的眼睛遇到他的眼光时会垂下去。她装腔做势，故意引他来吻她。到最后他也发觉这一切。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一方面虚荣心得到满足，一方面也感到真正的爱情，在一阵冲动之下，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在她耳边悄声说：“我爱你，我爱你！”

从这一天起没有了别的，只有喁喁私语，献殷勤等等各式各样恩恩爱爱的表现，由于过去的亲密关系，他们既不感到拘束，也不感到难为情。在客厅里，雅克当着他的母亲、让娜的母亲，还有他的莉松姨这三个老姐妹的面抱吻他的未婚妻。他和她两个人整天单独在树林里，穿过一片片开满野花的潮湿的草地，沿着小河散步。他们等候着成亲的日子，心里并不感到过分的焦急，不过他们沉浸和笼罩在无比美妙的柔情蜜意之中，他们从微不足道的抚爱，手与手的紧握和热情的注视里，享受到无穷乐趣；他们那么长久地互相望着，好像他们的心灵都融合在一起了。想紧紧拥抱的欲望还不强烈，只是隐隐约约地折磨着他们；他们的嘴唇在互相召唤，好像是在互相等候、互相期待、互相允诺，有一种焦虑不安的感觉。

有时候，在这种充满热情而又竭力克制的情况中，在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中，过了一整天以后，到了晚上，他们好像感到一种异样的疲劳；两人都不知为什么深深叹气，都不懂得这是等待中的叹气。

两位母亲和她们的妹妹莉松姨喜形于色，满意地观察着这对年轻人的爱情的发展。特别是莉松姨看见他们，心里十分感动。

她个儿矮小，沉默寡言，总是躲在一旁不声不响，仅仅在吃饭的时候才露面，然后又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一直把自己关在里面。她相貌和善、见老，眼光温柔、忧郁，在家里几乎不为人注意。

她的两个守寡的姐姐曾经在上流社会里有一定地位，多少有点儿把她看成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她们用一种漫不经心的亲热态度对待她，在这种亲热态度之中，还隐藏着一种对老姑娘才有的带点蔑视的关心。她的名字叫莉丝，是在贝朗瑞[1]风行整个法国的那些日子里诞生的。后来大家看到她没有结婚，并且肯定是不会再结婚了，就叫她莉松而不再叫她莉丝了。如今她是“莉松姨”，一个谦逊、整洁的老妇人，甚至在亲人面前，也感到非常羞怯，亲人们爱她，在他们的爱里具有习惯、怜悯和出自好心的淡淡的成分。

孩子们从来不上楼到她屋里去拥抱她。只有女用人进她的屋。别人如果有话要说，就打发女用人去叫她。她可怜的一生在这间屋里冷冷清清地度过，这间屋在哪里别人都几乎不知道。她丝毫不占地方。她不在的时候，别人从来不谈起她，也从来不想起她。有些不引人注目的人，甚至对亲人说来，也像外人一样，一直是陌生的，他们的死也不会在家里留下任何空白，造成任何损失，她就是这样一种人。有些人不善于进入他们身边的人的生活、习惯和爱，她就是这样一种人。

她走路总是迈着无声无息的急促的小步子，从不弄出一点响声，从不碰着任何东西，看上去好像把不发声的特性传给了一切物体。她的手仿佛是棉花做的，因为她的手使用起东西来是那么轻，那么仔细。

“莉松姨”这三个字说出来，在别人心里简直可以说不会引起任何想法。就跟说“咖啡壶”或者“糖罐”完全一样。

那条母狗卢特也肯定比她具有明显得多的个性。他们不断地爱抚它，叫它：“我亲爱的卢特，我美丽的卢特，我的小卢特。”它要是死了的话，他们悼念起来也一定会更加伤心。

表兄妹两人的婚期定在五月底。这一对年轻人眼和眼、手和手、思想和思想、心和心都紧紧相连地生活着。这一年春天姗姗来迟，夜里有霜，清晨有雾，它冻得瑟瑟发抖，一直犹豫不决，没想到现在却突然一下子来到了。

连着几天天气暖和，稍微有点阴沉，大地的液汁开始流动，叶子像奇迹似的舒展开来，到处都弥漫着嫩芽和早开的花朵那种使人浑身发软的香气。

后来，有一天下午，胜利的太阳终于晒干了飘浮在空中的水蒸气，露出了脸庞，照耀着整个平原。它的欢乐随着光芒撒满田野，钻到各处，钻进了植物、动物和人体。谈情说爱的鸟儿飞来飞去，拍着翅膀，互相呼喊着。让娜和雅克洋溢着一股无比美妙的幸福心情，但是他们变得比以往更羞涩，因为随着树林的醉人的香气而钻进他们体内的那种新的颤栗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整天并肩坐在城堡门前的一张长凳上，再也不敢两个人单独走远，他们心不在焉地望着在那边池塘里互相追逐的大天鹅。

暮色降临，他们感到心里平静下来，比较放心了。吃过晚饭以后，他们在客厅里，趴在打开的窗口上，低声交谈着。他们的母亲就着从灯罩里洒落的一圈灯光玩皮克[2]，莉松姨在替当地的穷苦人织袜子。

池塘的那一边有一片乔木林伸展到远方。月亮突然在大树的嫩树叶间露出来了。它缓缓地上升，树枝的影子呈现在它的圆盘上；它在天空上爬，周围的星星变得黯然失色。它开始向人间洒下飘浮着白颜色和梦幻的凄凉光芒，对梦想家、诗人和情人们来说是那么宝贵。

两个年轻人起先望着月亮，后来他们全身浸透了夜晚的柔情蜜意，浸透了草坪和树丛上的那种朦胧的光辉，慢慢地走出去，在白色的大草坪上散步，一直走到闪闪发光的池塘边。

两个做母亲的打完了四盘皮克，困得睁不开眼睛，想去睡觉了。

“应该把孩子们叫回来了，”一个说。

另一个朝淡白色的天边扫了一眼，有两个人影在缓缓移动。

“随他们去吧，”她说，“外面多么好！莉松会等他们；对不对，莉松？”

老姑娘抬起惶惑不安的眼睛，怯生生地回答：

“当然，我会等他们。”

姐妹两人上床睡觉去了。

莉松姨这时候也立了起来，她把已经开始编织的活儿、毛线和长针放在沙发椅的扶手上。她走过来趴在窗口，望着迷人的夜景。

那一对情人一遍又一遍穿过草坪从池塘走到台阶，又从台阶走到池塘。他们手握着手，不再说话，仿佛摆脱了自己的躯壳，变成了大地散发出来的诗情画意的一部分。让娜忽然瞧见窗框里灯光照出的老姑娘的影子。

“瞧，”她说，“莉松姨在看我们。”

雅克抬起头。

“是的，”他跟着说，“莉松姨在看我们。”

他们继续梦想，继续慢慢走，继续相爱。

这时露水盖住了青草。他们感到有些凉意，身上微微颤抖。

“回去吧，”她说。

他们回来了。

他们走进客厅的时候，莉松姨又开始编织袜子。她的头俯在活儿上，瘦小的手指好像累了似的有点哆嗦。

让娜走过去：

“姨，我们要去睡觉了。”

老姑娘转动着眼睛。她的眼睛通红，好像哭过。雅克和他的未婚妻完全没有注意到。但是年轻小伙子却发现年轻姑娘的轻巧的鞋子上面都是水。他心里很急，深情地问：

“你那双亲爱的小脚不冷吗？”

莉松姨的手指突然一下子抖得非常厉害，连活儿也落下来，一团毛线在地板上滚到很远的地方。这个老姑娘两手猛地捂住脸，开始抽抽搭搭地大声哭起来。

两个孩子朝她奔过去，让娜跪下，张开双臂，惊慌失措地连声说：

“莉松姨，你怎么啦？莉松姨，你怎么啦？……”

可怜的老妇人悲痛得身子抽搐着，泣不成声地回答：

“因为……因为……他问你：‘你……你那双亲爱的小脚……不冷吗？……’从来……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种话！……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郝运译

[1] 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他写的许多歌谣曾被谱曲，其中有不少与贫民无产者有关，流行于当时。莉丝或者莉瑟特是他在歌谣中常用来歌唱的那些欢乐的、娇艳的、有点轻佻的女人的名字。

[2] 皮克：两人对玩的一种纸牌戏。

在河上

去年夏天我在离巴黎几法里以外的塞纳河边，租了一所小小的乡间住宅，每天晚上我都到那儿去睡觉。没过几天我就认识了我的邻居，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是我见到过的最奇怪的人。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划船爱好者，而且是一个狂热的划船爱好者，一年到头都在河边，一年到头都在河上，一年到头都在河里。他一定是降生在一条小船里，而且可以肯定他将来也一定会死在最后一次划船中。

一天晚上我们在塞纳河边散步，我要他讲几段他在水上生活中的奇闻轶事给我听听。顿时他精神百倍，眉开眼笑，口才也好了，几乎变成了一个诗人。他心里有一股强烈的爱，压倒一切，不可抗拒，这就是对塞纳河的爱。

“啊！”他对我说，“这条在我们身边流着的河给我留下多少回忆啊！你们这些住在大街小巷里的人，不会懂得一条河是什么。然而请您听一个渔夫念念这个词儿吧。对他来说，这是神秘的、深邃的、未知的东西，是充满海市蜃楼和幻境的地方，到了夜间在那里可以看见许多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可以听见许多没有听见过的声音，到了那里像经过墓地似的会莫名其妙地直打哆嗦，那儿确实是墓地中最阴森可怕的墓地，只不过是没有坟冢罢了。

“陆地对一个渔夫来说是有界限的，而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河流却是无限的。一个水手对大海决不会产生这种感觉。不错，大海经常总是冷酷的、凶恶的，但是它叫喊、咆哮，它是光明正大的。而河流却是沉寂的，不讲信义的，它无声无息，永远默默地流着，流着，而河水的这种永无休止的流动，对我来说，比大西洋的惊涛骇浪还要可怕。

“梦想家们相信在大海深处隐藏着许多蔚蓝色的地方，淹死的人在大鱼中间，在奇异的森林和水晶般的洞穴里滚动。河里只有漆黑的深渊，死人在淤泥里腐烂。不过朝阳初升，河水闪闪发亮，两岸芦苇沙沙响着，水波轻轻荡漾，这时候河又是美丽的。

“诗人[1]在谈到海洋的时候，曾经说：

啊，波涛，多少悲哀的故事你们知晓！

跪倒的母亲们惧怕的深邃的波涛啊，

在涨潮时你们把故事互相倾述，

而这正是在黄昏你们朝我们涌来时

声音变得那么哀伤绝望的原因。

“嗯，波涛号叫着叙述的那些凶险的悲剧固然凄惨，但是我相信，纤细的芦苇用无比温柔的声音悄悄述说的故事一定还要凄惨呢。

“但是既然您要我讲几段往事，我就给您谈一件我十年前在这儿遇到的一件奇怪的事吧。

“那时节我和现在一样住在拉丰大婶的房子里，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路易·贝尔内，住在河下游，两法里外的C村[2]，如今他已经放弃了划船运动，放弃了享乐人生和不修边幅，进入了行政法院。那时候我们每天在一起吃晚饭，有时在他家里，有时在我家里。

“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个人回家，感到相当疲乏，费劲地划着我那条挺笨重的船，在夜里我总是使唤它，是一条十二尺长的游艇。划到那边，铁路桥前面两百米左右的芦苇岬角附近，我停了几秒钟歇口气。天气非常好。皓月当空，河水闪闪发光，空气宁静、温和。这种安静的气氛把我吸引住了；我心里想，在这个地方抽一斗烟一定非常舒服。说到做到，我抓起船锚扔到河里。

“小船顺流往下淌，等到链子放完以后就停住了。我尽可能舒舒服服地在后面的那张羊皮上坐下。四下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只不过偶尔仿佛听见河水轻轻拍打河岸的声音，轻得几乎感觉不到。我看见一簇簇长得比较高的芦苇，样子非常古怪，有时候好像在动。

“河上十分安静，但是我觉得周围那种异乎寻常的寂静打动了我的心。所有的小动物，青蛙和癞蛤蟆，沼泽里的这些夜间活动的歌手都沉默了。突然间在我右边，离着很近有一只青蛙呱呱叫了起来。我猛然一惊，它不叫了，又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决定抽烟斗来散散心。虽然我烟瘾大得出名，奇怪的是我不能抽；刚抽了两口，我就感到恶心，只好作罢。我开始哼起曲子；我自己的声音使我受不了，于是就在船里面躺下来，望着天空。我静静地躺了一会儿，但是小船轻轻晃动，很快地就使我感到不安。在我的感觉中就好像它一会儿偏向左，一会儿偏向右，轮流地碰撞两岸。接着我相信有一个人或者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轻轻地把船向河底拽，拽下去又把它托起，让它重新落下来。我仿佛是在暴风雨中颠簸。我听见周围有声音，于是一下子蹦了起来。河水闪闪发光，一切都静悄悄的。

“我明白了，是我的神经有点紧张，我决定离开。我拉链子，船开始动了，后来我感到一股阻力，我使劲拉，锚拉不动，它钩住了水底的什么东西，没有办法拉起来。我重新再拉，还是不行。于是我划动双桨，把船转过来，船头朝着上游，来改变锚的位置。没有用处，锚还是纹丝不动。我一气之下，拼命地摇链子。仍旧不动。我垂头丧气地坐下，开始考虑我的处境。这条链子不可能弄断，也不可能和船分开，因为它非常粗，而且钉牢在船头上一块比我胳膊还要粗的木头上。不过，天气一直非常好，我心里想，用不着等多久，一定会遇上一个渔夫，他会来帮我忙。事到临头我反而平静了。我坐下来，终于能够抽烟斗啦。我有一瓶朗姆酒，两三杯下肚，对我的处境也付之一笑了。天气很热，大不了我就在露天过上一夜。

“冷不防船舷上有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我吓了一跳，从头到脚出了一身冷汗。毫无疑问这是一段顺流而下的木头，但是这已经把我吓得够呛了。我重新又感到神经紧张，十分不安。我抓住锚链，绷紧全身肌肉，拼命地使劲。船锚咬得很牢。我精疲力竭，重新又坐下。

“可是河面渐渐盖上了一层浓厚的白雾，雾很低很低，贴近水面蔓延，因此我立起身来，看不见河水，看不见我的脚，也看不见我的船，但是我还能看见芦苇的顶梢，看见再远一些整个儿被月光照成淡白色的平原，那高耸到天空中的一大块一大块黑斑，那是意大利白杨。从脚一直到腰部我好像裹在一片白得出奇的棉花里，许多离奇古怪的想法纷至沓来。我想到有人趁着我看不见我的船，想爬上船来。我想到被这片浓雾笼罩的河水里充满了怪物，它们在我周围游着。我感到说不出的不舒服，太阳穴箍紧，心怦怦跳得透不过气来。我昏了头，想泅水逃跑。但是转眼间这个念头又吓得我直打哆嗦。我想象着自己在这片大雾里盲目地游着，迷失了方向，在无法避开的水草和芦苇里挣扎，吓得呼哧呼哧喘气，既看不到岸，也找不到我的船，甚至好像还感到两只脚被什么拉住，往黑乎乎的水底里拽。

“事实上至少要逆水游五百米，才能到达一个没有草和芦苇的地点，安全上岸；十之八九我会在这片雾里辨不清方向，最后淹死，虽然我的水性很好。

“我试图开导自己。我感到我有什么都不怕的坚强意志，但是除了意志以外，我还有别的，也正是这个别的东西使我感到害怕。我问我自己可能怕什么呢，我那个勇敢的‘我’嘲笑我那个胆小的‘我’，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充分认识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两个‘我’在对抗，一个愿意，一个反对，双方轮流占上风。

“这种莫名其的、愚蠢的害怕越来越强烈，最后变成了真正的恐怖。我一动不动地待着，睁大眼睛，支着耳朵，我在等待。等的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但是它一定非常可怕。我相信当时如果像常常遇到的那样，有一条鱼跳出水面的话，肯定会把我吓得不省人事昏过去。

“然而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终于勉强把我丧失的理智又恢复了。我重新拿起朗姆酒瓶，一大口一大口地喝。

“这时候我有了一个主意，我连续转身，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使出全身力气叫喊。等到我嗓子完全喊哑了以后，我注意地听。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条狗在叫。

“我又喝了几口酒，在船底伸直身子躺下来。我就这样待了也许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毫无睡意，睁着两只眼睛，周围都是噩梦般的幻象。我不敢起来，可是我又非常想起来。我一分钟一分钟地拖延。我对自己说：‘好，起来！’可是我害怕，不敢动一动。最后我小心翼翼地抬起身子，好像弄出一点声音都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安全。我从船边望出去。

“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世上能见到的最美妙、最惊人的景致。是幻想中的仙境，是远方来客谈起而我们不相信会有的那种幻象。

“两小时前飘浮在水面上的雾渐渐退去，堆积在河岸上。河面完全暴露出来，每一边河岸上形成了一排连绵不绝的雾山，有六七米高，在月光下像白雪那样晶莹发亮。因此除了夹在这两排白山中间的闪闪烁烁的河水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在我的头顶上是又圆又大的月亮，在带点蓝色和乳白色的天空中照耀着。

“水中的小动物都醒了。青蛙发疯般呱呱叫着；声音洪亮的癞蛤蟆时而在右边，时而在左边，朝着星星发出短促、单调而忧郁的音符。奇怪的是我不再感到害怕。我处在如此离奇的景色之中，甚至连那些最奇怪的自然现象都不能使我感到惊奇了。

“像这样继续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因为我最后昏昏沉沉睡着了。等到我再睁开眼睛，月亮已经落下，天上都是云。河水凄凉地啪啪作响，风呼呼地吹，天气又黑又冷。

“我把剩下的朗姆酒喝光，然后打着哆嗦谛听沙沙的芦苇声和阴森可怕的河水声。我张大眼睛看，但是还看不见我的船，甚至把手放到眼前也看不见。

“然后浓厚的黑暗渐渐消退。猛然间我感觉到有一个影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闪过，我喊了一声，有人回答，原来是一个渔夫。我叫他，等他过来以后，我把我遭到的不幸讲给他听。他于是把他的船和我的船并排靠在一起，我们俩一同拉链子。锚还是拉不动。天亮了，阴沉沉，灰蒙蒙，飘着雨花，非常冷，正是那种会给您带来忧愁和不幸的天气。我又看见另外一条船，我们叫它。划船的那个人和我们一起用力，锚渐渐地松动了。它升起来，但是很慢很慢，带着一样十分沉重的东西。最后我们看见那个东西了，黑乎乎的，我们把它拉到我的船上。

“原来是一个老妇人的尸体，脖子上还吊着一块大石头。”

郝运译

[1] 这个诗人指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雨果（1802—1885），文中的几句诗引自他的作品《黑暗的海洋》。

[2] 本书作者从一八七一年夏季起，和朋友莱昂·封丹共同在巴黎西北郊阿尔让特依的塞纳河边租房子，从事划船运动，这儿提到的C村，很可能指克罗瓦西和夏图，因为这两个村庄就在阿尔让特依的下游，相距两法里。

瞎子

初升的太阳带来的快乐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种降临大地的光明会使我们如此充满了活着的幸福？天空蔚蓝，田野碧绿，房屋雪白；我们陶醉了的双眼畅饮着这些鲜艳的色彩，把它们化成了我们心灵中的愉悦。于是我们心里有了跳舞、奔跑和歌唱的愿望，一种轻松愉快的舒适之感，一种扩展到万物的温情，但愿能拥抱太阳。

门洞下面的那些瞎子淡漠地面对着他们永恒的黑暗，总是平平静静地处于这种新的欢乐之中，时时刻刻都在使他们的不知为什么想欢跳的狗安静下来。

日暮时分，他们由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牵着回家时，如果孩子说：“今天天气真好啊！”瞎子就会回答说：“我早就觉得了，天气一好，鲁鲁就不肯老老实实地待着了。”

这样的人我认识一个，他过的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最最残酷的苦难生活。

他是一个乡下人，一个诺曼底农庄主的儿子。父母亲在世时，总算还有人照顾他，他感到痛苦的只是他那可怕的残疾；可是在两位老人去世之后，残酷的生活就开始了。一个姐姐收留了他，可是农庄里所有的人都把他看作是一个白吃饭的叫花子。他每次吃饭，别人都要指责他吃得太多，把他叫做懒虫、坏蛋。虽然他姐夫霸占了他那一份遗产，可是连汤也舍不得给他喝，只给他不至于饿死的那么一点点。

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两只白色的大眼睛就像两个封信用的小面团；他挨到辱骂时总是不动声色，他这样忍声吞气，以致别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感觉到有人在骂他。再说他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温暖，他的母亲也不怎么喜欢他，对他的态度也很生硬。因为在农村里，没有用的人也就是有害的人；母鸡发现它们之中有了残废会把它杀死，乡下人也会有这种想法。

喝完汤以后，夏天他就去坐在大门前，冬天就靠着壁炉，一动不动地一直坐到天黑。他不做任何手势，也没有任何动作，只有他的眼皮，有时候因为神经性的抽痛而落下来，盖住眼球上那个白块。他有没有心灵？有没有思想？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谁也没有考虑过这类问题。

在几年里面，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可是因为他什么事也不能做，而且总是那么无动于衷，最终还是惹恼了他的亲戚们；于是他成了出气筒，成了一个给人虐待的小丑，一个专供周围的粗人把发泄他们兽性作为取乐的牺牲品。

凡是针对他的失明可能想出来的最最残酷的恶作剧都被使出来了，并且作为他获得那点食物的代价；他吃的那几餐饭成了邻居们娱乐、他受折磨的时刻。

附近的乡邻都跑来寻找这种消遣，他们挨家挨户地相互通知，使这个农庄的厨房里每天都挤满了人。有时候他们在桌子上他喝汤的盘子前面放上一只猫或是一只狗。这只畜生靠它的直觉嗅出了这是个残疾人，便慢慢地走近，津津有味地舔舔，悄没声儿地喝了起来；有时候它的舌头发出一点响声，引起了那个可怜虫的注意，他便举起勺子朝前乱挥，它就小心地躲开，以免挨打。

这时候，聚集在墙边的观众就会哈哈大笑，大家推推搡搡，有时还跺脚。而他呢，从来不说一句话，开始用右手拿勺子喝汤，左手伸向前面保护他的盘子。

有时候他们还弄些瓶塞子、木头、树叶，甚至一些脏东西来给他吃，他也分辨不出来。

后来，大家对这种玩笑也感到乏味了。他的姐夫因为老养着他而生气了，开始打他，时时刻刻打他耳光；看到他那种毫无用处的躲闪或是还手还要嘲笑他。从此这又成了一种新的娱乐：打耳光的娱乐。那些长工、短工、女用人，随时随地都会给他一巴掌，打得他眼皮直眨巴。他不知道往哪儿躲，只能不停地伸长着胳膊，以防别人接近。

最后，他被逼着去讨饭。在赶集的日子里，他被带到大路边上；一听见有脚步声或是车辆滚动声时，就伸出帽子结结巴巴地说：“求求您，行行好吧。”

可乡下人是不会乱花钱的；一连几个星期，他一个铜子也要不到。

于是他遭到了强烈而又无情的憎恨。下面说说他是怎样死的。

一个冬天，地面上盖满了雪，天寒地冻。可是一天早晨，他的姐夫把他带到一条很远很远的大路上去行乞。他让这个瞎子一整天留在那儿，到了晚上，他对他的家人说他没有找到他。随后他又说：“算了吧！不必管他了，一定是因为他冷，有人把他带走了。他丢不了，他明天就会回来喝汤的。”

第二天，他没有回来。

原来瞎子在空等了好久以后，冻得受不住，感到自己快要死了，他想走回家去；可是他辨别不了那条被埋在冰雪下面的大路，只能胡乱地朝前走，一次次掉进沟里，再爬出来；他一直闷声不响，也不喊叫，只是想找一户人家。

可是大雪冻得他逐渐麻木起来，他两条腿发软，再也支撑不住了。他在一片平地上坐下，再也站不起来了。

不断地下着的雪花埋葬了他。他僵硬的身子在不停堆积起来的大雪底下消失了；没有任何痕迹标明尸体的所在地。

他的亲人们在一个星期内假装到处去寻找他，打听他的消息。他们甚至还哭了几声。

这年的冬天很冷，解冻很迟。一个星期日，农民们到教堂去望弥撒，他们发现有一大群乌鸦在平原上空不停地盘旋，接着又像一阵黑雨一样，集中地下落到同一个地方，一会儿飞走，一会儿又飞回来。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这些乌鸦还在那里，它们像一朵乌云似的浮在那里，好像四面八方的乌鸦全都聚集到这里了；它们大声聒噪着落到亮闪闪的雪地上，成为一片怪异的黑点点，一面执拗地在寻觅着什么。

一个小伙子走过去看看它们究竟在干什么，这才发现了瞎子的尸体，已经残缺不全，被吃掉了一半。他那双灰白的眼睛已经没有了，被那些贪吃的乌鸦的长喙啄掉了。

现在我每逢天气晴朗感到心情愉快的日子，就不禁想起这个可怜虫，心中会泛起一种凄凉的回忆和莫名的悲哀。他活着没有任何欢乐，甚至他的死亡也成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一种解脱。

王振孙译

修软垫椅的女人

献给莱昂·艾尼克[1]

为了庆祝开猎，德·贝尔特朗侯爵家里举行了宴会，这时候宴会快结束了。十一个参加打猎的男人、八个年轻妇女和当地的那位医生，围着大桌子坐着。桌子上灯火辉煌，摆满了各色水果和鲜花。

他们谈到爱情，于是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还是那个永远争论不完的老问题：一个人只能认真地爱一次呢，还是能爱几次？有人举出只认真爱过一次的人做例子；也有人举出曾经狂热地爱过多次的人做例子。一般说来，男人都认为爱情像疾病一样，可以不止一次地侵袭同一个人，如果有什么障碍挡在面前，甚至会置他于死地。尽管这个看法难以驳倒，可是妇女的意见却往往是以诗意而不是以经验做为根据，她们认为爱情，真正的爱情，伟大的爱情，一辈子只能有一次；而且这种爱情就跟霹雳一样，一颗心被它击中，从此就被破坏、烧毁，变成一片废墟，其他任何强有力的感情，甚至连任何梦想也不能再在里面生根发芽了。

侯爵曾经爱过多次，所以竭力反对这种意见：

“我认为，一个人能够以全部力量和整个灵魂爱几次。你们举出那些殉情的人作为例子，证明不可能有第二次热恋。我要回答你们：他们如果没有干出自杀这种蠢事——自杀就失掉再次堕入情网的机会——那么，他们的病还会痊愈，他们还会重新去爱，一次又一次地爱，直到他们寿终正寝。情人正和酒鬼的情形完全一样。喝过的还会再喝，爱过的还会再爱。这完全是个气质问题。”

他们挑中原来在巴黎行医、老了才退隐到乡间来的医生做仲裁人。他们要求他发表意见。

他没有明确的意见。

“正像侯爵说的，这完全是个气质问题。拿我来说吧，我就见过这么一次热恋，它延续了五十五年，没有一天间断，直到人死了才告结束。”

侯爵夫人高兴得拍起手来。

“这有多么美啊！能够被人这样爱着，是多么了不起的梦想啊！五十五年一直生活在始终不渝的、刻骨铭心的爱情中，有多么幸福啊！受到这样热爱的男子该有多么快乐！他该怎样赞美人生啊！”

医生微笑了。

“太太，这一点倒给您说对了，被爱的确实是一个男人。您认识他，就是村里的药房老板舒盖先生。至于那个女的，您过去也认识，就是那个年年都到府上来修软垫椅子的老婆子。让我来仔仔细细讲给你们听吧。”

女人们的兴致一下子低落下去；她们脸上流露出厌恶的表情，仿佛在说：“呸！”似乎只有那些值得上流人关心的有教养、有地位的人才配享受爱情似的。

医生继续说：

三个月以前，我被叫到这个临终的老婆子的床边。她是头天晚上乘着她那辆当房子住的马车来到的。拉车的那匹老马，你们也都见过。跟她来的还有她那两条既是她的朋友，也是她的卫士的大黑狗。本堂神父已经先到了。她请我们俩做她的遗嘱执行人；为了让我们真正理解她的遗嘱，她把她的一生都讲给我们听。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比这更离奇、更动人的了。

她的父母都是修理软垫椅子的。她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

从小她就到处流浪，穿得又破又烂，满身长着虱子，脏得叫人受不了。他们到一个村子，就在村口路沟边停住，卸下拉车的马，放它去吃草；狗呢，趴在地上，鼻子往爪子上一搁，闭上眼睛睡觉；小女孩在草地上打滚，她的父亲和母亲在路边的榆树底下修理从当地收来的旧椅子。住在这所流动房屋里的人难得开口说话。他们为了决定由谁去挨家挨户兜圈子，吆喝那句人人都听熟了的“修椅子！”才不得不说几句后就开始面对面或者并排坐下来搓麦秸。孩子如果跑得太远，或者想跟村里的孩子打交道，她的父亲就会怒气冲冲地喊她：“还不快回来，臭丫头！”这是她听到的唯一一句慈爱的话。

等到她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打发她去收破椅垫子。于是，她在这儿那儿结识了几个孩子；不过从这时候起轮到她的新朋友们的父母厉声吆喝他们的孩子：“还不赶快过来，淘气鬼！看你还跟穷要饭的说话！……”

孩子们常常朝她扔石头。

有些太太给她几个苏，她仔细地收藏着。

有一天，她当时十一岁，路过此地，在公墓后面遇见小舒盖，一个同学抢了他两个小铜子儿，他正在那里啼哭。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照她这个无家无业的人的小脑袋想来，应该是一个永远心满意足、快快活活的孩子，居然流了眼泪，这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她走过去，知道他为什么难过以后，就把自己的全部积蓄，七个苏，都倒在他手上。他擦着眼泪，老老实实地把钱收下。她当时高兴得发了狂，大着胆子吻了他一下。他只顾着看手上的钱，所以也随她这样做。她看到自己既没有遭到拒绝，又没有挨打，就又吻他；她紧紧搂住他，热情地吻过以后就逃走了。

这个可怜的脑袋里转的是什么念头呢？她爱上了这个男孩，是因为把自己流浪所得的全部财产献给他了呢，还是因为把第一个温柔的吻送给了他？这在孩子和成人身上，同样都是一个谜。

有好几个月，她一直想念公墓里的这个角落，想念这个孩子。她怀着再和他见面的希望，在修理椅子或者买食物的时候向父母报虚账，这儿赚一个苏，那儿赚一个苏。

她再次来到这儿，口袋里已经有了两个法郎，可是她只能隔着他父亲的药房的玻璃窗，从一瓶红色的药水和一条绦虫中间，张望一下这个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小老板。

然而，这使她更加爱他了。药水的鲜艳色彩和水晶玻璃的华丽闪光吸引她，打动她，使她心醉神迷。

她心里保留着无法磨灭的回忆。第二年，她在学校后面遇到了他正在和同学们打弹子，她一下扑到他身上，搂住他拼命地吻，吓得他哇哇乱叫。为了让他安静下来，她给他钱：三法郎二十生丁，这真算得上一笔财产了。他瞪大了两只眼睛瞧着。

他收下钱，任凭她尽情地抚爱他。

四年里面，她把一笔笔积蓄都倒在他的手里。他心安理得地把钱放进口袋，因为这是他同意接吻的代价。一次是三十苏，一次是两法郎，一次是十二苏（她伤心惭愧得哭了，不过这一年的景况也确实太坏），最后一次是五法郎，一个又大又圆的硬币，使他高兴得笑出来。

她除了他，别的什么也不想。他呢，多少有点焦急地等着她来，一看见她，就奔过去迎接，使得小姑娘的心怦怦直跳。

后来，他不见了。他被送到中学去念书。这是她转弯抹角打听出来的。于是她采取了无数巧妙的手段，来改变她父母的路线，好让他们在假期里路过这儿。她最后总算成功了，不过却费了一年的心计。她已经有两年没有能够见到他，差点认不出他来了，因为他变得那么多，个子长高了，相貌漂亮了，穿着他那件金扣子的学生装显得十分神气。他假装没有瞧见她，高傲地从她身边走过。

她哭了两天，从此以后，她忍受着永无尽期的痛苦。

每一年她都要回来，从他面前走过，却不敢招呼他；他呢，甚至不屑看她一眼。她发疯般爱着他。她对我说：“在我眼睛里只有他这么一个男人，大夫；我不知道世上还有别的男人。”

她的父母去世了，她继续干着他们的行业，不过她养的不是一条狗，而是两条狗，两条谁也不敢招惹的恶狗。

有一天，她回到她念念不忘的这个村子，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挽着她心上人的胳膊，从舒盖药房出来。那是他的妻子。他已经结了婚。

当天晚上，她跳进了村政府广场上的那片池塘。一个深夜走过的醉汉把她救起来，送到药房。小舒盖穿着长睡衣，下楼来为她医治。他装作不认识，替她脱掉衣裳进行按摩，然后厉声对她说：“你疯了！不应该傻到这个地步！”

这就足以把她治好了。他跟她说过话啦！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她觉得很幸福。

她无论如何一定要付医疗费，但是他怎么也不肯接受。

她的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她一边修椅子，一边想着舒盖。每年她都要隔着玻璃窗望一望他。她经常在他的药房里买点零星药品。这样，她既可以到跟前看看他，和他说说话，还可以付给他钱。

正像我开头对你们说过的，她在今年春上死了。她把自己的这段伤心史从头至尾讲给我听了以后，要求我把她一生的积蓄全部交给她死心塌地爱着的那个人。因为，照她自己的说法，她工作就是为了他。为了积点钱，好让他在她死后至少会想起她一次，她甚至还常常忍饥挨饿。

因此她交给我两千三百二十七法郎。在她咽气以后，我留给本堂神父先生二十七法郎作为安葬费，剩下的钱我全部带走了。

第二天，我到舒盖两口子家里去。他们面对面坐着，刚吃完早饭。两人都很胖，脸色红润，又神气，又称心，身上散发着一股药味。

他们请我坐下，斟了一杯樱桃酒给我，我接过来以后，就激动地说明来意，我相信他们听了以后一定会流眼泪。

舒盖刚听我说到这个到处流浪的女人，这个修软垫椅的女人，这个跑码头的女工爱他，就气得跳了起来，那副神气看上去倒好像是她偷走了他的好名声，上等人的尊严，他个人的荣誉，对他说来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

他的妻子也跟他一样气愤，接连说：“这个臭要饭的！这个臭要饭的！这个臭要饭的！……”似乎找不到别的话好说了。

他立起来，在桌子后面迈着大步走来走去，睡帽歪到一边耳朵上。他嘟哝着说：“大夫，您了解这件事的意义吗？对一个男人来说，这件事情实在太可怕了！怎么办呢？啊！我要是在她活着的时候知道，一定叫警察把她抓起来，扔在监狱里。我可以向您担保，她一辈子也出不来！”

我愣住了，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却落了这么个结果。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好了。可是受人之托，总得终人之事呀。于是我又说：“她托我把她的积蓄交给您，总共是二千三百法郎。既然我刚才说的话好像使您很不愉快，也许最好还是把这笔钱舍给穷人吧。”

他们夫妻俩大吃一惊，呆呆地望着我。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这笔可怜巴巴的钱，有各个国家的，有各种花纹的，有金的，也有铜的，混杂在一起。我又问：“你们怎么决定？”

舒盖太太先开口了：“既然是这个女人的最后愿望……我看，我们也很难拒绝了。”

她的丈夫有点难为情地说：“我们总可以拿这个钱替我们的孩子们买点东西。”

我冷冷地说：“随你们的便。”

他又说：“既然她托付了您，那就交给我们好了；我们总可以想办法把钱用在慈善事业上。”

我放下钱，行过礼就走了。

第二天，舒盖来找我，一见面就问：“这个……这个女人，不是把车子也留在这儿了吗？您把这辆车子怎么处理了？”

“还没有处理，您要，您就拿去吧。”

“好极了，我正需要；我可以把它放在菜园里当窝棚。”

他刚要走，我又叫住他：“她还留下那匹老马和两条狗。您要不要？”他吃了一惊，站住说：“不要，不要。您想我要它们有什么用呢？请您随便处理吧。”他笑笑，朝我伸过手来，我只好握了握。有什么办法呢？在乡下，当医生的总不能跟药房老板作对呀。

我把两条狗留在自己家里。神父有一个大院子，他把马牵了去。车子变成舒盖的窝棚；他用那笔钱买了五股铁路股票。

我一生中见到的一往情深的爱情，就是这一桩。

医生讲完了。

侯爵夫人噙着眼泪，叹了口气说：“说真的，只有女人才懂得应该怎样爱！”

郝运译

[1] 莱昂·艾尼克（1851—1935）：法国作家。《梅塘夜话》中载有莫泊桑的《羊脂球》的同时也载有他的中篇小说《“大七”事件》。他是莫泊桑的好友。

皮埃罗

献给亨利·鲁戎[1]

勒费弗尔太太是一个住在乡下的太太，是一个寡妇，是那种身上用缎带装饰，头上戴着有绉边的帽子，一半是农民的女人，是那种说起话来犯联诵错误，在公开场合摆出一副髙傲的架子的女人，她们在打扮得俗里俗气的、滑稽可笑的外表下面，藏着一个自命不凡的粗鲁人的灵魂，正像在她们的生丝手套里面掩藏着她们的那双又红又粗的手一样。

她有一个女用人，是一个头脑十分简单的诚实乡下人，名字叫萝丝。

这两个女人住在诺曼底，科区[2]的中部，一条大路旁边的一所有绿色护窗板的小房子里。

在房子前面有一块狭小的园子，她们种了一些蔬菜。

没想到一天夜里，有人偷了十来个洋葱头。

萝丝发现被人盗窃，立刻跑去通知太太，太太穿着羊毛裙子就从楼上下来了。这真是一件令人伤心而又害怕的事，居然有人偷东西，偷勒费弗尔太太的东西！这么说，当地有贼，以后贼还可能再来。

两个原慌失措的女人仔细地察看留下的脚印，喋喋不休地议论，做出种种揣测：“瞧，他们打这儿走过。他们爬到墙头上；他们跳到菜畦里。”

她们为以后担心。从今以后怎么能放心地睡觉！

发生偷窃的消息传开。邻居们来了，他们也察看现场，进行讨论。两个女人向每一个新来到的人解释她们观察到的情况以及她们的看法。

一个住在附近的农庄主向她们提出这个建议：“你们应该养条狗。”

不错，她们确实应该养条狗，哪怕是仅仅为了在有事的时候叫两声，通知通知她们。天哪，当然不是一条大狗！她们要一条大狗干什么！光吃就会把她们吃得倾家荡产。应该养一条小狗（在诺曼底，把狗叫成“坎”），一条会汪汪叫的、一丁点儿大的小“坎”。

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勒费弗尔太太讨论养狗这个主意讨论了很长时间。经过再三考虑以后，她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她一想到盛得满满一碗的饲料，就吓得心惊肉跳；因为她属于那种精打细算的乡下太太，她们口袋里总揣着几个生丁，当着众人的面施舍给路边的穷人，还有在星期日，教堂募捐时作为捐款捐出去。

萝丝喜欢小动物，她提出她的理由，并且机智地为她的那些理由辩护。最后做出决定，养一条狗，一条很小很小的狗。

她们开始寻找，但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一些大狗，一些喝起汤来让人吓得发抖的、贪吃的狗。罗尔维尔[3]的食品杂货店主有一条，一条很小很小的；但是他要她们付给他两个法郎补偿他的饲养费。勒费弗尔太太开门见山地说，她很想养一条“坎”，但是她不会花钱去买。

面包师傅知道了这件事，一天早上，他用他的送货车带来了一条稀奇古怪的小狗，一身黄毛，几乎没有爪子，鳄鱼身子，狐狸脑袋，还有一条向上翘起的尾巴，活像军帽上的羽毛饰，和它身体的其余部分一般大小。一个老主顾不想要它了。勒费弗尔太太觉得这条脏得叫人恶心的、用不着花一文钱买的小狗非常好看。萝丝紧紧抱住它，接着问它叫什么名字。面包师傅回答：“皮埃罗。”

它被安置在一只旧肥皂箱里，先给它端来了水让它喝。它喝了。接着又拿来了一片面包。它也吃了。勒费弗尔太太担起心思来了。接着她有了一个主意：“等它完全习惯了家里以后，就把它放开。它在村子里转来转去，总可以找到吃的。”

她们果真把它放开了，但是它照样还是挨饿。再说，它只有在要求得到食物的时候才叫，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叫得非常顽强。

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走进园子。皮埃罗跑过去向每一个新来的人表示亲热，而且始终保持着绝对的沉默。

不过勒费弗尔太太和这条狗已经处熟了。她甚至喜欢上它，时不时地亲手喂它吃几口在她的烩肉汁里浸过的面包。

但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还要纳税[4]，当有人为了这条甚至连叫都不肯叫一声的、一丁点儿大的小“坎”，向她讨八个法郎（“八个法郎，太太！”）的时候，她激动得差点儿昏过去。

决定立即做出，把皮埃罗送掉。没有人愿意要它，周围十法里以内的所有居民都拒绝接受它。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决定让它去“啃泥巴”。

“啃泥巴”就是“吃泥灰”。凡是打算扔掉不要的狗，都让它去“啃泥巴”。

在一片广阔的平原上，可以看到一种茅屋，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架在地面上的、很小很小的茅屋顶。这是泥灰坑的坑口。一口笔直的竖坑深入到地下二十米，下面有一系列坑道相通。

这个矿坑，每年到了给土壤施加泥灰时都有人下去一次。其余的时间，它充当那些被判处死刑的狗的坟墓，在坑口附近经过时，常常有哀怨的嚎叫声，疯狂的或者绝望的吼叫声，悲伤的呼叫声升上来，一直传到您的耳朵里。

猎人和牧羊人的狗来到这个发出呻吟声的窟窿的周围，就会立刻惊恐万分地逃走；谁要是朝它俯下身子，就会闻到一股从下面冒上来的腐烂的恶臭。

一幕幕惨剧在黑暗中演出。

一条狗靠了吃比它先扔下去的那些狗的腐烂发臭的尸体，垂死挣扎了十一二天以后，另外一条比较大，当然也比较壮的狗突然被扔下来。只有它们两个在那儿，肚子饿，两眼闪闪发光。它们互相窥视，互相跟随，犹豫不决，惶惶不安。但是在饥饿的折磨下，它们向对方发起进攻，顽强不屈地斗争了很长时间，最后强者吃了弱者，把它活活吞下去。

在做出把皮埃罗送去“啃泥巴”的决定以后，她们开始寻找执行的人。正在修路的养路工人为了跑这趟腿，讨十个苏。在勒费弗尔太太看来，要价未免太高了。邻居家的那个学徒只要五个苏；这还是太多；萝丝提醒说，最好还是她们自己送它去，因为这样一来，它在路上不会受到粗暴对待，而且也不会预先知道等待它的是什么命运，最后决定她们俩在天黑下来以后一同去。

这天晚上给了它一碗加上一点儿黄油的、味道鲜美的肉汤。它一滴不剩地全都吞了下去；等到它心满意足地摇着尾巴时，萝丝把它抱起来，用围裙兜住。

她们像两个偷农作物的人那样，迈开大步穿过平原。很快地她们就看见了泥灰坑，到了跟前，勒费弗尔太太俯下身子听听是不是有狗在哀号。没有。下面没有狗；皮埃罗扔下去后，坑里只会有它这一条狗。萝丝于是哭着抱吻它，然后把它扔进坑里，她们俩都俯下身子，伸长了耳朵听。

她们首先听见的是一下沉闷的响声；接着是一只受伤的动物的尖锐的、凄厉的叫痛声，接着是一连串苦痛的叫声，再接着是绝望的呼喊声，头向坑口抬起来求救的哀求声。

它在叫，啊！不停地叫！

她们感到后悔，感到惊骇，感到一种无法解释的极度恐惧；她们奔跑着逃走了。萝丝跑得比较快，勒费弗尔太太跟在后面叫喊：“等等我，萝丝，等等我！”

她们在这天夜里做了许多可怕的噩梦。

勒费弗尔太太梦见自己坐在饭桌前喝汤，但是她揭开汤盆的盖子，皮埃罗在盆里面。它跳起来，咬她的鼻子。

她惊醒过来，相信还听见它在叫。她仔细听了听，是她弄错了。

她重新又睡着了，发现自己走在一条大路上，一条长得没有尽头的大路上。忽然间她在路中间看到一只篮子，一只被丢弃的农家用的大篮子；这只篮子让她感到害怕。

到最后她还是把它打开了，皮埃罗蜷缩在里面，它一口咬住她的手，再也不放；就这样她手上吊着不松口咬住她的狗，惊骇万分地逃跑。

天刚蒙蒙亮她就起来了，她几乎发了疯，朝泥灰坑跑去。

它在叫；它还在叫，它叫了一整夜。她开始哭了，用许许多多亲昵的名字叫它。它呢，它也用它那狗的声音的各种不同的亲切音调变化来回答。

她于是想再见到它，决定要让它一直到死都过得快快活活。

她跑去找负责采掘泥灰的掘井工人，把事情讲给他听。这个人一言不发地听着。等她讲完以后，他才说：“您想要您的坎吗？那要四个法郎。”

她跳了起来；她的所有痛苦转瞬间都化为乌有。

“四个法郎！不怕撑死您！四个法郎！”

他回答：“我把我的那些绳子，我的那些摇手柄搬到那儿，架起来，然后带着我的孩子下去，还要让自己给您那条该死的坎咬，您以为仅仅是为了把它还给您吗？当初就不该把它扔下去。”

她怒气冲冲地走了。四个法郎！

她一回到家里，立刻喊萝丝，把掘井工人的要价告诉她。萝丝一直顺从惯了，她重复说：“四个法郎！这可是一大笔钱，太太。”

接着她补充说：“我们是不是把吃的扔给这条可怜的坎，好让它不至于像这样活活饿死？”

勒费弗尔太太高兴地表示赞成；瞧，她们带着一大块抹黄油的面包又出发了。

她们把面包切成小块，一块块地扔下去，同时轮流跟皮埃罗说话。狗吃完了一块，就立刻汪汪叫起来讨下一块。

她们当天晚上又来了，接着第二天，以后每一天都来，不过每天只跑一趟。

有一天早上，她们正要把第一小块面包扔下去的时候，突然听见坑底下有可怕的狗叫声。下面有了两条狗。有人扔下去另外一条狗，一条大狗！

萝丝喊道：“皮埃罗！”皮埃罗叫了又叫，不停地叫。她们于是开始扔食物；但是每一次她们都能清清楚楚地听出一场可怕的争抢声，接着是被同伴咬伤的皮埃罗的哀号声，这个同伴比它强大，扔下去的东西全都被它同伴吃了。

她们一次次提醒：“这是给你的，皮埃罗！”但是没有用处，皮埃罗显然什么也没有得到。

两个女人目瞪口呆，互相望着；勒费弗尔太太口气尖刻地说：“我总不能喂别人扔下去的所有的狗。我们只好放弃了。”

一想到所有这些狗都由她出钱养活，她连气都透不过来了；她扭头就走，甚至连剩下的面包也带走了，一边走，一边吃。

萝丝跟着她，用蓝围裙的裙角揩着自己的眼睛。

郝运译

[1] 亨利·鲁戎（1853—1914）：一八七五年即与莫泊桑有交往，是他介绍莫泊桑进入公共教育部工作。一八九一年任美术学院院长，在他所作的《胸像画廊》（1909）里回忆到莫泊桑的一生。

[2] 科区：法国诺曼底境内，塞纳滨海省的一片白垩高原地区。

[3] 罗尔维尔：诺曼底境内，塞纳滨海省勒阿弗尔和埃特尔塔之间的一个小村子，离勒阿弗尔十公里左右。

[4] 一八五五年五月二日法国颁布法律向养狗的主人征税，但是不得人心，交税的人很少。后来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养狗主人必须把自己的姓名住址标明在狗的颈圈上。

月光

马里尼昂长老的姓是一个战役名称[1]，他完全配得上使用这个姓。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教士，信教狂热，心灵经常处在兴奋的状态中，但是为人正直。他所信仰的一切都是坚定不移的，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真诚地相信自己了解天主，洞察他的意图，他的愿望，他的目的。

他在他的那座乡村本堂神父的小住宅的小径上迈开大步散步，有时候会有一个疑问出现在他心头：“天主为什么这样做？”于是他在自己的心里站到天主的位置上，固执地寻找答案，而且几乎每一次都能找到。有的人会在一阵虔诚的谦卑恭顺的感情冲动中，低声说：“主啊，您的意图是难以理解的！”他可不是这种人。他对自己说：“我是天主的仆人，我应该知道他的行动的原因，如果我不知道，也应该猜出来。”

在他看来，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按照一个绝对的和奇妙的逻辑创造出来的。那些“为什么”和那些“因为”总是平衡相等的。曙光创造出来是为了使人一觉醒来感到心情舒畅，白天创造出来是为了使庄稼成熟，雨水创造出来是为了浇灌它们，黄昏创造出来是为了使人对睡眠有所准备，而黑夜创造出来是为了使人睡得好。

四个季节完全符合农业的所有需要；这位教士决不会怀疑到大自然根本就没有什么意图，而且一切有生命之物，相反地，服从于各个地质时期、各种气候、各种物质的严酷的需要。

但是他憎恨女人，他不自觉地憎恨女人，本能地蔑视女人。他常常重复基督的这句话：“女人，在你和我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2]他还补充说：“看来天主自己就对这个产品感到不满意。”女人对他说来，正是诗人谈到的那个十二倍不纯洁的孩子[3]。女人是曾经勾引第一个男人的引诱者，[4]以后一直在继续干她们引人下地狱的事；她们是软弱的、危险的、不可思议地撩人的有生命之物。比起她们堕落的肉体来，他更憎恨她们的多情的灵魂。

他常常感觉到她们对他怀有的温情；虽然他知道自己是攻不破的，他还是对一直在她们心里颤动着的爱的需要非常恼怒。

在他看来，天主创造出女人来仅仅是为了诱惑男人，考验男人。在接近女人的时候，必须采取防御性的谨慎措施，还必须有提防落入陷阱的那种忧虑之心。女人，朝着男人伸出胳膊，张开嘴，确确实实像一个陷阱。

他仅仅对那些修女抱着宽容的态度，她们许下的愿心使她们变得对人无害；尽管如此，他对她们还是很严厉，因为在她们禁锢的内心深处，在她们变得谦卑恭顺的内心深处，他能感觉到那股永恒的温情一直还活着，尽管他是一个教士，那股永恒的温情还在向他流露出来。

他在她们的比男修道士充满更多的虔诚的泪水的目光里，在她们的性别掺和在其中的、祈祷时的出神入化中，感觉到它的存在；他在她们对基督的冲动的爱里感觉到它的存在，这种爱的冲动使他感到气愤，因为这是女人的爱，肉体的爱。这种该诅咒的温情。他甚至在她们的唯唯诺诺里，在她们低垂的眼睛里，以及当他严厉地责备她们时，在她们顺从的眼泪里，他都感觉到它的存在。

他一边走出女修道院，一边抖动他的道袍，就像躲开一个危险似的，连忙迈开大步走掉。

他有一个外甥女，跟她母亲住在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他下定决心要让她做仁爱会[5]修女。

她长得很漂亮，举止轻率，喜欢嘲弄人。神父讲道，她咯咯地笑；他朝她发火，她一边紧紧地把他抱在心口上，一边充满激情地吻他，他呢，不由自主地力图从她的拥抱里挣脱出去，不过这种拥抱还是让他尝到一种甜蜜的快乐，在他的内心深处唤醒了沉睡在每个男人心底的那种做父亲的感觉。

他常常和她并肩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边走边向她谈起天主，他的天主。她望着天空，望着草，望着花，几乎不在听，从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活在世上的幸福感。有时候，她奔过去扑捉一只飞虫，一边带回来，一边叫喊：“看，舅舅，它多么好看；我真想吻吻它。”这种“吻吻小虫子”或者吻吻丁香果实的需要，让教士感到不安，生气，甚至大发雷霆，因为他从中又发现了一直不断在女人心里产生出来的那种根除不了的温情。

教堂的圣器室管理人的妻子给马里尼昂神父料理家务，有一天她小心翼翼地告诉他，他的外甥女有了一个情人。

他听了以后情绪激动得非常厉害，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满脸的肥皂沫，呆呆地站着，因为他正在刮胡子。

等到他恢复过来，能够思考，能够说话了，他大声叫了起来：“这不是真的，您说谎，梅拉妮！”

但是这个乡下女人把手按在心口上，说：“如果我说谎，让耶稣基督惩罚我，本堂神父先生。我告诉您，她每天晚上等您姐姐一睡下，就跑出去。他们在河边见面。您只要在夜里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到那儿去看看。”

他停止了刮下巴，如同他经常在思考重大问题时那样，开始腾腾腾地走动起来。等到他想到重新刮胡子的时候，从鼻子到耳朵连着刮破了三处。

这一整天，他怀着满腔的气愤和怒火，一直保持着沉默。在他作为教士面对不可战胜的爱情感的气恼之外，还增加了作为道义上的父亲，作为监护人，作为灵魂导师，在遭到一个女孩子瞒哄、欺骗和玩弄而感到的愤怒，也就是做父母的在听到女儿向他们宣布，她在既不让他们知道也不顾他们反对的情况下，选择了一个丈夫以后，他们感到的那种从自我中心出发的窒息。

吃过晚饭以后，他试着看点书，但是没法看下去；他越来越感到恼火。当十点钟的钟声敲响时，他拿起手杖，一根他经常在探望病人走夜路时使用的、可怕的栎木棍子。他面露微笑地望着这根巨大的粗木棍，使出他乡下人的结实的腕力，咄咄逼人地抡得团团转。接着他突然把它举起来，牙齿咬得咯咯响，猛地一下子朝一把椅子砸下去，椅子靠背裂开，倒在地板上。

他打开门出去；但是在门口他停住了，月光皎洁明亮得几乎从来不曾见过，使他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他生来具有狂热的心灵，教父[6]们，这些好幻想的诗人，应该具有的那种狂热的心灵，所以他突然把什么都忘了，这个月明之夜的那种崇高而又宁静的美深深地打动了他。

他的小花园里，一切都沐浴在柔和的光辉里；他的那些果树，排列成行，在小径上描绘出它们刚披上绿装的细长树枝的影子，而攀援在他屋墙上的巨大的忍冬散发出一种甜甜的、香喷喷的气息，使得湿润的、明亮的夜晚里好像有一种芬芳的灵魂飘浮着。

他开始深深地呼吸，像醉鬼喝酒一样痛饮着空气；他迈开慢步走去，既感到心醉神迷，又感到无比惊奇，几乎把他的外甥女忘了。

他一到了田野上，就停下脚步，欣赏整个平原，整个平原淹没在这柔和的光辉里，沉浸在安详宁静的月夜散发出的既温柔而又忧郁的魅力里。癞蛤蟆时刻不停地把它们尖锐响亮的短促音符抛向空间，远处有几只夜莺把它们使人沉入梦想而不使人动脑筋思考的断断续续的悦耳歌声，专为接吻而唱出的轻快而嘹亮的歌声掺进月光的魅力之中。

长老重新朝前走去，他不知自己为什么心软下来了。他感到自己好像衰弱了，突然之间筋疲力尽了；他真想坐下来，留在那儿仔细观看，在天主的创造中去赞美天主。

远处，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蜿蜒着很长很长的一行杨树。一片薄雾，一片白色的水蒸气，月光穿透了它，使它变成银白色，闪闪发亮，悬浮在两岸周围和上空，整个迂回曲折的河道被一种轻盈、透明的棉絮裹了起来。

教士又一次停下脚步，他的心灵深深地受到感动，而且越来越感动，无法抗拒。

他突然有了一个疑问，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他感觉到在他心里产生的是他往往向自己提出的那种疑问。

为什么天主这么做？既然黑夜是为睡眠，为无意识，为休息，为忘掉一切而准备的，为什么又要使它变得比白昼还要迷人，比清晨和黄昏还要温柔？这颗缓慢的、迷人的星球，比太阳富有诗意，它是那么小心谨慎，看上去好像是专为照亮那些对强烈的阳光来说太微妙，太神秘的东西而准备的，为什么它要来把黑暗照得这般透明呢？

为什么鸣禽中最善唱的鸟儿不像其他的鸟儿那样休息，却在撩拨人心的阴影里开始歌唱？

为什么要把这半透明的薄纱罩在人世上？为什么心儿这样战栗，灵魂这样激动，肉体这样疲惫？

既然世人躺在床上睡觉，为什么还要展现他们根本看不见的这些诱惑？这崇高的景色，这从天上降落到人间的大量的诗情画意究竟是为谁准备的？

长老一点也弄不懂了。

可是，远远的，在草地的边上，瞧，有两个并肩走着的人影出现在被发亮的雾霭浸湿的树林形成的穹顶下。

男的比较高，搂住他的女友的脖子，时不时地吻一下她的额头。静止不动的景致像一个专为他们造出来的神圣的背景围绕着他们；他们的出现突然一下子使得这静止不动的景致有了生气。他们两个人看上去好像合成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这个安详宁静的夜就是专门为之准备的。他们朝教士走来，如同是一个活的回答，他的天主对他的疑问做出的回答。

他站着一动也不动，心剧烈地跳动，不知所措；他相信亲眼看到了《圣经》里出现的故事，好像路得和波阿斯[7]的爱情，天主的旨意在圣书谈到的那种伟大的背景里得到了实现。他的脑袋里开始嗡嗡响起了《雅歌》[8]的诗句，那些热情的叫喊，那些肉体的召唤，那首充满了爱的诗篇中的全部火热的诗意。

他对自己说：“天主造出这样的夜，也许就是为了用完美的理想来遮盖世人的爱。”

他在这一对一直拥抱着朝前走的人儿前面向后退去。然而这是他的外甥女呀，不过这时候他正在问自己，他这样做不会违背天主的旨意吧。既然天主明显地用这样壮丽的场面来围绕爱情，难道他还会不允许有爱情吗？

他张皇失措地逃走了，还几乎感到了羞愧，就好像他刚跨进了一座他没有权利进入的神殿。

郝运译

[1] 马里尼昂是意大利北部米兰东南小城市梅累尼亚诺的法国名称。一五一五年和一八五九年法国人曾在这里分别打败瑞士人和奥地利人。

[2] 这句话见于《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但略有不同，《圣经》中译本译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3] 这句话见于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维尼（1797—1863）的诗歌《命运集》中的《参孙的愤怒》。原诗句为：“女人，有病的、十二倍不纯洁的孩子！”

[4] 这儿提到的女人指《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的妻子夏娃。

[5] 仁爱会：天主教女修会。因从事慈善事业，故自称“仁爱会”。一六三三年由法国人味增爵和修女罗意斯共同创立。该会修女被派往医院、育婴堂、孤儿院、老人院等机构工作，开创修女走向社会工作的先例。

[6] 教父：意为“教会的父老”。这儿指约二世纪至十二世纪基督教在神学上具有权威的早期著作家。

[7] 路得和波阿斯：《圣经·旧约·路得记》中人物。路得是摩押女人，丈夫死后随婆母回到迦南，在伯利恒遇到波阿斯，波阿斯遵照天主旨意娶之为妻，生俄备得，是大卫的祖父。

[8] 《雅歌》：《圣经·旧约》中的一卷。原意“歌中之歌”，即最高雅之歌。共八章，诗歌体，采用情侣对话形式，表达男女双方热恋心情，故亦可称为“恋歌”。

遗嘱

献给保尔·埃尔维厄[1]

我认识勒内·德·布纳瓦尔这个高个子的年轻人。他和蔼可亲，虽然性情有点忧郁，仿佛把一切都已经看破，对什么都抱着怀疑态度，一种直率而又尖刻的怀疑态度，特别善于用一句话戳穿上流社会的假仁假义。他常常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正人君子；充其量不过是和那些坏蛋比起来，勉强算是正人君子罢了。”

他有两个哥哥，两位德·古尔西先生，他已经跟他们断绝来往。由于他们不同姓，我猜想他们不是一个父亲生的。有人不止一次告诉我，说他们家里发生过一件不寻常的事，可是谁都没有谈到详细情况。

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我们认识没有多久，就成了好朋友。有一天晚上，我在他家里吃晚饭，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无心问了他一句：“您是令堂第一次结婚生的，还是第二次结婚生的呢？”我看见他的脸色先是有点发白，后来又突然红起来了。他待了几秒钟没有说话，很显然他觉得为难。过了一会儿，脸上才露出他特有的那种抑郁而温和的微笑，说：“亲爱的朋友，您要是不怕厌烦，我就把我的奇怪身世详详细细告诉您吧。我知道您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所以我并不担心您对我的友谊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万一受到影响，那我也就不必交您这个朋友了。”

我的母亲德·古尔西太太，个儿矮小，是个软弱可怜的妇人。她丈夫娶她是因为看中她的财产。她一生在世受尽了折磨。她生性温柔、懦弱、体贴，却不断地受着那个本来应该做我父亲的人，一个被人称为乡绅的那种老粗儿的虐待。结婚才一个月，他就和女用人姘上了。他另外还有情妇，都是佃户的妻子和女儿；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跟他的妻子生了两个孩子；如果算上我，那就应该说是三个。我母亲不声不响；在这个经常总是很嘈杂的家庭里，她就像那些躲在家具底下的小耗子一样过着日子。她缩在一边，没人理睬，战战兢兢地用她那双明亮的、惊慌的、老是转动着的眼睛望着，像这样的眼睛只有一天到晚老是担惊受怕的人才会有。可是她长得漂亮，很漂亮，一头金黄的头发，金黄里带点灰白，带点怯生生的味道，仿佛是成天提心吊胆，连头发也褪了颜色似的。

德·古尔西先生的那些常到城堡来的朋友中间，有一位死了妻子的退伍骑兵军官，他是个令人敬畏的人，为人随和，可是性子暴躁，什么事一旦下了决心，就非干到底不可。他就是德·布纳瓦尔先生，我姓的正是他的姓。他身材瘦长，蓄着两撇很厚的黑八字胡。我长得很像他。他念过不少书，他的思想和他那个阶级的人没有一点共同的地方。他的曾祖母是卢梭[2]的朋友，真可以说他从他祖先的这段关系里，也多少继承了一点东西。他背得出《民约论》和《新爱洛绮丝》，背得出所有那些为日后推翻我们古老的习俗、偏见、陈腐的法律、愚蠢的道德做了准备工作的探讨哲理的书籍。

看样子，他爱我母亲，我母亲也爱他。他们的关系很秘密，所以一直也没有引起人们的疑心。这个被人撂在一边、抑郁寡欢的可怜女人，很可能发狂般地爱着他，而且从他们的接近当中接受了他的各种想法，自由思想的理论和自由恋爱的胆量；但是，她是多么懦弱，连高声说话都不敢，因此所有这一切都只好积在心里，压在心里，忍在心里，从来没有向人打开过她的心扉。

我的两个哥哥也跟他们父亲一样对她很凶，从来不和她亲热，惯常把她看作是家里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待她多少有点像待一个女用人。

在她的儿子中间，只有我真心地爱她，她也只爱我。

我十八岁那年，她死了。为了便于您了解以后发生的事情，我得在这儿补充几句：她的丈夫花钱受到监护人的监管，他们夫妻之间宣告过一次分产，这次分产对我母亲是有利的。多亏法律条文的巧妙作用和一位公证人的机灵忠诚，她保留了按自己意愿立遗嘱的权利。

因此，我们得到通知，知道有一份遗嘱存在这位公证人手里，并且被邀请去参加宣读。

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就像是昨天的事。那是个伟大的、戏剧性很强的，而又滑稽可笑的、令人惊奇的场面；造成这个场面的是这个女人死后的反抗，是从这个受难者的坟墓里发出的要求自由的呼声，她在活着的时候，受尽了我们的习俗的压迫，却从钉死了的棺材里发出要求独立自主的绝望呼声。

那个自以为是我父亲的人，是个满面红光的大胖子，看上去活像个卖肉的；我那两个哥哥都身强力壮，一个二十岁，一个二十二岁。他们静静地坐着等候。德·布纳瓦尔先生也被邀请出席。他走进来，坐在我背后。他穿着一件紧腰身的礼服，脸色煞白，时常轻轻地咬他那两撇已经有点灰白的八字胡。毫无疑问，他已经料到即将发生的事。

公证人锁上门，当着我们的面，拆开那个用红火漆封口，连他也不知道内容的封套，开始宣读。

我的朋友突然不说了。他站起来，走到书桌跟前，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旧纸，打开来吻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下去：这就是我心爱的母亲的遗嘱：

我，立遗嘱人，安娜-卡特琳-热纳维埃芙-玛蒂尔德·德·克鲁瓦吕斯，让-莱奥波德-约瑟夫-贡特朗·德·古尔西的合法妻子，身心健康，表示我最后的愿望如下：

我首先请求天主饶恕，其次请求我心爱的儿子勒内饶恕，饶恕我将要做的事。我相信我的孩子胸怀宽阔，能够了解我，饶恕我。我一生受尽痛苦。我丈夫娶我有他个人打算，娶到手以后，就轻视我，冷淡我，压迫我，一再欺骗我。

我原谅他，但是我什么情也不欠他的。

我的两个大儿子根本不爱我，不孝顺我，简直可以说不把我当做母亲看待。

我活着的时候，对他们尽到了我应尽的责任；我死后也就什么情也不欠他们的了。既然没有那种经久不渝的、神圣的、每日每时的爱，血统关系也就无所谓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儿子还不如一个外人，应该说他是个罪人，因为他没有权利对自己的母亲漠不关心。

在男人们面前，在他们的不公平的法律、毫无人道的礼教、可耻的偏见面前，我总是发抖害怕。在天主面前，我就再也不怕什么了。我死了，我可以丢开可耻的假仁假义；我可以大胆地说出我的思想，承认我心中的秘密，并且签字画押。

因此，我把法律允许我支配的那一部分财产，全部留给我心爱的情人皮埃尔-热尔梅-西蒙·德·布纳瓦尔保管，以后再归还给我们亲爱的儿子勒内。

（这个遗愿在另外一份公证书上有较详细的说明。）

在俯听我申诉的最高审判者面前，我宣布：如果我没有遇见我情人的深厚、忠诚、温暖、坚贞的爱情，如果我没有在他的怀抱里懂得了造物主造人正是为了叫他们互相敬爱，互相扶助，互相安慰，遇到悲伤的时刻在一起哭泣的道理，我一定会诅咒上苍和人生。

我的两个大儿子的父亲是德·古尔西先生，只有勒内是德·布纳瓦尔先生的儿子。我祈求人类及其命运的主宰们帮助他们父子俩不受社会偏见的影响，使他们终生相爱，并且继续爱九泉之下的我。

以上是我最后的思想和最后的愿望。

玛蒂尔德·德·克鲁瓦吕斯

德·古尔西先生站起来，嚷道：“这是一个疯子立的遗嘱！”德·布纳瓦尔先生往前走了一步，声色俱厉地大声说：“我，西蒙·德·布纳瓦尔，声明遗嘱里说的完全是事实。无论在什么人面前，我都可以这样说，甚至可以用我手里的信件来做证明。”

德·古尔西先生听到这儿，朝他走过去。我以为他们要当场打起来了。他们这两个高个子，一个胖，一个瘦，都浑身发抖地站在那儿。我母亲的丈夫结结巴巴地说：“你是个坏蛋！”对方照旧用冷酷有力的声调说：“先生，咱们约一个地方见面好了。这个受尽你折磨的可怜女人，当她在世的时候，我首先要顾全的是她的安宁，否则我早就打你一个嘴巴，找你决斗了。”

接着，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愿意跟我走吗？我没有权利带你走，不过，如果你真心愿意同我一块走，我也就取得这个权利了。”

我握了握他的手，没有回答。我们一同走了。说实在的，我当时真差点疯了。

两天以后，德·布纳瓦尔先生在决斗中打死了德·古尔西先生。我的两个哥哥怕事情传出去太丢脸，所以没有声张。我把母亲留给我的财产分了一半给他们，他们也接受了。

我抛弃法律给我的、实际并不是我的那个姓，用了我真正的父亲的姓。

德·布纳瓦尔先生去世已经五年了。我现在心里还感到十分悲痛。

他站起来，走了几步，停在我面前说：“怎么样！我母亲立的遗嘱，我说是一个女人所能做到的最美好、最忠诚、最伟大的事情。您的意见是不是也是如此？”

我向他伸出双手，说：“是的，朋友，当然是的。”

郝运译

[1] 保尔·埃尔维厄（1857—1915）：法国剧作家，小说家。

[2]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他的主要的理论著作之一的《民约论》，认为国家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他的长篇小说《新爱洛绮丝》宣扬个性解放，爱情自由。

小步舞[1]

献给保尔·布尔热[2]

大灾大难不会使我感到悲伤，——让·布里德尔这个老单身汉说，他被人认为是一个怀疑论者。——我曾经离着很近，亲眼见到过战争，无动于衷地从一具具尸体上跨过去。大自然和人类的那些残酷的暴行，使我们发出恐惧或者愤怒的叫喊，但是决不会刺痛我们的内心，决不会像看到有些令人难受的小事情那样使我们背上起一阵寒战。

一个人可能遭受到的最大痛苦莫过于母亲失去孩子，孩子失去母亲。这种痛苦是强烈的、可怕的，它使人震惊，使人心碎，但是这些打击正像流血的伤口一样，伤口再大也是可以痊愈的。然而，有些相遇，有些偶尔见到或者猜到的事情，有些藏在内心里的悲伤，有些命运的捉弄，会激起我们许许多多苦痛的想法，会在我们面前微微打开那扇神秘的大门，让我们看见种种错综复杂的、无法治疗的精神痛苦，这些精神痛苦正因为看上去是轻微的，所以也就更深刻，正因为看上去几乎难以觉察，所以也就更剧烈，正因为看上去是虚假的，所以也就更顽强，在我们心头留下了悲哀的痕迹，留下了一种苦味，一种使我们久久不能摆脱的破灭的感觉。

有那么两三件事始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换了别人肯定不会对它们注意，可是它们却像针扎进我的心灵，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又细又深的创伤。

你们也许不会理解这些短暂的印象给我留下的感觉。我只跟你们谈谈其中的一件事。它已经过去很久很久，却仍然像是昨天才发生一样，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会这样深受感动，也许应该完全由我那丰富的想象力负责吧。

我现在五十岁。当时我年纪还很轻，正在攻读法律。我有点忧郁，有点爱幻想，抱着一种悲观厌世的人生哲学。我不太喜欢热闹的咖啡馆、吵嚷的同学和愚蠢的姑娘。我起得很早，最心爱的享受之一，就是早上八点钟左右单独一个人在卢森堡公园[3]的苗圃里散步。

你们从前不知道有这个苗圃吧？它好像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上个世纪的花园，一个像老妇人的温柔微笑一样美丽的花园。浓密的绿篱隔成的许多狭窄、整齐的小径，夹在两道像墙一样修剪得井井有条的枝叶中间，显得十分幽静。园丁的大剪刀不停地把这些树枝组成的隔墙修齐。走不远就可以遇上花坛，像出来散步的小学生一样排列整齐的小树，成片的美丽的玫瑰花和成行的果树。

这片迷人的小树林里，有一个角落完全被蜜蜂占据。它们的草顶的蜂房，很讲究地隔着一定距离安放在木板上，朝着太阳打开了像顶针一样大的小门。一路上随时都能遇到嗡嗡叫着的金黄色的蜜蜂，它们是这个和平环境的真正主人，是这些幽静的、纵横交错的小径上的真正散步者。

我差不多每天早上都到这儿来，坐在一张长凳上看书。有时候我听任书本落在我的膝头上，梦想着，谛听着从四周传来的巴黎的喧闹声，享受着这古老格式的林阴小道的无穷无尽的安静。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经常一开门就进来散步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有时在一丛灌木的角落里迎面碰见一个挺古怪的矮老头儿。

他穿着一双有银扣襻的皮鞋，一条腰上有遮门襟布片的短套裤和一件黄褐色的礼服，用一条花边代替领带，还戴着一顶怪里怪气的灰色长毛绒的宽边帽子，使人看了会以为是太古时代的遗物。

他长得很瘦很瘦，只是一副骨头架子，他不断挤眉弄眼，不断微笑。他那双灵活的眼睛东张西望，不停地眨巴。他手里从不离开一根极好的金镶头的手杖，看来一定是一件珍贵的纪念品。

这个老人起初使我感到惊讶，后来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隔着密密匝匝的树叶窥探他。我远远跟着他，停在树丛后面，不让他看见。

后来有一天早上，他以为周围没有人，于是做出了许多奇怪的动作：一开始先是几个小步跳跃，然后是一个屈膝礼；接下来他用细长的腿来了一个相当利落的击脚跳，然后又开始姿态优雅地旋转，跳跳蹦蹦，挺滑稽地摇晃，像面对观众似的露出微笑，挤眉弄眼，把双臂圈成圆形，扭转他那木偶似的可怜的身体，朝着空处一再动人而又可笑地点头致意。他是在跳舞！

我惊奇得发了呆，不禁问自己：两个人之中是他还是我发了疯。

但是他突然停住，像演员在舞台上那样朝前走，然后一边鞠躬一边后退，脸上笑容可掬，同时用他那颤抖的手像女演员那样朝两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送去一个个飞吻。

然后他又态度严肃地继续散步。

从这一天起，我一直注意他。每天上午他都要把他那不可思议的舞步重新练习一遍。

我心里迫切地想跟他谈谈。我决心冒一下险，在行过礼以后，对他说：

“今天天气非常好，先生。”

他鞠了一个躬。

“是呀，先生，真是和从前的天气完全一样。”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成了朋友，我知道了他的身世。从前，在国王路易十五[4]时代，他是歌剧院的舞蹈教师。他那根漂亮的手杖是德·克莱蒙伯爵[5]送的礼物。一跟他谈起跳舞，他就唠唠叨叨，没完没了。

有一天他跟我说起知心话来了。

“我的妻子是拉·卡斯特里[6]，先生。如果您乐意，我可以介绍您认识，不过她要到下午才上这儿来。这个花园，您看，是我们的快乐，是我们的生命。过去的日子给我们留下的就只剩下这个了。我们觉着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再活下去。这儿又古老又雅致，对不对？我相信在这儿可以呼吸到我年轻时的空气，它没有丝毫改变。我的妻子和我，我们在这儿消磨整个下午。但是我呢，我上午就来了，因为我起得早。”

我一吃完中饭，就立刻回到卢森堡公园。不久就看见我的朋友，他彬彬有礼地让一位穿着黑衣服的矮小的老妇人挽着胳膊。他把我介绍给她。她就是拉·卡斯特里，鼎鼎大名的舞蹈家，她曾经被王公贵人们宠爱过，被国王宠爰过，被那仿佛把爱情的气味留在人间的整个风雅的时代宠爱过。

我们坐在一张石头长凳上。这是在五月。一股花香飘浮在洁净的小径上。温暖的太阳透过树叶，在我们身上洒下一大片一大片的阳光。拉·卡斯特里的黑连衫裙好像整个儿沉浸在光辉里。

园子里空空的。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出租马车的辚辚声。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我对老舞蹈教师说，“小步舞是怎么回事？”

他猛地一惊。

“小步舞，先生，它是各种舞中的王后，是王后们跳的舞，您懂吗？自从没有国王以后，也就没有了小步舞。”

他开始用夸张的文体致起颂词来了，颂词很长，热情洋溢，可是我听了一点也不懂。我希望他给我叙述一下步法、动作和姿势。他于是讲解给我听，越讲越糊涂，又急又恨，到后来他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发起脾气来了。

突然间他朝他那一直保持沉默和严肃态度的老伴转过身去。

“埃莉丝，你乐意不乐意，我说，如果你乐意的话，那真是太好了，是呀，你乐意不乐意让我们跳给这位先生看看？”

她不安地转动眼睛，朝四面看了看以后，一句话没说就立起来，站到他的对面。

于是我看见了一件永远忘不掉的事。

他们前进，后退，像孩子那样装腔作势，互相微笑，摆动着身子，弯腰鞠躬，跳跳蹦蹦，好像是由古老机械开动的两个跳舞的老木偶，这个古老机械虽然有点损坏，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是从前的一个心灵手巧的工匠按当时的方法制造的。

我望着他们，我的心被一种奇特的感觉搅得乱糟糟的，我的灵魂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哀愁。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既可悲而又可笑的幻象，它是另一个时代的陈旧过时的影子。我既想笑，更恨不得哭。

他们突然一下子停住，所有的舞蹈动作他们都已经跳过。他们有几秒钟面对面地立着不动，出人意外地蹙紧眉头，接着他们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三天以后我动身到外省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过了两年我回到巴黎，苗圃已经毁掉。没有了过去时代的心爱的花园、它的迷宫般的小径、它的昔日的气息和林阴小径的美丽的角落，他们会怎样了呢？

他们离开人世了吗？他们像失去希望的流亡者那样正在现代化的街道上徘徊吗？还是他们这一对滑稽可笑的幽灵，在月光下，公墓的柏树中间，正沿着墓道在跳幻想的小步舞？

他们的影子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纠缠着我，折磨着我，像创伤似的留在我的心头，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你们一定觉得很可笑吧？

郝运译

[1] 小步舞：一种三拍子舞，十七和十八世纪流行于法国宫廷。

[2] 保尔·布尔热（1852—1935）：法国作家，批评家。写过评论莫泊桑的文章。

[3] 卢森堡公园：巴黎市第六区，也就是卢森堡区内的公园。这儿提到的苗圃在公园南边，是当时年轻人最喜爱去的地方，法国政府不顾诗人们和学生们的反对于一八六七年毁掉。

[4] 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在位时间为一七一五年至一七七四年。

[5] 德·克莱蒙伯爵（1709—1771）：法国孔代亲王路易三世的儿子，出家当了天主教教士，但得到教皇特许，佩带武器参加战争。

[6] 在当时没有一个叫拉·卡斯特里的女舞蹈家。但是有一个著名的舞蹈家叫维斯特里，而另外一个叫拉·卡玛尔戈的舞蹈家与德·克莱蒙伯爵生活在一起。显然本书作者将这两个女人的部分名字拼凑成“拉·卡斯特里”这个名字。

巴蒂斯特太太

在走进卢班[1]车站的候车室时，我首先看了一下钟。我还要等上两小时十分钟才能乘上去巴黎的快车。

我突然觉得很累很累，就像刚刚走上十法里路。我朝四周扫了一眼，仿佛要在墙上找出什么消磨时间的办法似的；随后我又退出候车室，站在车站的门前，寻思着找点什么事情做做。

街道很宽，有点儿像林阴大道，种着瘦小的洋槐；旁边是两排小城市中那种住家的房屋，高低不一，式样也不同。街道往一个小山冈延伸上去，可以看出山冈的尽头有一片树林，好像是公园。

时不时有一只猫敏捷地跳过路边的水沟，穿过大街；或者是一条小狗急匆匆地在一棵棵树的树根周围嗅来嗅去，寻找从厨房里扔出来的剩饭残羹。可是我见不到一个人。

我顿时感到很沮丧，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已经想到了我不得不在一家铁路边的小咖啡馆里，面对一大杯简直不能喝的啤酒和一张当地的难以卒读的报纸，没完没了坐着等下去的情景了；就在这时候，从横街上转出来一列送殡的队伍，来到了我所在的这条街上。

看见灵车，我总算松了一口气；这至少可以让我打发十分钟时间。

可是突然间我的好奇心增加了：跟在死者灵柩后面的只有八位先生；其中一位在哭泣，其余的几位在亲切地交谈。没有神父陪伴。我心里在想：“这是一次世俗的葬礼。”接着我又想到，像卢班这样的城市里，至少会有一百来个自由思想家，也许他们想举行一次示威。那么，随后怎么办呢？行列走得这么匆忙，说明他们埋葬死者是没有什么仪式的；也就是说，没有宗教仪式。

因为我无所事事，又很好奇，于是心里作出了种种最为复杂的猜测。这时灵车已经来到了我的面前，我突然有了一个很古怪的主意：跟着这八位先生一起走。这样我至少可以消磨一个小时；于是我装作很伤心的样子，跟在他们后面走着。

走在最后面的两个人吃惊地回头朝我看看，接着便低声交谈起来；他们肯定是在互相询问我是不是当地人。接着他们又去问他们前面的两个人，他们也仔细地打量我。这种仔细探究的目光看得我很不自在；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我走上一步，向最后的两个人行了一个礼，说：“两位先生，请原谅我打断了你们的谈话，我看到是一次世俗的葬礼，就匆忙地赶上来了，虽然我并不认识你们送的这位去世的先生。”一位先生说：“死的是一位太太。”我感到很奇怪，问道：“不过，这的确是一次世俗的葬礼，不是吗？”

另一位先生很显然想把事情告诉我，他接过话头对我说：“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教士们不让我们进教堂。”这一次，我不禁吃惊得喊了一声：“啊！”我真是越听越糊涂了。

我身旁的那位热心的同路人轻声对我说：“唉，这件事说来话长了。这位年轻的太太是自杀的，这就是我们不能用宗教仪式来安葬她的原因。您看，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在哭的先生就是她的丈夫。”

我有点犹豫地说：“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也使我产生了兴趣。先生，如果我要求您把这件事说给我听听，是否有些失礼。如果我的要求惹您讨厌，那就请您当我什么也没有说。”

这位先生很亲热地挽住我的胳膊，对我说：“啊，不，绝对不。这样吧，我们稍许走在后面一点，让我把这件事讲给您听听，这件事很悲惨。您看见坡上面那些树吗？墓地就在那儿；这个坡很陡，在到达墓地以前，我还来得及把这件事讲完。”

他开始讲了起来：

您想想，这个年轻女人，保尔·阿莫太太，是本地一位富商丰塔内尔先生的女儿。在她十一岁那年，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遇到了一件可怕的意外：一个仆人糟蹋了她。她受到了这个坏蛋的严重摧残，差点送了命。仆人的兽行被揭发出来了，于是开始了一场骇人听闻的诉讼，查清了这个受害人有三个月一直是那个畜生的无耻行为的牺牲品。罪犯被判处终身苦役。

小姑娘带着耻辱的烙印，没有同伴，孤零零地长大了。大人们很少抱吻她，生怕在吻她的前额时会脏了自己的嘴唇。

在全城人的心目中，她变成了一个妖魔，一个怪物。人们窃窃私语：“您知道吧，那个小丰塔内尔。”当她在街上走过时，人人都掉过头去，甚至连雇个带她去散散步的保姆也几乎找不到；别人家的女仆见了她都远而避之，仿佛这个孩子身上患了传染病，谁挨上她谁就会被传染上似的。

城里的孩子们每天下午都要到林阴大道上去玩耍；看到这个不幸的小姑娘在林阴大道上的情况真叫人心酸。她总是一个人站在她的女仆身边，愁眉苦脸地看着别的孩子游戏。有时候，由于她实在忍不住想跟别的孩子们一起玩，于是便畏畏缩缩地向前走去，仿佛自惭形秽似的战战兢兢地混到一群孩子里面去了。这时候，坐在周围长凳上的母亲、女仆、姑母、姨妈，都冲了过来，抓住由她们照看的小姑娘们的手，粗暴地把她们拉走，只剩下了小丰塔内尔一个人，她惊慌失措，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她伤心得哭了起来；随后她边哭边向她的女仆跑去，把脸藏在她的围裙里。

她长大了，可是情况变得更糟。人们要那些年轻姑娘像躲避一个鼠疫患者那样避开她。请想一想，这个年轻姑娘已经什么也不需要教她了；她已经不再有权利戴那象征性的橙花[2]了。她几乎在学会识字以前便懂得了那个可怕的秘密，那个做母亲的仅仅在女儿新婚的晚上才吞吞吐吐地透露给女儿知道的秘密。

她每次上街都有她的女家庭教师陪伴着，好像总是在怕她再遭到什么可怕的意外，必须对她严加保护似的。她每次上街，总是低垂着眼皮，仿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耻辱压着她。别的少女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天真，她们暗暗冷笑，不怀好意地看着她；如果她偶尔看看她们，她们便装作漫不经心地很快把头转了过去。

几乎没有人跟她打招呼，只有少许几个男人对她脱帽致意。那些做母亲的装作没有看见她，有几个小流氓甚至称她为“巴蒂斯特太太”，巴蒂斯特是那个污辱了她，并毁了她一生的仆人的名字。

没有人知道她隐藏在内心里的痛苦，因为她很少说话，从来不笑。即使她的父母见了她，也显得有些不自在，就像她犯下了什么不可弥补的错误，必须永远责怪她似的。

一个规矩人是不太愿意和一个刑满释放的苦役犯握手的，即使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是不是？丰塔内尔先生和夫人对待他们的女儿，就像对待一个刚从苦役犯监狱里放出来的儿子一样。

她长得很美，皮肤很白，身材苗条，个儿很高，文静高雅。先生，要不是有了那件事，我也会很喜欢她的。

后来，一年半以前，我们这儿新来了一位专区区长，他还带来了一位私人秘书，一个行为有点儿古怪的年轻人；据说，他曾经在拉丁区[3]生活过。

他看到了丰塔内尔小姐，一下子爱上了她。有人把以前的事情告诉他，他只是回答说：“嗯，这倒是对未来的一个保证。我宁愿这种事发生在以往而不是以后。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我可以高枕无忧了。”

他追求她，向她求婚，最后娶了她。他什么都不怕，带着新婚妻子到处拜客，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有些人回拜了，有些人没有。最后，大家对过去的事有些淡忘了，她在社会上也有了地位。

必须告诉您，她崇敬她的丈夫就像崇敬神一样。请您想一想，是他重新给了她人的尊严，是他使她又获得了公民的权利，是他力排众议，不顾舆论，迎击了种种侮辱；总之，完成了一件很少有人能完成的英勇行为。所以说，她对他的爱情是既狂热而又疑虑重重的。

她怀孕了。当这个消息传开以后，即使最挑剔的人也向她打开了大门，就像她快要做母亲这件事一下子洗净了她的罪恶。这真有些怪，可是事实就是如此……

一切都朝好的方面发展，一直到庆祝本地区的主保圣人的节日的那一天。区长由他的幕僚和一些地方权威人士陪同主持本地区的乐队比赛。在他讲话以后，开始发奖；由他的私人秘书保尔·阿莫把奖牌发给每个得奖者。

您也知道，在这种事情里面，总会有妒嫉猜疑和钩心斗角，使得有些人失去了分寸。

全城所有的夫人小姐全在看台上。

轮到莫尔米翁镇的乐队队长领奖了，他的乐队只得了个二等奖。总不能让大家都得一等奖吧，是不是？

当这位秘书把奖牌递给领奖人时，这个人竟把奖牌朝他劈脸扔去，一边嚷道：“你可以把你的奖牌留给巴蒂斯特。你甚至还可以发给他一块一等奖牌，就像你应该发给我的一样。”

当时在场的一大群老百姓全都哄笑起来。老百姓是没有慈悲心的，也不善于体贴人：一双双眼睛全都转向了这位可怜的太太。

啊，先生，您曾看见过一个女人是如何发疯的吗？没有吗？那么，我们当时就看见了这种情景！她接连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三次，又倒下去三次；她好像要逃走，可是又知道她是不可能穿过围在她身边的那一大群人的。

在人群里什么地方又有个声音响了起来：“喂，巴蒂斯特太太！”这时候一片嘈杂，有欢笑声，也有怒骂声。

人群像潮水般涌动起来，闹声喧天，人头攒动。大家都在重复这句话，所有的人都踮起脚来，想看看这个不幸的女人脸上的表情；有些做丈夫的用双臂把自己的妻子举起来看；还有些人在问：“是哪一个？是穿蓝衣服的那一个吗？”孩子们学着公鸡啼叫；到处都有狂笑的声音。

她不再动弹了，丧魂落魄地坐在她的华丽的靠背椅里，好像是供大家观赏的陈列品。她不能逃，也不能动，也不能掩盖自己的脸。她的眼皮急速地动着，就像有一道强光照耀着她的眼睛。她像一匹在往高坡上爬的马那样喘着粗气。

她这副样子真叫人看了心酸。

在一场可怕的混战之中，阿莫先生掐着那个粗暴无礼的家伙的脖子，在地上滚来滚去。

庆祝仪式中断了。

一个钟头以后，阿莫夫妇回家去了。那个年轻的妇人在受到侮辱以后就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浑身哆嗦，就像有一根弹簧牵动了她全身的神经。在经过一座桥时，她突然跨过桥上的护栏，跳进了河里，她的丈夫没来得及抓住她。

桥洞下的水很深。过了两个小时才把她捞上来。不用说，她已经死了。

讲故事的人不再说下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就她的处境而言，也许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有些事情是永远抹不掉的。

“现在您明白教士们为什么不让进教堂了吧。嗯，如果按照宗教仪式举行葬礼，也许全城的人都会来参加的。不过您也知道，有了过去那件事，再加上她是自杀的，有些人家就不会来了。还有，在这个地方，参加没有神父送葬的葬礼，是不合时宜的。”

这时我们已经进入了公墓的大门。我心里很激动，等到棺材放进墓穴以后，我走到那个在呜咽哭泣的年轻人跟前，和他用力地握了握手。

他眼里含着泪水，惊奇地看看我，然后说：“先生，谢谢！”

我没有后悔跟着灵车走了这一趟。

王振孙译

[1] 本篇小说中的地名是作者杜撰的。

[2] 橙花：当时法国风俗，新媳要戴用橙花编成的花冠；橙花象征贞节。

[3] 拉丁区：巴黎的一个文化区，在塞纳河左边，是文人和大学生聚居之地。

女疯子

献给罗贝尔·德·博尼埃尔[1]

瞧，——玛蒂厄·德·昂多兰说，——山鹬使我想起了在战争期间一段十分悲惨的往事。

你们都知道我在哥尔姆依镇[2]的那座房子。普鲁士人打来的时候，我正好住在那里。

当时我有个女乡邻，她是个疯子，是在命运的不幸打击下神经错乱的。从前，在二十五岁的那一年，她在一个月里失掉了父亲、丈夫和刚生下来的孩子。

死神一旦闯进了哪家人家，几乎总是会立刻再次光临，就像认识了这家人家的门似的。

可怜的年轻女人被痛苦击倒以后，病在床上，整整讲了一个半月的胡话。后来，一种平静的疲乏代替了这种来势凶猛的急性发作。她一动不动地躺着，几乎不吃不喝，只有两只眼睛还在转动。别人每次想叫她起来，她都叫喊得好像要杀她似的，因此只好让她一直躺着，到了替她换衣服和翻床垫的时候才把她从被窝里抬出来。

一个老女用人留在她身边，时不时逼着她喝点什么，或者吃点冷牛肉。在这个绝望了的心灵里发生了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因为她没有再开过口。她在思念那些去世的人吗？她陷在忧郁的梦想之中而对过去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记忆吗？还是她的头脑已经被摧毁，像一潭死水一样静止不动了呢？

她就是这样关在家里，不死不活地躺了十五年。

战争[3]来了。十二月初普鲁士人侵入了哥尔姆依。

就像是昨天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天气非常冷，连石头都冻得开裂了。我因为痛风病发作不能动弹，正躺在沙发上，忽然听见了他们有节奏的、沉重的脚步声。我从窗口看到他们走过去。

队伍长得没完没了。他们都长得一模一样，那种提线木偶似的动作正是他们所特有的。随后长官把士兵分配到居民家里居住。我分到十七名。女乡邻，那个女疯子，分到十二名，其中有一个指挥官，是真正的兵痞子，又残酷，又粗暴。

头几天一切都很正常，有人告诉这位军官说女主人有病，他也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可是，不久以后，这个女人一直不露面，使他非常生气。他询问她的病情，别人回答说，他的女主人遭受过极大的痛苦，已经在床上躺了十五年。他大概是不相信，以为那个可怜的疯子出于自尊心，不愿意看见普鲁士人，不愿意跟他们说话，不愿意跟他们来往，才装病不起床。

他要求她接见他。于是有人把他领进她的卧房，他很不客气地说：

“代代（太太）、请利（你）起来，到漏（楼）下去，让大家见见利（你）。”

她把她那双没有表情的眼睛，空洞无神的眼睛，朝他转过来，什么也没有回答。

他又说：

“额（我）铺（不）能忍受傲慢无礼。利（你）要是铺（不）情愿起来，额（我）有办法让利（你）单独一个人出去牛（溜）达牛（溜）达。”

她没有任何表示，就像没有看见他似的，仍旧一动不动。

他勃然大怒，把这种平静的沉默态度看成是对他的极端藐视。他补充说：

“明天利（你）要是不下漏（楼）……”

接着他走了出去。

第二天，老女用人惊惶失措，想给女疯子穿衣服。但是她一边挣扎，一边拼命叫喊。那军官连忙跑上楼来。女用人扑通一声跪下，大声说：

“她不愿意，老爷，她不愿意。请您饶了她吧，她太不幸啦！”

军官感到为难，尽管在气头上，还是不敢叫他手下的人把她从床上拖起来。可是他忽然笑起来，用德国话下了几道命令。

过了不久，只看见有一队兵像抬伤员似的抬着一个床垫出来，铺的盖的都原封未动，女疯子像平常一样默不作声，安安静静地躺着，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因为别人并不叫她起来。一个士兵跟在后面，拎着一包女人衣服。

军官得意地搓着双手，说：

“让额（我）们看看利（你）是铺（不）是能够自己穿衣服起来牛（溜）达牛（溜）达。”

随后我们看见那一队兵朝着伊莫维尔森林[4]的方向走去。

两个小时以后，那些士兵空着手回来了。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那个女疯子。他们把她怎么处置了？他们把她抬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大雪日夜不停地下着，把平原和树林用一块由冻结的泡沬织成的裹尸布包起来。狼一直跑到我们的门口来嚎叫。

那个失踪的女人的影子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为了想得到一些消息，我几次和普鲁士当局打交道，差点被枪毙。

春天回来了。占领军撤走以后，我的女邻居的房子一直关着。园子里的小径长满了野草。

老女用人在那年冬天死了。再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还不断地想着。

他们把这个女人怎么处置了？她穿过树林逃走了吗？是不是什么地方有人收留她，送进了医院，但是又没法从她嘴里了解情况？我的疑团一直得不到解决。但是时间渐渐平息了我心里的忧虑。

那年秋天，山鹬大批地飞来，我的痛风病暂时缓解，我可以拖着脚步，勉强走到森林里。我已经打死四五只这种长嘴鸟，后来我又打中一只，它落到一条堆满枯树枝的沟里不见了，我只好下去拾。我发现它掉在一个死人头骨旁边。这时候我心口上好像挨了一拳头，猛地又想起了那个女疯子。在那个凶险的年头，死在这片树林里的人也许有不少；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深信，是呀，我深信我遇到的头骨是那个可怜的疯子的。

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全推测出来了。他们把她连同床垫抛弃在寒冷荒凉的森林里；而她呢，打定主意，连手脚都没有动一动，让自己死在像鸭绒被一般又厚又轻的大雪之下。

接下来狼把她吃了。

那些鸟用撕破的床垫里的羊毛做它们的窝。

我一直保留着这不幸的遗骨。我祝愿我们的子孙永远不要再见到战争。

郝运译

[1] 罗贝尔·德·博尼埃尔（1850—1905）：莫泊桑的朋友。法国《费加罗报》、《高卢人报》等报刊的专栏作家。一八八一年曾出版诗歌体的《童话故事》。

[2] 哥尔姆依镇：诺曼底境内厄尔省小镇，在奥德梅尔桥附近。

[3] 指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

[4] 在塞纳滨海省，作者童年时住过的费康附近有一座森林叫Ymauville，与本文中的Imauville读音完全一样，皆可译为“伊莫维尔”。

骑马

这一对可怜的夫妻靠着丈夫菲薄的薪水，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他们结婚以后生了两个孩子，原来就感到的拮据变成了那种自惭形秽的、掩掩藏藏的、羞于让人知道的贫困，仍然想保住自己的身份地位的贵族家庭的那种贫困。

埃克多尔·德·格里布兰是在外省，他父亲的庄园里，由一位充当家庭教师的神父教养成人的。他家里虽然并不富有，不过还能够保住面子，勉勉强强维持生活。

后来，在二十岁那年，家里人替他找了一份工作，作为年薪一千五百法郎的职员，进了海军部。就像所有那些没有及早对严峻的生活斗争做好准备的人，就像所有那些隔着一层云雾观看人生，不会耍手段，不善于抗争，从小就没有被人培养出一些特殊的本领，一些独特的才干，一种充沛的斗争毅力的人，就像所有那些没有人把一件武器或者一件工具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他在这块暗礁上搁了浅。

他坐办公室的最初三年是可怕的。

他找到了他家里的几个朋友，一些落后于时代，财产也不多的老人，他们住在贵族居住的街道，圣日耳曼区[1]的那些凄凄凉凉的街道上。他在自己的身边形成了一个熟人的圈子。

这些手头拮据的贵族对现代生活完全陌生，既谦虚又骄傲，他们住在那些静得如同睡着了的房屋的顶上几层。这些住家房屋，从上到下的房客都是有贵族头衔的，但是钱在二层楼上，如同在七层楼上一样，好像都很缺少。

永恒不变的偏见，对身份的关注，对地位下降的担忧，经常纠缠着这些从前显赫一时，由于男人们的无所做为而逐渐衰败的人家。埃克多尔·德·格里布兰在这个圈子里遇见了一个像他一样出身贵族而又家境贫困的姑娘，娶了她做妻子。

他们在四年里生了两个孩子。

在接下来的另外四年里，这对夫妻受着贫穷的困扰，除了星期日到香榭丽舍大街去散散步，靠了一位同事送的招待券，每年冬天去戏院看上一两场夜场演出以外，不知道有别的消遣。

没想到在开春的时候，他的上司交给他这个当小职员的一件分外的工作，他收到了一笔三百法郎的额外报酬。

他把这笔钱带回家，对妻子说：

“亲爱的昂里埃特，应该让咱们自己好好享受享受什么，譬如说，带孩子们出去玩一趟。”

经过一次长时间的讨论以后，决定到乡下去吃中饭。

“相信我吧，”埃克多尔叫了起来，“只此一遭，下不为例；我们给你、孩子和女用人雇一辆敞篷四轮马车，我呢，我到驯马场去租一匹马。这对我有好处。”

整整一个星期里，光在谈论计划中的郊游。

每天晚上，埃克多尔从办公室回来，抓住他的大儿子，让他跨坐在他的大腿上，一边使出全身力气颠他，一边对他说：

“下个星期出去郊游，爸爸，他就是这样骑着马奔跑。”

这个孩子整天骑在椅子上，拖着它满客厅跑，边跑边叫喊：

“爸爸骑马马。”

女仆人也心里想着先生骑着马伴随马车，同时用钦佩的目光望着他。每一顿饭她都听到他谈骑马，讲述他从前在他父亲家里的那些英勇行为。啊！他受过良好的骑术训练，一旦马到了他的胯下，他什么也不怕，真的什么也不怕！

他搓着双手，一遍遍对他的妻子说：

“如果能给我一匹性子稍微有点倔强的马，那我就感到太高兴了。到时候你会看见我怎么骑马；如果你愿意的话，趁大家都从树林[2]回来的时候，我们走香榭丽舍大街回家。想想看，我们会显得多么神气，如果能遇到部里的人，我也决不会感到不快。再不需要别的了，单凭这个，就能让人得到长官们的尊重。”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马车和马同时来到门口。他立刻下楼去检查他的坐骑。他已经让人在他的裤子上缝上系在鞋底下扣紧长裤脚管的带子。他手里挥动着一根头天刚买的马鞭。

他把牲口的四条腿一条一条地抬起来摸，接着按了按脖子、两肋和飞节，用手指头检查了腰部，还扳开嘴，察看牙齿，报出它的年龄。全家人都从楼上下来了，他就一般的马，特别是这一匹马，给大家短短地上了既有理论又有实际的一课，他认为这匹马非常好。

等到所有的人都在马车上坐好以后，他又检查了马鞍的肚带；然后踏着一只马蹬腾起身子，落在马背上；马在重压下开始跳动，差点儿把骑在它背上的人摔下来。

埃克多尔十分激动，尽力使它平静下来。

“好啦，克制点，我的朋友，克制点。”

接着，驮人的马恢复了平静，被马驮的人也恢复了平衡，于是问：

“都准备好了吗？”

众口一词地回答：

“准备好了。”

于是他下命令：

“出发！”

这支车马组成的队伍开走了。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按照英国人方式骑着马小跑，同时身子过分夸张地一起一落，刚落到鞍子上，立刻又像要升到天上去似的蹦了起来。他常常好像准备朝着马鬃扑下去似的，一双眼睛始终盯着前方，脸绷得紧紧的，双颊苍白。

他的妻子把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抱在膝头上，女用人抱着另外一个孩子，她们不停地重复说：

“看看爸爸！看看爸爸！”

两个孩子被车马的繁忙来往、心里感到的快乐和新鲜的空气陶醉了，发出一声声尖锐的叫喊。马被这些嚷声吓着了，最后奔跑起来，骑马的人竭尽全力想制服它，没想到帽子掉到了地上。车夫不得不从座位上爬下来拾这顶帽子；埃克多尔从他手里接过帽子，远远地对他的妻子说：

“别让孩子再这样嚷嚷了，你要害得我的马狂奔啦！”

中饭是在维西内[3]的树林里的草地上吃的，吃的是放在盒子里带来的食物。

虽然三匹马有车夫在照料，埃克多尔还是随时随刻都要站起来去看看他那匹马是不是什么也不缺少。他抚摸着它的脖子，喂它吃面包、蛋糕、糖块。

他宣称：

“这匹跑快步的马很难对付。刚开始的时候它让我骑不稳，甚至有点摇晃；但是你也看见了，我很快就恢复过来。它已经认识它的主人，它现在不会再乱动了。”

他们按照决定的那样，绕香榭丽舍大街回来。

这条宽阔的林阴大道上挤满了马车。大道的两边，散步的人那么多，看上去就像很长很长的黑带子，从凯旋门一直伸展到协和广场。强烈的阳光洒落在这一切上面，照得四轮马车的青漆、马具的钢件和车门的把手闪闪发光。

看上去好像有一种渴望活动的强烈要求，一种生活的陶醉，使得这群人、车辆和马匹激动不已。方尖碑在那边，矗立在一片金黄色的雾霭中。

埃克多尔的马一过凯旋门，突然被一股新的强烈欲望所控制，尽管骑在它背上的人用种种办法试图让它安静下来，它还是迈开大步，在车轮间穿来穿去，朝马房飞快地跑去。

马车现在远远地，远远地落在后面了。紧接着到了工业宫[4]对面，这匹马看到自己有了充分的活动余地，于是向右一转，开始飞跑起来。

一个围着围裙的老妇人正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穿过车行道。她正好是在埃克多尔走的那条路上，埃克多尔飞快地来到，他控制不住他的马，开始竭尽全力地吆喝：

“喂！喂！让开！”

她也许耳朵聋，因为她不慌不忙地走她的路，直到马像一辆火车头一样冲过来，马的前胸撞到她的那一刻为止。她头着地连翻了三个筋斗以后，裙子凌乱不堪地滚到十步以外。

有好几个人同时叫喊：

“拦住他！”

埃克多尔吓懵了，他紧紧抓住马鬃，大声叫喊：

“救人呀！”

一下猛烈地颠动，他像球一样从他的马耳朵上面抛过去，落在刚迎着他冲过来的一名警察的怀抱里。

才不过一秒钟的时间，在他身边围起了一群人，他们一个个都怒气冲冲，指手画脚，大声叫骂。他们中间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佩戴着一枚圆形大勋章、蓄着两撇儿长胡髭的老先生，好像火气特别大。他反复地说：

“见鬼，这样笨的人，就该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既然不会骑马，就别到街上来伤害人。”

这时候四个人抬着老妇人出现了。她看上去好像死了，脸色蜡黄，无边软帽歪在一边，浑身灰扑扑，满是尘土。

“把这个女人抬到一家药房去，”老先生吩咐，“让我们去警察分局。”

埃克多尔夹在两名警察中间走了。第三名警察牵着他的马。一群人在后面；四轮敞篷马车突然出现。他的妻子奔过来，女用人已经吓得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乱嚷乱叫。他解释说，他就回来，他撞翻了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他的惊慌失措的家人走了。

在警察分局里，事情很快就说清楚了。他报出自己的名字，埃克多尔·德·格里布兰，在海军部任职，接着等候伤者的消息。一名被派去打听情况的警察回来了。她已经恢复知觉，不过据她自己说，她身子里面疼得厉害。她是一个帮佣的女人，六十五岁，叫西蒙太太。

埃克多尔知道她没有死，希望又恢复了，他答应支付她的医疗费用。接着他跑到药房去。

乱哄哄的一堆人围在门口，那个老太婆瘫倒在一把扶手椅里，两只手无力地搭拉着，脸上一副神志不清的表情，嘴里不停地哼哼着。两位医生还在给她作检查。胳膊和腿没有一条摔断，但是担心会有内伤。

埃克多尔问她：

“您疼得厉害吗？”

“啊！厉害。”

“哪儿疼？”

“内脏里面就像有火在烧一样。”

一位医生走过来，说：

“先生，肇事者是您吗？”

“是的，先生。”

“最好把这个女人送到疗养院去；我认识一家，那儿可以收她，六个法郎一天。您愿意由我来安排吗？”

埃克多尔髙兴地表示感谢，如释重负地回到家里。

他的妻子正眼泪汪汪地等着他，他叫她放心。

“没事，这个西蒙太太已经好多了，再过三天就可以完全好了；我已经把她送进一家疗养院，没事。”

没事！

第二天，他从办公室出来，去打听西蒙太太的情况。他看见她正称心如意地喝着油腻的肉汤。

“怎么样？”他问。

她回答：

“啊！我可的先生，一点也不见好。我感到我自己快完蛋了。一点也不见好。”

医生声称应该等待，可能会突然出现并发症。

他等待了三天，三天以后他又来了。老妇人面色红润，眼睛明亮，一看见他，开始呻吟起来：

“我不能动弹，我可怜的先生；不能动弹。我这一辈子到头都要这样下去了。”

埃克多尔感到不寒而栗。他问医生，医生举起双臂，说：

“有什么办法，先生，我，我也弄不懂了。别人一试着扶她起来，她就大喊大叫。甚至给她的扶手椅挪挪地方，都没法不使她发出凄厉的叫声。我应该相信她对我说的话，先生；我又没法钻进她的身体里面去。只要我没有亲眼看见她起来走动，我就没有权力认为她可能是在撒谎。”

老妇人一动不动地听着，眼睛里流露出狡诈的目光。

一个星期过去了；接着半个月，一个月过去了。西蒙太太没有离开她的扶手椅。她从早吃到晚，身体发胖，兴高采烈地跟别的病人聊天，看上去她已经习惯了这种闲着不动的生活。她五十年来楼梯上爬上爬下，给床垫子翻身，把煤炭一层楼一层楼地往上搬，一下下地挥动扫帚和一下下挥动刷子，就好像这种闲着不动的生活是她理应挣到的休息似的。

埃克多尔慌了神，他每天都来；每天他都发现她平静安详，嘴里却在说：

“我不能够动弹，我可怜的先生，不能够动弹。”

每天晚上，忧心忡忡的德·格里布兰太太都要问：

“西蒙太太怎么样？”

他每次都垂头丧气地回答：

“一点也没有见好，一点也没有。”

他们把女用人辞退了，她的工资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还进一步节省开支，那笔额外得到的报酬也都全部填进去了。

埃克多尔于是一次请来了四位著名的医生，他们聚集在老妇人周围。她一边让他们检查，替她做摸诊，做扪诊，一边用狡黠的目光窥探他们。

“应该让她起来走走，”一位医生说。

她叫了起来：

“我不能够，我的善心的先生们，我不能够！”

他们于是抓住她，把她架起来，拖着她走了几步；但是她从他们手里挣脱出来，瘫倒在地板上，发出那么吓人的喊叫声，他们只好小心翼翼地把她抬回到她的椅子上去。

他们发表了审慎的意见，但是结论是她不能工作。

埃克多尔把这个消息带给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倒在一把椅子上，结结巴巴地说：

“最好把她接到这儿来吧，这样我们可以少花费一些。”

他一下子蹦了起来：

“这儿，我们家里，你这么想？”

但是她现在已经听天由命，眼睛里含着泪水回答：

“有什么办法，我的朋友，这不是我的过错。”

郝运译

[1] 圣日耳曼区：巴黎从前的一个郊区，后成为市区，居住的都是贵族。

[2] 树林：指巴黎西面供贵族、资产阶级等游乐的布洛涅树林。冬季四点至五点，夏季五点至七点，林阴大道非常热闹，充塞了往来布洛涅树林的车马。从第二帝国开始，到布洛涅树林去游玩成为一种时尚。

[3] 维西内：在巴黎西郊，十九世纪末是一个四周树林围绕的景色迷人的村镇。

[4] 工业宫：一八五三年为一八五五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修建。以后充作举行各种展览会的场所，至一九〇〇年拆除。

两个朋友

巴黎被包围了[1]，在饥饿中苟延残喘。屋顶上难得看见麻雀，阴沟里的老鼠也少了。人们不管什么东西都吃。

莫里索先生，职业是钟表匠，暂时当了家居兵[2]。正月的一个早晨，天气晴朗，他空着肚子，双手插在军服的裤袋里，闷闷不乐地在环城林阴大道上溜达。他突然在一个也穿着军装的人面前站住，因为认出这人是他的朋友，是从前在河边上认识的索瓦热先生。

战前，莫里索每逢星期日都是一清早拿着竹钓竿，背着马口铁罐出门。他搭开往阿尔让特依[3]的火车，到哥隆布[4]下车，然后再徒步走到玛朗特岛。一到了他做梦也忘不掉的这个地方，就开始钓鱼，一直钓到天黑。

每个星期日，他都在那儿遇见洛莱特圣母街[5]的服饰用品商索瓦热先生，一个个子矮胖、性情愉快的人，也是个钓鱼迷。他们常常手里握着钓竿，两条腿悬在水面上，并排地坐上半天。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时候他们整天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候也聊上几句；不过他们即使不开口，彼此之间也深切了解，因为他们的兴趣相同，情感也一样。

春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在恢复了青春活力的太阳下，静静的河面上升起一片随着河水流动的薄雾，两个热爱钓鱼的人背上也感到了春天的温暖；莫里索有时候会对他旁边的那个人说：“嗯！多舒服！”而索瓦热先生也会回答：“再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对他们来说，这两句话就足以让他们俩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了。

秋天，白昼将尽的时刻，天空被夕阳照得通红，桃红色的云彩倒映在流水里，整条河染成了紫色，天边仿佛起了大火，两个朋友也笼罩在火似的一片红光中，枯黄的林木预感到冬天即将来临，簌簌地抖动着，也镀上了一层金。这时候索瓦热先生会带着笑容看看莫里索，说：“多美的景致！”而心旷神怡的莫里索也会眼睛不离开他的浮子，回答：“比林阴大道美多了。嗯？”

他们俩互相认出来以后，就立刻使劲地握手，没想到在这样与前不同的环境中相遇，心里都很激动。索瓦热先生叹了口气，嘟囔着说：“发生了多少事情呀！”莫里索也感慨地说：“多好的天气哟！今天，还是今年遇到的第一个好天气。”

天空的确是一片蔚蓝，充满了阳光。

他们满腹心事，闷闷不乐地并肩走着。莫里索接着又说：“还有钓鱼呢？嗯！回想起来多么有趣！”

索瓦热先生问：“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去？”

他们走进一家小咖啡馆，一人喝了一杯苦艾酒；随后又继续在人行道上溜达。

莫里索忽然站住说：“再喝一杯，怎么样？”索瓦热先生同意：“随您的便。”他们又走进了一家酒店。

出来的时候，他们头晕得厉害，像一般空着肚子喝酒的人那样，感到有点迷迷糊糊。天气暖和，温柔的微风轻轻吹拂着他们的脸。

索瓦热先生经和风一吹，完全醉了。他停下脚步，说：“咱们去吧？”

“哪儿去？”

“当然是钓鱼去。”

“哪儿去钓？”

“还不是咱们那个岛上。法国军队的前哨阵地在哥隆布附近。我认识杜穆兰上校；没有问题，他们会放咱们过去的。”

莫里索迫不及待地说：“一言为定。我同意。”他们立刻分头去取钓鱼用具。

一个钟头以后，他们并排在公路上走着。他们来到上校占用的那座别墅。听了他们的请求，上校笑了笑，就同意了他们的这个怪念头。于是他们带着通行证，继续朝前走。

没多久，他们就通过前哨阵地，穿过荒凉的哥隆布，来到了几块面积不大的葡萄地的边上，葡萄地在斜坡上，坡下就是塞纳河。这时候大约十一点钟。

对面的阿尔让特依村看上去死气沉沉。奥热蒙和萨努瓦这两个山冈俯视着附近一带。辽阔的平原一直伸展到南泰尔[6]，除了光秃秃的樱桃树和灰溜溜的耕地以外，空空的，什么也看不见。

索瓦热先生指着山冈子，悄声说：“普鲁士人就在那上面！”再看看这片荒无人烟的田野，这两个朋友吓得手脚有点发软。

“普鲁士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可是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感觉到这些人就在巴黎周围，正在蹂躏法国，抢劫、屠杀、散布饥馑。虽然看不见，可是能感觉到他们的强大。他们对这得胜的陌生民族除了憎恨以外，还有一种近乎迷信的恐惧心理。

莫里索结结巴巴地说：“嗯！万一碰上他们怎么办？”

索瓦热先生用巴黎人在任何场合也不会失掉的那种幽默口吻回答：

“咱们就请他们吃顿煎鱼。”

但是四下里是那么寂静，吓得他们犹豫不决，不敢冒冒失失地闯到田野里去。

最后，索瓦热先生下了决心：“前进！不过要特别小心。”他们伏下身子，利用一丛丛的葡萄藤掩护，瞪着眼睛，支着耳朵，从一片葡萄地里爬下去。

现在还剩下一长条光秃秃的地面，越过它才能够到达河岸。他们拔起腿来就跑，跑到河边立刻就蹲在干枯的芦苇丛里。

莫里索把脸颊贴在地面上，听听附近一带是不是有人走动。他什么也没有听见。没有人，绝对没有人。

他们放下心来，开始钓鱼。

荒凉的玛朗特岛正好挡在面前，使河对岸看不见他们。岛上的那家小饭馆门窗紧闭，看上去就像被人遗弃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年了。

索瓦热先生钓到了一条鱼。莫里索也钓到了一条；他们不断地拉起钓竿，每一次钓丝上都挂着一个摆动不停的银光闪闪的小东西。真是一次成绩好得出奇的钓鱼。

他们小心地把鱼放进一个网眼很密的网兜，网兜浸在他们脚边的水里。他们感到说不出的快乐，只有在你被迫放弃了一种心爱的消遣，过了很久以后又重新得到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快乐。

和煦的太阳晒得他们的肩膀暖洋洋的；他们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忘了世界上还有别的事情，只知道钓鱼。

但是，突然间轰隆一声，仿佛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震得地面发抖。大炮又开始响了。

莫里索扭转头，隔着堤岸，朝左边一望，远远地望见了瓦莱利昂山[7]的高大轮廓，山头上有一团白絮，那是它刚喷出来的硝烟。

紧接着第二团烟从要塞顶上冲出来；过了一会儿，才传来了新的爆炸声。

爆炸声接连不断，山峰上一阵阵地吐出死亡的气息，喷出乳白色的烟雾，在宁静的天空中缓缓上升，凝结成一片云，压在山头上。

索瓦热先生耸耸肩膀，说：“他们又干上了。”

莫里索正焦急地望着一个劲往下沉的浮子上的羽毛，突然间这个性情平和的人，对那些正在这样打仗的疯子生起气来了。他愤愤地说：“除非是傻瓜才会这样自相残杀！”

索瓦热先生回答：“比畜生还不如！”

莫里索刚钓到一条欧鲌，说：“您倒想想看，只要世界上还有政府，这种情况就永远不会改变。”

索瓦热先生接嘴说：“不过，如果是共和国就不会宣战了……”

莫里索打断了他的话：“有了国王，我们就要同外国打仗；有了共和国，我们就要打内战。”

他们心平气和地讨论起来，运用心地善良而见识有限的人的健全理智，分析着重大的政治问题；最后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人类永远不能得到自由。瓦莱利昂山不停地轰隆轰隆响着，用炮弹摧毁法国人的房屋，粉碎法国人的生活，毁灭法国人的生命，埋葬数不清的梦想、数不清的欢乐的期待和幸福的希望，在这里和许多别的地方的妻子、女儿和母亲的心里造成永远无法医治的创伤。

“这就是生活，”索瓦热先生说。

“不如说这就是死亡，”莫里索微笑着回答。

但是他们突然吓得打了一个冷颤，因为他们明显地感觉到背后有人走动；他们回过头去，看见四个人，四个身材高大、全副武装、蓄着大胡子、打扮得像穿号衣的跟班似的、戴着平顶军帽的人，已经挨着他们的肩膀站住，用步枪瞄准他们。

两根钓鱼竿从他们手里落下去，随着河水漂走了。

一转眼工夫，他们就被抓住，捆起来带走，扔进一条小船，送到对面的岛上。

在那所他们本来以为没有人住的房子后面，他们又看见了二十来个德国兵。

一个像遍体生毛的巨人似的家伙，骑在一把椅子上，抽着一根很大的瓷烟斗。他用一口流利的法国话问他们：“哎，先生们，鱼钓得不错吧？”

这当儿，有一个士兵把他没有忘了带来的满满一网兜鱼放在军官的脚跟前。这个普鲁士人笑着说：“怎么样！我原说你们的成绩不坏嘛。不过我们现在要谈一件别的事情。请听我说，不要惊慌。

“我认为，你们是被派来侦察我的两个间谍。我捉住你们，就该枪毙你们。你们假装钓鱼，是为了更好地掩盖你们的企图。你们落在我的手里，也是活该你们倒霉；这是战争嘛。

“不过，你们是从前哨阵地过来的，一定知道口令才能回去。把口令告诉我，我就饶你们。”

两个朋友并排站着，脸色苍白，紧张得双手微微哆嗦，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那个军官又说：“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你们可以安心地回去。你们一走，这桩秘密也就跟你们一起消失了。如果你们拒绝，那只有死路一条，而且马上就得死。你们自己挑吧！”

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开口。

普鲁士人还是很平静，他指着河水，接着说：“想想看，再过五分钟，你们就要葬身水底了。再过五分钟！想必你们还有妻子儿女吧？”

瓦莱利昂山仍旧轰隆轰隆地响着。

两个钓鱼人一声不响地站在那儿。德国人用本国话下了几道命令，然后把椅子挪得离这两个俘虏远一点。十二个士兵过来，枪柄靠着脚尖，站在二十步以外的地方。

军官又说：“我再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多一秒钟也不行。”

随后，他猛然站起来，走到两个法国人跟前，抓住莫里索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快点说，口令是什么？你那位朋友决不会知道，我可以假装可怜你们。”

莫里索什么也没有回答。

普鲁士人又把索瓦热先生拉到一边，对他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索瓦热先生也没有回答。

他们又并排站在一起。

军官开始发命令。士兵们举起了枪。

这当儿，莫里索的眼光偶然落到几步外草地上那只盛满鱼的网兜上。

一道阳光照得那堆还在扭动的鱼闪闪发亮。他突然感到支持不住，尽管竭力克制，泪水还是涌到眼睛里。

他结结巴巴地说：“永别了，索瓦热先生。”

索瓦热先生回答：“永别了，莫里索先生。”

他们握了握手，浑身不由得一阵哆嗦。

军官嚷道：“开枪！”

十二支枪一齐响了。

索瓦热先生脸朝下，直挺挺地栽倒下去。比较高大的莫里索晃了几晃，打了个旋，仰面横卧在他朋友的身上，血从被子弹打穿的军服的前胸呼呼冒出来。

德国人又下了几道命令。

他手下的士兵散开，随后又带着绳索和石头回来，把石头绑在两个死人的脚上；绑好以后把他们抬到河边。

轰隆轰隆的炮声还没有停止，瓦莱利昂山现在好像罩在一座烟山底下。

两个士兵一个抬头，一个抬脚，把莫里索先生抬起来，另外两个士兵也同样抬起了索瓦热先生。他们把两具尸体来回荡了几下，一使劲拋得远远的。尸体划出一道弧线，接着，绑着石头的双脚朝下，笔直地掉进河里。

河水溅了起来，翻腾、动荡了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一圈圈的涟漪一直扩展到两岸。

河面上漂着一点儿血。

那个态度始终很安详的军官低声说：“现在该轮到鱼了。”

接着他朝那所房子走回去。

突然间他发现了草地上那一兜鱼，就拎起来，看了看，露出笑容，嚷道：“威廉！”

一个系白围裙的士兵跑出来。那个普鲁士人把两个被枪毙的人钓来的鱼扔给他，吩咐道：“趁这些小鱼还活着，赶快给我煎一煎。味道一定很鲜。”

说完，他又开始抽起烟斗来。

郝运译

[1] 一八七〇年爆发普法战争，九月十六日普鲁士军队开始包围巴黎；一八七一年一月炮轰巴黎。

[2] 普法战争期间，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不执行任务时住在家里，故称为“家居兵”。

[3] 阿尔让特依：巴黎西北郊的一个大村镇，在塞纳河边。

[4] 哥隆布：巴黎西北郊村镇，在塞纳河边。下面提到的玛朗特岛就坐落在该村镇。

[5] 洛莱特圣母街：在巴黎第九区。本书作者曾在这个街区住过，因此对这个街区较熟悉。

[6] 南泰尔：法国上塞纳省首府，在巴黎西北，相距十二公里，在十九世纪末，南泰尔平原种植蔬菜，有小猎物可以猎取。

[7] 瓦莱利昂山：巴黎西郊，塞纳河边一高地，高一六一米，筑有防御工事。

在海上

献给亨利·赛阿尔[1]

最近报上登了下面这段消息：

滨海布洛涅[2]一月二十二日讯：近两年来沿海一带渔民已经受尽苦难，新近又发生一起可怕的祸事，使得人心惶惶。由船主雅维尔驾驶的渔船在进入港口时，被冲向西边，在防波堤的岩石上撞得粉碎。

尽管救生船努力营救，射缆枪发射出绳索，四个大人和一个少年见习水手仍旧丧生。

坏天气仍在继续，使人担心灾祸会再次发生。

这个雅维尔船主是谁？他是不是那个独臂人的哥哥？

如果这个被海浪卷走、也许随着破船葬身海底的可怜人，就是我想到的那个人，那么，在十八年以前，他曾经亲眼看到过另外一出惨剧，像海上发生的所有那些骇人听闻的惨剧一样，既可怕而又简单。

大雅维尔当时是一条拖网渔船的船主。

拖网渔船是一种性能极好的渔船。它坚固，能够应付任何恶劣的天气，船腹是圆形的，像软木塞一样不断在海浪中摇摆，它一年到头在外面，一年到头受着拉芒什海峡[3]带咸味的烈风鞭打；它不知疲倦地张着帆破浪前进，在船侧拖着一张大网，大网擦着大西洋的海底，把沉睡在岩石间的所有那些小动物，贴在沙上的平鱼，长着钩形爪子的大螃蟹，长着尖触须的螯虾都捞起来。

当风比较轻浪比较小的时候，拖网船开始捕鱼。鱼网固定在一根包铁的长木杆上，船头船尾各有一个辊子，绳索就沿着这两个辊子滑动，把长木杆子放下去。船随着风势和水流漂浮，拖着这种渔具来对海底进行蹂躏和掠夺。

雅维尔的船上有他的弟弟、四个大人和一个少年见习水手。一天天气好，他离开布洛涅去撒网。

不久以后起风了，那突如其来的狂风迫使拖网渔船逃走，一下子逃到了英国海岸，但是汹涌的海浪拍打着悬崖，冲击着陆地，根本不可能进入港口。小船只好离开，又回到了法国海岸。暴风雨继续肆虐，防波堤无法通过，所有避难的地点都被海浪、闹声和危险包围。

拖网渔船又出发了；它在浪峰上飞驰、摇晃、颠簸，水哗啦啦淌着，海浪迎头劈面打来。但是尽管如此，它仍旧雄赳赳地毫不气馁；它已经习惯了这种坏天气，有时候遇上坏天气，它一连五六天在两个邻国之间徘徊，而不能在任何一个国家靠岸。

最后，风暴终于平息了，他们正好在大海上，虽然浪仍旧很高，船主还是吩咐把拖网撒下去。

巨大的拖网从船边抬出去；两个人在前，两个人在后，开始用辊子把吊着拖网的绳索放下去。拖网突然一下子碰到了海底，但是一个很高的浪头打来，船身一斜，小雅维尔正在船头上指挥下网，打了个趔趄，他的胳膊夹在因为晃动而一时松弛的绳索和木头之间。他拼命地使劲，想用另一只手把绳索稍微抬起一点，但是拖网已经在海底拖动，绷紧的绳子一点也扳不动。

他疼得浑身抽搐，大声叫喊。所有的人都跑过来，他的哥哥也放下了舵柄。他们朝绳索扑过去，尽一切力量想把被绳子勒住的那条胳膊拉出来，但是没有成功。“只好砍断，”一个水手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阔刀子，只要两下子就可以把小雅维尔的胳膊救出来。

但是把绳索砍断，拖网也就丢了，而这个拖网很值钱，值很多钱，值一千五百法郎。拖网属于大雅维尔，他对自己的东西是非常珍惜的。

他心痛地叫起来：“别砍，别砍，等一等，我来试一试贴近风向行驶。”他奔到舵跟前，用力把舵柄往下压。

渔船一方面被鱼网拖住，完全失去了它的冲力，另一方面还受到偏流和风力的牵制，几乎不肯听从船舵的操纵。

小雅维尔跪在地上，咬紧牙齿，眼神惊慌。他什么也没有说。他的哥哥一直担心水手会用刀子，于是又回来了。“等等，等等，别砍，应该把锚抛下去。”

锚抛下去，整条锚链都放光，然后开始卷起锚机，使拖网的绳索松弛。绳索终于松了，他们把那只没有生气的胳膊抽出来，毛呢袖子上已经鲜血淋淋。

小雅维尔好像发了傻。他们替他脱了上衣，真可怕，肉已经压得烂糟糟，血简直像是从唧筒往外喷。他望望自己的胳膊，低声说：“完蛋了。”

血流了很多，甲板上积成一个血潭，一个水手叫了起来：“他血要流完了，应该把血管扎起来。”

于是他们拿了一根绳子，一根棕色的涂沥青的粗绳子，在伤口以上的部位把胳膊捆住，使劲扎紧，血渐渐停止往外喷，最后完全不流了。

小雅维尔立起来，胳膊挂在他的身边。他用另一只手抓住它，把它举起来，先转一转，后来又摇一摇。它整个断了，骨头碎了，只有肌肉还连着他的这一部分身体。他发愁地望着它，沉思着。后来，他在折好的帆篷上坐下来，同伴们劝他用水不断冲洗它，要不然就会发生黑病[4]。

有人拎来一桶清水，放在他身边，他不时从桶里舀一玻璃杯慢慢地浇在那可怕的伤口上。

“你到下面去也许舒服一些，”他的哥哥对他说。他下去了，但是一个钟头以后他又上来，因为他单独一个人待在下面感到不舒服。再说，他喜欢新鲜空气。他仍旧坐在那堆帆篷上，继续用水浇他的胳膊。

捕鱼的成绩很好。那些白肚子的大鱼躺在他旁边，在临死前抽搐着。他一边看它们，一边不停地用清水浇他的烂肉。

他们就要回到布洛涅了，突然又刮起一阵大风。小船重新开始发狂般地奔驰、跳跃、翻滚，它不停地摇晃着那个可怜的受伤者。

黑夜来临。一直到天亮天气都很坏。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又看见了英国，但是海浪已经没有那么汹涌，他们逆风曲折航行，向法国方向驶去。

傍晚，小雅维尔叫他的伙伴们，让他们看一些黑斑，那段已经不能算是他身体一部分的胳膊上出现了可怕的腐烂征兆。

水手们一边看，一边发表意见。

“这很可能是黑病，”一个说。

“也许要用盐水冲洗，”另外一个说。

于是有人弄来了盐水，浇在伤口上。受伤者脸色发青，他牙齿咬得格格响，扭动着身子，但是没有叫喊。

在火辣辣的疼痛减轻以后，他对他的哥哥说：“把你的刀子给我。”哥哥把刀子递给他。

“替我把胳膊悬空拉直，用劲拉。”

他的哥哥照着他说的做。

他亲自动手割。他仔细琢磨着，慢慢割，用那把像剃刀一样锋利的刀子割断剩下的肌腱。很快的这条胳膊只剩下了一个残端。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只好如此。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他好像感到了轻松，使劲地呼吸。他又开始用水浇在那剩下的一段胳膊上。

这一夜的天气仍旧很坏，船不能靠岸。

天亮了，小雅维尔抓起割下来的那段胳膊，仔细地看了很久，发现已经开始腐烂。伙伴们也来看，在手里传来传去，摸它，翻过来翻过去，而且用鼻子闻。

他的哥哥说：“应该立刻把它扔到海里去。”

但是小雅维尔生气了。“啊！不行，啊！不行。我不愿意。这是我的，对不对，是我的胳膊。”

他抓起来，夹在两条腿中间。

“它反正要烂掉，”哥哥说。于是受伤者有了一个主意。在海上待的时间长了，有一个保存鱼的办法，那就是把鱼放在桶里用盐腌起来。

他问：“是不是可以把它腌起来？”

“可以，当然可以，”其余的人说。

他们把一满桶前两天捕到的鱼都倒出来，然后把那段胳膊放在桶底，上面洒上盐，再把鱼一条一条放进去。

有一个水手开玩笑说：“但愿咱们别把它跟鱼一起卖了。”

除了雅维尔兄弟俩，其余的人都笑了。

大风继续刮着。船朝着布洛涅一直曲折航行到第二天十点钟，受伤者继续不断往伤口上浇水。

他时不时站起来，从船的这头走到那头。

他的哥哥在掌舵，一边望着他，一边摇头。

最后终于回到了海港。

医生检查了伤口，说情况很好，替他包扎好以后，嘱咐他好好休息。但是雅维尔在没有取回他那段胳膊以前不愿意躺下来。他急急忙忙回到港口，找到了他曾经画上一个十字记号的鱼桶。

人们当着他的面把桶倒空，他捡起在盐里保存得很好的胳膊。它已经收缩起皱，不过还很新鲜。他特地带来了一条毛巾，把它裹起来，带回家里。

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非常仔细地把爸爸的这段胳膊看了很久，他们摸摸手指头，把嵌在指甲缝里的盐粒挖掉。然后请来木匠做了一个小棺材。

第二天拖网渔船上的全体船员都来参加这段断胳膊的葬礼，两兄弟并排走在送葬行列的最前面。本区教堂的圣器室管理人胳肢窝里夹着尸体。

小雅维尔不再出海了。他在港口上得到了一个低微的职务。后来他谈到他遭到的不幸，常常悄声跟人说：“如果我哥哥当时肯砍断鱼网，我的胳膊肯定还留着。但是他太看重他的财产了。”

郝运译

[1] 亨利·赛阿尔（1851—1924）：法国作家。《梅塘夜话》里载有莫泊桑的《羊脂球》的同时也载有他的中篇小说《放血》。他曾写过有关莫泊桑的文章。

[2] 滨海布洛涅：简称布洛涅，法国西北部加来海峡省海港，临多佛尔海峡，是全国最大渔港。

[3] 拉芒什海峡：英文称“英吉利海峡”，在英国和法国之间，西通大西洋，东北通北海，是国际航运要道，也是重要渔场。

[4] 黑病：指坏疽。

珂珂特小姐

我们正要从疯人院里出来，这时候我看见院子角落里有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好像是在不停地招呼一条幻想中的狗。他用温柔的嗓音，亲切的嗓音喊着：“珂珂特，我的小珂珂特，到这儿来，珂珂特，到这儿来，我的美人儿。”他一边还像人们逗引狗那样拍着大腿。我问医生：“那个人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啊！那个人不会使人感兴趣。他是个车夫，叫弗朗索瓦，他把他的狗淹死以后发了疯。”

我一再请求：“请您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听。有时候最简单、最平常的事反而最能打动我们的心。”

下面就是那个人的遭遇，全部都是从他的同伴，一个马夫那里听来的。

在巴黎郊区有一户富裕的中产阶级人家。他们住在塞纳河旁边、一片大花园中间的别墅里。车夫就是这个弗朗索瓦，一个农村小伙子，手脚有点儿粗笨，心地十分善良，傻乎乎的，很容易受骗上当。

一天晚上在回主人家的路上，有一条狗跟在他后面。起初他没有注意，但是那只畜生一个劲地总跟着，他很快转过身来看看是不是认识这条狗。不，他从来没有见过。

这是一条瘦得可怕的母狗，肚子底下垂着挺大的乳房。它在他背后慢慢跑，夹着尾巴，耷拉着耳朵，一副饿坏了的可怜相。他停下，它也停下；他走，它也走。

他想把这只瘦得只剩下骨头架子的畜生赶开，大喝一声：“滚，快给我滚开！嘘！嘘！”它躲开几步，蹲下来，等着。车夫一迈步，它又立刻跟在后面。

他假装捡石头。那动物晃荡着松弛的乳房，逃得稍微远一点；但是他刚一转身，它又追上来了。

于是车夫弗朗索瓦动了怜悯心，招呼它。那条母狗战战兢兢地过来，背脊弯成弓形，一根根肋骨都显露在外面。他摸摸这些凸出的骨头，看到它的可怜相心里十分感动。“好，来吧！”他说。它明白他已经答应收留它，立刻高兴地摇尾巴，而且没有停留在新主人的腿肚间，反而在他前面跑起来了。

他把它安置在马房的草堆上，然后跑到厨房去取面包。它吃饱以后，就蜷着腰躺下，睡着了。

第二天车夫告诉了主人们，他们允许他留下它。这是一条很好的狗，亲热而又忠实，聪明而又温柔。

但是过了不久它就让人发现它有一个可怕的缺点。一年到头它都被爱情的火焰燃烧着。在短短的时间里它就认识了当地所有的公狗，它们开始不分昼夜地围着它转来转去。它抱着妓女那样的无所谓的态度，一视同仁，仿佛跟每一条公狗都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它身后带着一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公狗组成的真正的队伍，有的只有拳头那么小，有的却像驴子那么大。它领着它们在大路上不停地转悠，当它在草地上停下来休息时，它们就在它身边围成一圈，伸出舌头，望着它。

当地的人认为它是个怪物，像这样的狗从来还没有人见过，连兽医也弄不懂是怎么回事。

晚上它回到马房里，那群公狗就开始向别墅发动围攻。它们从花园周围的绿篱钻进来，破坏了花圃，拱掉了花草，在花坛上刨出一个个深坑，花匠因此十分生气。它们整夜在马房周围叫个不停，任凭用什么办法也不能把它们赶走。

白天它们甚至窜到房子里来。这真成了一场入侵，一场祸患，一场灾难。主人们随时都可以在楼梯上，甚至在卧房里遇见尾巴像军官帽上的羽饰一样高髙翘起的黄毛小狗、猎狗、獒狗、浑身肮脏的野狗、孩子们见了会吓得逃走的纽芬兰狗。

在当地还看到了一些十法里方圆之内没人认识的狗，谁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它们怎么活下去，后来又不见了踪影。

然而弗朗索瓦非常喜欢珂珂特。他叫它珂珂特，并不怀有什么恶意，虽然它和这个名字倒很相称。[1]他不断地重复说：“这个畜生呀，简直跟人一样，就是不会开口说话。”

他替它定做了一条漂亮的红皮颈圈，吊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刻着这么几个字：“珂珂特小姐，车夫弗朗索瓦所有。”

它的身体变得很大很大。它从前瘦得出奇，而今又胖得出奇，在圆鼓鼓的大肚子底下仍旧挂着晃晃荡荡的长乳房。一下子发胖以后，它走路都感到困难，腿像大胖子那样分开，嘴张着，呼哧呼哧喘气，刚跑上两步就累得筋疲力尽。

此外，它还表现出惊人的生殖力，几乎是刚刚下崽，肚子里又怀上了，一年要下四窝小狗，种类各不相同。弗朗索瓦挑出一只留给它“消奶”用，其余的统统用皮围裙一包，毫不怜悯地扔到河里去。

但是，过了不久，那个厨娘也跟着花匠一块儿抱怨了。她甚至在她的炉子里、碗橱里、楼梯下面存煤的小间里都发现过狗，它们遇上什么就偷什么。

主人失去耐心，吩咐弗朗索瓦把珂珂特扔掉。弗朗索瓦很难过，他想找个地方把它送掉。但是没有人要。他下决心把它丢得远远的，于是交给一个赶大车的，让他带到巴黎另一边，儒安维尔-勒蓬[2]的附近田野里扔掉。

当天晚上珂珂特就回来了。

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办法。他花了五法郎，把它交给开往勒阿弗尔的火车的列车长，请他在火车到达以后放掉它。

三天以后，它回到马房里，疲乏，瘦削，皮肉擦伤，再也支持不住。

主人动了怜悯心，不再坚持。

但是那些公狗很快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往更多，更凶。有一天晚上举行盛大宴会，一条狗当着厨娘的面把一只用块菰烧的肥母鸡叼走，这是条看门大狗，吓得厨娘不敢和它争夺。

这一次主人真的生气了。他把弗朗索瓦叫来，怒气冲冲地说：“明天天亮以前你要是还不把这只畜生给我扔到河里，我就把你赶出去，听清楚没有？”

车夫吓呆了，他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去收拾行李，他情愿丢掉饭碗。接着他考虑到他带着这个惹人讨厌的畜生，很可能什么地方也不要他。他想到他现在是在一户挺好的人家，挣得多，吃得好。他对自己说，为了一条狗放弃这一切真是不值得。切身利益占了上风，最后他果断地决定，天一亮就把珂珂特扔掉。

然而他睡得很不好。天一亮他立刻起来，拿了一根结实的绳子，去找那条母狗。它慢腾腾地起来，抖了抖身子，伸了伸腿，过来迎接它的主人。

他一下子失去了勇气，开始亲热地抱它，抚摸它的长耳朵，吻它的鼻子，不住地用他所知道的那些亲昵的称呼叫它。

但是附近时钟敲六点了。再不能犹豫下去。他打开门，说：“来。”那个畜生摇摇尾巴，知道要带它出去了。

他们来到陡峭的河岸，他选了一处看上去水比较深的地方。他把绳子的一头拴在那条漂亮的皮颈圈上，又捡了块大石头，拴在绳子的另一头。然后他把珂珂特抱起来，像吻别即将离别的亲人似的，发狂般地吻它。他紧紧搂住它，摇晃它，叫它“我美丽的珂珂特！我的小珂珂特”。它任他摆布，一边还高兴地哼哼。

他一次次想扔它，一次次都缺乏勇气。

但是他猛然下了决心，使出全身力气把它尽可能扔得远远的。一开始它像给它洗澡时那样试着划水，但是它的头被石头吊着，一下一下往下沉。它一边朝它的主人投出慌乱的眼光，充满人性的眼光，一边像溺水的人那样挣扎着。接下来前半个身体完全沉了下去，后腿还在水面上发疯般地踢腾，慢慢后腿也消失了。

足足有五分钟，河水像烧开了似的冒着气泡。弗朗索瓦惊恐不安，心怦怦地跳，他仿佛看见了珂珂特在烂泥里扭动。乡下人头脑简单，他天真地自语说：“这个畜生现在对我会有什么想法呢？”

他差点儿发了傻，足足病了一个月，每天夜里都梦见他的狗，他觉着它在舔他的手，他听见它在汪汪叫。不得不请医生。最后他渐渐好起来，六月底他的主人们把他带到鲁昂附近的比埃萨尔[3]，他们在那儿有一片产业。

到了那儿他还是在塞纳河边。他开始洗澡，每天早上跟马夫下去，他们还常常游过河。

然而，有一天他们正在水里打打闹闹。弗朗索瓦突然向他的同伴嚷道：

“瞧漂过来的那个。我来请你尝一块炸排骨。”

四脚朝天顺水漂来的是一具毛脱光、被水泡胀了的动物尸体。

弗朗索瓦划了几下，游到跟前，继续开着玩笑：

“见鬼！已经不新鲜了。个儿挺大！好家伙，而且一点也不痩。”

他保持一定距离，围着那具巨大的腐烂尸体转来转去。

后来他突然不坑声了，聚精会神，非常仔细地望着它。接着他又游近一点，好像是想碰碰它。他目不转睛地察看颈圈，然后伸出胳膊，抓住脖子，把尸体转了个方向，拖到跟前，发绿的铜牌仍旧吊在褪色的皮颈圈上，他念着铜牌上的字：“珂珂特小姐，车夫弗朗索瓦所有。”

这条母狗死了以后，在离家六十法里以外又找到了它的主人。

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拼命朝河边游去，一边游着，一边还在继续号叫。一上岸，他就光着身子，拼命在田野里跑。他发疯了！

郝运译

[1] “珂珂特”在法语中原意是“母鸡”，但也有“轻佻的女人，妓女”等意思。

[2] 儒安维尔-勒蓬：巴黎南面瓦尔德马恩省的市镇，在马恩河边。

[3] 比埃萨尔：鲁昂附近山冈上，鲁玛尔森林里的村庄，离鲁昂九公里左右。

珠宝

朗丹先生在副科长家里的一次晚会上，遇到了这个年轻姑娘，从此就坠入了情网。

她的父亲是外省的一个收税官，死了已经有好几年。后来她跟着母亲来到了巴黎。她的母亲指望把她嫁出去，常常到附近几家中产阶级人家去。她们穷虽穷，可是为人正派，稳重而且和蔼。这个年轻姑娘仿佛是规矩女人的完美无缺的典型，每一个明智的年轻人都梦想着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这种典型的女人。她的纯朴美里有一种天使般的贞洁的魅力；从不离开嘴唇的那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仿佛是她心灵的回光。

人人都称赞她；凡是认识她的人都再三夸奖说：“娶她的人肯定会幸福。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了。”

朗丹先生那时在内政部里当主任科员，每年的薪水是三千五百法郎。他向她求婚，娶了她做妻子。

跟她在一起，他的幸福简直是难以用笔墨形容。她勤俭持家，精打细算，因而他们的日子好像过得很阔绰。她对丈夫无比的关心，体贴，温存。而且她本人的诱惑力又是那么大，虽然他们相遇已经有六年了，可是他比开头那些日子还要爱她。

他责备她的，只有两个嗜好：爱看戏，爱假珠宝。

她的朋友们（她认识几个小官吏的妻子）经常能够替她搞到包厢，请她去看当时风行的戏，甚至首次上演的新戏；她不管她丈夫愿意不愿意，总是拖着他一起去；不过一天工作下来，这种消遣反而增加他的疲劳。因此，他恳求她请一位她认识的太太陪她去看戏，只要能送她回来就成。她认为这个办法不太合适，所以说来说去怎么也不肯答应，直到最后才为了讨好他，勉强让了步；他为此对她说不出的感激。

然而，这种爱看戏的嗜好，很快引起了她爱打扮的需要。不错，她的服装还是跟从前一样简单，既风雅又朴素；而且她那温柔的美，她那令人倾倒的、谦逊的、含笑的美，仿佛从她朴素的打扮里得到一种新的风韵，但是她渐渐地养成了一种习惯，爱在耳朵上戴两粒冒充钻石的大莱茵石。她还戴假珍珠的项链、赛金的镯子和镶着五颜六色的、代替宝石的玻璃钻的梳子。

她的丈夫有点不满意这种对假货的爱好，常常说：“亲爱的，对一个买不起真珠宝的人来说，美丽和妩媚就是她的装饰品，再说，这也是世上最稀罕的珠宝。”

但是她露出温柔的笑容，每一次都这么回答：“有什么办法呢？我爱好这个。这是我的缺点。我也知道你说得对，可是本性难移呀。我当然更喜欢有真的珠宝！”

她一边用手指转动着珍珠项链，或者让宝石的切面放出夺目的光彩，一边不停地说：“你倒是瞧瞧呀，做得多么好。简直跟真的一样。”

他微笑着说：“你的趣味倒跟波希米亚[1]女人一样。”

有时候，到了晚上，只有他们俩待在炉火旁边，她就把装着朗丹先生所谓“便宜货”的摩洛哥皮匣子捧到茶桌上，开始热情地细细观看那些假珠宝，好像其中有一种无穷的、秘密的乐趣似的。她还一定要把一串项链挂在她丈夫的脖子上，为的是挂上以后，好痛痛快快地笑一番，然后大声说：“瞧你有多滑稽！”接着就扑到他怀里，像发了疯似的吻他。

一个冬天的夜里，她从歌剧院回来，冻得全身直打哆嗦，第二天不停地咳嗽，一个星期以后就害肺炎死了。

朗丹差一点也跟她进了坟墓。他是那么失望，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头发都变白了。他从早哭到晚，难以忍受的痛苦撕碎了他的心灵；回忆，笑容，声音以及死者身上的种种魅力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脑际。

时间并没有减轻他的悲伤。往往在上班的时候，同事们正在聊当天的新闻，会忽然看见他双颊一鼓，鼻子一皱，眼睛里含着两包泪水；他露出一副苦相，接着就呜呜地哭起来。

他让亡妻的卧室保持原状。他每天都要把自己关在里面想她；所有的家具，甚至连她的衣裳，都像她临死那天一样放在原来的地方。

但是生活对他来说越来越困难了。他的薪水在他妻子的手里，足够家里的一切开支，现在剩下他一个人，反而不够用了。他奇怪她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本领，居然能够让他天天喝上等的酒，吃精美的食物，如今他靠他那微薄的收入再也没法弄到了。

他借了几笔债，像穷得走投无路的人一样，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找钱。终于有一天早上，离着月底还有整整一个星期，手上却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于是他打主意变卖东西。他立刻想到了他妻子的那些“便宜货”，因为他心里对这些从前叫他生气的“冒牌货色”还怀着怨恨。甚至每天看见它们，都会损害到对他心爱的人的回忆。

他在她留下的那一堆假货中找来找去，找了很久，因为她一直到临死前几天还不断地买回来，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带一样新东西回来。他决定卖掉她好像特别喜欢的那串大项链，因为虽是假货，可是做工考究，想来还可以值个七八法郎。

他把它放在衣袋里，顺着一条条大街，朝部里走去，打算找一家可靠的珠宝店。

他终于看到一家，走了进去，一想到露出一副穷相，变卖这样一件不值钱的东西，他又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先生，”他对商人说，“我想请您估估这件东西。”

那个人接过来翻来覆去地仔细看了一阵儿，又掂了掂分量，拿起一个放大镜，把他的伙计叫过来，小声嘀咕了几句，然后把项链放在柜台上，瞧瞧远看的效果如何。

这样小题大做反而把朗丹先生弄得很不自在，他张嘴正要说：“噢！我也知道它值不了几个钱。”那个珠宝商却先开口了：“先生，值一万五千法郎；不过您得先把它的来源告诉我，我才能够收购。”

这个鳏夫两只眼睛睁得老大，愣在那儿，一下子糊涂了。临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您说什么？……您没有估错吧。”对方误会了他惊讶的原因，冷冷地说：“您可以到别处去问问，看别人是不是肯出更高的价钱。照我看，它顶多值一万五。如果您找不到更好的地方，就再来找我好了。”

朗丹先生完全变成了一个傻子；他需要一个人去好好考虑考虑，于是拿起项链走了出去。

但是一到街上，他反而想笑了。他想：“傻瓜呀！傻瓜！我要是当时就卖给他呢？居然有这么一个不辨真假的珠宝商人！”

他走进和平街[2]街口的另一家首饰店。老板见了这件首饰，就立刻叫了起来：

“哎呀！我可认识这串项链，它是从我们这儿卖出去的。”

朗丹先生感到很惊慌，问：

“值多少钱？”

“先生，我是两万五千法郎售出的。我准备出一万八千法郎收回来，不过按照法律规定，您得先把这件东西弄到手的经过告诉我。”

这一次，朗丹先生惊奇得两腿发软，坐了下来。他说：“不过……不过，您再好好看看，先生，我一直以为它是……假的呢。”

首饰商人又问：“您愿意告诉我，您姓什么吗，先生？”

“当然愿意。我姓朗丹，我是内务部的科员，住在殉道者街十六号。”

商人打开账簿，查了查，说：“这串项链的确是在一八七六年七月二十日送到朗丹太太的住址，殉道者街十六号去的。”

两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科员惊讶得简直要发疯了，首饰商疑心他是个贼。

首饰商接着又说：“您愿意把这件东西在我这儿放二十四小时吗？我可以给您出一张收据。”

朗丹先生结结巴巴地说：“当然可以。”他把纸条折起来，放在衣袋里，走了出去。

他穿过大街，继续朝前走，走着走着发现走错了路，又转过身来往回走，走到了杜伊勒里公园[3]，过了塞纳河，一看又走错了，于是又回到香榭丽舍大街，脑子里乱得没有一点儿主意。他想好好地考虑考虑，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妻子没有力量买一件这样贵重的东西，当然没有。那么，这是别人送的一件礼物了！礼物！谁送的？为什么送呢？

他停下来，呆呆地立在大街中间。可怕的疑窦掠过他的脑海。莫非她？这么说，其余的珠宝也都是礼物了！他觉得地在摇晃，觉得面前的一棵树倒下来；他伸出双臂，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等他醒过来，才发现自己在一家药房里，原来是过路人把他抬来的。他请人送他回家，随后就把自己关在屋里。

他伤心地哭到天黑，咬住一块手绢，免得哭出声来。最后他又疲乏，又伤心，支持不住，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睡着了。

一道阳光照醒了他，他慢腾腾地起来，准备到部里去。受到这样的打击以后，再要工作是很困难的。他考虑了一下，觉得可以请求科长原谅，于是写了一封信。接着，他想到了应该再到首饰店去一次，想到这儿，臊得满脸通红。他考虑来考虑去，无论怎么说，总不能把那串项链留在那家店里；于是他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天气晴朗，蔚蓝的天空覆盖着这笑脸迎人的城市。几个无所事事的人两手插在衣袋里在街上闲逛。

朗丹先生望着他们走过，对自己说：“有财产的人多么幸福啊！一个人有了钱，甚至连忧愁都可以摆脱，他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他可以旅行，可以寻欢作乐！啊！要是我有钱就好了！”

他发觉肚子饿了，因为从前天晚上起，他就没有吃过东西。但是他的口袋空空的，于是他又想起了那串项链。一万八千法郎！一万八千法郎！这笔数目真不小呀！

他走到和平街，开始在首饰店对面的人行道上踱来踱去。一万八千法郎！一连有二十次，他都差点儿走进去，可是每次都被羞耻心拦住了。

然而，他肚子饿，饿得很厉害，而且又没有一个子儿。他突然下了决心，为了不让自己有考虑的时间，一口气奔过大街，冲进了首饰店。

商人见了他，连忙迎上前，面带笑容，彬彬有礼地搬来一把椅子。伙计们也过来了，他们眼睛里，嘴边也都带着笑意，不断地瞟着朗丹。

珠宝商开口说：“我已经打听过了，先生，如果您没有改变主意，我可以立刻照我出的价钱付款。”

科员结结巴巴地说：“当然没有改变。”

首饰商人从抽屉里取出十八张大钞票，点了一遍递给朗丹。朗丹在一张小收据上签了字，用一只颤巍巍的手把钱放在衣袋里。

他正打算出去，又转过身来，垂下眼睛，对一直在微笑的商人说：“我……我还有别的珠宝……都是从……同一个人那儿继承来的。您都愿意收买吗？”

商人鞠了个躬，说：“当然愿意，先生。”

有一个伙计跑出去了，为的是笑个痛快。另外一个伙计使劲地擤鼻子。

满脸通红的朗丹用若无其事的严肃口吻说：“我去给您拿来。”

他叫了一辆马车，回去拿首饰。

一个钟头以后，他回到首饰店，到这时候他还没有吃早饭。他们开始一件件地研究，一件件地估价。几乎全部都是这家店里卖出的。

朗丹现在也撕破脸皮争价钱了，他发脾气，要人把账簿给他看；随着金额的增加，他的嗓门也越提越高。

大粒的钻石耳坠两万法郎；镯子三万五千法郎；胸针、戒指和链坠儿一万六千法郎；一件用祖母绿和蓝宝石镶成的首饰一万四千法郎；一条当项链用的金链连同吊着的独粒钻石四万法郎；总数共达十九万六千法郎。

商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这些东西的主人把所有的积蓄都存在珠宝上了。”

朗丹一本正经地说：“这也是一种存钱的方法，并不特殊。”他又和买主约好第二天还要约请行家复查，然后走了出来。

到了街上，他看见旺多姆纪念柱[4]，恨不得跟爬夺彩竿[5]似的爬上去。他感到自己身轻如燕，只要一纵身，就可以和柱顶上高耸入云的皇帝雕像玩玩跳背游戏。

他到瓦赞饭店[6]吃了中饭，喝的是二十法郎一瓶的酒。

吃完饭，他叫了一辆马车，到布洛涅树林[7]去兜风。他带着几分轻蔑的神气望着来来往往的车马，恨不得向行人嚷叫：“我也有钱。我有二十万法郎！”

他想起了内务部，连忙叫马车送他去。他大模大样走进科长办公室，说：

“先生，我是来向您辞职的。我得到了一笔三十万法郎的遗产。”他又去握手和老同事们告别，把自己将来的生活打算告诉他们；然后到英国咖啡馆[8]去吃晚饭。

他正好坐在一位看上去好像很有身份的绅士旁边，心里痒痒的，忍不住想炫耀一下，于是告诉这位先生，他刚刚得到了一笔四十万法郎的遗产。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对看戏不感到厌烦，他还和一些妓女混了一夜。

半年以后，他又结婚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虽然很规矩，可是脾气难侍候，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

郝运译

[1] 波希米亚：捷克西部的地区名。在法国有一些生活在大篷车里以乞讨、算命为生的流浪部落，法国人认为他们来自波希米亚，所以称他们为波希米亚人。在欧洲其他国家称为吉卜赛人或者茨冈人。

[2] 和平街：在巴黎二区，也就是交易所区内，北面通到歌剧院广场，南面通到旺多姆广场。下面提到的殉道者街，在和平街东北面的九区，也就是歌剧院区内，相距不远。

[3] 杜伊勒里公园：在巴黎一区，也就是卢浮宫区内的塞纳河边，原为杜伊勒里宫址，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期间被焚毁，改建为公园。

[4] 旺多姆纪念柱：在巴黎一区的旺多姆广场，高四十四米，柱顶上有拿破仑的像。广场北面是和平街，南面通往杜伊勒里公园。

[5] 夺彩竿：一种游戏，竿顶挂有奖品，能爬上取下者，即得此奖品。

[6] 瓦赞饭店：在巴黎一区康邦街和圣奥诺莱街的拐角处，常去的人多为公务人员。

[7] 布洛涅树林：参见130页注。

[8] 英国咖啡馆：在巴黎二区与九区交界的意大利人林荫大道上，是巴黎著名的咖啡馆。

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

献给罗贝尔·潘雄[1]

自从跟随侵略军进入法国以后，瓦尔特·施那夫斯自认为是最最不幸的人。他身材肥胖，走路费力，老是喘气；尤其是他那双肥厚的平脚使他走路时非常痛苦。此外，他原是一个爱好和平、心地慈善的人，一点也不高傲自大，也不残暴好斗。他有四个很钟爱的孩子，妻子是个金黄头发的年轻女人，现在他每天晚上都悲痛欲绝地思念她的温存、体贴和亲吻。他喜欢睡得早，起得晚，喜欢慢慢地品味好吃的东西和到小酒馆去喝啤酒。此外他还想到，人要是死了，那么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也就消失了。因此，他对大炮、步枪、手枪和军力都深恶痛绝，那是一种出自本能的，同时也是经过思考的咬牙切齿的憎恶；他尤其痛恨刺刀，因为他明白自己不能灵活地使用这种需要快速动作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大肚子。

每当黑夜来临，他裹在大衣里，紧挨着他那些打鼾的弟兄们躺在地上时，便会久久地想到家中的妻室儿女，想到在他今后的路上将要遇到的危险：“如果我被打死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来抚养他们，教育他们？就说目前吧，虽说临走时借了几笔债，留给了他们一些钱，但他们并不宽裕。”瓦尔特·施那夫斯有时想着想着就哭了。

每次战斗一开始，他便觉得两腿发软，要不是想到他一趴下，整个部队都会从他身上踩过去，他早就趴下了。嗖嗖的子弹声听得他全身发毛。

几个月以来，他就一直在这样的恐惧和焦虑中过着日子。

他所属的部队向诺曼底推进。有一天他奉命跟随一支人数不多的小分队，一起到附近地区去作常规的侦察，随即再撤回来。田野里似乎很平静，看不出有任何做好抵抗准备的迹象。

于是，这些普鲁士人便放心地朝一条横贯着好几条深沟的小山谷走下去。突然，一阵猛烈的枪声，迫使他们立即停止前进；他们之中已经有二十来个人被击倒在地。一支法国游击队，枪上着刺刀，飞快地从一片巴掌大的小林子里冲出来，向他们猛扑过来。

瓦尔特·施那夫斯起先愣在那儿没有动弹，事出意外，他一下子吓得连逃跑也忘记了。接着才想起了要快些逃，可是他马上又想到，跟那些正在像一群山羊似的蹦蹦跳跳冲过来的瘦小的法国人相比，自己逃跑的速度就像一只乌龟。这时他看到前面六步以外，有一条宽阔的长满荆棘的深沟，上面盖有很多枯叶；于是他也不管沟有多深，两脚一并，就跟人们从桥上跳进河里一样跳了下去。

他像箭一般地穿过了一层厚厚的藤条和带刺的荆棘，脸上和手上都扎开了很多口子，重重地跌坐在一层碎石上面。

他马上抬起头来，从他刚才跳下来时形成的窟窿中看到了天。这个窟窿太显眼，有可能暴露他，于是他小心翼翼、手足并用地在沟底爬了起来，在这枝叶交错的隐蔽下，尽可能快地爬，爬得离战场越远越好。随后，他又停住了，重新坐下，像一只蜷缩在厚厚的枯草丛中的野兔。

他等了一会儿，仍然听到枪声、叫喊声和呻吟声。后来，战斗的嘈杂声渐渐小了，最后全都停止了。一切都静下来，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忽然有一样东西在他身边动了一下，吓了他一大跳；原来是一只小鸟落在一根树枝上，晃动了几片枯叶。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心为此急剧跳动了近一个钟头。

夜幕慢慢落下，沟里也黑了下来。这个普鲁士兵开始思索起来。他该怎么办呢？他会遇到什么事呢？回到他的部队里去吗？……可是怎样回去呢？从哪儿回去呢？难道他又该去过开战以来就过的那种充满忧虑、恐惧、劳累和痛苦的生活！不行！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那种勇气了！他再也没有支持长途行军和时时刻刻面临危险的那种毅力了。

可是怎么办呢？他总不能一直待在这条沟里，直到战事结束。不行，当然不行。如果他可以不吃东西，这种远景倒也不会使他过分害怕；可是他必须吃东西，而且天天都要吃。

他带着武器，穿着军装，像这样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敌人的土地上，离那些能够保护他的人又很远很远。想到这里，他一阵阵地直打寒战。

忽然间，他想到：“如果我做了俘虏就好了！”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因为他有了一个想当法国人俘虏的强烈的渴望。当俘虏！他就得救了！他就避开了枪弹刺刀，而且有吃有住，在那个保卫严密的监牢里，可以一点也不用担心。当俘虏！真是美妙的梦想！

他马上就下了决心：

“我自己去当俘虏。”

他站起身来，决心一分钟也不耽误地去实现这个计划。可是他马上又站着不动了，因为突然他心里又有了许多恼人的念头和新的恐惧。

他到哪儿去当俘虏呢？怎么去呢？从哪儿去呢？于是许多可怕的形象，死亡的形象，都在他的脑海中呈现出来了。

如果他独个儿戴着尖顶钢盔，在田野中乱跑，他肯定会遭到很多可怕的危险。

如果他遇到一些乡下人呢？这些乡下人看到一个掉队的普鲁士人，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普鲁士兵，那一定会像杀一条野狗一样把他杀掉！他们会用他们的长柄叉、十字镐、镰刀、铲子把他弄死！他们怀着一肚子战败者的怒火，一定会把他斩成肉酱，剁成肉饼。

如果他遇见游击队呢？那些游击队员都是些无法无天的疯子；光是为了取乐，为了要看看他那副嘴脸寻寻开心，消磨上个把钟头，也会把他枪毙了的。于是他仿佛觉得他已经靠墙站着，面对着十二支步枪的枪口，那些圆圆黑黑的枪口，好像都在盯着他呢。

如果他遇到法国的正规部队呢？他们的先头部队会把他当作一个侦察兵，一个独自出来侦察的胆大、机灵、经验丰富的侦察兵，他们会把他就地正法的。于是他仿佛已经听到了伏在荆棘丛里的法军放的参差不齐的枪声，他自己则站在田野里，身子被打得像漏勺似的全是窟窿，连一粒粒子弹钻进肉里他都感觉到了。

他又坐了下来，陷入绝望，他觉得自己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夜幕已经完全降临，这是一个万籁俱寂的漆黑的夜晚。他不再动弹了；黑暗中只要有一点轻微而陌生的声音，都会吓他一跳。一只兔子屁股擦到窝边的响动，差点吓得他逃跑。猫头鹰的叫声使他心惊肉跳，使他感到一阵阵的恐惧，就像受了伤一样痛苦。他瞪着他的一双大眼睛，在黑暗中搜索，时时刻刻都似乎听到有人在他身边走动。

经过一段漫长和焦虑的等待之后，他从头顶上的树枝的缝隙中间，看到天色渐明；这时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四肢都缓过来了，心里也平静了。他眼睛一闭，睡着了。

等他一觉醒来，太阳似乎已经照到头顶；大概是正午了。没有任何声响打破田野里的凄凉的平静，瓦尔特·施那夫斯感到肚子饿得难受。

他打了几个呵欠，想到了香肠，想到了士兵们吃的美味的香肠，嘴里流出了口水；他感到胃痛。

于是他站起来，走了几步，觉得两腿发软，重新又坐下来考虑。他思来想去足足有两三个钟头，不断地改变主意，被一些完全对立的主意拉过来扯过去，使他懊恼万分，痛苦不堪。

终于他有了一个他认为切实可行的主意，那就是悄悄地等候一个过路的乡下人，只要他不带武器，不带可以伤人的工具，就赶快向他跑去，想办法让他弄明白，自己是来投降的，并且听凭他的处理。

于是他除下会暴露他的尖顶钢盔，小心翼翼地把脑袋伸到了他的窟窿的边沿外面。

一眼望到天边，一个人也没有。右边，远处有一个小村子，村子的屋顶上冒着烟，那是厨房里升起的坎烟！左边，他远远地看到，在一条林阴大道的尽头，有一座两侧各有一个塔楼的大城堡。

他就这样一直等到了傍晚，心里非常痛苦，除了在飞的乌鸦以外，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他饥饿的肚子里的咕咕声以外，什么也听不见。

夜幕又降临了。

他在他隐蔽的深处又躺了下来，战战兢兢地闭上了眼睛，做了许多噩梦；那是饥饿的人特有的睡眠。

曙光又在他头顶上升起。他又开始瞭望。田野里还是像昨天一样空旷无人；于是在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心里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他怕饿死！他仿佛看见自己闭着眼睛、直挺挺地躺卧在沟底。随后有许多虫子，各种各样的虫子爬过来，开始咬食他的尸体；它们从各方面同时向他攻击，钻进他的衣服里咬他已经凉了的皮肉，还有一只大乌鸦，用它又尖又长的喙啄他的眼睛。

他简直要发狂了，想象着自己虚弱得快晕过去了，再也不能走路了。正在他准备不顾一切，不怕任何危险地向村子冲去时，他望见有三个乡下人，肩上扛着长柄叉，往田里走去；于是他又缩回到了他的藏身处。

可是当夜色重新笼罩大地时，他又从沟里慢慢地爬出来，弯着腰，心怦怦地跳着，缩头缩脑地向远处的那座城堡走去。他宁愿到城堡去，也不愿意去村子；在他的想象中，村子就像一个老虎窝，十分可怕。

城堡底层的窗子亮着灯光，其中一扇是开着的，有一股强烈的熟肉的香味从里面冒出来，这种香味突然间钻进了瓦尔特·施那夫斯的鼻孔，一直钻到了他的肚子里，使他全身抽搐，呼吸急促，引诱得他无法抗拒，在他的心中注入了一股视死如归的勇气。

于是突然之间，他戴着他的钢盔，不假思索地出现在窗口上。

八个仆人正围着一张大桌子吃饭。忽然间有一个女仆张着嘴、瞪着眼愣住了，她手中的酒杯也掉落在地上。其他的视线也跟着她的眼光转了过来。

大家都瞧见了敌人！

老天爷！普鲁士人攻击城堡了！……

起先是一声叫喊，由八个不同的声调发出的八声喊叫汇合成的一声叫喊，一声惊恐万状的叫喊；随后是大家乱哄哄的起立，一阵拥挤，一阵混乱，乱七八糟地向里面的一扇门跑去。椅子翻倒了，男人撞倒了女人，从她们身上跨过去。只有两秒钟时间，房间里便空了，人没有了，只剩下满桌子的食物，面对着始终呆立在窗外的瓦尔特·施那夫斯。

他犹豫了一会儿，便跨过窗台，向那些盘子走过去。他饿得很厉害，像一个发烧的病人一样浑身发抖；不过他仍然被恐惧控制着，使他手足不能动弹。他听了听。整座房子好像都在抖动；有些门关上了，楼上的地板上有许多脚步声在奔跑。这个忐忑不安的普鲁士人，拉长着耳朵听着这些嘈杂声；后来他听到一些沉闷的声响，好像是有些人从二楼上往下跳，身子摔倒在墙脚边的软土上。

然后，一切动作、一切混乱都停止了，这座巨大的城堡沉寂得像一座坟墓。

瓦尔特·施那夫斯在一盘没有人动过的菜前坐下，吃了起来。他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好像生怕在他还没有吃饱喝足以前，被过早地打断。他把大块大块的食物，用双手向那像陷坑一样张着的大口里塞；这些东西在一团团吞进胃里前，把食道撑得粗起来了，有时候就像一条填得过满的管子，快要撑破了，他就稍许停一下。这时他就拿起盛苹果酒的罐子疏通疏通食道，就像冲洗堵住了的水管一样。

他把所有的盘子、盆子和所有的酒瓶都一扫而空；随后，在酒足饭饱之后，他满脸通红，有些昏昏沉沉；他不断打嗝，神志不清，嘴上全是油腻。他把军服的纽扣解开透透气，这时他已经一步也走不动了。他的眼睛慢慢闭上，脑子逐渐糊涂；他双臂抱着沉重的脑袋趴在桌上，慢慢地失去了对周围事物的知觉。

一弯新月淡淡地照着花园里树梢上空的天际，这正是黎明前最寒冷的时刻。

许多人影在矮树林中移动，他们哑口无声，人数众多，偶尔有一道月光把一个钢尖照得在暗中发光。

安静的城堡的巨大的黑影巍然竖立着；只有底层的两个窗户依然亮着灯光。

突然，有一个雷鸣般的声音吼叫起来：

“前进！好的！冲啊！孩子们！”

仅仅一瞬间，所有的门窗和玻璃，都被潮水般涌来的人群冲破了；这些人乱打乱砸，迅速地占领了这座房子。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跳跳蹦蹦地冲进了瓦尔特·施那夫斯正在睡他的安稳觉的厨房；五十支上了子弹的枪顶着他的胸口。他们把他掀翻在地，打得他满地翻滚，然后抓住他，从头到脚捆好。

他挨了打，挨了枪托，怕得要命；他脑子里稀里糊涂，对当前发生的事情莫名其妙，只是目瞪口呆地直喘气。

突然，一个军服上镶着金线的胖胖的军官，把脚踩在他的肚子上大声喊道：

“你是我的俘虏了，投降吧！”

这个普鲁士人只听懂了“俘虏”这两个字，他呻吟着用德语说：“是啊，是啊，是啊。”

他被提起来，绑在一把椅子上，气喘如牛的战胜者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打量他。有几个人坐下来，由于激动和疲劳，已经支撑不住了。

他，瓦尔特·施那夫斯，微笑了；他确实已经做了俘虏，现在他微笑了。

另外一个军官进来，报告：

“团长，敌人都逃走了，有几个好像受了伤。我们控制着这个地方。”

那个胖军官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大喊道：

“胜利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商用的记事本，在上面写道：

“在一场血战之后，普鲁士人终于带着他们的伤亡人员撤退了；估计他们有五十余人失去了战斗力。有几个已被我们俘获。”

那个年轻军官接着说：

“团长，现在应该怎样部署？”

团长道：

“我们要立即撤退，避开敌人用炮队和优势兵力反攻。”

于是他下令撤退。

团队在城堡墙下的黑影里集合，开始行动；被捆着的瓦尔特·施那夫斯被围在当中，还有六个手里拿着手枪的士兵押着他。

好几个侦察兵被派出去沿路搜索。队伍小心翼翼地前进，还时不时地停下来休息。

天亮的时候，队伍来到了专区所在地罗什-瓦赛尔[2]；这次军事行动就是这个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完成的。

全城的居民都在焦虑不安地、十分紧张地等待着。一看见俘虏的钢盔，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妇人们举着胳膊，几位老太太哭了起来，有一位老大爷把拐杖向普鲁士人扔了过去，却打伤了一个卫兵的鼻子。

团长高声喊着：

“请注意俘虏的安全。”

最后总算来到了市政府。监狱的门开着，瓦尔特·施那夫斯已松了绑，被扔了进去。

两百名武装的战士在房子周围站岗。

这个普鲁士兵，虽然因为吃得过饱，仍然忍受着消化不良的苦恼，这时候还是快活得像发了疯似的，竟跳起舞来了；他又举胳膊又抬腿，拼命地跳着，嘴里也像疯子似的叫喊着，一直跳到精疲力竭、倒在墙脚下才停止。

他当了俘虏了！得救了！

以上就是香比尼城堡被敌人仅仅占领了六个小时以后即被收复的经过。

团长拉蒂埃原本是个呢绒商，是他率领罗什-瓦赛尔国民自卫军立下了这次战功，并荣获勋章。

王振孙译

[1] 罗贝尔·潘雄（1846—1925）：莫泊桑一八六八年结交的朋友，一八七〇年在巴黎重新见面后，友情一直没有断过。他们曾一起在塞纳河划船，一起演戏。罗贝尔·潘雄后来担任鲁昂图书馆副馆长，向莫泊桑提供过不少故事素材。

[2] 罗化-瓦赛尔：在法国塞纳滨海省，靠近鲁昂有一个城市叫瓦赛尔。作者可能根据这个地点虚构出“罗什-瓦赛尔”。

旅途上

献给居斯塔夫·图杜兹[1]

1

从戛纳[2]起车厢里就坐满了。大家都认识，一路闲谈着。经过塔拉斯孔[3]的时候，有人说：“杀人的地方就在这儿。”于是大家开始谈论那个抓不到的、神秘的杀人凶犯，两年来他几次夺走了旅客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在推测猜想，每一个人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妇女们打着哆嗦，望着窗外的黑夜，生怕会看见一个男人的头突然出现在车厢门口。接下来大家又开始叙述一些可怕的故事：危险的相遇啦，在特别快车上跟疯子的单独相处啦，面对一个可疑人物度过的时刻啦。

每一个男人都有一段使自己脸上增光的小故事，每个人都曾经在意想不到的处境中，以惊人的机智和勇敢，把一个坏人吓住、击倒，并且捆绑起来。有一个医生每年冬天都要到南方去，他也想讲一桩离奇曲折的故事。

我呢，——他说，——我从来没有机会遇到这种事情来考验我的勇气。但是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是我的一个病人，今天已经不在世上，她曾经遇到过世界上最离奇的事，也是最神秘、最动人的事。

玛丽·巴拉诺娃伯爵夫人，她是俄国人，是一位美丽得少有的显贵夫人。你们都知道俄国女人有多么美丽，至少，她们的细巧的鼻子，优美的嘴，长得靠得很近、颜色难以形容的灰蓝眼睛，还有冷冷的，甚至有点儿冷酷无情的妩媚，使她们在我们眼里看来显得非常美丽！在她们身上有着那么一种邪恶而又诱人的、傲慢而又和善的、温柔而又严厉的东西，对一个法国男人说来完全是迷人的东西。其实，促使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那么多东西的，也许仅仅是人种上和类型上的差别罢了。

几年来她的医生看到她受到了肺病的威胁，竭力劝她到法国南方来，但是她固执地拒绝离开彼得堡[4]。最后到了去年秋天医生认为她已经无药可医，就通知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立刻安排她动身到芒通[5]来。

她上了火车，单独一个人待在车厢里，仆人们在另外一个车室里。她靠着窗口，心情有点忧郁，望着田野和乡村在眼前闪过，感到自己非常孤单，在世上无依无靠。她没有孩子，几乎没有什么亲戚，一个丈夫呢，他的爱情已经熄灭，好像送生病的仆人上医院一样，就这样把她打发到天涯海角，连陪都不陪她。

每到一个车站，她的仆人伊凡都要来问问他的女主人缺点什么。这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老用人，无论她吩咐他干什么，他都会照着干。

天黑了，列车全速前进。她的神经过度紧张，久久不能成眠。突然间她想到把她丈夫在最后一分钟交给她的钱，那些法国金币，拿出来数一数。她打开小钱包，把金光闪闪的钱币哗哗地倒在她的双膝上。

但是一阵冷空气突然朝她脸上扑来。她吃了一惊，抬起头。车门刚刚打开，玛丽伯爵夫人连忙把一条披肩扔在裙子上盖住金币，等候着。几秒钟过去，接着出现一个男人，光着头，手上受了伤，吁吁喘气，身上穿的是夜礼服。他把门关上，坐下来，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望了望邻座的女人，然后用一块手绢把流着血的手腕包起来。

年轻女人觉着自己吓得快要昏过去了。进来的这个男人肯定是看见她在数钱，他进来的目的就是抢她的钱，把她杀死。

他一直盯着她看，他喘着气，面部的肌肉抽搐着，看上去就要向她扑过来了。

他忽然说道：

“夫人，请不要害怕！”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她已经张不开口，心猛烈地跳动，耳朵嗡嗡直响。

他又说：

“我不是坏人，夫人。”

她仍旧什么也没有说，但是突然动了一下，两个膝头靠拢，金币开始像从檐槽淌下来的雨水一样淌落到地毯上。

那个男的惊奇地望着这些哗啦啦落下来的金币，突然弯下腰去拾。

她吓得六神无主，一下子站了起来，于是全部财产撒落在地上。她朝车门跑去，想从车上往下跳。但是他明白了她要干什么，连忙冲过去把她抱住，强迫她坐下来，按住她双腕：“请听我说，夫人，我不是坏人，证据就是我要把这些钱拾起来还给您。但是您如果不帮助我越过国境，我就完了，我就活不成啦。我不能再跟您多讲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要到达俄国境内的最后一站；一小时二十分以后我们将越过帝国的国境。如果您不帮助我，我就完了。然而，夫人，我没有杀过人，没有抢过东西，也没有干过任何一件败坏名誉的事。这一点我可以向您发誓。我不能再跟您多讲了。”

他跪下来拾金币，甚至连発子底下的都拾起来，还寻找滚到远处的最后几枚。等那个小钱袋重新装满之后，他把它交给她，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回到车厢的另一个角落坐下。

他们两人都没有再动弹。她不动也不响，刚才受到惊吓，浑身仍旧发软，但是心里渐渐平静下来。至于他，他没有做一个手势，也没有做一个动作，正襟危坐，眼睛直勾勾望着前面，脸上毫无血色，好像他已经死了似的。她不时朝他迅速地望上一眼，又连忙转过头去。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非常漂亮，外表完全像一个贵族。

火车在黑暗中奔驰，在夜色茫茫之中发出它那凄厉的叫声，有时放慢速度，然后又全速前进。但是突然间它慢下来，鸣了几声汽笛，完全停了下来。

伊凡出现在车门口等候吩咐。

玛丽伯爵夫人声音颤抖，她把那个奇怪的旅伴最后又看了一眼，然后粗暴地对她的仆人说：

“伊凡，你回到伯爵那里去，我不再需要你了。”

那仆人张大眼睛发了呆。他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巴里娜[6]。”

她又说：

“不，你以后不用来了，我已经改变主意。我要你留在俄国。拿着，这是给你回去的旅费。把你的帽子和大衣给我。”

那个老用人惊慌失措，他脱下帽子，连同大衣递过来，像往常那样一声不响地遵命照办。主人们那些突然产生的意愿和不可抗拒的任性，他已经习以为常。他眼泪汪汪地走了。

火车又开了，朝国境线驰去。

这时候伯爵夫人对她的邻座说：

“这些东西给您，先生，您现在是我的仆人伊凡。我对我做的事只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您永远别跟我说话，一句也别说，不管什么话，哪怕是谢我的话也别说。”

那个陌生人一言不发，鞠了一个躬。

过了不久火车又停了。几个穿制服的官员上火车检查。伯爵夫人把证件递给他们，指指坐在车厢尽里面的那个男人说：

“这是我的仆人伊凡，护照在这儿。”

火车又朝前开了。

在整个夜间他们俩单独待在一起，谁也没有开过口。

天亮了，火车停在一个德国境内的车站上，那个陌生人下车以后，立在车门口：

“夫人，请原谅我违背我的诺言；但是我害您失去了您的仆人，我理应代替他。您不需要什么吗？”

她冷淡地回答：

“请您去把我的女用人找来。”

他去找女用人，后来就不知去向了。

她下车到餐厅去，发现他隔得远远地在看她。他们到了芒通。

2

医生歇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说下去：

有一天，我正在诊所里接待病人，看见一个高个儿年轻人走进来，对我说：

“大夫，我来向您打听玛丽，巴拉诺娃伯爵夫人的情况。我是她丈夫的一个朋友，不过她并不认识我。”

我回答：

“她没有希望了，回不去俄国了。”

这个人突然哭了，他立起来，像喝醉酒似的踉踉跄跑地走出去。

当天晚上我通知伯爵夫人，说有一个外国人来向我打听她的健康情况。她好像很激动，跟我从头到尾讲了我刚才说给你们听的这一段故事。她还说：

“我完全不认识的这个人，他现在像我的影子似的跟着我，我每次出去都遇见他，神情很古怪地望着我，但是他从来不跟我说话。”

她考虑了一下，接着又说：

“瞧，我敢打赌，他一定在我的窗子底下。”

她离开卧榻，过去拉开窗帘，指给我看，果然是来找过我的那个人，他坐在散步场的长凳上，抬起头来望着旅馆。他看见我们，就站起来走了，连头也没有回。

我就这样看到了一件惊人而又痛苦的事，看到了在这两个互不相识的人中间的默默无言的爱情。

他爱她，像牲畜对救命恩人那样爱她，终生感戴，忠贞不渝。他明白我已经识破了他，所以每天来问我：“她好吗？”他看见她身子一天比一天虚弱，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每次等她走过去以后，他都要痛哭流涕。

她对我说：

“这个奇怪的人，我只跟他说过一次话，可是我好像认识他已经有二十年了。”

他们遇见以后，她带着庄重而迷人的笑容向他还礼。我觉得出她感到很幸福，她呀，是这样的孤孤单单，无依无靠，而且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希望。我觉得出她感到很幸福，因为她自己能够被人爱到这个地步，这么崇敬，这么坚定，这么富有诗意，而且是这么忠诚，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可是这个狂热的女人，她固执到底，坚决拒绝接见他，拒绝知道他的姓名，拒绝和他说话。她说：“不，不，那会破坏了这种古怪的友谊。我们应该永远互不相识。”

至于他，他也是一个堂吉诃德[7]式的人物，他从来不想去进一步接近她。他愿意严格遵守他在火车上许下的诺言，永远不跟她说话。

在长期的虚弱无力中，她常常从睡榻上起来，过去轻轻把窗帘撩起一点，看看他是不是在那儿，是不是在她的窗子下面。她看见他像往常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长凳上，于是脸上带着微笑又回来躺下。

一天早上十点钟左右她死了。我从旅馆出来，他万分悲痛地走到我跟前。他已经得到了消息。

“我想当着您的面看看她，只看一秒钟，”他说。

我挽住他的胳膊，回到旅馆。

他来到死人床前，抓住她的手，长久地吻着不放，然后像精神失常似的突然跑了。

医生又沉默了，然后接着说：

“毫无疑问，这就是我知道的在铁路上发生的最离奇的一段故事。也应该说，这个世界上的人也真是傻得可以。”

一个女人喃喃低声说：

“这两个人并不像您所想的那么傻……他们是……他们是……”

但是她说不下去了，因为她已经泣不成声。为了使她平静下来，大家改换了话题，所以她到底想说什么，谁也不知道。

郝运译

[1] 居斯塔夫·图杜兹（1847—1904）：法国小说家，艺术和戏剧评论家。莫泊桑的好友。

[2] 戛纳：在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是法国南方地中海蓝色海岸的著名旅游城市。

[3] 塔拉斯孔：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城市，在罗讷河边。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小普罗旺斯人报》经常报道在塔拉斯孔地区的铁路线上发生的凶杀案。

[4] 彼得堡：即圣彼得堡，帝俄时代的首都，在今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芬兰湾东岸，涅瓦河口。

[5] 芒通：法国南部阿尔卑斯滨海省城市，瀕地中海，有海滨浴场。莫泊桑一八八五年三月十七日在《吉尔·布拉斯报》的专栏文章中说芒通是病人最喜欢去的地方。

[6] 巴里娜：作者将原义为“主人，老爷”的俄语的Барин一词音译为barine，并将它改为阴性，意思变成了“夫人，太太”。

[7] 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同名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指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

米隆老爹

一个月来，大太阳一直朝着田野喷下灼人的火焰。在这火雨的浇灌下，生命的花朵盛开，欣欣向荣。绿油油的大地一眼望不到边。蓝湛湛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诺曼底人的农庄分散在平原上，被又髙又细的山毛榉围着，远远望去，好似一片一片小树林。走到跟前，推开虫蛀的栅栏门，却又叫人以为是一座大花园，因为那些像农民一样瘦骨嶙峋的老苹果树都开了花。黑黝黝的老树干，歪歪扭扭，成行地排列在院子里，向着晴空撑开它们的圆顶，白的白，红的红，光彩夺目，苹果花的清香，敞开的牲口棚里散发出的浓烈气味，还有厩肥发酵冒出来的热气掺混在一起。厩肥堆上歇满了母鸡。

中午，这一家子：父亲、母亲、四个孩子、两个女雇工和三个男雇工，正在门前那棵梨树阴下吃饭。他们很少说话，喝过浓汤以后，又揭开了盛满肥肉烧土豆的盆子。

不时有一个女雇工站起来，拎着罐子到地窖里去装苹果酒。

男主人四十来岁，高个儿，他打量着屋边一株还没有长出叶子的葡萄。葡萄藤像蛇一样沿着百叶窗下的墙壁，蜿蜒伸展。

最后他说：“爹爹的这株葡萄今年发芽发得早，说不定要结了。”

女主人也转过头来看看，不过没有开口。

这株葡萄栽的地点正好是当年老爹被枪杀的地方。

事情发生在一八七〇年的战争中。普鲁士人占领了整个地区。费德尔布将军[1]率领着北方部队还在抵抗。

普军的参谋部当时就设在这个农庄里。农庄主人米隆老爹，名字叫皮埃尔，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农。他接待他们，并且尽力把他们安置好。

一个月来，德军的先头部队一直留在村里侦察情况。法国军队离这有十法里，不见有一点动静。可是，每天夜里都有枪骑兵失踪。

派出去执行巡逻任务的侦察兵，只要是两三人一组出去，就从来没有回来过。

到了早上，在田野里、院子旁边或者沟里找到他们的尸体。他们的马也被割断喉咙，倒在大路上。

这些暗杀事件看来像是同一伙人干的，但是凶手始终没法查出。

普鲁士人在当地实行了恐怖的报复政策，许多农民光凭简单的告发就被枪杀；许多妇女被监禁。他们还想用恐吓手段从孩子嘴里套出话来。结果还是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

谁知一天早上，有人看见米隆老爹躺在他的马厩里，脸上有一道刀伤。

在离农庄三公里外的地方找到了两个肚子被戳穿的枪骑兵。其中一个手上还握着沾满血迹的武器，可见他曾经搏斗过，进行过自卫。

军事法庭立刻在农庄门口的露天地里开庭。老头儿被带上来。

他那年六十八岁，个子瘦小，背略微有点驼，两只大手好像一对蟹钳。失去光泽的头发，稀稀落落，而且软得像小鸭的绒毛，到处露出头皮。脖子上的皮肤是褐色的，布满皱纹，露出一根根粗筋；这些粗筋从颚骨底下钻进去，然后又在两鬓现出来。他在当地被认为是一个既吝啬而又难弄的人。

他们叫他立在一张从厨房里搬出来的桌子前面，四名士兵围着他。五位军官和上校坐在他的对面。

上校用法国话问：

“米隆老爹，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一直对你非常满意。你一向对我们很殷勤，甚至可以说，非常关切。但是，今天有一桩重大的案件牵连到你，因此必须弄弄清楚。你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这个农民一句也没有回答。

上校又说：

“米隆老爹，你不说话就证明你有罪。不过，我要你回答我，听见了吗？今天早上在十字架附近找到的那两个枪骑兵，你知道是谁杀的吗？”

老人毫不含糊地回答：

“是我杀的。”

上校吃了一惊，他盯着犯人看，沉默了一会儿。米隆老爹一直保持着平静的态度，仿佛是在跟本堂神父说话，低垂着眼帘，脸上带着庄稼人的那股子傻气。仅仅从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慌乱，那就是他在一下一下显然很使劲地咽口水，就像他的嗓子完全被卡住了似的。

老头的全家：他的儿子让，儿媳妇，还有两个孙子，惊慌失措地站在他背后十步以外。

上校又问：

“一个月来，每天早上在野外找到的我们军队里的那些侦察兵，你也知道是谁杀的吗？”

老人仍旧呆头呆脑，毫无表情地回答：

“是我杀的。”

“全都是你杀的吗？”

“不错，全都是我杀的。”

“你一个人杀的？”

“我一个人杀的。”

“告诉我，你是怎样干的？”

这一下，他有点紧张了；要他讲很多的话，显然使他感到为难。他吭吭哧哧地说：

“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碰上就怎么干。”

上校说：

“我通知你，你非把一切经过告诉我不可。所以你最好还是赶快拿定主意。你是怎样开的头？”

老人朝他的家里人不安地看了一眼，他们在他背后注意地听着。他又迟疑了一会儿，这才突然下了决心。

“有天晚上我回家，大约就是你们来到的第二天，十点左右。你，还有你的那些当兵的，你们拿走了我值五十多埃居的草料，还有一头母牛和两只绵羊。我对自己说：‘好，让他们拿吧，我都得叫他们赔出来。’我心里另外还有别的委屈，等一会我再告诉你。先说那天晚上，我看见你手下的一个骑兵在我粮仓后面的沟沿上抽烟斗。我连忙去把我的镰刀摘下来，悄悄摸到他背后，他一点也没有听见。我就像割麦子似的，一镰刀，就这么一镰刀，把他的脑袋削下来了。他甚至连喊一声哎哟都没来得及。你只要到池塘里去找一找就可以发现他跟一块顶栅栏门用的石头一起装在一只装煤的口袋里。

“我有我的打算。我把他全身的衣物，从靴子一直到便帽都扒下来。我把这些东西藏在院子后面，马丹家那片树林中的石灰窑里。”

老头儿不说下去了。军官们惊讶地互相望着。审问接着又重新开始；以下就是他们问出来的：

他一旦动手杀了那个骑兵以后，就念念不忘，一直想着：“杀普鲁士人！”他恨他们，他对他们怀着一个既贪财而又爱国的农民才会有的那种阴狠的、强烈的仇恨。正像他自己说的，他有他的打算。他等了几天。

他对战胜者是那么谦恭，既殷勤而又驯服，所以他们让他自由来去，随意进出。每天晚上他都看见有传令兵出发。他跟士兵们经常接触，学会了几句必要的德国话。一天夜里，他听到骑兵们前往的那个村庄的名字以后，就出去了。

他走出院子，溜进树林，到了石灰窑就连忙钻进那条长坑道。他在地上找到那个死人的衣服，穿在身上。

然后，他在田野里转来转去，一会儿爬，一会儿躲躲闪闪地沿着斜坡走，只要有一点响声就注意听，像违禁偷猎的人那样紧张不安。

他认为时间到了，就来到大路边上，藏在荆棘丛里，继续等着。将近半夜十二点，硬土路面上终于响起了嗒嗒的马蹄声。他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准了只有一个骑兵过来，就做好准备。

那个枪骑兵带着紧急公文，骑着马疾驰而来。一路上他耳目并用，小心提防。米隆老爹等他来到十步远的地方，连忙爬到路当中，叫喊：“Hilfe！Hilfe！（救命！救命）”骑兵勒住马一看，认出是一个落马的德国人，以为他受了伤，于是跳下马，毫不怀疑地走过来。正当他朝陌生人俯下身子的时候，那柄弯弯的长马刀就戳进了他的腹部。他倒下去，仅仅抖动了几下，就立刻断气了。

接着，这个诺曼底人怀着老农民才有的那种不动声色的快活心情站起来。为了取乐，他又把死人的喉咙割断，然后才拖到沟边扔下去。

马静静地等候着它的主人。米隆老爹跨上马鞍，一溜烟地朝平原上奔去。

一个钟头以后，他又看见两个并排返回营地去的枪骑兵。他笔直地朝他们跑去，嘴里又叫着：“Hilfe！Hilfe”普鲁士人认出了军服，让他过来，丝毫没有起疑心。老头儿像颗炮弹在他们中间一穿而过，用马刀和手枪同时把他们俩都撂倒了。

他把两匹马也宰了，因为那是德国人的马！然后悄悄回到石灰窑，把一匹马藏到阴暗的坑道里。他脱掉军服，换上自己的破衣裳，回到床上，一觉睡到天亮。

他等候侦查结束，一连四天没有出门。但是到第五天，他又出去了，用同样的计策杀死了两名士兵。从此以后他一直没有歇过手。每天夜里，他这个幽灵般的骑兵，这个专以杀人为目标的猎人，都要披星戴月在荒凉的田野里奔驰。他忽东忽西，到处寻找机会，有时在这儿撂倒几个普鲁士人，有时在那儿撂倒几个。任务完成以后，这个老骑兵就撇下倒在大路上的尸体，回到石灰窑里把马和军服藏好。

到了中午，他从容不迫地拎着燕麦和水去喂留在坑道里的坐骑。他把它喂得饱饱的，因为他需要它干的是一桩很重的活儿呢。

但是，头天晚上，遭到这个老农民袭击的人中间，有一个有了防备，在他脸上砍了一刀。

不过，他还是把那两个人都杀死了。他还能够回到石灰窑，把马藏好，换上破旧的衣裳，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他感到身子发软，勉勉强强走到马厩，就再没有气力往家里走了。

他被人发现时，正躺在干草上，浑身是血……

他讲完以后，突然抬起头，自豪地望着普鲁士军官。

上校捻着小胡子，问他：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了。账已经算清，不多不少，我一共杀了十六个。”

“你知道你有死罪吗？”

“我又没有向你讨饶。”

“你当过兵吗？”

“当过。我从前打过仗。再说，我那个跟拿破仑一世皇帝当兵的爸爸，就是你们打死的。上个月你们又在埃夫勒[2]附近打死了我的小儿子弗朗索瓦。你们欠我的债已经还清。现在咱们是谁也不欠谁的。”

军官们面面相觑。

老人接着说下去：

“八个是为我爸爸还的，八个是为我儿子还的。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我呀，我可不是成心要跟你们过不去！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就连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可是你们来到我的家里，就跟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我已经在那些人身上报了仇。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老人挺直僵硬的腰板，像一位谦逊的英雄那样把双手交叉在胸前。

普鲁士人低声交谈了很久。有一个上尉也是上个月才失去自己的孩子，他为这个行为高尚的穷苦人辩护。

后来上校站起来，走到米隆老爹跟前，压低嗓音说：

“听我说，老头儿，也许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的命，只要……”

可是老人家根本不听。微风吹拂着他脑袋上绒毛般的稀发，他两眼逼视着打胜仗的军官，眉头一皱，那张带着刀伤的瘦脸扭歪了，表情十分可怕。接着他挺起胸膛，使出全身力气朝普鲁士人脸上吐了一口唾沬。

上校气疯了，他刚举起手，老人又朝他脸上吐了一口。

军官们都立了起来，同时大声发布命令。

不到一分钟，这个仍旧十分平静的老人就被推到墙根处决了。他的儿子让、儿媳妇和两个孙子惊慌失措地望着，他在临死前还朝着他们微笑呢。

郝运译

[1] 费德尔布将军（1818—1889）：法国将军。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中，九月二日法国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后，国防政府把北方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他。

[2] 埃夫勒：法国西北部厄尔省省会。

我的于勒叔叔

献给阿希尔·贝努维尔[1]先生

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行乞。我的同伴约瑟夫·达伏朗什给了他五个法郎。我吃了一惊。他对我说：

“这个可怜的人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对这件事的回忆不断地老纠缠着我，让我来讲给你听听。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家庭是勒阿弗尔人，并不富有，不过是勉勉强强能够凑合着过日子。父亲工作，每天要到很晚很晚才能从办公室回来，收入并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因为我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感到非常苦恼，常常想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一些含蓄而又恶毒的责备话，说给她丈夫听。遇到这种时候，这个可怜的人做出一个使我感到痛心的手势。他张开手掌摸摸脑门，好像要揩去其实并不存在的汗水，嘴里却什么也不回答。我能感觉到他的无能为力的痛苦。事事处处都得节省，从来没有接受过别人邀请吃饭，为的是不用还请；买食品都是买打折扣减价的，买店铺里的剩货。我的两个姐姐自己动手缝连衣裙，买十五生丁一米的饰带还要在价钱上争执不休。我们天天吃的是肉汤和加各种调味汁的牛肉。据说，这既有益健康而又富有营养；我还是宁愿吃别的。

掉了纽扣，撕破裤子，我都得狠狠地挨一顿骂。

但是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打扮得衣冠楚楚，到防波堤上去兜一圈。我的父亲穿着常礼服，戴着大礼帽和手套，让我的母亲挽着胳膊，我的母亲打扮得像一艘节日里挂满彩旗的海船。我的两个姐姐总是最先做好准备，等着出发的信号；但是到了最后一分钟，一家之主的那件常礼服上总会发现一块忘掉揩去的污迹，必须赶快用蘸汽油的破布把它揩掉。

我的父亲，大礼帽留在脑袋瓜上，光穿着背心，露出两只衬衫袖子，等着这道工序完工；我的母亲呢，戴上她的近视眼镜，脱掉手套，免得弄脏了，抓紧时间干完。

接着就十分隆重地上路了。我的两个姐姐挽着胳膊，走在前面。她们已经到了结婚年龄，趁这个机会让她们在市区里露露面。我走在母亲的左边，父亲始终不变地走在右边。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的可的父母在这种星期日散步时的故作庄重的态度，不苟言笑的面容，一本正经的步态。他们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朝前走，腰杆笔挺，两条腿僵硬，就像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的成败取决于他们的举止。

每个星期日，我的父亲看见那些从遥远的、不知道的国家归来的大海轮驶进来，总会一成不变地说出这句同样的话：

“瞧！如果于勒在上面，那会让人感到多么惊喜啊！”

我的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以前是家里的祸害，现在成了家里的惟一希望。我打小时候起就听见谈起他，我觉着自己一眼就可以把他认出来，因为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对他那么熟悉。他一直到动身去美洲以前的生活中的详情细节，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虽然家里人谈到他这个时期的生活都把嗓音压得低低的。

据说，他的人品很坏，也就是说，他胡乱地花光了一些钱，这对穷苦人家来说，是莫大的罪恶。在有钱人家，一个吃喝玩乐的人，不过是“干蠢事”而已；是人们笑嘻嘻地称之为花天酒地的那种人。在贫困人家，一个逼得父母花费老本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坏人，一个无赖，一个怪物。

这个区别是公正的，虽然事实都是一样，因为只有后果决定行为的严重性。

总之，于勒叔叔先把他应得的那一部分遗产挥霍得一文不剩，接下来又大大地减少了我父亲指望得到的份额。

按照当时人做的那样，他被送上一艘从勒阿弗尔开往纽约的商船，让他到美洲去。

我的于勒叔叔到了那边，一开始也不知捣腾什么买卖，没过多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一点钱，他希望能够补偿由他造成的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在家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于勒，正像人们说的，这个一钱不值的人，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正人君子，一个有良心的孩子，一个像所有达伏朗什家的人一样正直的、真正的达伏朗什。

另外还有一个船长告诉我们，他租下一家不小的铺子，买卖做得挺大。

两年以后，第二封信说：“我亲爱的菲利普，我写信给你是让你不要为我担心，我的身体很好。买卖做得也不错。明天我要到南美洲去做一次长途旅行。也许我要好几年不和你通音信。如果我不写信给你，你也不要担心。我一旦发财了就立刻回勒阿弗尔来。我希望这一天不会太远，到那时候我们将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这封信变成了我们家的福音，动不动就拿出来念念，而且让任何人都看看。

果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于勒叔叔音信全无，但是我父亲的希望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增加；我母亲也常常说：

“等这个好心的于勒回来了，我们的情况就会完全改变啦。这是个什么困难都难不倒的人！”

每个星期日，望着那些朝着天空喷吐着滚滚浓烟的、来自天边的黑色大轮船，我的父亲总是说出他那句一成不变的老话：

“哎！如果于勒在那条船上，那叫人感到多么惊喜啊！”

我们几乎已经想到会看见他一边挥动手绢，一边叫喊：

“喂！菲利普。”

我们认为他肯定会回来，拟定出了许许多多计划；甚至打算用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2]附近买一幢小别墅。至于我的父亲是不是已经就这件事进行谈判，我就不能肯定了。

我的两个姐姐中大的一个当时二十八岁；另外一个二十六岁。她们还没有出嫁，这成了全家人的一桩莫大的烦恼。

最后终于出现了一个向二姐求婚的男人。一个职员，并不富有，但是为人正派。我始终相信，是有一天晚上拿出来看的那封于勒叔叔的信结束了这个年轻人的犹豫，促使他下了决心。

他的求婚很快就被接受，并且作出决定在结婚以后，全家人一起到泽西岛[3]去做一次短途旅行。

泽西岛对穷人来说是最理想的旅行地点。路程不远，乘上一艘大型客轮越过大海，就到了外国的土地上，因为这个岛属于英国。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在一个毗邻的民族的国家里亲眼看着这个毗邻的民族；还可以研究研究这个正像说话直爽的人说的，布满了大不列颠国旗的岛屿上的，况且是十分可悲的风俗习惯。

这趟赴泽西岛的旅行变成了我们全神贯注的一件大事，变成了我们惟一的期待，变成了我们时时刻刻的梦想。

最后，我们终于动身了。就跟昨天发生的事似的，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眼前：轮船靠在格兰维尔码头上升火待发；我的父亲慌慌张张地照看着三件行李搬上船；我的母亲忐忑不安，挽住我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姐姐的胳膊，自从另外一个姐姐嫁人以后，我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姐姐就像一窝孵出的小鸡只剩下了一只那样丧魂落魄。在我们后面是那对新婚夫妇，他们一直落在后面，因此我不得不常常回过头去。

海轮鸣汽笛了。我们已经登上甲板，船离开了防波堤，在像绿大理石桌面一样平坦的大海上朝前驶去，我们望着越离越远的海岸，和所有那些很少有机会出门旅行的人一样既感到高兴，又感到骄傲。

我的父亲穿着他那件当天早上仔仔细细把所有污迹都揩干净的常礼服，肚子挺得高高的；他在他身子周围散发出那股出门的日子才有的汽油味，我平时一闻到它就知道星期日到了。

他忽然发现有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用刀一下子把壳撬开，交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吃起来姿势非常优雅，用一条细纱手绢托着牡蛎，为了不弄脏连衣裙，把嘴朝前伸过去。接着她们猛地一嗍，把汁水嗍进去，壳随手扔进海里。

我的父亲，毫无疑问，被在航行中的海轮上吃牡蛎的高雅举动迷住了。他认为这件事有气派，既优雅又出众，他走到我的母亲和姐姐的身边，问道：

“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几个牡蛎？”

我的母亲因为嫌浪费，犹豫不决；但是我的两个姐姐立刻就接受了。我的母亲气鼓鼓地说：

“我怕把胃吃坏了。请孩子们吃吧，不过别吃得太多，你会害得她们生病的。”

接着，她朝我转过脸来，补了一句：

“至于约瑟夫，他不需要；不应该把男孩子惯坏了。”

因此我留在母亲的身边，不过心里认为这种区别对待很不公正。我一双眼睛盯着父亲，看着他故意装出一副庄重的姿态，领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朝那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走去。

两位太太刚走，我的父亲教给我的姐姐应该怎么吃才不至于让汁水洒出来；他甚至愿意做做榜样，拿起一个牡蛎。他刚试着模仿那两位太太，就立刻把全部汁水倒翻在他的常礼服上，我听见母亲低声唠叨：

“还不如老老实实待着的好。”

但是我觉得我父亲的神色突然变得不安起来；他走远了几步，目不转睛地望着紧紧围在卖牡蛎的人周围的家人。他朝我们走过来。他脸色好像非常苍白，一双眼睛也变得很古怪。他低声对我母亲说：

“真奇怪，卖牡蛎的这个人怎么这么像于勒。”

我的母亲困惑不解地问：

“哪一个于勒？……”

我的父亲回答：

“当然……是我的弟弟……如果我不知道他在美洲，境况很好，我一定会相信这就是他。”

我的母亲惊慌失措，结结巴巴地说：

“你疯啦！你既然明明知道这不是他，为什么还要说这种蠢话？”

但是我的父亲还是坚持说：

“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克拉丽丝；我希望你自己去亲眼核实一下。”

她站起来，走过去，到了女儿跟前。我呢，我也望着那个人。他衰老，肮脏，满脸皱纹，他的目光始终不离开他手里干的活儿。

我的母亲回来了。我发现她在发抖。她急急忙忙地说：

“我相信是他。你去找船长打听打听。千万要谨慎小心，别让这个坏小子再成了我们的累赘！”

我的父亲去找船长，我呢，跟在他后面。我感到自己心里不知为什么那么激动。

船长是痩瘦的高个儿，蓄着长长的颊髯，正在驾驶台上散步，那副趾高气扬的神气，就好像他指挥的是一艘来往印度的大邮轮似的。

我的父亲彬彬有礼地走向前去和他攀谈，一边说着恭维话，一边问到了与他职业有关的事：

泽西岛有什么重要性？它的出产如何？它的人口有多少？它的风俗习惯如何？土质怎么样？等等，等等。

让人听了还以为谈的至少是美利坚合众国呢。

接下来谈到我们乘的这艘船：“快速号”；然后又谈到全体船员。到最后我父亲嗓音局促不安地说：

“您这儿有一个卖牡蛎的老头儿，看上去挺引人注意。您知道有关这个人的什么详细情况吗？”

这次谈话最后惹恼了船长，他生硬地回答。

“这是一个老法国流浪汉，去年我在美洲遇见他，把他带回国。听说他在勒阿弗尔有亲戚，但是他不愿意回到他们身边去，因为他欠他们钱。他的名字叫于勒……于勒·达尔芒什或者是达尔旺什，总之和这个大致差不了多少。听说他在那边阔过一阵子，但是您现在也看见，他如今落魄到什么地步。”

我的父亲脸色变得非常苍白，喉咙发哽，眼神慌乱，他说：

“啊！啊！很好……很好……这个我并不感到奇怪……我非常感谢您，船长……”

说完他就走了，那个海员困惑不解地望着他走远。

他回到我母亲身边，脸变得那么厉害，她连忙对他说：

“快坐下，别人会发觉什么的。”

他跌坐在一张长椅上，结结巴巴地说：

“是他，真的是他！”

接着他问：

“我们怎么办？……”

她连忙回答：

“应该让孩子们离远点。既然约瑟夫全知道了，就让他去找他们。特别应该小心的是别让我们的女婿起一点疑心。”

我的父亲好像吓呆了，嘴里低声咕哝着：

“多倒霉啊！”

我的母亲突然间变得怒气冲冲，她补充说：

“我早就料到这个贼坯子不会有出息，到临了还会成了我们的累赘！倒好像我们还能指望从一个姓达伏朗什的人那儿得到什么似的！……”

我的父亲像他每次受到妻子责备时一样，用手掌擦着脑门子。

她接着又说：

“把钱交给约瑟夫，让他现在就去付牡蛎钱。现在就差给这个要饭的认出来了。那会在这条船上造成多大的影响。让我们到另一头去，你要尽量别让这个人接近我们。”

她站起来，他们在付给我一枚五个法郎的硬币以后，远远地离开了。

我的两个姐姐正在困惑不解地等着父亲。我解释说妈妈感到有点晕船，然后问那个卖牡蛎的：

“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我真恨不得喊他一声：“我的叔叔。”

他回答：

“两个半法郎。”

我把五个法郎递给他，他找给我钱。

我望望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纹的、可怜的水手的手，我望望他的脸，那是一张饱经沧桑，愁容满面，又老又凄惨的脸，我心里对自己说：

“这是我的叔叔，爸爸的弟弟，我的叔叔！”

我给他留下了半个法郎做小费。他向我道谢：

“愿天主保佑您，我的年轻的先生。”

他用的是接受施舍的穷苦人用的那种声调。我猜想他在那边一定要过饭！

我的两个姐姐睁大了双眼注视着我，我的慷慨大方让她们感到了诧异。

当我把两个法郎还给我的父亲时，我的母亲吃了一惊，问：

“难道要三个法郎？……这不可能。”

我口气坚定地宣布：

“我给了半个法郎的小费。”

我的母亲一下子蹦了起来，她盯住我看：

“你疯了！把半个法郎给这个人，给这个无赖！……”

她停住没有再说下去，因为我的父亲朝她递了个眼色，意思是在指他们的女婿。

接着大家都不作声了。

在我们前面的天边，有一个紫色的影子好像从大海里冒了出来。这是泽西岛。

等我们到了防波堤跟前，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出现在我心头，我想再一次看看我的于勒叔叔，过去跟他谈几句安慰的话，亲切的话。

但是因为没有人再吃牡蛎，他已经不见了，毫无疑问，这个可怜的人一定是下到他住的那间气味难闻的底舱里去了。

我们为了不再遇见他，回来时改乘到圣马洛[4]的船。我的母亲担心得要命。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弟弟！

这就是你今后还会看见我掏出五个法郎给流浪汉的原因。

郝运译

[1] 阿希尔·贝努维尔（1815—1891）：法国风景画家，长期居住在意大利。

[2] 安古维尔：法国诺曼底境内，塞纳滨海省的村庄，在费康通往圣瓦莱里-昂科的大路上，离费康二十八公里。是十九世纪法国画家喜爱的地方。

[3] 泽西岛：英吉利海峡中英国岛屿，面积一百一十五平方公里，离法国很近，是旅游胜地。

[4] 圣马洛：法国西部伊勒-维莱讷省濒英吉利海峡港口城市。

一场决斗

战争已经结束，德国人占领了法国，这个国家像一个被击败了的摔跤家，被压在战胜者的膝下颤抖。[1]

从惊慌、饥饿、绝望的巴黎开出的头几列火车，慢腾腾地穿过田野和村镇，朝新划定的国境线驶去。头一批旅客正望着窗外荒芜的平原和焚毁的村庄。一些戴着铜尖顶黑盔的普鲁士兵在那些仅存的房屋门口骑在椅子上抽着烟斗。还有的在干活儿或聊天，好像他们是这些人家的一个成员似的，经过城市的时候，可以看见广场上有整团整团的兵在操练，尽管车轮声很响，嘶哑的口令声还是不断地传到耳边。

迪比伊先生在整个围城期间一直参加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现在他到瑞士去找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是在敌人入侵以前，为了谨慎起见，被送到国外去的。

这个家境富裕、生性平和的商人，饥饿和劳累并没有使他的大肚子缩小一点。他抱着逆来顺受的悲观态度，对人类的野蛮行为发着牢骚，熬过了那些可怕的事件。如今战争结束了，他朝国境线奔去；虽然他曾经在城防工事里尽过自己的职责，也在寒夜里放过不少次哨，可是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普鲁士人。

他又气又怕地望着那些全副武装、蓄着大胡子的人，他们待在法国国土上就像待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他内心感到一股无能为力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感到谨慎行事的迫切需要，这种新的本能从此以后再也不离开我们了。

在他的车室里，有两个来游览的英国人，睁着安详、好奇的眼睛四处张望。他们俩也是胖子。他们用本国语言交谈，有时翻开旅行指南，大声地念上一段，想把上面标出的地方认认清楚。

火车停靠在一个小城的车站上，忽然上来了一个普鲁士军官，军刀碰击在车厢的两档踏级上发出很大的响声。他个儿高大，全身裹在一件瘦小的军服里，满面的胡子一直长到眼睛旁边，红得好像火苗儿，唇上的两撇长髭，颜色稍稍淡些，向两边伸展开去，把脸分成了上下两截。

两个英国人立刻带着好奇心得到满足以后的那种笑容打量他。迪比伊先生假装看报。他蜷缩在角落里，就像小偷见到了宪兵一样。

火车又开了。英国人继续谈论着，寻找那些战场的准确地点。他们中间的一个伸手指着远处的一个村庄，这时那个普鲁士军官把两条长腿往前一伸，头往后一靠，突然用发音不准的法国话说：

“我在这个村子里杀过十二个法国人。还抓过一百多个俘虏。”

两个英国人很感兴趣，连忙问道：

“噢！这个村子叫什么？”

普鲁士人回答：“法尔斯堡[2]。”

他又说：

“我揪那些法国光棍的耳朵。”

他望望迪比伊先生，从大胡子里发出得意的笑声。

火车不停地穿过被占领的村庄，朝前驶去。不论是在大路上还是在田边都可以看见德国兵。他们有的在栅栏旁边站着，有的在咖啡馆门口聊天。他们像非洲的蝗虫一样，遍地皆是。

军官手一伸，说：

“要是由我来指挥，早就打进巴黎了，烧它个精光，杀它个精光。不会再有法国了！”

两个英国人出于礼貌，只回答了一句：

“噢，Yes[3]。”

他继续说下去：

“二十年以后，欧洲，整个欧洲都是我们的。普鲁士比任何国家都强大。”

两个英国人感到不大对头，没有再答理。他们蓄着长颊须的脸变得毫无表情，看上去就像是蜡做的。那个普鲁士军官却笑起来了。他大模大样地仰着，尽情地嘲笑。他嘲笑被打垮的法国，侮辱倒下的敌人，他嘲笑不久前战败的奥地利；[4]他嘲笑有些省份的徒劳无益的顽抗；他嘲笑国民别动队和不起作用的炮兵。他说俾斯麦[5]要用缴获的大炮铸造一座铁城。忽然他把两只靴子靠在迪比伊先生的大腿上。迪比伊先生面红耳赤，连忙扭过头去。

两个英国人变得似乎对什么都不关心了，就像他们一下子又把自己关在岛国里，远远离开了世上的喧嚣。

军官掏出烟斗，眼睛盯住法国人问：

“你没有烟丝吗？”

迪比伊先生回答：

“没有，先生！”

德国人说：

“等火车停了，我想请你去替我买一盒。”

接着他又笑起来，说：

“我会给你小费的。”

火车鸣着汽笛，渐渐放慢速度，在经过车站上那些被焚毁的房舍以后，就完全停了下来。

德国人打开车门，抓住迪比伊先生的胳膊说：

“快给我跑一趟，快！”

一队普鲁士兵占据了车站。另外还有些士兵站在木栅栏旁边观望。火车头鸣着汽笛，准备开车，迪比伊先生忽然跳到月台上，不顾站长挥手制止，一下子又跳上了旁边的一节车厢。

只有他一个人啦！他解开背心，心跳得有多厉害啊。他一边喘气，一边揩着脑门。

火车又在一个站头上停住。军官突然在门口出现，他跨上车来，那两个英国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也立刻跟了上来。德国人在法国人对面坐下，仍旧笑着说：

“你不愿意替我跑腿。”

迪比伊先生回答：

“不愿意，先生！”

火车就在这时候开了。

军官说：

“我要割下你的胡子来装烟斗。”

他说着就把手朝对方的脸上伸过去。

两个仍旧毫无表情的英国人目不转睛地瞧着。

德国人已经揪到一撮胡子，正要用力拔的时候，迪比伊先生用手背挡开他的胳膊，一把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掀倒在椅子上。迪比伊先生气得发了狂，太阳穴上的青筋胀得老粗，眼睛里充满了血，他一只手掐住他的喉咙，另一只手握起拳头，狠狠地朝他脸上捶下去。普鲁士人挣扎着，起先想抽出军刀，后来又想抱住压在身上的敌人。但是迪比伊先生的大肚子压得他不能动弹，而且那只拳头捶着，不停地捶着，连气也不歇一口，更不管捶在什么地方。血流出来了；德国人被掐得喉咙里格咯格咯直倒气儿，吐出了几颗被打落的牙齿。他打算推开这个在气头上恨不得把他揍死的胖子，可是办不到。

两个英国人已经立起来，走到跟前来看个仔细。他们满怀高兴和好奇的心情站着不动，准备赌一赌，看两个殴斗者中哪一个胜哪一个败。

迪比伊先生这样使了一阵子劲，累得精疲力竭，他突然直起腰，一句话也没说，坐了下来。

普鲁士人并没有反扑，因为他又是惊奇，又是疼痛，已经张皇失措，发了呆。等他喘过气来以后，才说：

“你要是不肯用手枪和我决斗，我就打死你。”

迪比伊先生回答：

“悉听尊便。我奉陪。”

德国人接着又说：

“斯特拉斯堡[6]到了。我去找两个军官做证人，在火车开出以前，还来得及。”

迪比伊先生喘得跟火车头一样，对两个英国人说：

“你们二位愿意做我的证人吗？”

两个人同时回答：

“噢！Yes！”

火车停住了。

一分钟以后，那个普鲁士人找到了两个同事，他们带来手枪，大家来到城墙根。

两个英国人怕误车，不断地掏出表来看，他们加快步伐，草草地做好准备。

迪比伊先生从来没有摸过手枪。他被安置在离敌人二十步远的地方。有人问他：

“准备好了没有？”

在他回答“准备好了，先生！”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英国人在张伞遮太阳。

有一个声音发出命令：

“开枪！”

迪比伊先生立刻胡乱放了一枪。奇怪，他看见站在对面的那个普鲁士人晃了几晃，举起双臂，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原来是被他打死了。

一个英国人“噢！”的叫了一声，声音里透露出内心的髙兴，也透露出他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兴奋得沉不住气了。另外一个手上一直握着表的英国人，抓住迪比伊先生的胳膊，拖着他用小跑步的步伐朝车站奔去。

头一个英国人双手握拳，胳膊肘贴紧两肋，一边跑，一边喊：

“一，二！一，二！”

三个人挺着大肚子，并肩朝前跑，活像滑稽报刊上的三个滑稽人物。

火车开动了，他们跳进原来的那节车厢。两个英国人脱掉旅行便帽，举起来挥动，一连叫了三遍：

“Hip，hip，hip，hurrah！[7]”

然后，他们毕恭毕敬地先后朝迪比伊先生伸出右手；握完手，他们又重新回到角落里并排坐下。

郝运译

[1] 在普法战争中，一八七〇年九月巴黎被包围，至一八七一年法国国民公会批准在凡尔赛签订的初步和约，三月一日普军进入巴黎，不过只停留了两三天就撤出。

[2] 法尔斯堡：法文是Pharsbourg，可能是作者根据Phalsbourg这个城市名仿造出来的。Phalsbourg一般亦译为法尔斯堡，在法国东北部摩泽尔省境内，普法战争中，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冬季，因曾对普军顽强抵抗而出名。

[3] 英语，意思是：是的。

[4] 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七日普奥战争爆发。七月三日在捷克境内的萨多瓦决战中，奥军遭到惨败，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引起极大的反响。

[5]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和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

[6] 斯特拉斯堡：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原为旧阿尔萨斯省省会，现为下莱茵省省会，隔莱茵河是德国的国土。

[7] 英语，意思是：嗨，嗨，嗨，乌拉！

马丹姑娘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星期日望完弥撒以后。他从教堂出来，沿着通往他家的那条低洼的路走去，正好走在马丹姑娘的后面；她也是回家去。

她的父亲迈着一个富裕农庄主人的趾高气扬的步伐走在她身边。他瞧不起布罩衫，穿着一件像西服上身的灰呢子衣服，还戴着一顶宽边的圆顶礼帽。

她呢，穿着紧身胸衣，紧身胸衣的带子一个星期只束紧一次。她腰细，肩宽，臀部突出，挺着身子走着，一边走一边轻轻地摆动。

她戴一顶饰有花朵的帽子，那是依佛多的一个女商人开的帽店里制作的。她的颈背整个露出，结实，丰满，柔软。长在颈后的细发舞动着，由于风吹日晒，变成了焦黄色。

他，伯努瓦，只看见她的后影儿，不过他对她的脸很熟悉，虽然他从来还没有像这样仔细地看过她。

他猛然对自己说：“见鬼，马丹姑娘倒真是个漂亮姑娘。”他望着她走，望着望着，突然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感到自己心里充满一股欲望。不，他完全用不着再看她的脸。他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她的腰部，大声地自言自语：“见鬼，真是个漂亮姑娘。”

马丹姑娘向右转弯，走进马丹农庄，农庄属于她父亲让·马丹。她回头朝后面望望，看见了伯努瓦，觉得他样子很怪。她大声嚷道：“你好，伯努瓦。”他回答：“你好，马丹姑娘，你好，马丹老板。”接着他就走过去了。

他回到家里，汤已经放在饭桌上。他在母亲对面坐下，身边是一个长工和一个小伙计。女长工去取苹果酒了。

他吃了几勺子，就把盆子推开。他的母亲问道：

“你不舒服吗？”

“不，我肚子里好像装满了粥，一点儿也不饿。”

他望着别人吃，时不时切一小口面包，慢慢送到嘴里，长时间地嚼着。他想着马丹姑娘：“她倒真是个漂亮姑娘。”真想不到他以前居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如今是那么突如其来，那么来势凶猛，使他连饭都吃不下了。

炖肉他没有碰。他母亲说：

“来，伯努瓦，来吃一口；这是炖羊排骨，对你有好处。一个人胃口不好，就应该勉强吃点。”

他吃了几块，又把盆子推开。不行，一点也吃不下。

下午他到地里去兜了个圈子，他放了小伙计的假，答应顺便照看一下牲口。

田野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因为这一天是休息的日子。牛分散在一块苜蓿地里，笨重的身子卧在地上，肚子鼓得老大，在太阳下反刍着。卸下来的犁暂时搁在一块已经耕过的地旁边。翻过的泥土等着播种，棕黑色，一大片一大片，四四方方地平铺在黄色的田地中间，那是刚收割过的小麦地和燕麦地，短麦茬儿已经开始腐烂。

平原上刮着略微有点干燥的秋风，看来晚上在太阳落山以后会很凉爽。伯努瓦坐在一条沟边上，把帽子放在膝头上，好像他的头需要吹吹风似的。他在田野的寂静气氛中高声说：“要说漂亮姑娘，她可算得上是一个漂亮姑娘了。”

他晚上躺在床上想她，第二天醒来还在想她。

他没有感到忧愁，也没有感到不高兴。他简直没法说出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好像有一样什么东西抓住他，有一样什么东西钩在他的心灵里，有一个摆脱不掉的念头害得他心里痒痒的非常难受。有时候一只大苍蝇关在屋子里，你听见它嗡嗡地飞，吵得你心里烦躁。忽然它停住，于是你把它忘了；但是它忽然又飞起来，迫使你抬起了头。你没法捉住它，没法赶走它，没法打死它，也没法使它待着不动。它刚停下来，又嗡嗡地飞起来了。

马丹姑娘的影子就像一只关在屋里的苍蝇那样，在伯努瓦的心房里折腾着。

后来他迫切地想再见到她。他一次次地在马丹农庄前面经过。最后他终于看见她在两棵苹果树间的一根绳子上晾衣服。

天气很热，她只穿一条短裙，当她举起胳膊晾餐巾时，她那件贴肉穿的衬衫把她身体的曲线完全显露出来了。

他在沟里蹲了一个多钟头，甚至在她走了以后，还蹲在那里。他回到家里，比以往更加神魂颠倒了。

在整整一个月里，他心里只有她。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到她，他就不由得颤栗。他吃不下饭，每天夜里淌汗，不能成眠。

星期日，他在望弥撒的时候，眼睛始终不离开她。她发觉了，对自己受到这样的爱慕，感到很高兴，朝他露出了微笑。

一天晚上他突然在路上遇到她。她看见他来了，就站住不走。于是他径直朝她走过去，害怕和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但是他下了决心要跟她说话。他吭吭哧哧地开始说：

“你瞧，马丹姑娘，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她好像故意逗弄他似的回答：

“什么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伯努瓦？”

他说：“就是我想你，一天有几个钟点我就想你几个钟点。”

她双手往腰上一叉，说：“又不是我害你的。”

他结结巴巴地说：“不，是你。我不能睡，不能休息，不能吃，什么都不能做了。”

她低声说：

“为了治好你，你看，该怎么办呢？”

他晃着两条胳膊，眼睛瞪得圆圆的，张口结舌，一下子愣住了。

她朝他肚子上使劲打了一下，接着就跑着逃走了。

从这天起，他们开始在沟沿和低洼的路旁相会，或者是太阳下山，他牵着马回来，她把牛赶到牛圈去的时候，在田边上相会。

他感到他的肉体和灵魂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推向她。他恨不得抱住她，使劲搂紧她，使她变成他的一部分。他因为无能为力，急于求成，因为她还不完全属于他一个人而气得浑身颤栗，好像他们原来就是分不开的一个人似的。

当地的人谈论他们，说他们已经私订终身。事实上他也确实问过她是不是愿意做他的妻子，她曾经回答：“愿意。”

他们在等候机会告诉他们的父母。

可是后来在约定的时间里她突然不来了。他甚至在农庄周围转来转去，都没有看见她。只有在星期日望弥撒的时候才能见到她一眼。有一个星期日，本堂神父讲完道以后，在讲坛上宣布了维克多瓦尔-阿代拉伊德·马丹和约瑟凡-伊西多尔·瓦兰的结婚预告。

伯努瓦两只手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手上的血给人一下子抽干了似的；他的耳朵嗡嗡响，什么也听不见，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俯在弥撒经书上哭泣。

他不出房门，在屋里待了整整一个月以后，才又开始干活儿。

但是他并没有治愈。他仍旧忘不了。他避免走她家周围的那几条路，甚至不愿意看见她院子里的那几棵树，因此他早上出门晚上回来都得绕上一个很大的圈子。

她如今跟区里最富裕的农庄主人瓦兰结婚了。伯努瓦虽然和他从小是朋友，可是见面再也不理睬他了。

然而有一天晚上，伯努瓦在村政府门口经过，听说她怀孕了。他非但没有感到痛苦，反而感到一种轻松。现在完了，一切都完了。这比她的结婚更进一步地把他们两人分开了。说真的，他也希望如此。

几个月过去，又是几个月过去。他偶尔瞧见她迈着笨重的步子到村里去。她见到他，脸涨得通红，低下头，加快了脚步。他呢，为了避免碰到她，避免和她的眼光相遇，总是离开自己原来走的那条路。

但是他一想到很可能在哪天早上和她迎面相遇而又不得不跟她讲话，心里就非常害怕。从前他握住她的手，吻着她颊边的头发，讲过那些话以后，如今他还能跟她讲什么呢？他还常常想到他们在沟边上的约会。她在山盟海誓以后的所作所为是卑鄙可耻的。

不过他心里的痛苦还是渐渐减轻，只留下了淡淡的哀愁。有一天他第一次又走上了那条经过她住着的农庄的老路。他远远地望着那所房子的房顶。她跟另外一个男人就住在那里面！住在那里面！苹果树开花了，公鸡在厩肥堆上啼唱。整座房子看上去好像是空的，春忙时节人都下地去干农活儿了。他停在栅栏门旁边，望着院子里。狗睡在狗窝前，三只小牛一只跟着一只慢慢朝池塘走去。门口有一只大火鸡展开尾巴，在那些母鸡面前昂首阔步，神态活像舞台上的男歌唱家。

伯努瓦靠在木桩子上，突然感到自己想大哭一场。但是他忽然听见从房子里发出一声叫喊，一声求救的高声叫喊。他惊慌失措，两只手紧紧抓住栅栏，听着，听着。又是一声拖长的、凄厉的叫喊，钻进了他的耳朵，钻进了他整个肉体和灵魂。这是她在喊，他奔过去，穿过草地，推开门，看见她躺在地上，抽搐着，脸色苍白，眼神惊慌。她在受着分娩阵痛的煎熬。

他站着不动，比她还要苍白，比她哆嗦得还要厉害。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来了，我来了，马丹姑娘。”

她喘着气回答：

“啊！别离开我，别离开我呀，伯努瓦。”

他望着她，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做什么。她又开始叫喊：“哎唷！哎唷！痛死了！哎唷！伯努瓦！”

她可怕地扭动着。

突然间伯努瓦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救她，安慰她，解除她的痛苦。他弯下腰，把她抱起来，放到她的床上。她一直不停地哼哼，他替她脱衣服，脱掉上衣、连衫裙和衬裙。她咬住拳头，不让自己出声叫喊。于是他照平常对付牲口，对付母牛、母羊和母马那样；他帮助她，双手接下了一个哇哇啼哭的胖娃娃。

他把娃娃洗干净，用烘在炉火前的一块抹布包起来，放在桌子上一堆要烫的衣服上，然后他回到母亲的身边。

他把她重新搬到地上，床上换干净以后，又把她安置在床上睡好。她结结巴巴地说：“谢谢你，伯努瓦，你心肠真好。”她流出了几滴眼泪，好像感到了悔恨似的。

他呢，已经不爱她了，完全不爱她了。一切都已经结束。为什么呢？怎么会呢？他没法说清楚。刚才发生的事一下子治好了他的创伤，也许十年不见面，都不会这样有效。

她精疲力竭，颤颤巍巍地问：

“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平静地回答：

“是个挺可爱的闺女。”

他们又不言语了。过了几秒钟，那母亲有气无力地说：

“抱来给我看看，伯努瓦。”

他去把孩子抱来，好像捧着圣体饼似的捧给她，正好这时候门开了，伊西多尔·瓦兰走进来。

他起初弄不懂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突然一下子猜到了。

伯努瓦很慌张，他结结巴巴地说：“我路过，正好路过，听见她喊叫，我就进来了……这是你的孩子，瓦兰！”

那丈夫于是热泪盈眶，朝前走了一步，接过另一个人捧给他的那个脆弱的婴儿，吻了吻，有好几秒钟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他把孩子放在床上，朝伯努瓦伸出两只手：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伯努瓦，现在，在我们俩中间，你看，一切都讲定了。如果你愿意，我们俩就做好朋友，是呀，做好朋友！……”

伯努瓦回答：“我很愿意，当然，我很愿意。”

郝运译

泰奥迪尔·萨博的忏悔

萨博一走进马丹维尔[1]的那家酒店，大家就先乐了。这么说，萨博这个人一定很滑稽啦？哎呀，这才是个不喜欢神父的人呢！啊！不喜欢！确实不喜欢！这个鬼家伙恨不得把他们吞下去。

泰奥迪尔·萨博，木匠师傅，在马丹维尔代表了激进派。他长得又高又痩，一双狡诈的灰眼睛，头发紧贴在两鬓上，两片薄薄的嘴唇。他用他那怪里怪气的口气说“咱们的圣父酒狂[2]”的时候，笑得大家都弯着腰捧住肚子。他决心在星期日人家望弥撒的时候干活儿。每年圣周的星期一他都要宰猪，这样一直到复活节[3]都可以有猪血灌肠吃。遇到本堂神父路过的时候，他总是开玩笑似的说：“这一位刚在柜台上把他的天主吞下去了。”

神父是个胖子，个子也挺髙，很怕他，因为他的玩笑话使他得到不少支持者。玛里蒂姆神父是一个政治家，喜欢玩弄手腕。他们之间的斗争，秘密的、激烈的、不断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十年。萨博是村参议员。人们相信他会当上村长，对教会说来那肯定是一个决定性的失败。

选举即将举行。马丹维尔的教会派十分忧虑。一天早上，本堂神父动身到鲁昂去了，他告诉他的女用人，说他去看大主教。

两天以后他回来了。他喜气洋洋，非常得意。到了第二天，大家都知道教堂的圣坛要整修翻新。大主教大人私人掏腰包，付出了六百法郎的修理费。

所有纵木的旧神职祷告席都要拆掉，换成橡树心木的。这是一桩相当可观的木工活儿，当天晚上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这件事。

泰奥迪尔·萨博没有心情笑了。

第二天他出门在村里遇到那些邻居，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开玩笑似的问他。

“教堂的圣坛是不是由你来修理？”

他找不出话来回答，可是生起气来了，气可大着呢。

那些狡猾的人还补充说：

“这桩活儿不坏，至少有二三百法郎好赚。”

两天以后，传说修理工作要交给佩尔什维尔的木匠塞勒斯坦·尚布尔朗去做。后来又有人否认这个消息，接着又有人宣布教堂里的全部长凳也都要修理。这需要两千法郎，已经向部里提出申请。这件事引起了极大的哄动。

泰奥迪尔·萨博再也睡不着了。有史以来，当地还没有一个木匠接过这样的买卖。后来又有了传闻。人们在私下里说，要把这桩活儿交给外村的人去干，本堂神父感到很难过，可是由于萨博的信仰，他又不能交给萨博。

萨博听到了风声。他在天黑的时候到本堂神父的住宅去。女用人回答他说神父在教堂里。他于是到教堂去了。

两个许愿终身侍奉圣母的酸溜溜的老姑娘，在神父的指导下，正在为圣母月[4]布置祭坛。那神父腆着大肚子，立在圣坛中央，指挥两个女人布置，她们爬到椅子上，在圣体龛周围放上一束束花。

萨博好像走进了他最大的敌人的家里，感到浑身不自在，但是赚钱的欲望在咬着他的心。他脱下鸭舌帽，拿在手上，走过去，甚至没有注意那两个老姑娘。她们大吃一惊，一动不动地立在椅子上发愣。

他吭吭哧哧地说：

“您好，神父先生。”

那神父正忙着布置他的祭坛，也没有朝他看一看，就回答说：

“您好，木匠先生。”

萨博不知所措，一句话也想不出来，不过，在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说：

“您在做准备。”

玛里蒂姆神父回答：

“是呀，圣母月快到了。”

萨博又说：“这个，这个，”接着就不言语了。

他这时候恨不得什么也不提就转身走掉。但是他朝圣坛望了一眼以后，不肯走了。他看见有十六个神职祷告席要换，六个在右边，八个在左边，两个在圣器室门口。十六个橡木神职祷告席最多值三百法郎。一个人如果手脚不笨，包下来细心干，肯定可以赚二百法郎。

于是他吭吭哧哧地说：

“我是来接活儿的。”

本堂神父露出惊讶的神色。他问：

“什么活儿？”

萨博心里发慌，低声说：

“要找人干的活儿。”

于是神父转过身来，盯住他的脸看：

“您是想谈谈修理我的教堂里的圣坛吗？”

玛里蒂姆长老用的那种口气，泰奥迪尔·萨博听了以后，背上起了一阵寒战，他又一次恨不得立刻逃走。然而他还是谦恭地回答：

“正是这样，神父先生。”

于是长老把两条胳膊交叉在大肚子上，仿佛由于惊讶，一下子愣住了。

“您……您……您，萨博……来向我提出这个要求……您……我的堂区[5]里仅有的一个不信神的人……但是这会成为一件丑事，一件众所周知的丑事。大主教大人会训斥我，说不定还会把我撤职的。”

他停了几秒钟，喘了喘气，这才改用比较平静的口气继续说：

“我明白您看见把这样重要的一件工作交给邻近堂区的木匠去干，心里很难过。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除非……不行，这办不到……您决不会同意的；您不同意，就绝对不行。”

萨博这时候望望那一直排列到大门口的一排排长凳。见鬼，要是这些都需要重新更换呢？

他问道：

“您所需要的是什么？您只管说吧。”

神父用坚定的口气回答：

“我需要明确的保证，保证您的诚意。”

萨博低声说：

“我现在不说。我现在不说，也许我们可以谈妥的。”

本堂神父说：

“必须在下个星期日望大弥撒时公开领圣体。”

木匠感到自己脸刷的一下子白了。他没有回答，反而问道：

“那些长凳是不是也要修理？”

长老很肯定地回答：

“是的，不过要晚一步。”

萨博说：

“我现在不说，我现在不说。我决不是个不可改悔的人，我对宗教确实抱赞成态度。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些仪式，但是既然是这样，我决不会顽固到底。”

那两个侍奉圣母的老姑娘已经从椅子上下来，躲在祭坛后面，她们听着，激动得脸色发了白。

本堂神父看到自己已经得到胜利，突然一下子变得和蔼可亲：

“好极了，好极了。这句话说得聪明，不愚蠢，听见没有？您等着瞧吧，等着瞧吧。”

萨博很不自在地微笑着问道：

“难道没有办法把这次领圣体稍为推迟几天吗？”

但是神父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从工作委托给您的时候起，我希望我能确实相信您已经皈依天主教。”

接着他比较温和地说下去：

“您明天来忏悔，因为我必须至少审查您两次。”

萨博跟着说了一遍：

“两次？……”

“对。”

神父露出了笑容：

“您也明白，您需要来个大扫除，整个儿洗洗干净。因此，我明天等您。”

木匠十分激动地问：

“您在什么地方干这件事？”

“当然……在忏悔室。”

“在那边角落里的那个箱子里吗？不过，不过，你那个箱子对我不合适。”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对它不习惯。而且我的耳朵有点背。”

神父显得非常随和。

“好吧！您到我家里来。在我的客厅里，就咱们两人单独地进行。您看怎么样？”

“好，那样对我合适，不过您那个箱子，不行。”

“好吧，那就明天，您活儿干完以后，六点钟来。”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说了算数；明儿见，神父先生。谁要是赖谁是混蛋！”

他伸出粗糙的大手，神父用手使劲地拍下去。

这啪的一下响声在教堂的拱顶下面传过去，一直消失在那边管风琴的管子后面。

第二天，泰奥迪尔·萨博一整天不能平静。他就像去拔牙齿以前那样感到有点儿心慌。他的脑海里时时刻刻闪过这个念头：“我今天晚上要去忏悔了。”他的乱糟糟的心灵，不够坚定的无神论者的心灵，对神圣的宗教奥秘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但是强大的恐惧，感到惶惶不安。

他一干完活儿就朝神父住宅走去。本堂神父在花园里等他，正沿着一条小径边走边念日课经，看上去十分得意，大声笑着迎着他走过来。

“好，好！真没想到。请进，请进，萨博先生，放心吧，不会把您吃掉的。”

萨博先生先走进屋。他结结巴巴地说：

“如果您不反对，我希望把咱们这件小事立刻先办掉。”

本堂神父回答：

“我听候您的吩咐。我的祭披就在这儿。一分钟之后我就可以听您讲了。”

木匠已经激动得什么都不想了，呆呆地望着他披上烫出许多褶子的白祭披。神父向木匠做了个手势：

“跪在这个垫子上。”

萨博不好意思跪下来，仍旧站着不动。他结结巴巴地说：

“跪下来有用处吗？”

但是那长老态度变得非常威严：

“做忏悔非跪着不可。”

萨博跪了下来。

神父说：

“请您念悔罪经。”

萨博问：

“什么？”

“悔罪经。如果您已经记不得了，我念一句，您跟着念一句。”

本堂神父慢慢地，抑扬顿挫地念着神圣的悔罪经文，木匠一句句跟着念。然后他说：

“现在忏悔吧。”

但是萨博不吭声，他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于是玛里蒂姆长老帮助他。

“我的孩子，既然您好像不太懂，那就让我来问您。我们按照天主的训戒[6]的次序一个一个地来。仔细听我说，别慌张。要老老实实说，别怕讲得太多。

汝应敬一神，

爱之以诚意。

“您是否曾经像爱天主那样爱过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您是否全心全意，以您全部爱的力量爱天主？”

萨博费力思索，满头大汗。他回答：

“不。啊，不，神父先生。我尽我可能地爱天主。这个——是的——我非常爱他。要说我不爱我的孩子，不，我不能够说。要说必须在他们和天主中间选择，这个我没法说。要说为了爱天主必须损失一百法郎，这个我没法说。但是我确确实实非常爱他，非常爱他。”

神父严肃地说：

“应该爱他胜过一切。”

萨博满怀诚意地宣布：

“我将尽我可能，神父先生。”

玛里蒂姆长老接着说下去：

天主不可骂，

他物亦如是。

“您可曾有时说过什么渎神的话？”

“没有。啊！这个可没有，——我从来，从来不说渎神的话。有时候，在气头上，我当然也说他奶奶的天主！但是我从来不说渎神的话。”

神父大声喝道：

“这就是渎神的话！”

然后严肃地说：

“以后不要再说了。我继续下去：

主日勿做工，

专心事天主。

“您在星期日干什么？”

这一次萨博搔了搔耳朵，说：

“我吗，我尽最大的努力侍奉天主，神父先生。我在家里……侍奉他。我星期日干活儿……”

本堂神父打断他，宽宏大量地说：

“我知道，您以后会改好的。下面有几条训戒我放过去，因为我确信您从来没有违背过。我们来看看第六条和第九条。我再说下去：

不可夺人财，

也勿取以计。

“你是否曾经用什么手段骗取别人的钱财？”

泰奥迪尔·萨博却生气了：

“啊！绝对没有。啊！绝对没有。我是一个诚实的人，神父先生。这个，我可以发誓，肯定没有。要说有时候我没有向有钱的主顾多算几个钟头的活计，这个我不敢说。要说我在账单上没有多开几个生丁，这个我不敢说。但是盗窃，没有过，啊，肯定没有过。”

本堂神父严肃地说下去：

“骗取一个苏[7]就构成盗窃罪。以后不可再干了。

妄证不可说，

谎语最当弃。

“您可曾说过谎？”

“没有，这个没有。我不是喜欢说谎的人。这是我的品德。要说我没有讲过什么笑话，那我不敢说。要说在与我的利害有关的时候我没有使人相信绝对没有的事，那我不敢说。但是说到说谎，我可不是喜欢说谎的人。”

神父简单地说：

“以后要更加检点一些。”

接着他说：

若非夫妇间，

性交宜永忌。

“您可曾想望或者占有除您妻子以外的任何女人？”

萨博真诚地叫起来：

“这个没有过；啊！这个没有过，神父先生。我可怜的妻子，欺骗她！不！不！一丁点儿也没有过，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没有过。决不讲假话。”

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好像心里产生了怀疑似的，放低了声音说：

“我进城去，要说我从来没有为了笑笑，为了闹着玩儿，为了换换花样，到过那种地方，您也知道，就是到过妓院，我不敢那么说……不过我付钱，神父先生，我每次都付钱。既然我付了钱，那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本堂神父没有再坚持，赦免了他的罪。

泰奥迪尔·萨博承包了圣坛的修理工作；他每个月都领圣体。

郝运译

[1] 马丹维尔：这个地名和下面提到的地名佩尔什维尔，都是作者杜撰的。

[2] 酒狂是“教皇”的谐音。

[3] 复活节：基督教主要节日之一，纪念耶稣的复活。节期定在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之间）。复活节前的一周为圣周，在这一周内的星期五为耶稣受难节，这一天信徒应守大斋。

[4] 圣母月：天主教把五月叫做圣母月，或译马利亚月。

[5] 堂区：一称“本堂区”。天主教的基层教务行政区域，由主教委派的神父主管，一般由一所教堂组成。主管神父称为本堂神父。

[6] 天主的训戒，即基督教的诫条。十诫。据《圣经·出埃及记》载，系上帝在西奈山上亲自授予摩西，作为同以色列人订立的约法。

[7] 苏：法国辅币名，二十苏合一法郎。

族间仇杀[1]

保罗·萨维里尼的寡妻孤孤单单地和儿子住在博尼法乔[2]城墙根的一所简陋的小房子里。博尼法乔这座城市坐落在一个山嘴上，有几处简直就像是在海面上悬着，越过礁石林立的海峡，能够望到地势较低的撒丁岛海岸。在另一面的城脚下悬崖裂开了，这道裂缝如同一条巨大的回廊，几乎把整个城市围了一圈，成为这个城市的港口。意大利或者撒丁岛的小渔船，还有每隔半月到阿雅克修[3]打个来回的那条喘气的老火轮，都可以在两道峭壁之间绕上一个大弯子之后，一直开到城市最前面的几所房屋跟前。

山是白色的，那堆房子却给它添上一块更白的颜色。房子看上去就像野鸟窠似的，挂在山岩上，俯瞰着一般海船轻易不敢开进来的那条险恶的水道。风不停地袭击着大海，袭击着光秃秃的海岸。由于风的侵蚀，海岸上只长着稀稀落落的野草。风灌进海峡，蹂躏着它的两岸。澎湃的浪涛中到处露出岩石，数也数不清，一串串白花花的泡沬挂在黑色的岩尖上，就像在水面漂浮、抖动的破布。

萨维里尼寡妇的房子紧挨着悬崖的边缘，有三扇窗户对着这片蛮荒凄凉的景色。

她孤孤单单地和她儿子安托万，还有他们的母狗“欢儿”住在那儿。这条狗又高又瘦，一身粗硬的长毛，是纯种的牧羊犬。年轻人把它当作猎狗使唤。

一天晚上，在一场争执以后，安托万·萨维里尼遭到尼古拉，拉沃拉蒂的暗算，被他一刀攘死了。当天夜里，拉沃拉蒂就逃到撒丁岛去了。

几个过路人把尸体送回来，老妈妈见了并没有哭，只是一动不动地望着。过了好久，她才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放在尸体上，发誓要给他报仇。她不要任何人陪伴，关上门，和嗷嗷叫着的狗守灵。那条狗站在床脚边，把头伸向主人，夹着尾巴，接连不断地叫。老妈妈身子俯向尸体，直勾勾地望着，大颗的泪珠默默地往下滚。

年轻人穿着粗呢上衣，衣服的前襟刺穿了，也撕破了。他仰面躺着，就像睡着了一样，只是身上到处是血。急救时扯破了的衬衫上，坎肩上，短裤上，脸上和手上，都是血。胡子和头发上还凝结着血块。

老妈妈开始跟他讲话。她一开口，狗就不再作声。

“放心吧，放心吧，会替你报仇的，我的宝贝，我的儿，我可怜的孩子。睡吧，睡吧，会替你报仇的，你听见了吗？是妈妈答应你的呀！妈妈从来说话算数，这你是知道的。”

她慢慢弯下腰，用冰冷的嘴唇吻了吻死人的嘴唇。

于是欢儿又哀声叫起来。它发出一声悠长、单调、凄厉而又可怕的哀号。

老妈妈和狗在那儿一直守到天亮。

第二天，安托万·萨维里尼下了葬，不久以后，博尼法乔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他了。

他既没有亲兄弟，也没有堂表兄弟。没有给他报仇的男子汉。想着这件事的，只有他的母亲，那个老妇人。

隔着海峡，她从早到晚望着对岸的一个小白点。那是撒丁岛上的一个小村庄，叫隆哥撒尔多[4]。科西嘉的土匪遇到风声紧急，被官方追捕得太紧的时候，就逃到那里去藏身。光是他们就几乎把那个面对祖国海岸的村子住满了，他们就在那里等候机会回到故乡的丛林中去。她知道，尼古拉，拉沃拉蒂就躲在那个村子里。

她成天一个人坐在窗前，眼睛望着那边，心里盘算着报仇的事。她无依无靠，身体衰弱，也是活不长的人了，叫她怎么办呢？可是她已经答应报仇，她已经对着死人发过誓。她不能丢开不管，也不能再等下去。怎么办呢？她夜里再也睡不着了。她得不到休息和安宁，只是一味地苦苦思索。那条狗在她的脚边打盹儿，不时抬起头来，向远处叫几声。自从主人不在了以后，它常常这样叫，仿佛是在呼喊主人，仿佛在它那无法安慰的畜生的心灵里，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

一天夜里，当欢儿又哀叫起来的时候，老妈妈却想出了一个主意，这是一个只有报仇心切、凶狠残暴的野蛮人才想得出的主意。她把这个主意整整盘算了一夜，天蒙蒙亮就起来到教堂去。她跪在地上，匍匐在天主面前祷告，乞求天主帮助她，支持她，赐给她那衰弱可的身体以足够的力量，好为儿子报仇。

然后，她就回家了。她院子里有一只没盖的旧酒桶，搁在房檐底下接雨水。她把它翻倒，把水倒空，再用木桩和石头把它固定在地上，当作狗窝，然后把欢儿拴在上面，自己就进屋去了。

她一刻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眼睛一直盯着撒丁岛的海岸。凶手就在那儿。

狗叫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老太太端给它一碗水，可是再不给它别的，没有汤，也没有面包。

又这么过了一天。精疲力竭的欢儿睡着了。第二天，它的两眼闪光，周身的毛根根竖起，拼命地拽链子。

老太太还是什么也不给它吃。那畜生狂怒起来，嘶哑地叫着。又这么过了一夜。

天亮以后，萨维里尼妈妈到邻居家里去要了两捆麦秸。她取出几件她丈夫当年的旧衣服，塞满麦秸，做了个草人。

她在狗窝前面的地上插了一根棍子，把草人缚在上面，就像是站着一样，然后又用一包旧布作了个人头。

狗惊讶地看着草人，尽管它饿得难熬，却一声也不叫了。

老妇人于是到肉铺去买了一大根猪血灌肠。回家以后，她就在院子里，靠近狗窝的地方，燃起一堆柴火来烤那根灌肠。欢儿发了狂，乱蹦乱跳，口吐白沬，眼睛死盯着烤架，烤灌肠的香味一直往它的肚子里钻。

然后老妈妈就拿这根冒着热气的灌肠给草人做了一条领带。她用绳子把灌肠扎在草人脖子上，扎了半天，简直就好像要把它勒到里头去似的。这样做好以后，她就把狗放开。

那畜生猛地一跳，就咬住了假人的喉咙，两只爪子搭在它的肩膀上，撕扯起来。它叼着一块灌肠跳下来，随即又重新扑上去，牙齿咬进绳子，扯出几块食物，再跳下来，然后又疯狂地扑上去。它狠狠地扯掉草人的脸，把脖子完全撕烂。

老太太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看着，眼睛里闪着亮光。随后，她把狗又拴起来，又饿了两天，重新开始这种奇怪的训练。

一连三个月，她一直教那只狗进行这种搏斗，教它用獠牙去取得食物。现在，她不再拴它了，只要她做个手势，它就向草人扑去。

她教会了它，即使不在草人脖子里放什么食物，它也会去撕，去咬。事后她再把那份烤灌肠赏给它。

欢儿只要一见了那个草人就浑身颤抖起来，然后回过头来望着女主人。女主人就用手一指，尖叫一声：“去。”

萨维里尼妈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一个星期日早上，带着一股狂热的虔诚心去忏悔，领圣体。然后，她换上男装，扮成衣衫褴褛的穷老头子，和一个撒丁渔民讲好价钱，就带着狗渡到海峡对岸。

她的帆布口袋里有一根灌肠。这时候，欢儿已经饿了两天。老妇人不时让它闻闻香喷喷的食物来刺激它。

她带着狗走进隆哥撒尔多村。这个科西嘉女人一瘸一拐地走着。她走进了一家面包店，打听尼古拉·拉沃拉蒂的住址。尼古拉·拉沃拉蒂又在干那木匠的老营生，这时候正独自在铺子里干活儿。

老妇人推开门，喊他：“嗨，尼古拉！”

他刚一转身，她就放开狗，叫道：“去，去，咬，咬！”

狗发疯似的蹿了上去，一口咬住喉咙。那汉子伸开双臂，抱住狗，在地上翻滚。他双脚在地上乱踹，折腾了几分钟以后，就不再动弹了。欢儿在他的脖子上扒来扒去，把脖子抓得稀烂。当时坐在自己门口的两位邻居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曾经看见一个穷老头子带着一条骨痩如柴的黑狗走出来。那条狗一边走，一边吃着主人给它的一样棕色的东西。

当天晚上，老妇人回到家里。那一夜，她睡得很香。

郝运译

[1] 地中海科西嘉岛上自古留下的风俗，一个人遭外族人杀害后，由本族人为之报仇，称为族间仇杀。

[2] 博尼法乔：地中海法属科西嘉岛南端城市，隔博尼法乔海峡与意属撒丁岛相望。

[3] 阿雅克修：科西嘉岛首府，在该岛西海岸。

[4] 隆哥撒尔多：撒丁岛北部，博尼法乔海峡西边入口的小村庄。在故事发生时代，村民仅五百人。

等待

晚饭以后，男客们在吸烟室里聊天。那天大家谈到的是意外的继承和离奇的遗产。这时候，有一位被人称作特级大师或是名牌律师的勒布律芒先生走过来，背靠在壁炉上说：

“我现在正在寻找一个在非常可怕的情况之下失踪的遗产继承人。这是日常生活中一件很平常而可怕的事情，然而又是我所知道的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事情是这样的。”

差不多在六个月以前，我被请到一个垂死的妇人的床前。她对我说：

“先生，我现在想委托您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微妙、最困难、最费时间的任务。请看一下放在桌子上的我的遗嘱。如果事情办不成，我付您五千法郎酬金；要是办成了，那就是十万法郎。我要您在我死后找到我的儿子。”

她请我帮她在床上坐起来，好让说话方便些，因为她气喘得很厉害，说话断断续续，嗓音嘶哑。

我是在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家里。那间卧室很阔气，但是阔气里又显得很简朴，四面衬垫着跟墙壁一般厚的织物，看上去很柔软，使人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安静得好像连说话的声音都吸进去了，消失了。

那个垂死的妇人接着说：

“您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自己可怕遭遇的人。我将竭尽全力把它讲完。我知道您是个热心人，又是个上流社会的人，所以我要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诉您，好让您真心实意地全力帮助我。

“请听我说吧。

“在我结婚以前，我曾爱上过一个年轻人，我的父母拒绝了他的求婚，因为他不太有钱。不久之后，我嫁给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我之所以嫁给他是出于无知、害怕、顺从，出于漫不经心，就像一般少女嫁人那样结了婚。

“我跟他生了个孩子，一个男孩。几年以后我的丈夫死了。

“我爱过的那一位，他也结了婚。当他知道我寡居时，因为他已经不是自由之身而感到万分痛苦。他来看我，并在我的面前哭了起来，哭得我心也碎了。他变成了我的朋友。也许我不应该接待他，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孑然一人，那么忧伤，那么孤单，那么绝望！而且我还爱着他。有时候人活得真是痛苦呀！

“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他，我的双亲也去世了。他经常来，整晚整晚地陪着我。我真不该让他来得如此频繁，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可是我没有力量阻止他。

“怎么对您说呢？……他成了我的情人。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怎么知道？……有人知道吗？当两个人被这种不可抗拒的爱情的力量推向一起的时候，您想想还能有别的结局吗？您，先生，您会相信一个人能永远抗拒，永远斗争，永远拒绝所爱慕的男人用恳求、哀告、眼泪、疯话、下跪和那些以狂热的感情提出的要求吗？而且对于这个男人，她希望看到他最小的愿望也能得到满足，她愿意他得到可能得到的一切欢乐，难道会为了顾忌世俗的荣誉观而使他悲观绝望？这会需要多大的力量，放弃何等的幸福，作出什么样的牺牲？而且这种道德观念有多么自私啊！您说是不是？

“总之，先生，我成了他的情妇；而且我是幸福的；在十二年里，我是幸福的。我还成了他妻子的朋友，这是我最大的错误，也是我最最可耻的行为。

“我们一起教育我的儿子，我们把他培养成人，培养成一个真正的男人，聪明，通情达理，坚强果断，慷慨大度。孩子就这样一直长到了十七岁。

“他，这个年轻人，几乎像我一样爱着我的情夫，因为我们两人都同样地爱他，照顾他。他称他为‘好朋友’，非常尊敬他，因为他从他那儿得到的永远是明智的教导，正直、荣誉和诚实的榜样。他把他看作是自己母亲的一位忠诚正直的老朋友，就好比是一个道义上的父亲、监护人、保护人那样的人，我该怎么说呢？

“也许是自幼就看惯了这个人在这个家里，在我的身旁，在他身旁，总是在关心我们，因而也许他从来也没有疑心过什么。

“一天晚上，我们本应该三人一起吃饭（这是我最快活的日子），我一边在等着他们两人，一边心里在想他们两人是谁先来。门开了，来的是我的老朋友。我伸出胳膊向他走过去；他在我的嘴唇上接了一个长长的幸福的吻。

“突然有一个响声，一个几乎听不到的磨擦声，这种说明另有一个人在场的神秘感觉使我们猛吃一惊，我们一下子转过头去。让，我的儿子，他站在那儿看着我们，脸上连一点血色也没有。

“这是令人发疯的残酷的一秒钟。我向后退去，一边对我的孩子伸出双手，好像是向他祈求。然而我已经看不到他了。他走了。

“我们面对面站着，吓呆了，话也不会说了。我瘫倒在一张扶手椅里，心里隐隐约约地有一种强烈的要逃走的渴望，想逃进黑暗里，永远消失。后来，一阵痉挛性的呜咽堵住了我的嗓子，我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肝肠寸断，所有的神经因这种不可挽救的不幸感觉而绷紧，也被一个母亲在这种时刻感到的难以忍受的耻辱所绞痛。

“他呢……惊慌失措地站在我面前，既不敢靠近我，也不敢和我说话，也不敢碰我，生怕孩子又回来，最后他说：

‘我去找他……告诉他……让他理解……总之，我要见到他……让他知道……’”

“他出去了。”

“我等着……心乱如麻地等着，哪怕是一点声音也会心惊胆战，吓得站立起来；即使是壁炉里的火发出的噼啪声，也会使我有一种难以形容、无法忍受的激动。

“我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只觉得心里有一种从未体味过的恐惧在不断增长；即使是世界上最最罪孽深重的人，我也不希望他经受十分钟如此痛苦的时间。我的孩子在哪里啊？他在干什么？

“快到午夜时，我的情人派人送来一张便条。我现在还记得便条上写的话：

‘您的孩子回来了没有？我没有找到他。我在下面，我不想在现在上楼。’

“我用铅笔在这张纸上写道：

‘让没有回来，您必须找到他。’

“我就坐在扶手椅里等了一整夜。

“我疯了。我真想高声喊叫，想奔跑，想在地上打滚。可是我并没有动，总是在等。他会遇到什么事呢？我想知道，想猜出来，可是无论我如何努力，无论我心里有多么痛苦，我还是一点也想象不出来。

“我现在倒是怕他们见面了。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呢？孩子会干出什么事来呢？许多可怕的猜测，许多骇人听闻的假设，把我的心也撕碎了。

“您对这点一定是能够理解的，先生，是不是？

“我的女仆，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了解，她不断地到房间里来，一定以为我是疯了。我用一句话或是一个手势把她打发走。她去找医生，医生看到我已经神志不清了。

“他们把我抬到床上，我得了脑炎。

“我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恢复了知觉，发现我的……我的情人……独自一人在我的床边。我大声叫道：‘我儿子呢？……我儿子在哪里？’他没有回答，我结结巴巴地问：

‘死了……死了……他自杀了吗？’

“他回答说：

‘没有，没有，我向您发誓。但是虽然我已经努力了，却没有找到他。’

“我突然生气了，甚至可以说是大发雷霆，因为一个人有时发脾气是不可理喻的。我宣布说：‘如果您找不到他，我不准您再来见我；您走吧。’”

“他出去了。

“他们两个人，从此以后我一个也没有再见到过，先生，我就这样过了二十年。

“您能够想象吗？您能够理解这种无法忍受的酷刑吗？我这颗母亲的心、女人的心在忍受着这种缓慢而持久的酷刑。这可憎的、没完没了的、永无尽期的等待……就要结束了……因为我就要死了。没有见到他们，而我将死了……这一个……那一个都不能见到了！

“他，我的朋友，二十年来每天都给我写信。我呢，我一直不愿意见他，哪怕是一秒钟也不愿意；因为我觉得他再到这里的时候，恰恰是我看见我的儿子又出现的时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他死了吗？他还活着吗？他躲到哪儿去了？也许在那边，在大海的那边，在一个如此遥远，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地方！他想念我吗？……唉！要是他知道就好了！这些孩子是多么狠心啊！他知不知道他让我受到的是多么可怕的苦刑吗？我，他的母亲，以全部的母爱热烈地爱着他的母亲，在我还年轻的时候便把我扔进了什么样的绝望之中，什么样的苦刑之中，一直到我的末日才会结束！您说，这有多么狠心啊！

“先生，请您把这些话全都告诉他。请您把我最后的话重复说一遍给他听：

‘我的孩子，我亲爱的、亲爱的孩子，请对可怜的人别这么狠心吧。生活原本就是相当残酷、相当凶残的了！我亲爱的孩子，请想一想你的母亲，你可怜的母亲从你离开的那一天起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亲爱的孩子，既然你的母亲已经死了，那就原谅她、爱她吧，因为她已经受到了最最残酷的惩罚。’”

她气喘吁吁，浑身颤抖，她像在对站在她面前的儿子说话。随后她又接着说：

“您还要对他说，先生，我再也没有见过……另一个人。”

她又住口不说了，然后断断续续地说：

“现在请让我一个人待着吧。我愿意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去，既然他们俩都不在我身边。”

勒布律芒律师接着说：

“先生们，我就这样出来了，像傻瓜似的哭着，以致我的马车夫不停地回过头来看我。

“说来也是，每天在我们周围有多少像这样的悲剧发生啊！

“我没有找着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我呢，我说这个儿子……是有罪的！”

王振孙译

勋章到手了！

有些人生下来就有一种突出的本能，一种爱好，或者是在刚会说话、会思想的时候就产生的一种愿望。

萨克尔芒先生从小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获得勋章。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像别的孩子戴军帽一样，挂着镀锌的荣誉勋位勋章；一到街上，他就挺着挂着红缎带和金属勋章的小胸脯，骄傲地让母亲牵着手。

他学习成绩不好，业士学位考试[1]没有通过，他不知道应该干什么，于是娶了一个漂亮姑娘，因为他家里有钱。

他们像有些富裕的中产隨那样住在巴黎，跟同一个阶层里的人来往，并不混入上流社会，他们认识了一位可能当部长的议员，感到很得意。他们的朋友当中还有两位师长。

但是在萨克尔芒先生的生命初期就钻进他脑袋里的那个思想，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因为没有权利在自己的礼服上挂一根小小的彩色缎带，而一直不断地感到苦痛。

他在林阴大道上遇见那些佩戴勋章的人，心里就像刀扎一样难受。他怀着强烈的嫉妒心情斜着眼瞅他们。有时候下午时间长，他又闲着没事做，就一个个地数。他心里说：“让我们瞧瞧，从玛大肋纳教堂到德鲁奥街我会遇见多少。”

他慢慢走着，仔细观察每一件衣服，他那双老练的眼睛，隔着老远就可以分辨出那个小红点儿。散步到头的时候，他总是对总数之多感到惊讶：“八个军官级，十七个骑士级[2]。岂有此理！像这样乱发勋章，简直是愚蠢。让我们再瞧瞧回去的路上是不是还会有那么多。”

他迈着缓慢的步子往回走，来往的行人很多，十分拥挤，他真担心会妨碍他的调查，会使他数漏。

他知道在哪些市区里可以遇到得最多。他们在王宫[3]一带多如过江之鲫。歌剧院大街就不如和平街[4]；林阴大道的右边就比左边多。

他们好像也偏爱某些咖啡馆、某些戏院。萨克尔芒先生每次看见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停在人行道中间，妨碍交通，他心里就会说：“这是一些军官级荣誉勋位获得者！”他恨不得脱帽向他们致敬。

他常常注意到，军官们的气派和普通一般的骑士两样。他们头部的姿势就不同。让人感到他们享有更高的敬意，更广泛的权势。

有时候萨克尔芒先生也会怒火中烧，对所有那些佩戴勋章的人恨得咬牙切齿。他对他们怀有社会党人才会有的那种仇恨。

他像饥饿的穷人在一家家大食品店门口经过一样，被他遇到的那么多的勋章所激怒，一回到家就大声叫嚷：“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咱们才能摆脱这个肮脏政府？”他的妻子大吃一惊，问他：“你今天是怎么啦？”

他回答：“我到处都看到不公正的行为，使我感到气愤。啊！那些公社分子做得真对！”

但是他吃完晚饭又出去了，他是出去瞧瞧那些出售勋章的商店。他仔细观看那些形状不同、颜色各异的勋章，恨不得能够全部据为己有，在举行公共典礼时，在挤满人，挤满惊奇赞叹的人的大厅里，带头走在一队人的前面。他胸部闪闪发光，顺着他的肋骨挂着一排排勋章，胳膊底下夹着可以折叠的高顶大礼帽，神态庄严地在一片热情赞赏的低语声中，在一片敬重的嘈杂声中走过去，活像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

唉！他没有任何功绩可以得到任何一种勋章。

他心里说：“荣誉勋位勋章对一个没有担任任何公职的人说来确实太难了。我是不是可以试一试，争取得到一枚文化教育勋章！”

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进行。他告诉他的妻子，她听了以后一下子愣住了。

“文化教育勋章？你做过什么可以得到它？”

他大发雷霆，说：“你把我的话听听明白。我正是在想应该做些什么。你有时候真笨。”

她露出了笑容，说：“当然你说得对。但是我不知道。”

他有了一个主意：“你是不是跟罗塞兰议员谈谈，他也许能够给我出个好主意。我呢，你也明白，我不便直接跟他谈这个问题。太微妙，太困难；由你来说，事情就显得自然得多了。”

萨克尔芒太太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罗塞兰先生答应去找部长谈谈。萨克尔芒一再催促。议员最后回答他说，他应该提出一个书面申请，并且列举他的资历。

他的资历？糟糕。他甚至连业士学位都没有得到呢。

然而他还是开始工作，写一本小册子，叫《论人民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思想贫乏，他没有能够写完。

他寻找比较容易写的题目，一连接触了好几个。起初是：《儿童的直观教育》。他要求在各个贫困市区里为儿童建立一种免费剧场。父母从他们很小的时候起就带他们去，剧场里用幻灯向他们传授人类各门学科的基本知识。这也许才是真正的授课，视觉启发大脑，图像会深深印在记忆里，使得科学变得可以说是看得见了。

用这种方法来教授世界史、地理、自然史、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等等，还有比它更简单的吗？

他出版了这篇学术性论文，每个议员送一本，每个部长送十本，总统送五十本，巴黎的报纸每家送十本，外省的报纸每家送五本。

接下来他论述街头图书馆的问题，他提出由国家添置一些小车子，像卖橘子的那种小车子，装满书，在街上推来推去。每个居民出一个苏的租金，每个月可以有权租十本书。

“人民，”萨克尔芒先生写道，“只有在寻找娱乐消遣的时候才肯动弹。既然他们不肯去受教育，那就应该让教育去找他们，等等。”

这些论文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不过他还是提出了他的申请。他得到的答复是申请已经被记下来，并在研究之中。他相信自己一定会获得成功，他等着。但是没有下文。

于是他决定亲自奔走。他请求谒见国民教育部长。接见他的是部长办公室的一位秘书，非常年轻，但是举止已经很庄重，甚至有点自高自大，他像弹钢琴似的，按动一系列白色的小按钮来召唤等候在前厅的传达和侍者以及下级公务员。他向申请者保证，说他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并且建议他继续著书立说。

萨克尔芒先生重新又开始工作。

议员罗塞兰先生如今好像对他的成功特别关心，甚至给他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好主意。在这期间，罗塞兰先生获得了勋章，不过谁也不知道他是凭了什么能够得到这个荣誉的。

他指点萨克尔芒先生研究新的问题，介绍他加入一些学术团体，这些学术团体为了博得荣誉，专门研究科学中那些特别高深莫测的部分。他甚至在部里支持他。

然而有一天他来到他的朋友家吃中饭（近几个月来他常常来吃饭），握着他的手低声说：“我刚为你弄到一个很大的优待。历史著作委员会交给您一个任务，需要到法国各地图书馆进行一次调查研究。”

萨克尔芒激动得吃喝不下。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动身了。

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查阅目录，在堆着满是尘土的旧书的顶楼上乱翻，遭到了图书馆管理人员的痛恨。

然而有一天晚上他在鲁昂，想回去拥抱一下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见面的妻子，于是乘九点钟的一班火车，夜里十二点可以到家。

他身上有钥匙，悄悄地开门进去，髙兴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想到可以给她来个出其不意的惊喜，心里感到十分得意。她的房门关着，真可惜，于是他隔着房门喊道：“让娜，是我！”

她一定是吓了一跳，因为他听见她从床上跳下来，好像是在梦里一样自言自语。接着她跑过去，打开盥洗室，然后又关上，赤着脚在房间里迅速地来回奔走了好几趟，震得桌子上的玻璃器皿都当当响。最后她终于问道：“亚历山大，真的是你吗？”

他回答：“当然是我，快开门吧！”

门开了，他的妻子扑在他的怀里，结结巴巴地说：“啊！真吓人！真没想到，真高兴！”

于是他像做任何事那样有条不紊地开始脱衣服。他从一把椅子上又拿起他的外套，他惯常总是把它挂在前厅里。但是他突然一下子愣住了。纽扣孔里挂着一根红锻带！

他结结巴巴地说：“这件……这件……这件外套上挂着勋章！”

他的妻子一下子扑过来，想从他手里把衣服抓过去：“不……你弄错了……把它给我。”

但是他一直抓住一只袖子，不肯放，疯疯癫癫地重复说：“嗯？……为什么？……解释给我听听？……这件外套是谁的？……既然挂着荣誉勋位勋章，就不是我的。”

她惊慌失措，拼命想从他手里夺过来，结结巴巴地说：“听我说……听我说……把它给我……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一桩秘密……听我说。”

但是他勃然大怒，脸色变得铁青，说：“我要知道这件外套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它不是我的。”

于是她冲着他的脸嚷道：“不，是你的，别说出去，向我发个誓……听我说……好吧，你已经获得勋章了！”

他的情绪波动得那么厉害，不由得放掉了外套，过去倒在一把扶手椅上。

“我已经……你说……我已经……获得勋章了。”

“是的……这是一个秘密，一个大秘密……”

她已经把那件光荣的衣服藏在大橱里，回到她丈夫跟前。她哆嗦着，脸色苍白，接着说：“是的，这是我替你做的一件新外套。但是我发誓不告诉你。在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之内还不会正式公布。要等到你的任务结束，等你回来的时候才让你知道。是罗塞兰先生帮你的忙……”

萨克尔芒差点昏过去，结结巴巴地说：“罗塞兰……勋章到手了……他……他让我……让我也得到勋章……啊！……”

他不得不喝下一杯水。

一张小白纸片躺在地上，那是从口袋里落出来的。萨克尔芒捡起来，原来是一张名片。他念道：“罗塞兰——议员。”

“你看见了吧，”妻子说。

他高兴得哭起来了。

一个星期以后《政府公报》上公布，萨克尔芒先生由于特殊的功绩，颁发给他荣誉勋位骑士级勋章。

郝运译

[1] 法国学生中学毕业后举行会考，称为业士学位考试，考试及格者取得业士学位。

[2] 法国荣誉勋位勋章分为五级，军官级即四级荣誉勋位获得者，骑士级即五级荣誉勋位获得者。

[3] 王宫：巴黎有名的建筑，从前是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的府邸，后归国家所有，周围曾有许多饭馆和铺子。

[4] 歌剧院大街和和平街都在巴黎第二区内，两条街相邻，朝北都通向歌剧院广场。

绳子

献给哈里·阿利斯[1]

在戈代维尔[2]四周的所有大路上，都有农民和他们的妻子朝这个镇子走来，因为这一天是赶集的日子。男的迈着平静的步子走着，长长的罗圈腿每走一步，整个上身就往前俯一下。他们的腿之所以会变形，是因为艰苦的劳动：压下犁头时左肩要耸起，同时身子要歪着；割麦时为了要保持平衡，双膝要分开；还有那些既冗长而又劳累的田间劳作。他们的蓝布罩衫浆得很硬，亮闪闪的，像是上了一道清漆，领口和袖口都用白线绣着花纹；这件罩衫在他们瘦骨嶙峋的上半身上鼓得圆圆的，就像一个就要飞上天的气球，只露出了一个脑袋、两条胳膊和两条腿。

几个男人用一根绳索牵着一头母牛或一条小牛；他们的妻子跟随在牲口后面，用一根还留着叶子的树枝抽打着它们，催它们快走。她们的胳膊上都挎着一些伸出鸡鸭脑袋的大篮子。她们走路时的步子要比她们的男人短小而急促，干瘦的身子挺得直直的，裹在一块用别针系在平坦的胸部上的窄小的围巾里；头上紧贴着头发包了一块白布，上面还戴着一顶软便帽。

接着又有一辆带长凳的大车驶过，拉车的一匹小马一跳一跳小跑着，颠得两个并排坐着的男人和一个坐在车后面长凳上的女人东倒西歪；那个女人为了减轻剧烈的颠簸，紧紧地抓住大车的边缘。

戈代维尔的广场上挤满了一堆乱哄哄的人和牲口。牛的犄角，富裕农民的长毛绒高筒帽和女人的头巾在人群的顶上浮动。各种尖锐刺耳的叫声形成一片此起彼伏的粗野的喧闹，在这种喧闹中，偶尔可以听见一个快活的庄稼汉从健壮的胸膛里发出的轰然大笑，或者是系在墙脚下的一条母牛发出的长哞。

这儿的一切都带着牛栏、牛奶、干草和汗水的气味，散发出人畜混杂，特别是种田人身上冒出来的那种非常难闻的酸臭味儿。

布雷奥戴[3]的奥什科纳老爹一来到戈代维尔镇就朝广场走去，忽然他看到地上有一段绳子。作为一个真正的诺曼底人，奥什科纳老爹十分节俭，认为凡是有用的东西都应该捡起来。于是他吃力地弯下身子，因为他有点风湿症。他捡起了地上那段细绳子，正准备仔细地把它绕起来，却看到马具皮件商玛朗丹老板正站在店门口望着他。从前，他们俩曾经为了一副马笼头吵过一场，两个人都是记恨的人，至今还相互敌视。奥什科纳老爹让仇人看见自己在烂泥里捡一段细绳子，心中不免觉得惭愧。于是他立即把他捡到的东西藏进他的罩衫下面，接着又放进裤子口袋里；接着他又装作在地上寻觅什么东西，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接着他便弯着酸痛的腰，伸着脑袋，朝市场走去。

他很快便混进那个人声嘈杂、行动迟缓的人群，那个因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而乱哄哄的人群。乡下人抚摸着母牛，疑惑不定地走去又回来，生怕上当，永远拿不定主意，窥探着卖主的眼神，一心想识破他们的花招，挑出牲口的毛病。

女人把她们的大篮子放在脚边，从篮子里把带来的鸡取出来放在地上；那些鸡的脚被缚着，眼神惊慌，冠子通红。

她们听着顾客们还的价钱，神色冷淡地坚持她们要的原价；或者突然同意了对方还的价钱，向那个正在慢慢走开的顾客喊道：

“就这样吧，昂蒂姆大爷，我卖给您。”

后来，广场上的人逐渐稀少，教堂里敲响了正午的钟声，家离这儿太远的人都分散到各家客店里去了。

茹尔丹客店的大厅里挤满了吃饭的人；宽阔的院子里也停满了各种车辆，有双轮送货马车，有带篷的双轮轻便马车，有带长凳的载人马车，有轻便双轮马车；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称的大车，全都沾了黄泥，变了形，走了样，东贴西补，有的两条车辕像胳膊似的朝天举着，有的车首挨地，车尾朝天。

大厅里那座火光熊熊的壁炉，紧靠着那些已经入座的顾客，把坐在右边的那排客人的背脊烤得暖烘烘的。三根烤肉铁扦在火上转动，每根叉子上都叉满了小鸡、鸽子和羊腿；烤肉的香味和烤黄了的肉皮上流着的油汁的香味，从炉膛里散发出来，使大家心情愉快，馋涎欲滴。

所有庄稼人中的显要人士都在茹尔丹老板的客店里吃饭，茹尔丹老板又开客店又做马贩子，是个狡猾的有钱人。

菜一盘盘端上来，一盘盘吃光，就像黄色的苹果酒被一罐罐喝光一样。每个人都谈着自己的生意，谈买进或者卖出的东西。他们也打听收成的情况，天气对草料不坏，可是对小麦说来有点潮。

忽然，院子里响起了一阵鼓声，除了几个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的人以外，大家都立刻站起来，嘴里还含着食物，手里拿着餐巾，向门口或者窗口跑去。

公告宣读人敲鼓结束以后，开始结结巴巴、断断续续地念了起来：

“戈代维尔的居民们，以及所有……来市场上赶集的人，请注意；今天早上九十点钟，有人在伯兹维尔的大路上，丢失了一只黑色皮夹子，里面有五百法郎和一些商业往来的单据。如有人捡到，请立即送交镇……镇政府，或者玛纳维尔[4]的福蒂内·乌尔布雷格老板家。有二十法郎的酬金。”

念完，这个人就走了。过了一会，从远处还传来过一次隐隐约约的鼓声和击鼓人的微弱的喊叫声。

这时候，大家开始议论这件事，推测着乌尔布雷格先生有没有找回他的皮夹子的运气。

午餐吃完了。

快要喝完咖啡的时候，门口出现了宪兵班长。

他问道：

“布雷奥戴村的奥什科纳老板在这儿吗？”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奥什科纳老板应道：

“我在这儿。”

班长接着说：

“奥什科纳老板，请您跟我到镇政府去一次，镇长要跟您谈话。”

这个乡下人大吃一惊，很不安，他一口就喝完了他小酒杯中的酒，站起身来；他的腰弯得比早上更加低，因为每次休息后的开始几步总是特别困难。他开始走了，一边重复着说：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镇长坐在一把扶手椅里在等他。镇长也是当地的公证人，身体肥胖，神态严肃，说起话来有些夸大。

“奥什科纳先生，”他说，“有人看见您今天早上，在伯兹维尔的大路上，捡到了玛纳维尔的福蒂内·乌尔布雷格先生遗失的皮夹子。”

这个乡下人瞠目结舌地望着镇长，这个莫名其妙落在他头上的嫌疑把他吓蒙了。

“我，我，我捡到了这只皮夹子？”

“是的，就是您。”

“我以名誉担保，我连看也没有看见过。”

“有人看见您捡的。”

“有人看见我捡的，是谁看见的？”

“马具皮件商玛朗丹先生。”

这时候，老头儿想起来了，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气得满脸通红，说：

“啊！是他看见我捡的，这个坏东西！他看到我捡的是这段绳子，您瞧，镇长先生。”

他一边说一边在口袋里摸索，取出了那一小段绳子。

可是镇长不相信，摇摇头说：

“奥什科纳先生，玛朗丹先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您不能使我相信他会把这段绳子看作一只皮夹子。”

这个乡下人怒不可遏，举起手，向旁边吐了一口唾沬，证明他的清白，一边重复着说：

“可是这是上帝看见的事情，千真万确，镇长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用我的灵魂和我灵魂的得救再起一遍誓。”

镇长接着说：

在您把东西捡起来以后，您甚至还在烂泥里找了很长时间，看看还有没有从皮夹子里掉出来的零钱。”

老头儿这时又气又怕，简直喘不过气来了。

“怎么能这么说！……怎么能这么说……用这样的谎话来污蔑一个老实人！怎么能这么说……”

不管他如何辩白，人家就是不相信。

后来让他和玛朗丹先生对质。玛朗丹先生把他的证词重复了一遍，并坚持他的说法。他们相互对骂了一个小时。根据奥什科纳先生自己的要求，在他身上搜了一遍，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最后，镇长也觉得这件事很难办，只能放他走；同时通知他，这件事要去告诉检察官，请示解决办法。

新闻已经传播出去了。老头儿一走出镇政府便被人围起来问长问短；有的人纯粹出于好奇，有的人则带有嘲弄的意味，可是没有一个人为他鸣不平。他把那段绳子的故事讲了一遍，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大家都笑起来了。

他走了，一路上被很多人留住，他也留住他认识的人；他一遍又一遍地讲他的故事，提他的抗议，并且把口袋翻过来给人看，证明他什么也没有。

那些人对他说：

“老滑头，算了吧！”

他生气了，发火了，因为没有人相信他而变得激动、伤心，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不停地叙述自己的故事。

天色黑了，该回家了。他跟三个邻居一起走，他把捡到绳子的地方指给他们看；一路上他不停地谈着这次遭遇。

晚上，他在布雷奥戴村走了一圈，把他这件事告诉了所有的人，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他心里难受得一夜没有入睡。

第二天，午后一点钟光景，伊莫维尔[5]的庄稼人，布雷东老板的农庄里的长工玛里于斯·波梅尔，把那只皮夹子连同里面装的钱物一起送还给了玛纳维尔的乌尔布雷格老板。

这个长工说，他确实是在大路上捡到这件东西的，因为他不识字，就拿回去交给了他的东家。

这个新闻在附近各处传遍了，奥什科纳老头也听说了。他马上到各处转悠，把他那个已经有了结局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他胜利了。

“使我感到伤心的，”他说，“倒不是这件事本身，您明白吗？而是那些谎言。再也没有比谎言更损害人的了。”

他一整天都在谈着他这件事情，他在大路上讲给来往的行人听，他在酒店里讲给喝酒的人听；到了星期日，他还去教堂门口讲给别人听；他还拦住不认识的人讲给他们听。现在，他已经平静下来了，不过总还有些什么东西使他感到不太自在，但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听他讲故事的人，脸上总是带着开玩笑的神色，好像他们还是不太相信。他觉得背后有人议论他。

下一个星期二，只是为了把这件事说说明白，他又到戈代维尔赶集去了。

玛朗丹站在他的店门口，看见他经过便笑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他遇到克里克托[6]的一个农庄主，便上前去和他攀谈，可是那个人不等他说完，便在他肚子上拍了一下，冲着他的脸喊道：“老滑头，算了吧！”然后就转身走了。

奥什科纳老头一下子愣住了，心中越来越不安了。为什么别人叫他“老滑头”呢？

到了茹尔丹客店，在餐桌边落座以后，他又开始解释这件事了。

有一个从蒙蒂维利埃[7]来的马贩子对他大声喊道：

“行了！行了！你这只老狐狸，你那根绳子，我早就知道了！”

奥什科纳结结巴巴地说：

“那只皮夹子，不是已经找到了吗？”

对方接着说：

“别说了吧，我的老大爷；一个人找到，另外一个人送回去。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啊！”

这一次乡下人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他终于明白了；大家在指责他在事后支使一个伙伴、一个同谋者，送回了那只皮夹子。

他想辩白；所有的食客都笑了起来。

他没法吃完他那顿饭，在一片嘲笑中走出客店。

他羞愤交加地回到家里，怒气和羞愧卡住了他的嗓子；尤其使他感到苦恼的是，仗着他诺曼底人的狡猾，他是做得出现在人家诬赖他做的这件事的，甚至还会自鸣得意，夸耀自己的手段高明。他模模糊糊地感到他的清白无辜看来是无法证明了，因为他的狡猾是尽人皆知的。他觉得他的心受到了不白之冤的狠狠打击。

于是他又开始叙述这次遭遇，每天都要把这个故事加长一些，每次都要增加一些新的理由，一些更加有力的抗辩，一些在他独自一人时准备好的更加庄严的誓言，因为他的脑子里完全被这根绳子的故事占据了。可是他的辩解越是复杂，他的理由越是充分，大家越是不相信他。

人家在他背后说：“这些理由都是编出来的。”

这一切他都感觉得到；他忧心忡忡，白白地耗费精力，作无效的努力。

他眼看着日益憔悴下去。

那些喜欢开玩笑的人，倒反过来要求他讲绳子的故事让他们高兴高兴，就像人们要士兵讲打仗一样。他的精神在如此严重的打击下，彻底垮掉。

到了十二月底，他卧床不起了。

他在正月初死了，临终说胡话时还在证明自己的清白，不住地重复着说：

“一段细绳子……一段细绳子……瞧，就在这儿，镇长先生。”

王振孙译

[1] 哈里·阿利斯（1857—1895）：原名伊波利特·佩尔谢。曾创办《现代与自然主义杂志》等刊物，莫泊桑曾在这些刊物上撰稿。著有小说《剖腹自杀》（1880）。

[2] 戈代维尔：法国塞纳滨海省的一个大镇，距费康十三公里，距埃特尔塔十六公里。

[3] 布雷奥戴：戈代维尔南面三公里处的村庄。

[4] 玛纳维尔：在布雷奥戴西边，相距四公里半。

[5] 伊莫维尔：戈代维尔镇东南方的小村庄，相距三公里。全称为：格兰维尔-伊莫维尔，本书作者的弟弟就出生在这个村里。

[6] 克里克托：全名克里克托-勒纳瓦尔，戈代维尔西边村镇，相距四公里半。

[7] 蒙蒂维利埃：与戈代维尔相距十六公里的一个大镇，在通往勒阿弗尔的大路上，相距十公里。

初雪

漫长的克鲁瓦泽特散步大道[1]在蔚蓝色的海水边像一条圆弧般铺展开去。靠右边那儿，埃斯特雷尔山[2]伸向远处的大海；它隔断了人们的视线，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尖峭的山峰，在天际构成了一幅瑰丽的南方幻景。

左边是露出海面，覆盖着丛丛枞树的圣玛格丽特岛和圣奥诺拉岛[3]。

沿着宽阔的海湾，沿着环抱戛纳城的那些巍蛾的峰峦，那许许多多白色的别墅仿佛都已经在阳光下进入了梦乡。从远处看去，分布在山坡上下的一座座浅色的房舍，犹如碧毡绿毯上的点点白雪。

离海边最近的那些别墅，它们的栅栏门，朝着被平静的海水日夜冲刷着的宽广的散步大道。天气晴朗，气候温和；这是一个冬天刚过、偶尔才感到有一丝凉意的温煦晴和的日子。从花园的围墙上望进去，可以看到一棵棵结满金色果实的橙子树和柠檬树。有几位太太正在沙石大路上款款而行，有的身后跟着几个在滚铁环的孩子；有的在和先生们闲谈。

一位年轻的太太刚刚走出了她的精致的、大门朝着克鲁瓦泽特散步大道的小别墅。她站定了一会儿，瞧瞧在大道上散步的人们，微微一笑，随后迈着疲惫的步伐走到了面对大海的一张空长椅那儿。这二十来步路已经把她累着了，她气喘吁吁地坐了下去。她脸色苍白得就像个死人一样。她咳嗽频频，这时她把她白晳的手指伸向嘴边，像是要止住这种使她精疲力竭的冲击似的。

她瞧着阳光明媚、燕子飞翔的天空；瞧着那边奇峰突起的埃斯特雷尔群山，还有近在身边的那么湛蓝、那么平静、那么美丽的大海。

她的脸上又一次漾起了笑意，轻轻地说：

“哦，我是多么幸福啊！”

可是她知道她的日子已经不长，她决不会看到春天来临了。她知道，一年以后，就在这条散步大道上，就是眼下在她面前走过去的这些人，又会带着他们的比今年长高一些的孩子，怀着那颗始终充满着希望、柔情和幸福的心灵，再次来到这气候宜人的地方呼吸这暖洋洋的空气；而她呢，将横在一具橡木棺材里，连现在还残存着的这一身可怜的皮肉也将化为污泥，只留下一具枯骨包在她选来做裹尸布的绸连衣裙里。

她将弃绝人世，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将为别人继续存在下去。而对她来说，一切均将结束，永远结束。她将与世长辞。她微笑了，尽力用她患病的肺叶呼吸着花园里的芳香气息。

她陷入了沉思。

她在回忆。四年以前，她嫁给了一个诺曼底的绅士。那是一个蓄胡子的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肤色红润，肩背宽阔，天资不高，性格开朗。

家里人是因为财产上的原因把她许配给他的，她却毫不知情。她本来可以很自然地回答一声“不同意”；却点点头说了一声“好”，为的是别违逆了父母的意愿。她是巴黎人，生性活泼快乐，觉得生活非常美好。

她的丈夫把她带到了他在诺曼底的城堡。那是一座很大的石头建筑，四周都是髙插云霄的古树。正面有一大片高大的纵树挡住了视野。右面，通过一个山口可以见到一片光秃秃的、一直绵延到远处一个个农庄的平原。栅栏门外有一条便道，通向三公里外的大路。

啊，她把什么都记起来了：她来到那儿时的情景，在她新居度过的第一天，以及随之而来的孤独生活。

下车后，她看到那座古老的建筑时，笑着说道：

“这副模样可叫人高兴不起来！”

“算了吧，会习惯的，你等着瞧吧。我在这儿可从来没有感到过烦闷。”

这一天，他们是在拥抱中度过的，她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太慢。第二天，他们又重新开始，说真的，整整一星期，他们都相亲相爱，难舍难分。

随后她开始安排她的家庭生活。这件事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日子一天天过去，尽是一些耗人精力的，但又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她懂得了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的价值和重要性，她知道了有人对随着季节变化而上下浮动几分钱的鸡蛋价格也很关心。

那时候是夏天，她到地里去看收割。欢乐的阳光使她的心也活跃起来了。

秋天来了。她的丈夫开始打猎。清晨，他带着他两条狗——梅多尔和米尔查——出去了，她便一个人留在家里，可是也没有因为亨利不在家而感到伤心。她的确很爱他，可是也并不是非要他待在身边不可。他回家的时候，得到她更多温存的是那两条狗。她每天晚上以慈母般的心情照料它们，没完没了地爱抚它们，还用各种各样、数不清的可爱的名字去呼唤它们；而她也许从来也没有想到要用这些名字去称呼她的丈夫。

他讲给她听的始终是关于他打猎的事情。他说他在哪儿遇到了山鹑；对没有在约瑟夫·勒当蒂的三叶草地里发现野兔感到意外；或者是对来自勒阿弗尔的勒夏普利埃先生的打猎方式表示愤慨：这位先生老是沿着他的地界开枪猎取是他亨利·德·帕尔维尔轰赶出来的猎物。

听到这些话，她总是回答说：

“是啊，这样做的确不好，”但脑子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冬天来了，那是寒冷多雨的诺曼底的冬天。下不完的阵雨落在像刀刃般笔挺地直插天空的大屋顶的青石板上。道路就像泥浆滚滚的河流，田野也是一片污泥。除了哗哗雨声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声音；除了一大片像乌云般的乌鸦在空中盘旋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动静；它们降落在一块地里，随后又飞走了。

四点钟光景，一大群黑压压的飞禽飞来栖息在宅邸左面的那些高大的山毛榉上，一面发出刺人鼓膜的聒噪声。在将近一个小时以内，它们从这棵树梢飞到那棵树梢。它们好像在打架，呱呱直叫，在灰蒙蒙的树枝间闹成黑糊糊的一片。

她每天傍晚都怅然若失地望着这些乌鸦，心中充满着黑夜降临在这块孤寂的土地上时带来的忧伤和凄凉。

随后她打铃叫人把灯送来；她靠近炉火，烧几块木柴，可是难以使这些潮湿的大房间暖和起来。她整天都感到冷；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客厅，在用餐的时候，在她的卧房里，都感到冷；她好像冷到骨髓里面去了。她的丈夫总是要到吃晚饭时才回来，因为他总是不停地打猎，或者就是在播种、耕田以及干其他各种农活。

他回家时总是浑身泥浆，可是又是那么喜笑颜开；他经常搓着手嚷道：

“这该死的天气！”

或者说：

“这火真好！”

有时候他会问道：

“今天怎么样？您高兴吗？”

他很幸福，身体很好，没有奢望；除了这种简单、安适、平静的生活以外，他没有任何其他梦想。

十二月将近，开始下雪，她对这座城堡里的彻骨寒气实在难以忍受；这座古老的城堡，犹如人越老越怕冷一样，经过几个世纪时光的流逝，已经冻成了一个冰窟窿了。所以有一天晚上，她对丈夫说：

“嗯，亨利，你是不是叫人在这儿安一个取暖器[4]？可以把墙壁烤烤干。我实话告诉你，我从早到晚没有觉得暖和过。”

听到要在他的宅邸里安一个取暖器的荒谬的想法，他起先一下子愣住了。如果说要在华贵的餐具里喂他的狗，他听起来似乎觉得还更合情理一些呢。随后他一阵狂笑，一面一遍又一遍地说：

“在这儿安一个取暖器！在这儿安一个取暖器！啊！啊！啊！多有趣的玩笑啊！”

她坚持说：

“我向你保证，我真要冻死了，我的朋友；你是不会感到冷的，因为你一直在活动，可是我要冻死了。”

他还是笑呵呵地回答说：

“算了吧！你会习惯的；再说，这对健康也有好处。你的身体冻冻只会更好。该死的，我们又不是巴黎人，要靠木柴才能活下去。而且春天也近在眼前了嘛。”

正月初前后，突然祸从天降，她的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双双死去。她去巴黎参加了葬礼。整整半年时间，她几乎总是闷闷不乐，黯然神伤。

使人舒心快意的晴朗天气终于使她苏醒了，她没精打采地好歹拖到了秋天。

当寒冷的冬天即将来到的时候，她第一次考虑起了她那令人丧气的前途，她将怎么办呢？毫无办法。她今后会遇到什么事呢？一无所知。还有什么期待和希望可以使她那颗心重新活跃起来呢？绝对没有。一位替她看过病的医生已经说过，她是永远不会生孩子的。

这一年的冬天比上一年更冷、更凛冽，使她无时无刻不在忍受这天寒地冻之苦。她把哆哆嗦嗦的双手伸向熊熊烈火，炽烈的火焰烤灼着她的脸庞，可是寒冷的气息仿佛已经透过她的衣服和皮肉，钻进了她的背心。她从头到脚都在哆嗦。一阵阵的寒风似乎常驻在这些房间里，那是些像仇人般凶狠的、活生生的、阴险的气息。她时时刻刻都会遇到这些气息。这些气息不时地把它们冰冷凶险的仇恨向她吹来；有时吹在她的脸上，有时吹在她的手上，有时吹进她的脖子。

她又一次提起了取暖器的事情，可是她丈夫听她讲这些话时的神情就像她是在要天上的月亮似的。要在帕尔维尔这个地方安装，对他来说就像要找到点金石那样不可能。

一天，他有事去鲁昂，回来时给他妻子带来一只铜质小脚炉，他笑着说这是一只“便携式取暖器”；他认为有了这只小取暖器，她以后永远也不会感到冷了。

十二月底前后，她懂得她不能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因此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她怯生生地问道：

“嗯，我的朋友，我们是不是能在开春之前到巴黎去过上一两个星期？”

他吃了一惊。

“到巴黎去？到巴黎去？可是到巴黎去干什么呢？啊，不行，瞧你说的！我们在自己家里不是很好吗。你有时候的想法真是太滑稽了！”

她结结巴巴地说：

“这样可以使我们稍许散散心。”

他没有听懂她的话。

“你要怎么样才能散心呢？上戏院？参加晚会？到城里吃晚饭？可是你在来到这儿时就很清楚，这样的娱乐你是不会有的！”

她从丈夫这些话和口气中听出了责备她的意思，便不再说下去了。她既胆小又温柔，没有反抗精神，也缺乏坚强的意志。

一月份，强烈的冷空气袭来；接着，白雪又铺盖了大地。

一天傍晚，她看着一大群乌鸦在大树周围盘旋，突然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

她丈夫正走进房间，他奇怪地问道：

“你究竟怎么啦？”

他是幸福的，而且非常幸福；他从来也未曾梦想过别的生活，别的乐趣。他出生在这个蹩脚的地方，他在这儿长大成人。他觉得在这儿，在他自己的家里，身心愉快，样样都好。

他不懂得人们对平静的生活会不满意，渴望有经常变化的娱乐；他完全不能理解，对某些人来说，一年四季老待在一个地方是多么不近人情；他似乎并不知道，对很多人来说，春夏秋冬在各个地区有各不相同的乐趣。

因此她对他的问题无从回答，急忙擦擦眼睛，最后她不知所措地吞吞吐吐地说：

“我……我……我有点儿忧伤……有点儿无聊……”

可是她刚说出口又感到了害怕，她马上又接着说：

“而且……我……我有点儿冷。”

一听到这句话，他便光火了。

“啊，是啊！……总是想到你的取暖器。可是，喂，该死的！可是自从你来到这儿以后，你一次也没有感冒过啊！”

夜幕降临，她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因为她曾经坚决要求一个单独的房间。她躺到床上。即使睡在床上，她也感到冷。她心里在想：

“以后永远是这个样子了，一直到死都不会有变化了。”

这时候她想到了她的丈夫，他怎么能对她讲这样的话呢：

“自从你来到这儿以后，你一次也没有感冒过啊！”

那么要他懂得她在遭罪，她就非得生病、咳嗽不可啰！

她突然一下子怒气冲天，那是一种被激怒了的懦弱和胆怯的人的怒气。

她一定得咳嗽。那么他也许便会同情她，好吧，她会咳嗽的；他会听到她咳嗽的；那就得把医生请来；他——她的丈夫会看到的，他会看到的！

她光着腿脚下了床，一个孩子气的想法使她微笑起来了：

“我要取暖器，我会得到的。我将大咳特咳，咳得他不得不下决心装一个。”

她几乎赤身裸体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她就这样坐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她冻得浑身都在打战，可就是没有感冒。于是她下决心采取一个极端措施。

她悄悄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走下楼梯，打开了花园门。

大地覆盖着白雪，就像死了一般。她突然伸出她的光脚，踩进了这疏松而冰冷的雪地里。一种寒冷的空气就像伤口引起的疼痛一下直刺她的心头；于是她又伸出另一条腿，开始慢慢地往台阶下走去。

接着她又穿过草地，心里在想：

“我要一直走到枞树那儿。”

她气喘吁吁地跨着小步走着；每当她把光脚踩进雪里去时，她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了。

她的手摸了摸第一棵遇到的枞树，仿佛是为了向自己证实，她已经彻底完成了她的计划；随后她再走回来。她有两三次觉得自己快要倒下了，她感到已经完全冻僵，再也支持不住了。可是在回屋之前，她还是在雪地里坐了下来，甚至还捞起一把雪擦了擦胸口。

随后她回到屋里躺下。一个小时以后，她好像感到喉咙里有一大群蚂蚁在上下折腾；另外有些蚂蚁在她的胳膊和腿上爬。不过，她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她咳嗽了，她起不来了。

她得了肺炎。她说胡话，在胡话中她说要安一个取暖器。医生也叮嘱一定得安一个。亨利总算让步了，心里却非常恼火。

她的病难以治愈了。她的肺严重损伤，恐怕性命也难保了。

“如果她仍旧待在这儿，她是过不了冬天的，”医生说道。

她被送到了南方。

她来到了戛纳，见到了阳光，爱上了大海，呼吸到了橙子树的花香。

春天到来以后她又回到了北方。

可是从此以后她对治愈她的病感到非常害怕，她怕诺曼底漫长的寒冬；因此一旦她感到身体有所好转，她便在半夜里打开窗子，思念着那美丽的地中海海滨。

现在，她快要死了；她心里很明白。可是她感到幸福。

她打开一份她还没有看过的报纸，看到一个标题：《巴黎初雪》。

这时候她打了一个寒战，随后露出一丝微笑。她望望对面在落日的辉映下变成了粉红色的埃斯特雷尔山；她又瞧瞧碧青碧青的宽广的天空和蔚蓝蔚蓝的浩瀚大海。她站起身来。

接着她又慢慢地往回走去，只是在咳嗽时才停住步子；因为她在户外待得太晚，她受凉了，稍许受了些凉。

她看到一封她丈夫寄来的信。她始终在微笑，她打开信，念道：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你身体很好，希望你对我们美丽的家乡不要过于厌恶。最近几天这里天气奇寒，不久就要下雪了。我呢，我倒是非常喜欢这种天气，所以你一定知道，我是决不会替你那该死的取暖器生火的……

她不再念下去了，想到她终于得到了她的取暖器，觉得非常幸福。她那拿着信的右手慢慢地垂到膝盖上，而她的左手却举到了嘴边，像是想止住那要撕裂她肺脏的一阵阵袭来的猛咳。

王振孙译

[1] 克鲁瓦泽特散步大道：在法国东南部临地中海城市戛纳的海边，风景优美，举世闻名。

[2] 埃斯特雷尔山：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和瓦尔省境内的滨海群山，在地中海滨形成许多美丽的岬角。最高点维内格尔峰，髙六一六米。

[3] 圣玛格丽特岛和圣奥诺拉岛：地中海莱兰群岛中的两个主要岛屿，在戛纳附近的海上。

[4] 取暖器：当时的取暖器还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暖气设备的鼻祖，使用的人很少，不过在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五年间，在法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宣传法国取暖器如何清洁卫生，可以使用各种燃料的广告。

老人

秋天温和的阳光，从沟边那些高大的山毛榉的树顶上，照到了农庄的院子里。草地上的草被母牛啃过，受到新近下过的雨的滋润，泥土还是潮湿的，脚踩下去便会带着嘎吱嘎吱的水声往下陷；那些果实累累的苹果树用它们浅绿色的果子点缀着深绿色的草地。

四条被系成一连串的牛犊在那儿吃草，不时地朝着房子哞哞地叫上一两声；一群家禽聚在牛栏前面的牛粪堆上，呈现出一片在活动着的颜色；它们一会儿伸出爪子刨刨，一会儿抖动一下身子，一会儿咯咯地叫几声。两只公鸡不断地啼鸣，替它们的母鸡找虫子，一面咕噜咕噜地叫着招呼它们过来啄食。

院子的木栅栏打开了，进来一个男子，大概有四十岁，可是却老得像六十岁了，满脸皱纹，弯腰曲背；由于穿着一双塞满了干草的木鞋，走起路来步子显得很笨重。两条过长的胳膊垂在身子两旁。在他走到农庄房子跟前时，有一条系在一棵大梨树脚下的黄狗，站在一个当狗窝用的酒桶旁边，摇着尾巴欢快地叫了起来。这个人喊道：

“别叫，斐诺！”

狗不叫了。

一个农妇从屋子里走出来。她穿着一件紧裹着身躯的羊毛上衣，显出她横阔扁平、多骨少肉的轮廓。一条过短的灰色短裙，只把她那双穿着长统蓝袜子的腿遮住了一半，她也穿着一双塞满干草的木鞋。一顶发黄的白色软帽盖住了几绺贴着脑门的稀疏的头发。她那张棕色的、瘦削的、缺了牙齿的丑脸，显示出乡下人脸上常有的粗野的神气。

男的问道：

“怎么样了？”

女的回答：

“本堂神父先生说他完了，过不了今天晚上。”

他们两人都走进了屋子。

他们穿过厨房以后，走进了那间低矮黑暗的卧房，勉强由一块玻璃引进一点阳光，玻璃上还遮着一块破的诺曼底印花布。天花板上前前后后横列着的粗大的梁子，由于年代久远变成棕色，又被烟熏得发了黑；它们托住了阁楼下面的薄地板，白天黑夜都能听到有成群的老鼠在上面奔跑。

卧房里的泥地高低不平、湿漉漉滑腻腻的；卧房里头放着一张床，望过去是一片模模糊糊的灰白色。一阵阵有规律的、沙哑的声音，一种艰难的、气急的、嘶嘶作响的呼吸声，还带着一种损坏的唧筒发出的那种咕噜咕噜的声音，从被黑暗笼罩住的床上发出来，床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也就是那个农妇的父亲。

男的和女的走到跟前去，用平静和无奈的眼光望着这个决咽气的人。

女婿说：

“这次真完了，连今天夜里也拖不到。”

农妇接着说：

“从今天中午起，他就这样在喘气。”

随后他们两人都不说话了。老人的眼是闭着的，脸色跟泥土一般，身子干瘪得像木头做的。那张微微张开的嘴，听凭艰难的被痰塞住的喘气声透出来；每喘一次气，那块灰色的破被单就在他的胸前起伏一次。

在缄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女婿开口说：

“只能听任他死了再离开了，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可是天气这么好，明天油菜要移苗，看来油菜要耽误了。”

他的妻子想到这件事也有点担心；她思索了一会儿说：

“既然他就要去了，星期六以前也不会葬他；你明天还是可以去对付油菜的。”

男的想了想，说：

“是的，可是明天我得去邀请送葬的客人；从图尔维尔[1]到玛纳托，一家一家都要去，至少也要五六个小时。”

女的又想了两三分钟以后说：

“现在还不到三点，你也许今天就可以开始通知，把图尔维尔一带先通知到。你尽可以说他已经去世了，因为看来他连今天下午也熬不过了。”

男的迟疑了片刻，考虑了一下这个主意的利弊。最后他说：

“就这么办吧，我去了。”

他快要出去时又走了回来；犹豫了一会儿才说：

“你现在没有什么事，可以先去弄些苹果，做四打烤面拖苹果，准备请那些来送葬的客人吃，总得让他们提提精神。生烤炉你就用放榨床的棚子里的劈柴吧，柴已经干了。”

他走出卧房，回进厨房里，打开碗柜，取出一只六斤重的面包，小心翼翼地切下一片，把散落在小桌子上的面包屑捋到手心里，一点也不遗漏地倒进嘴里。然后，他用刀尖在一只棕色瓦罐里刮了一点点咸黄油，抹在他那片面包上，慢吞地吃了起来；他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慢条斯理的。

随后，他再一次穿过院子，喝住那条又向他吠叫的狗，走出栅栏门，顺着沟边的路，向图尔维尔方向走去。

只剩下女的一个人了，她就开始做事了。她打开放面粉的箱子，开始做烤面拖苹果；她把面粉揉了又揉，翻过来覆过去地揉，再团成团，压扁捣碎。然后她把它做成了一个淡黄色的大圆球，搁在桌子的一个角上。

接着，她去摘苹果，为了避免用棍子打会伤了树，她就搬了个凳子来爬上去采；她仔细地挑选，只摘下那些已经熟了的，轻轻地搁在她的围裙兜里。

有一个人在路上叫她：

“喂！希科大妈！”

她回头一看，是她的邻居奥西姆·法韦村长；他垂腿坐在他那辆载着肥料的小车上，正要到自己的田里去施肥。她转过身来回答：

“有什么吩咐吗，奥西姆先生？”

“您父亲怎么样啦？”

她大声嚷着说：

“就快完了。星期六，七点钟下葬；油菜不能再耽误了。”

那位邻居回答：

“是吗。但愿你们顺顺当当！要保重身体！”

她回礼说：

“谢谢。彼此彼此。”

随后，她又开始摘苹果。

一回到家里，她就去看父亲，以为他已经死了。哪知刚走到卧房门口，就听到他那单调的呼噜呼噜的痰喘声；这时她认为用不到白费辰光到床跟前去看，马上就开始去做她的烤面拖苹果了。

她把苹果一个个地裹上了一层薄薄的面衣，再把它们排在桌子边上。等她做好四十八个球儿，分成打数排好以后，她想到该做晚饭了，于是把铁锅挂在火上煮土豆。她没有把烤炉生起来，她考虑过那是不必要的，因为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烤面拖苹果。

她丈夫在五点钟光景回来了，一进门他就问：

“完了吗？”

她回答说：

“根本没有；一直在那儿喘气。”

他们一起去看了看；老人的情况完全跟原来一样。他那嘶哑的喘息声像钟摆一样有规则，既没有加快，也没有减缓；他那喘息声一秒钟一秒钟地接踵而来，只是随着空气从肺部的一进一出而略略有些音调的差异。

他的女儿望了他一会儿，随后说：

“就跟一支蜡烛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灭掉的。”

他们回到厨房里，不声不响地开始吃晚饭。喝完了汤以后，他们还吃了一块涂黄油的面包；等洗过盘子以后，他们又马上回到了快断气的老人的卧房里。

女的端着一盏灯心冒烟的小灯照看了一下她父亲的脸，如果他当时不呼吸，肯定会以为他已经死了。

这对农民夫妇的床缩进在卧房另一头凹进去的地方。他们一言不发地躺了下去，吹灭了灯，闭上了眼睛；不多一会儿，两种不同的鼾声，一种比较深沉，一种较为尖细，陪着垂危老人的痰喘声一起响起了。

一群群老鼠在阁楼上奔来跑去。

天刚拂晓，丈夫醒了。他的岳父仍旧活着。老人的抵抗力使他感到不安，他摇醒他的妻子，说：

“喂，费米，他根本不想走呢。你看该怎么办？”

他知道她主意多。

她回答道：

“他肯定活不过今天。不用担心。我们明天安葬他，村长决不会反对的；从前雷纳尔老爹也正是在播种时故世的，他并没有反对第二天就落葬。”

她的话讲得很有道理，把他说服了；他下地去了。

他的妻子烤好了面拖苹果，接着又忙着做家里的活。

到了中午，老人还没有死。那些雇来移植油菜的短工们都来看这个拖着不死的老人。每个人都发表了看法，然后回到地里去了。

六点钟，收工了，老人还没有死。女婿终于感到害怕了。

“费米，到这时候了，你看该怎么办？”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去找村长。村长答应装作不看见，同意他们第二天就下葬。他们也去拜访了开死亡证明书的医生，医生为了讨好希科先生，答应把死亡证明书上的日期早填一天。这对夫妇才放心地回家去了。

他们像头天晚上一样，一上床就睡着了，他们俩响亮的呼吸声又和老人的比较微弱的喘气声混在一起了。

等他们醒来时，老人还没有死。

这一回他们真是一筹莫展了。他们站在老人的床头，疑虑重重地端详着他；就像这个老人是有意在耍弄他们、欺骗他们，为了取乐而跟他们过不去；他们特别恨的是他让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

女婿问道：

“我们该怎么办呢？”

她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回答说：

“这真是太麻烦了！”

那些应邀来送葬的客人快要来了，现在也无法再去通知他们；只能等他们来了再对他们说明情况。

七点差十分光景，第一批客人到了。妇女们穿着黑衣服，头上罩着一幅大面纱，神情悲戚地走来。男人们穿着呢子的上衣，动作有点拘束，神态倒比较自然，两个两个地谈着生意经过来了。

慌慌张张的希科夫妇唉声叹气地接待他们。在走到第一批客人跟前时，他们忽然同时哭了起来。他们对这件意外的事作着解释，说明自己的为难之处；他们替客人们搬椅子，跑来跑去，为自己辩解，尽力想证明遇到这样的事谁都会跟他们一样做的。他们说个不完，突然变成了两个喋喋不休的人，别人根本插不进话。

他们跟这个人说过以后又跟那个人说：

“我们真是想不到，绝对没有想到他会拖得这么长！”

客人们有点发愣，好像有点失望，反倒像那些应邀参加典礼却没有及时赶到的人一样；他们不知所措，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几个想走了。希科先生挽留他们说：

“我们吃点东西吧；我们做了些烤面拖苹果，总得吃掉吧。”

想到有烤苹果吃，大家的脸上露出了喜色，低声说起话来。院子里的人慢慢多起来了；先来的人把这件新闻告诉后到的人，交头接耳地谈起了天，想到有烤面拖苹果吃都很高兴。

妇女们走进病房去看看这个垂危的人；她们站在床前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喃喃地祷告一番，然后走出来。男人们对这种场面不太热心，只是从打开的窗口往里面望一眼。

希科大妈诉说着垂死者的情况：

“你们看，已经有两天了，他就是这个样子，喘气次数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声音既不提高，也不减轻。听上去不就像一个没有水的唧筒吗？”

等大家都看过这个在等死的人以后，又都想着这顿点心了；可是因为人数太多，厨房里待不下，于是把桌子搬到了门外。四打黄澄澄的烤面拖苹果，分放在两只大盘子里，吸引了大家的视线，使人馋涎欲滴。每个人都伸长胳膊去拿自己的一份，生怕不够分。不过最后还是剩下四个。

希科先生嘴里塞着烤面拖苹果，说道：

“如果让老爹看见了，他一定会心里不好受的。他活着的时候，就是爱吃这东西。”

一个爱开玩笑的胖子说：

“现在他吃不到了。每个人都有轮到的时候。”

这个想法没有使客人们伤感，反而好像使他们很高兴。现在不正轮到他们吃烤面拖苹果吗！

希科太太虽然对这笔开销有些肉痛，还是不住地到贮藏室去拿苹果酒；一罐一罐拿来，又一罐一罐喝空。现在大家都笑了，说话声音也响了，就像人们吃酒席时大呼小叫一样。

忽然有一个乡下婆子出现在窗口，她原本一直坐在濒死老人旁边，因为她很怕这件事不久就要轮到她了。她尖声叫道：

“他走了！他走了！”

大家停止说笑，妇女们马上站起来去看。

他果然死了，不再捯气了。男人们相互看看低下了头，有点不自在。他们嘴里的烤面拖苹果还没有吃完。这老家伙连死也不挑个好时候。

希科两口子现在不哭了。已经完结了，他们没有心事了。他们再三重复着说：

“我们早知道他是拖不长的。如果他昨天夜里就打定主意的话，那就不会有这番折腾了。”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完了。改在星期一替他下葬就是了。趁着机会还可以吃一次烤苹果。

客人们一面谈着这件事一面走了；他们看到了这件事，又吃到了点心，都很满意。

等到只剩下夫妇两个人时，女的在发愁了，她蹙紧眉头说：

“还要再烤四打面拖苹果！要是他昨天夜里下决心就好了！”

丈夫比她看得开些，说：

“好在这种事不是每天都有的。”

王振孙译

[1] 图尔维尔：在法国诺曼底境内各省，有九个村庄叫图尔维尔，至于下面提到的玛纳托，却没有一个村庄叫这个名字。

洗礼

献给吉耶梅[1]

男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农庄门前等候。五月的太阳把它明亮的光辉倾泻在开着花的苹果树上。苹果树圆蓬蓬的，像一些巨大的花束，有白的，也有粉红的，香气扑鼻，遮蔽着整个院子，成了一个大花棚。苹果树周围，不断有雪片似的小花瓣撒下来，它们飘着，旋转着，落入深深的草丛。草丛中的蒲公英盛开如火焰，虞美人好像点点血滴。

一只乳房饱满的大肚子母猪睡在厩肥堆边上；一大群小猪在它周围转来转去，它们的尾巴像绳子似的卷曲着。

突然间，在那些庄院的大树后面，响起了教堂的钟声，当当当，这微弱而又遥远的召唤在欢乐的天空里播送着。燕子像箭一样掠过被高大、宁静的山毛榉树圈着的蓝色空间。牛圈的气味掺杂着苹果树甜蜜蜜的气息不时飘过。

站在门前的那些男人中间，有一个转身对着房子喊道：

“快点，快点，梅利娜，打钟啦！”

他大约三十岁光景，是个魁梧的庄稼汉，长年累月的农活儿还没有压弯他的腰，还没有损伤他的形体。他的父亲，一个老头儿，像橡树的躯干那样虬筋盘结，手腕上长着疙瘩，腿歪扭着，说道：

“女人家总不肯早点准备好。”

老头儿的另外两个儿子笑了，其中一个转过脸来，对刚才高声叫喊的大哥说：

“去催催她们吧，波利特。不然到了中午也出不来。”

那年轻人走进房子去了。

歇在这几个农民身边的一群鸭子，拍打着翅膀叫起来，然后一摇一摆慢慢朝池塘走去。

这当儿，一个胖女人在开着的门口出现了，怀里抱着两个月的婴儿。高高的软帽上的白飘带在她的背后垂下来，搭在火一般耀眼的红披肩上。裹在白襁褓里的婴儿睡在保姆的大肚子上。

随后，那母亲也挽着丈夫的胳膊出来了。她长得高大壮实，才十八岁，气色红润，面带笑容。两位老奶奶跟着来了，她们干瘪得像搁久了的苹果，那让长年累月的辛苦操劳压得直不起来的腰上带着明显的劳累痕迹。她们中间有一个是寡妇，她挽住等在门口的老爷爷的胳膊，领着这一队人，跟在孩子和保姆的后面出发了。其余的亲属跟在后面，年纪最小的拿着盛满糖杏仁的纸袋。

远处，那小钟一直不停地响着，用尽力量召唤这被等候着的、娇嫩的婴儿。孩子们爬上沟沿，大人们来到栅栏门前，女雇工们把牛奶桶放下，立在两只桶中间，大家都在望着这群去参加洗礼的人。

保姆得意洋洋地抱着怀里的小生命，走在两边种着树的斜坡的低洼路上，小心地避开路上的水洼。老人们规规矩矩地走着，因为上了年纪，又带着病痛，步伐有点儿蹒跚。年轻人却心里痒痒的，想跳舞了，他们望着路边那些来看热闹的姑娘们。婴儿的父亲和母亲比较严肃，他们一本正经地跟在孩子后面，这孩子日后要在人世上代替他们，要在当地继续他们的姓氏，当蒂这个姓氏在全区是很有名的。

到了平川地上，他们从田野里穿着走，免得走大路绕大弯子。

现在可以望见有尖顶钟楼的教堂了。紧靠石板房顶的下面是两面透空可以望穿的窗子，那里面有件东西很快地晃动着，在窄窄的窗口里时隐时现。这就是那一直不停地敲着的钟，它在召唤新生的婴儿第一次到天主的家里来。

一条狗跟着他们。有人扔给它几颗糖杏仁，它就围着人欢蹦乱跳。

教堂的门敞开着。教士正在祭坛前面等候。他是个高个子、红头发的年轻人，瘦而结实，也姓当蒂，是孩子的叔叔，孩子父亲的另外一个兄弟。他按照仪式给他的侄子普罗斯佩-塞萨尔施了洗礼。孩子尝到那象征性的盐，哭了起来。

洗礼完毕以后，这一家人在门口等着神父脱掉祭披，然后他们又上路了。现在大家走得很快，因为心里惦记着那顿饭。当地的孩子们都跟在后面，每逢扔给他们一把糖果，就是一场激烈的混战，有的肉搏，有的揪头发；连那条狗也扑到人堆里去捡糖。虽然有人揪它的尾巴，扯它的耳朵，拽它的腿，可是它那股顽强劲儿比孩子们还要大。

保姆有点累了。她对走在她旁边的神父说：

“喂，神父先生，你肯不肯替我抱抱你的侄子，让我活动一下。我有点肚子疼。”

教士接过孩子。孩子的白衣裳衬在黑道袍上，像一大块挺耀眼的斑迹。他亲了他一下，虽然孩子并不重，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抱，怎么放，所以感到很窘。大家都笑起来，一位老奶奶远远地问道：

“你是永远不会有这么个小东西了，神父，你说，你就不难过吗？”

教士没有应声。他大步走着，一边凝视着这个蓝眼睛的婴儿，真想再吻吻那圆脸蛋儿。后来，他忍不住了，就把他举到面前，久久地亲了一阵。

那父亲嚷着说：

“我说，神父，如果你也想要一个，只管说一声就行。”

接着大家就像庄稼人平素那样开起玩笑来了。

从坐上饭桌起，那种乡俗的笑闹就像一阵暴风雨似的开始了。另外两个儿子也快要结婚，他们的未婚妻都在场，是特地请来一起吃饭的。客人们不断地说着影射他们将来结婚生孩子的笑话。

说的都是些粗话，猥亵得很，把姑娘们说得满面通红，吃吃地笑着。男人们笑得直不起腰来。他们用拳头捶着桌子。孩子的父亲和祖父胡说八道起来没个完。孩子的母亲只是微笑。老太太们凑热闹，也说了不少放肆的话。

本堂神父已经看惯了乡下人这种放纵的场面。他一直静静地坐在保姆旁边，用手指逗弄侄子的小嘴，引他笑。他像从来没见过孩子似的，感到很惊奇。他若有所思、全神贯注地端详着他，带着一种心事重重的严肃神气，怀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慈爱。对这个脆弱的小东西，他哥哥的儿子，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曾有过的奇特、强烈而又带点忧郁的慈爱之情。

他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看，一心一意望着这个孩子。刚才在从教堂回来的路上他抱过他，那种甜蜜的感觉还留在他的胸前，还留在他的心头，他很想再把他抱在膝上。面对着这个人类的幼芽，他一直心里很感动，好像是面临着一种他从来没有料到的、言语无法形容的神秘，一种既庄严而又神圣的神秘，一种新的灵魂的化为肉身，生命肇始、爱情觉醒、种族延续和人类永远前进的伟大的神秘。

保姆不停地吃着，脸色通红，眼睛闪出光芒。她和桌子中间隔着一个孩子，感到很不方便。

神父对她说：

“把他交给我，我不饿。”

他把孩子又抱了过来。于是他周围的一切都不见了，变得无影无踪了。他的眼睛一直盯在那张胖嘟嘟的红脸蛋上。渐渐地那小身体的热气透过襁褓和呢道袍，传到他的腿上，如同一种非常轻柔、非常幸福、非常纯洁的抚爱，一种使他热泪盈眶的甘美的抚爱，一直透进他的心里。

吃饭的人们越发喧闹起来。孩子被这种吵声吓得哭起来。

有人喊道：

“喂，神父，给他喂口奶吃。”

一阵哄笑把房子都震动了。那母亲站起来，把儿子抱到隔壁房里。过了几分钟，她回来说，孩子在摇篮里睡得很安稳。

饭继续吃下去。男人和女人们不时到院子里去一趟，然后坐下再吃。肉食、蔬菜、苹果酒和葡萄酒从嘴里咽下去，灌满了肚子，使眼睛发亮，神志模糊。

喝咖啡的时候，已经天黑。教士早就不见了，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

后来，年轻的母亲起来去看看孩子醒了没有。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她摸索着走进房间，怕碰到家具，于是伸着两条胳膊一步步朝前移。可是一种奇怪的声音吓得她立刻站住。她肯定听见有人在动弹，就慌慌张张退出来。她回到饭厅，脸色非常苍白，打着哆嗦把这件事告诉大家。男人们乱纷纷地站起来，醉醺醺地露出满脸凶相。那父亲端着灯，蹿了进去。

只见神父跪在摇篮旁边，把头放在孩子枕着的枕头上，正在呜咽哭泣。

郝运译

[1] 吉耶梅（1842—1918）：法国风景画家。一八八六年画展时，莫泊桑称他为“无可争议的大师”。

保护人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好的官运！像许多人一样，让，玛兰，外省的一个法庭执达员的儿子，来到拉丁区学法律。在他经常去的几家啤酒店里，他认识了好几个夸夸其谈的大学生，他们一边喝啤酒，一边议论政治。他打心眼里佩服他们，一味地跟着他们从这家咖啡馆跑到那家咖啡馆，遇到自己有钱的时候，甚至还替他们付付酒账。

后来，他当了律师，替人打过几场官司，不过都没有打赢。然而，有一天早上，他却从报上看到从前住在拉丁区的一位同学新近当了议员。

他重新又变成了他的忠实走狗，变成了一个跑跑腿、打打杂、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那种丝毫不用客气的朋友。谁知议会里发生了风潮，这位议员摇身一变，当了部长；过了半年，让，玛兰也被任命为行政法院参事。

最初，他得意得简直有点飘飘然。为了炫耀自己，他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仿佛别人只要一看见他，就能猜到他的身份。别说他走进铺子见了老板，就是见了卖报的、赶马车的，他也会在谈着最无关紧要的小事时，找个空子说：

“像咱们当行政法院参事的……”

后来，由于他的地位，由于职业上的需要，由于一个有权有势而又宽宏大量的人的责任感，他自然而然地感到有一股压制不住的要去保护别人的欲望。在任何机会，对任何人，他都主动地给予无限慷慨的帮助。

他在林阴大道上遇到了熟人，就高兴地迎上去，握手，问候，然后不等人家问他，就连忙说：

“您知道我现在当行政法院参事了，很想为您出点力。如果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请您甭客气，尽管吩咐好了。在我这个地位上，是有点权势的。”

于是他就和他遇到的那位朋友走进咖啡馆，要来了钢笔、墨水和信纸。“一张就够了，伙计；我要写封介绍信。”

他每天都要写十封、二十封、五十封介绍信。他在美国咖啡馆、比尼翁饭店、托尔托尼咖啡馆、金屋酒家、里什咖啡馆、海尔代饭店、英国咖啡馆、那不勒斯饭店，还有许许多多地方都写过。他写给共和国所有的官吏，上至部长，下至治安法官。他感到幸福，无比的幸福。

一天早上，他准备到行政法院去，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开始下雨。他想叫一辆马车，心里一犹豫，没有叫，就冒着雨上街了。

雨越下越大，淹没了人行道，街面上也积满了水。玛兰先生只好在一所房子的门口躲一躲。已经有一个老教士躲在那儿，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教士。在当行政法院参事以前，玛兰先生不喜欢出家的人。自从一位红衣主教在一件棘手的事情上，向他客客气气地求教过以后，他现在对他们也尊敬起来了。倾盆大雨哗哗地下着，他们俩怕身上溅湿，不得不躲到门房里去。玛兰先生心里痒痒的，总想替自己吹嘘几句，他说：

“这个天气真讨厌，神父先生。”

老教士哈了哈腰说：

“可不是，先生，对一个在巴黎仅仅只耽搁几天的人来说，那就更讨厌了。”

“哦！您是从外省来的？”

“是呀，先生，我只是路过这儿。”

“不错，在首都只耽搁几天，却偏偏遇上下雨，实在是件恼火的事。像咱们当官员的，一年到头守在这儿，就不会把雨放在心上了。”

神父没有答腔。他望着街上，雨已经没有刚才大了。他突然下了决心，像女人过水沟时撩裙子一样，撩起了道袍。

玛兰先生看见他走了，连忙喊道：

“您会淋湿的，神父先生。再等一会儿；雨就要停了。”

老头儿犹豫不决，停下来说：

“我很忙。我有一个紧急的约会。”

玛兰先生好像很替他担心。

“不过您一定会淋得浑身湿透的。我可以问您到哪一区去吗？”

神父有点儿犹豫，过了一会儿才说：

“我朝王宫那个方向去。[1]”

“既然如此，如果您愿意，神父先生，我可以和您合用我这把伞。我到行政法院去。我是行政法院的参事。”

老教士抬起头，望了望他，说：

“多谢，先生，我接受您这番好意。”

玛兰先生于是挽住他的胳膊，搀着他走了，一路上关心他，照应他，指点他：

“当心这条水沟，神父先生。特别要留神车轮子，有时候车轮子会溅您一身泥。要注意行人的雨伞。对眼睛来说，再没有比伞骨子更危险的了。特别是女人叫人受不了；她们什么也不管，老是拿伞骨子戳您的脸。她们从来不肯让人。简直可以说这座城市是她们的。她们在人行道上，在街心作威作福。依我看，这是过去对她们的教育太不注意的缘故。”

说到这儿，玛兰先生笑起来了。

神父没有言语。他微微伛着身子，朝前走；仔细挑选落脚的地方，生怕弄脏了他的鞋子和道袍。

玛兰先生接着说：

“您这趟到巴黎来，多半是来散散心的吧。”

老头儿回答：

“不，我有事。”

“哦！是件重要的事吗？我冒昧地问一声，是哪一方面的事？如果您用得着我，尽管吩咐好了。”

神父好像挺为难。他吞吞吐吐地说：

“啊！是一件无关紧要的私事。跟……跟我的主教发生了一点小误会。您不会有兴趣的。是……是一件内部的……教会方面的事。”

玛兰先生一听可起劲了。

“哎呀，这些事正属行政法院管。既然如此，您尽管吩咐我好了。”

“是的，先生，我也正是到行政法院去。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我要去见见勒尔佩尔先生和萨翁先生。说不定还得见见珀蒂帕先生。”

玛兰先生干脆站住不走了。

“哎呀，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神父先生，是我的最要好的朋友，刮刮叫的同事，待人很亲切。三个人我都去替您恳切地托一托。包在我身上好了。”

神父表示感谢，满口道歉，嘟嘟嚷囔地说了许多感恩的话。

玛兰先生高兴极了。

“哼！您真可以夸口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神父先生。您瞧着吧，瞧着吧，有了我，您的事情解决起来一定非常顺利。”

他们到了行政法院。玛兰先生把教士领进办公室，搬了把椅子，请他坐在炉火前面，然后自己坐下，伏在办公桌上写起来：

“亲爱的同事：请允许我恳切地向您介绍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士……”

他停下笔来问：

“对不起，您贵姓？”

“桑蒂尔。”

玛兰先生继续写下去：

“桑蒂尔神父先生，他有一件小事当面向您陈述，务请鼎力协助。

“我很高兴能借此机会向您，亲爱的同事……”

他用了几句普通的客套话作为结束。

他写了三封信，受他保护的那个人接了信，千恩万谢，走了。

玛兰先生办完公事，回到家里，这一天平平静静地过去；他夜里睡得很好，第二天在愉快的心情中醒来，吩咐仆人替他把报纸送来。

打开的第一份报是激进派[2]的，他念道：

我们的教士和我们的官吏

教士们干的坏事真是罄竹难书。有一个姓桑蒂尔的教士，被揭发阴谋反对现政府，被控告做过许多我们甚至不愿说出口的卑鄙龌龊的事，而且被怀疑是一个伪装普通教士的老耶稣会士，如今为了种种据说是不便公开的原因，被主教解了职，召到巴黎来解释他的行为。谁知他找到了一位姓玛兰的行政法院参事做他的热心的辩护人，这位参事居然大胆地替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罪犯，写了最恳切的介绍信给他的同事们——所有的共和国的官吏。

我们提请部长注意这位行政法院参事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行为……

玛兰先生一下子蹦起来，穿好衣裳，跑去找他的同事珀蒂帕。珀蒂帕对他说：

“唉，您简直发疯了，居然把那个老阴谋家介绍给我。”

玛兰先生张皇失措，结结巴巴地说：

“别提了……您瞧……我上了当……他这个人看上去是那么老实……他耍了我……卑鄙可耻地耍了我。我求您，求您想办法狠狠地惩办他一下，越狠越好。我要写信。请您告诉我，要办他得给谁写信。我去找总检察长和巴黎大主教，对，找大主教……”

他突然坐下来，伏在拍蒂帕先生的公事桌上写：

“大主教大人：我荣幸地向阁下报告，最近有一个桑蒂尔神父欺我为人忠厚，用尽种种诡计和谎话陷害我。

“受到这个教士花言巧语的哄骗，我竟至于……”

他签了名，把信封好，转过头来对他的同事说：

“您看见了吧，亲爱的朋友，这对您也是个教训，千万别再替人写介绍信了。”

郝运译

[1] 从一八七六年起，法国行政法院的院址就设在原为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府邸，后归国家所有的王宫内。

[2] 激进派：当时法国共和党人中最激进的派别，左派反对派。他们的政见发表在一些报纸上，其中有一份就叫做《激进报》。玛兰写介绍信这件事正好成为他们同时可以攻击政府和教会的话柄。

雨伞

献给卡米耶·乌迪诺[1]

奥雷依太太是个节俭的妇人。她知道一个铜子的价值；为了积攒钱财，她有一大堆严格的原则。她的女仆想从菜篮子上揩点油，当然是相当困难的；即使她的丈夫奥雷依先生要些零花钱，也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其实他们家境很好，又没有孩子；不过奥雷依太太看到白花花的小银币从她家里流出去，就会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痛苦，就像心被撕碎了一样。每当她不得已要付出一笔数目较大的款项时，尽管这笔开销决不可省，她那天晚上肯定睡不香。

奥雷依经常对他妻子说：

“你应该稍许大方一些，我们从来也没有动用过我们的老本啊。”

她总是回答说：

“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钱多总比钱少好。”

她是一个四十岁的小个子女人，爱活动，爱干净，脸上已经有了皱纹，时常要生气。

她丈夫经常抱怨由于她的节俭而造成的缺这少那，其中有些东西的匮乏尤其使他难受，因为那是有损他的自尊心的。

他是陆军部里的主任科员，之所以还在干下去，只不过是为了服从妻子的命令，为的是增加家里从不动用的年金收入。

两年以来，他总是带着他那把打满补丁的雨伞去上班，引来同事们的讪笑。他终于忍受不了这些冷嘲热讽，坚决要求他妻子给他买一把新伞。她花了八个半法郎替他买了一把，那是一家大百货商店用来做广告的。同事们看到这件在巴黎有成千上万的廉价品，又是一片挖苦奚落，使奥雷依痛苦万分。这把雨伞的质量实在太差，用了三个月就成了废物，大家都把这件事当作笑料。有人还就此编了一首歌，从早到晚在大楼里上上下下都有人在唱。

奥雷依简直气疯了，一定要他妻子替他选购一把价值二十法郎的薄绸面子的新伞给他，并且要她把发票带回来作证。

她买了一把十八法郎的雨伞，在交给她的丈夫时，脸气得通红地说道：

“这把伞你至少要用五年。”

奥雷依胜利了，在办公室里真正地挽回了脸面。

傍晚回家时，他妻子不放心地望了一眼雨伞说道：

“你不该老是用橡皮筋紧套着，这样会把绸面弄破的。你要好好爱护，因为我是不会动不动就替你买伞的。”

她拿过伞来，取下橡皮筋，把那些折痕抖了抖。突然，她惊呆了；她发现在伞的中间有一个像铜子大小的窟窿，那是被雪茄烟烧的。

她结结巴巴地说：

“这是怎么了？”

她丈夫头也不回，平静地回答：

“谁怎么了？什么怎么了？你说什么？”

这时候，怒火已经堵住了她的嗓子，她连话也说不出来：

“你……你……你烧焦了……你的……你的雨伞。你……你……你是疯了吗！……你是想让我们倾家荡产吗！”

他觉得自己脸色也变了，回过头来说：

“你说什么？”

“我说你烧焦了你的雨伞，瞧！……”

她像是要打他似的冲到他的前面，把那个烧破了的小窟窿伸到他的鼻子底下。

面对这个小窟窿，他不知所措，只是吞吞吐吐地说：

“这……这……这是怎么回事？我，我不知道！我可以发誓，我什么也没有做过，我什么也没有做过。我，我不知道这把雨伞是怎么回事！”

这时她大声嚷了起来：

“我敢打赌，你一定在办公室里拿着它玩，耍把戏，你一定撑开过让别人看。”

他回答说：

“我只撑开过一次，让他们看看有多漂亮。就是这样，我向你发誓。”

可是她气得直跺脚，和他大吵起来；这种夫妻间的争吵，对一个喜欢过太平日子的男子来说，简直比枪林弹雨的战场还可怕。

她从一把颜色不一样的旧雨伞上剪下一块绸子，补在窟窿上面。第二天，奥雷依低声下气地拿着这把补过的雨伞出门了。到了办公室，他把雨伞搁在柜子里，就像一个不愉快的回忆一样，不再去想它了。

可是，傍晚时刚一回家，他的妻子便从他手里把雨伞抓过去检查，却发现雨伞已经损坏得不可收拾，她惊呆了。雨伞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小窟窿，很明显是被火烧的，好像是有人把烟斗里没有熄灭的烟灰全都倒在上面了。雨伞完蛋了，没法挽救了。

她一声不吭地看着，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也一样，眼睛注视着破伞，呆若木鸡；他吓破了胆，不知如何是好。

随后他们两人相互注视着；接着他低下脑袋，她把那件破玩意儿扔在他的脸上；在一阵狂怒中她的嗓音恢复了，她高声叫道：

“啊！坏蛋！坏蛋！你是有意这样做的！可是你要付出代价的！你再也不会有伞了……”

吵闹又重新开始。经过一个小时的狂风暴雨以后，他终于可以声辩了。他指天誓日说，他一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能是有人恶作剧或是有意报复。

一阵门铃声救了他；原来是一个朋友到他们家来吃饭。

奥雷依太太把事情讲给他听。要说再买一把伞，那是不可能的，她的丈夫再也别想有伞了。

那位朋友跟她讲道理：

“那么，太太，他的衣服不就完了吗，衣服当然更值钱。”

小个子妇人依然怒气冲冲地说：

“那么他可以用厨房里的雨伞，我可不给他买新的绸子伞了。”

一想到要用厨房里的伞，奥雷依生气了，说：

“那我，我就辞职！我决不带着厨房里的伞到部里去上班！”

那位朋友接着说：

“去把伞面换一换，费不了多少钱的。”

奥雷依太太火气又上来了，她喃喃地说：

“换个面子至少也要八个法郎。八法郎加十八法郎，一共是二十六个法郎！为了一把雨伞花二十六个法郎，简直是发疯，是胡闹！”

那位朋友是个贫困的小市民，他有了一个主意：

“让您的保险公司赔好了。烧毁的东西，只要是在您家里损坏的，保险公司是应当赔的。”

听到这个主意，小个子女人一下子平静下来了；思索了一分钟以后，她对丈夫说：

“明天，你到部里去以前，先到玛戴尔内勒保险公司去一趟，要他们检查一下您的伞，并且提出赔偿要求。”

奥雷依先生一听跳了起来，说：

“这种事我一辈子也不敢去干的！只不过是损失十八个法郎嘛。我们也不会因此穷死的。”

第二天，他拿着一根手杖出门了；幸好这天是好天气。

奥雷依太太独自待在家里，心里总是为那十八法郎的损失愤愤不平。雨伞就搁在餐厅的桌子上，她绕着桌子转圈，就是拿不定主意。

她一直在想着保险公司，可是她又不敢去面对保险公司接待处的那些先生们的带有讥讽意味的眼光，因为在公开场合她是很腼腆的，为了一点点小事都会脸红，在不得不与陌生人谈话时，她会感到拘束。

可是十八法郎的损失她实在搁不下，她心痛得就像被刺了一刀似的。她已经不愿意再去想它了，但是这笔损失的回忆却不断地捶打着她，使她感到痛苦。怎么办呢？时光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她还是什么主意也拿不定。可是突然她就像懦夫一下子变成了勇士似的下了决心。

“我一定要去，去了再说。”

不过应该先把雨伞加工一下，使它受到的损伤更严重一些，使她的要求更合理一些。于是她在壁炉台上取下一根火柴，在伞骨之间烧去了巴掌大的一块，然后把破伞仔细卷好，再用橡皮筋箍好，然后披上披肩，戴上帽子，急匆匆地向保险公司所在地里伏利街[2]走去。

可是她越是走得离公司近，她的脚步却越是慢了。她要去说些什么呢？他们将如何回答她呢？

她看了看门牌号码，还剩二十八个号码。很好！她还可以想想，她越走越慢。忽然，她打了个哆嗦；她走到门口了，门上标着金光闪闪的几个字：“玛戴尔内勒火灾保险公司”。已经到了！她停住站了一会儿，心里又是焦虑又是惭愧；她走过去，又走回来，随后又走过去，再走回来。

最后，她对自己说：

“我总得进去啊！早进去总比晚进去好。”

不过，在走进门口时，她觉得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

她走进一间宽阔的大厅，四周有许多窗口，每个窗口里都可以看到一个脑袋，身子被隔板遮住了。

一位捧着一些文件的先生在大厅里经过。她停住脚步，低声下气地问道：

“对不起，先生。请问哪儿是要求赔偿烧毁物件的地方？”

那人的声音很响亮，回答说：

“二楼左边，损失科。”

“损失科”几个字使她听了更心里发怵；她真想什么也不说，牺牲了那十八个法郎，逃走了事。可是一想到这个数目，她的胆子又大了一些；她上楼了，走一步停一步，一面喘着气。

在二楼，她看见有一扇门，就敲了敲。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喊道：

“请进！”

她进去了，里面是一个大厅，有三位气宇轩昂的、佩戴着勋章的先生站在那里说话。

其中一位问她：

“您有什么事，太太？”

她想不起怎么说了，只是吞吞吐吐地说：

“我来……我来……是为……为了一笔损失。”

那位先生彬彬有礼地指着一个座位说：

“请坐一会儿，我马上就跟您谈。”

随后他回过头去，跟那两位先生继续谈话。

“两位先生，敝公司认为对两位应负的责任不能超过四十万法郎，你们要我们多付十万法郎的要求，我们很难接受。而且根据估价……”

那两位中有一位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不必再说了，先生；让法院来决定吧。我们现在只能告辞了。”

他们恭恭敬敬地行了几个礼出去了。

啊！如果她胆敢和他们一起走，她一定也跟着走了；她会放弃一切，一走了之！可是她能这样做吗？那位先生送客回来，鞠躬问道：

“太太，有什么事可以为您效劳？”

她支支吾吾地回答：

“我来是为了……为了这件东西。”

那位经理用一种疑惑的诧异神态，低头望着她递给他看的那件东西。

她试着用发抖的手捋下橡皮筋，她费了很大劲才达到目的，随后一下子撑开了那把只剩下破残面子的雨伞的骨头架子。

经理用同情的语气说：

“看来损坏很严重。”

她有些迟疑地说：

“它花了我二十法郎。”

经理吃惊地说：

“是吗！有这么贵吗？”[3]

“是的，当初是很好的，现在我想请您检査一下它的情况。”

“很好，我看清楚了，很好。但我不知道这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有点担心了；也许这家公司对小东西是不赔偿的。她于是说：

“不过……它是被烧坏的。”

经理并不否认：

“我看得很清楚。”

她张口结舌，不知再怎么说下去了；随后，她忽然明白了自己忘了说明来意，于是赶紧说道：

“我是奥雷依太太，我们在玛戴尔内勒火灾保险公司保过险的，现在我是为了要求赔偿损失来的。”

她怕遭到断然拒绝，急忙又加了一句：

“我只要求你们换一个伞面。”

经理有些为难，说道：

“可是……太太，我们不是卖雨伞的商店。我们不能承担修理的业务。”

这个小个子妇人觉得胆子又大了起来；一定要进行斗争，那就斗争吧！她不再害怕了，说：

“我只要求修理费，我会找人去修理的。”

经理先生似乎有点尴尬，他说：

“真的，太太，钱是很少的；可是这样微不足道的损失，别人是从来不要求我们赔偿的。请想想吧，像手帕、手套、扫帚、旧鞋子等等小物件，每天都有被烧掉的，我们是不能赔偿的。”

她的脸红了，觉得怒气又上来了。

“先生，可是去年十二月，我们家的烟囱失了火，至少造成我们五百法郎的损失；奥雷依先生并没有要求公司作任何赔偿，因此今天公司赔偿我的雨伞也是应该的。”

经理猜到她是在说谎，便微笑着说：

“奥雷依先生损失了五百法郎没有要求赔偿，而现在却来要求赔偿五六个法郎的修理费，您大概也会承认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吧。”

她一点也不惊慌地回答：

“请别见怪，先生；五百法郎的损失归奥雷依先生，十八法郎的损失却要我付款的，这不是一回事。”

经理看出这个妇人很难打发，这样缠下去他这一天就要白白浪费掉，只能作些让步，问道：

“那么，请把事情经过告诉我，好吗？”

她觉得有希望了，便开始讲述起来：

“是这样的，先生；在我的前厅里，有一个搁手杖和雨伞的铜架子。那一天，我在回家的时候把伞搁在架子上。还应该告诉您一件事，在架子上面，有一块放蜡烛和火柴的小木板。我伸手取了四根火柴，我擦了一根，火柴断了。我再擦一根，着了，但跟着就灭了。再划第三根，还是那样。”

经理插嘴说了一句俏皮话：

“那肯定是政府专卖的火柴[4]，是吗？”

她不懂对方的意思，继续说道：

“也许是的；我总是要擦到第四根才能擦着；我点上蜡烛，便进房间去睡觉了。可是过了一刻钟，我好像闻到有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我一向害怕着火。如果真要遭到火灾，那也不会是我的错！特别是自从刚才跟您提起过的那场烟囱失火以后，我更是非常小心的。所以我立刻起床，走出卧室，到处寻找，像猎狗一样到处嗅着，最后发现是我的雨伞烧着了。很可能是有一根火柴掉在里面了。您看它被烧成什么样子了……”

经理已经决定赔了，问道：

“您估计要赔多少？”

她一下子没有说话，不敢确定数目；故作大方地说：

“请您叫人去修吧。我把这件事托付给您了。”

他拒绝了，说：

“不行，太太，这件事我办不了。您要求赔多少，请说吧。”

“可是……我觉得……这样吧，先生，我也不想多要您的钱，我……我们这么办吧。我把伞拿到一家伞店里去，让他们换上一个耐用的、上等的绸面子，以后我拿发票来取款，您看这样行吗？”

“很好，太太，就这样说定了。这是一张通知出纳科付款的通知，他们会偿还您的费用的。”

于是他递给奥雷依太太一张卡片，她接了过来，一边道谢一边往外走；她生怕经理改变主意，所以要赶快走出去。

现在她迈着轻松的步伐在街上走着，一边寻找一家她看得中的漂亮的伞店。她找到了一家很气派的伞店，她就走了进去，果断地说：

“这把伞要换一个绸面子，要用质量好的绸子。请把你们最好的绸面子换上去。价钱我是不在乎的。”

王振孙译

[1] 卡米耶·乌迪诺：法国剧作家，小说家。莫泊桑的亲密朋友，莫泊桑的女友勒孔特·德·诺伊夫人的兄弟。

[2] 里伏利街：巴黎由第一区通到第四区的一条东西向大街，在卢浮宫北面。

[3] 在一八八二年底，一把“包不褪色的英国哔叽”的雨伞才值6.75法郎。

[4] 从一八七五年一月十八日起，法国的化学火柴的制造和销售均由政府垄断，质量很差。但市面上仍有国内地下制造的火柴和走私进口的外国火柴，质量较好。老百姓都抱怨并且怀念过去用从瑞典进口的火柴的时代。

项链

世上有些美丽可爱的姑娘，就像命运安排错了似的，偏偏出生在小职员的家庭里，这一个姑娘就是如此。她没有嫁妆，没有可以指望得到的遗产，没有任何办法能让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男人认识她、了解她、喜爱她、娶她；她只好听任把她嫁给了公共教育部的一个小办事员。

她没有钱打扮，穿得很朴素，但是她像一个社会地位降低了的女人一样感到非常不幸；因为对女人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社会等级，也没有什么门第血统，她们的美貌、她们的优雅和她们的娇媚代替了她们的出身，她们的门第。她们天生的灵巧，她们风雅的本能，她们头脑的灵活，是她们的惟一的等级，使得一些平民人家的姑娘和最高贵的夫人平起平坐，不相上下。

她总觉得自己是为了过一切优雅豪华的生活而生下来的，因此她一直不断地感到痛苦。她因为自己的住房的简陋，没有装饰的墙壁的寒酸，坐椅的磨损，织物的难看而感到痛苦。所有这些东西，换了另外一个和她同一阶层的女人，甚至连注意也不会注意，却让她感到苦恼，感到怨恨。她一看见那个替她做简单家务活儿的个子矮小的布列塔尼女人，心里就不由得会产生出揪心的悔恨和如疯似狂的梦想。她梦见了四壁蒙着东方帷幔的、被高高的大分枝铜烛台照亮的、静悄悄的候见厅，两个身材高大、穿着短套裤长袜的男仆人，在暖气炉散发出的闷热中，昏昏沉沉倒在宽大的扶手椅里睡着了。她梦见了悬挂着古色古香的丝绸帷幔的、精美家具上摆放着极其珍贵的小摆设的大客厅，也梦见了专供和最亲密的朋友们在五点钟聊天的、精心布置的、芳香扑鼻的小客厅，这些最亲密的朋友都是所有妇女梦寐以求地巴望得到他们的青睐的到处受欢迎的知名人士。

她在她丈夫对面，那张铺着一块已经使用了三天的桌布的圆桌前坐下来吃饭，她丈夫一边揭开带盖的大汤盆，一边眉开眼笑地表示：“啊！多好的牛肉蔬菜浓汤！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吃的了……”这时候她却想到了精美的晚餐，闪闪发光的银餐具，墙壁上挂满的绣有古代人物和仙境般森林中的珍奇鸟儿的挂毯；她想到了用精致考究的餐具盛着的一道道珍馐美味，想到了一边吃着一条鳟鱼的粉红色的肉或者松鸡的翅膀，一边带着斯芬克司[1]的微笑听着的那些悄声说出的甜言蜜语。

她没有好衣裳，没有首饰，什么都没有。可是她偏偏只喜欢这些东西；她觉得自己就是为了享受这些东西而生下来的。她心里总是那么强烈地希望自己能够招人喜爱，能够被人羡慕，能够富有魅力，大家都乐意和她交往。

她有一个女朋友，很有钱，是从前在女修道院办的寄宿学校里的同学；她不愿意再去看她，因为她每一次回来都感到那么痛苦。她在忧愁、懊恼、绝望和悲痛中要一连哭上好几天。

没想到有一天晚上，她的丈夫回来，一副洋洋得意的神色，手上还拿着一个大信封。

“瞧，”他说，“这儿有一样给你的东西。”

她连忙撕开信封，抽出一张卡片，上面印着下面这些字句：

公共教育部部长乔治·朗波诺暨夫人于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在本部大楼举办晚会，恭请卢瓦泽尔先生和夫人光临。

她并没有像她丈夫所希望的那样感到高兴，反而恼恨地把请柬往桌上一扔，低声抱怨：

“你要我拿它干什么？”

“可是，亲爱的，我原以为你会感到高兴呢！你从来不出去，这是一个机会，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到手。人人都想要；非常难得，分给职员的不多。你会在那儿见到所有的官方人士。”

她眼睛里冒出怒火，望着他，很不耐烦地嚷了起来：

“你要我身上穿什么去参加？”

这一点他倒没有想到；他低声含含糊糊地说：

“当然是你上戏院子穿的那件连衣裙。照我看呀，就很不错……”

他看见他的妻子哭了，惊讶得闭上了嘴，一下子发了呆。两大滴泪珠从他妻子的眼角朝嘴角淌下来；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这是怎么啦？怎么啦？”

但是她猛地一使劲，强压住自己的痛苦，一边揩着泪湿的双颊，一边用平静的嗓音回答：

“没什么。只不过我没有衣裳，因此我不能去参加这次晚会。有哪位同事的太太穿戴比我好，就把你这张请柬送给他吧。”

他感到很遗憾。接着他又说：

“听我说，玛蒂尔德。一件合适的衣裳，以后遇到别的机会你还可以穿的，朴朴素素的，要花多少钱？”

她考虑了几秒钟，心里算了算价钱，同时也想到了她可能提出多大的一笔数目才不至于遭到这个为人节俭的小公务员的立即拒绝，引起他的惊叫。

最后，她犹豫不决地回答：

“我也说不准，不过我觉着有四百法郎就可以办到了。”

他的脸色有点发白，因为他正好存下这笔钱，准备买一支枪，下个夏天好跟几个朋友一块到南泰尔平原去打猎。这几个朋友经常在星期日上那儿去打云雀。

然而他还是说了：

“好吧。我给你四百法郎。不过你要尽量想法买一件漂漂亮亮的连衣裙。”

晚会的日子近了，卢瓦泽尔太太看上去好像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焦虑不安。然而她的衣裳已经准备好。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对她说：

“你这是怎么啦？瞧瞧你，这三天来你怎么变得这么怪。”

她回答说：

“让我感到烦恼的是没有一件首饰，没有一块宝石，什么也没有可以佩戴在身上的。我会显得一副寒酸相。我宁愿不去参加这次晚会。”

他听了说：

“你可以戴上几朵鲜花呀。在这个季节也很时髦。花上十个法郎，你就可以买到两三朵非常美丽的玫瑰花。”

她丝毫没有被说服。

“不……在有钱的女人中间，再没有比露出一副穷相更让人丢脸的了。”

可是她的丈夫叫了起来：

“你这个人好糊涂啊！去找你的朋友福雷斯蒂埃太太，向她借几件首饰。你和她的交情很好，完全可以开这个口。”

她发出一声快乐的叫喊：

“这倒是真的，我却没有想到。”

第二天，她到她的朋友家里去，说出她的苦恼。

福雷斯蒂埃太太朝她的带镜子的大衣橱走过去，取出一只大首饰箱，带回来打开，对卢瓦泽尔太太说：

“你自己挑吧，亲爱的。”

她最先看见的是一些手镯，接下来是一条珍珠项链，再接下来是一个威尼斯[2]的做工精美考究的、镶宝石的金十字架。她在镜子前面试戴这些饰物，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取下它们，还掉它们。她一直在问：

“你再没有别的了？”

有。你自己找找看。我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

突然间她在一只黑锻子盒里，发现一串华丽无比的钻石项链；她的心因为一股无比强烈的欲望而怦怦跳动起来。她的双手打着哆嗦拿起它。她把它套在脖子上，戴在她身上穿着的那件不袒胸露肩的连衣裙的上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陷入在心醉神迷之中。

接着，她满怀不安，犹豫不决地问：

“你可以把这个借给我吗？我只借这一样。”

“当然可以。”

她跳起来搂住她朋友的脖子，激动万分地吻过以后，带着她的宝物急急忙忙走了。

晚会的日子到了。卢瓦泽尔太太大大地获得了一次成功。她比所有的女人都漂亮，她举止优雅，和蔼可亲，面带微笑，快乐得发了狂。所有的男人都望着她，打听她的名字，托人把自己介绍给她，部长办公室的所有官员都想和她跳华尔兹舞。部长也注意到她。

她在自己的美丽赢得的胜利里，在自己的成功带来的荣耀里，在由所有这些奉承、所有这些赞美、所有这些被她激发起的欲念，对女人的心来说，这是一种那么完整、那么甜蜜的胜利——形成的幸福的云雾里，已经快乐得有点飘飘然，她如疯似狂地跳着舞，别的什么也不去想了。

她将近凌晨四点钟才离开。她的丈夫从午夜十二点钟起就和另外三位先生在一间僻静的小客厅里睡着了。这三位先生的太太也玩得非常开心。

他把为了散场回家而带来的衣裳披在她的肩膀上，这是家常穿的简朴的衣裳，它的寒酸和舞会盛装的雅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她感觉到了这一点，想赶快逃走，免得被其余身上裹着贵重的裘皮衣裳的女人看到。

卢瓦泽尔拉住她：

“等一等。你到外面会着凉的。我去叫一辆马车。”

但是她不听他的话，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等到他们到了街上，却找不到出租马车；他们开始寻找，见到远远有车子经过，就追在后面朝车夫大声叫喊。

他们沿着下坡道朝塞纳河走去，浑身哆嗦，已经不抱希望。最后他们在沿河街上找到了一辆在夜间出来兜生意的、破旧的双座四轮轿式马车，这种马车在巴黎只有黑夜来临以后才能看见，好像它们在白天会对自己的寒伧感到羞愧似的。

这辆马车一直把他们送到殉道者街上的家门口，他们闷闷不乐地爬上楼，回到自己的家里。对她来说，一切都结束了。而他呢，他想到了十点钟必须赶到部里。

她在镜子前面脱掉披在肩膀上的衣裳，好再一次看看笼罩在光荣中的她自己。但是她突然发出一声叫喊。她的脖子上没有了那串项链！

她的丈夫已经脱了一半衣服，问道：

“你这是怎么啦？”

她惊慌失措地朝他转过身来：

“我……我……我借福雷斯蒂埃太太的那串项链不见了。”

他吓得心惊肉跳，一下子立了起来：

“什么！……怎么会不见了！……这不可能！”

他们在连衣裙的褶层里，在大衣的褶层里，在一只只口袋里寻找，到处都找遍了，却没有能够找到。

他问道：

“你肯定你在离开舞会时还戴着？”

“是的，我在部里的门厅里还摸过。”

“可是，如果你在路上丢了，我们会听见它掉下去的声音。它一定是掉在出租马车里了。”

“对。这很可能，你记下车号了吗？”

“没有。你呢，你也没有看吗？”

“没有。”

他们面面相觑，吓得发了呆。最后卢瓦泽尔重新穿上衣服，他说：

“我去把我们徒步走过的那一段路再走一遍，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

他说完就出去了。她呢，身上仍旧穿着晚会盛装，连上床睡觉的力气都没有，瘫倒在一把椅子上，屋子里没有生火，脑子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想。

她的丈夫七点钟左右回来了，他没有找到。

接着他到警察局去，到一家家报馆去，请求悬赏寻找；他还到一家家出租马车车行去；总之，只要有一线希望的地方他都去了。

她呢，等待了一整天，面对着这个可怕的灾祸，她一直处在惊慌失措的状态中。

卢瓦泽尔晚上回来了，双颊深陷，脸色苍白；他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说：

“只好写一封信给你的朋友，就说你把她的项链的搭钩弄断了，你已经送去修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考虑的时间了。”

她在他的口授下写了这封信。

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完全绝望了。

卢瓦泽尔一下子老了五岁，他说：

“只好想办法赔这件首饰了。”

第二天他们带着首饰盒子，到盒子里标明的那家珠宝店去。珠宝商人査了査账簿：

“这串项链，太太，不是我这儿卖的；我仅仅提供了首饰盒子。”

他们于是一家家首饰店跑过去，凭着他们的记忆，想找到一串和原来那串相同的项链。他们俩又愁又急，眼看着就要病倒了。

他们在王宫的一家铺子里找到了一串钻石项链，看上去和他们要找的那串完全相同。它的原价是四万法郎，三万六千法郎就可以卖给他们。

他们于是要求珠宝商人在三天之内不要卖出去。另外他们还讲好条件，如果原来的一串在二月底以前找到了，这一串三万四千法郎收回去。

卢瓦泽尔有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万八千法郎。其余的钱他得去借。

他向这一个人借一千法郎，向那一个人借五百法郎，在这儿借五个路易[3]，在那儿借三个路易。他签下了许多借据，背上了一些足以使自己破产的债务，跟高利贷者，跟形形色色的放债的人打交道。他危害到自己今后的一生，他甚至在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否支付签下的借据的能力，就冒险签字。他对未来感到焦虑不安，将要压在他身上的极度贫困，还有物质方面的匮乏和精神方面的折磨的远景，让他心里充满了恐惧，他就是满怀着这种恐惧去把三万六千法郎放在商人的柜台上，取走了那串新项链。

卢瓦泽尔太太把项链送还给福雷斯蒂埃太太时，福雷斯蒂埃太太面带不快的神色，对她说：

“你应该早一点还给我才对，因为我可能需要。”

她没有打开盒子，这是她的朋友最担心的。如果她发现换了一串，她会怎么想呢？她会怎么说呢？她不会把她看成一个小偷吗？

卢瓦泽尔太太过起了穷人过的可怕生活。况且，她一下子就英勇地下定了决心。这笔高得吓人的债务必须还清。她能够还清。女用人辞退掉；住房也换掉，租了一间斜屋顶的顶楼房间。

她干起了粗重的家务，厨房里的那些讨厌的脏活儿。她洗餐具，在油腻的陶器上和平底锅的锅底上磨坏了她的粉红色的指甲。她用肥皂洗脏床单、衬衣和抹布，然后晾在一根绳子上。她每天早上把垃圾从楼上拎到街上，再把水拎上楼来，每一层楼都要停下来喘口气。她穿得像平民百姓家的女人，胳膊上挎着篮子上水果店，上食品杂货店，上肉铺，她讨价还价，遭到辱骂，一个苏一个苏地保卫她那少得可怜的钱。

每个月都有几张借据需要还清，都有几张借据需要重订，延长偿还的期限。

她的丈夫晚上也工作，给一个商人誊清账目，夜里还常常帮人抄写，抄一页挣五个苏。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十年。

十年后他们把债务全都还清了，连高利贷的利息，利滚利的利息全都还清了。

卢瓦泽尔太太现在看上去像个老妇人了。她已经变成穷苦人家的那种身强力壮，既冷酷又粗暴的女人。她头发梳得乱七八糟，裙子穿得歪歪扭扭，两只手通通红，说起话来嗓音很响，洗起地板来用大盆大盆的水冲。但是，有时候，她的丈夫到办公室上班去了，她一个人坐在窗子旁边，心里回想起了从前的那个晚上，回想起了那次舞会，在那次舞会上她曾经是那么美，那么受人欢迎。

如果她没有遗失那串项链，会是怎样一个情况呢？谁知道呢？谁知道呢？人生多么离奇古怪，多么变化无常！只需一点点小事情就可能把您毁掉或者使您得救！

没想到有一个星期日，她劳累了一个星期以后稍微休息休息，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兜个圈子，忽然看见一个女人领着一个孩子在散步。这是福雷斯蒂埃太太，还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那么迷人。

卢瓦泽尔太太心里十分激动。过去找她谈谈吗？当然。现在既然债已经还清了，她可以把一切讲给她听听。为什么不呢？

她走了过去。

“你好，让娜。”

对方完全没有认出她来，被这个平民女子如此亲热地招呼，感到了惊奇，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太太！……我不知道……您一定是认错人了。”

“没有认错。我是玛蒂尔德·卢瓦泽尔。”

她的朋友发出一声叫喊：

“啊！……我可怜的玛蒂尔德，你变得多厉害啊！”

“是的，自从我上次和你见面以后，我过了多少困苦难熬的日子，受了多少苦难……而这全都因为你！……”

“因为我……怎么会呢？”

“你一定还记得你借给我去参加部里晚会戴的那串项链。”

“记得。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我把它弄丢了。”

“怎么！你不是已经还给我了。”

“我还给你的是另外一串完全相同的。我们花了十年工夫才把买它的钱还清。你也明白，对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之，这已经过去了，我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你是说你花钱买了一串钻石项链来赔我的那串？”

“是的。你没有发现，嗯？它们完全一模一样。”

她脸上露出一种既骄傲而又天真的快乐的微笑。

福雷斯蒂埃太太激动万分，握住她的双手。

“啊！我可怜的玛蒂尔德！可是我那串是假的。它顶多值五百法郎！……”

郝运译

[1] 斯芬克司：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的音译。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也叫斯芬克司，常用以隐喻“迷”样的人物。

[2] 威尼斯：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亚得里亚海西北岸重要港口，以生产珠宝玉石工艺品及花边刺绣等著称。

[3] 路易：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等人头像的法国旧金币，合二十法郎。

索瓦热老婆婆

献给乔治·布歇[1]

1

我已经有十五年没到维尔洛涅[2]去了。直到今年秋天打猎，住在我的朋友塞尔瓦家里，这才又去了一次。他终于重新盖好了他那座给普鲁士人毁掉的城堡。

我非常喜爱那一带地方。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角落，给我们的眼睛带来一种肉感美，使你不由得要用肉体的爱去爱它们。有些常见的泉水、树林、池塘和山丘，像意外艳遇似的打动了我们这些被大地迷住的人，在我们的心里撒下了温柔的回忆。有时候，甚至我们的思想会回到某一角森林、某一段河岸或者某一片鲜花盛开的果园，虽然不过在一个愉快的日子里偶尔见过一次，可是它们却像春天早晨在街头遇到的那些穿着浅色透明衣衫的女人的影子一样，留在我们的心头，在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里种下了一种难消难忘的欲望，一种交臂失之的幸福感觉。

在维尔洛涅，我爱的是整个田野；田野上布满了小树林，还有纵横的溪水在泥土里流动，好像一条条血脉似的，把血液输送给大地。我们在溪水里捉虾、鲈鱼和鳗鱼。真是无上的幸福！有些地方还可以洗个澡；在这些潺潺的溪水两岸生长着茂密的青草，草丛里时常可以发现沙锥鸟。

我像一只山羊那样敏捷地朝前走着，眼睛望着我那两条在前面东寻西找的猎狗。塞尔瓦正在右边一百米外的一块苜蓿地里搜索。我绕过索德尔家的林子边上的灌木丛，瞧见了一所烧毁的茅屋。

猛然间我想起了在一八六九年最后一次看见这所茅屋的情形，那时候它收拾得很干净，外面架着葡萄棚，门口有几只母鸡。如今它只剩下没有坍倒的破烂阴森的骨架，还有什么能比一所死气沉沉的房子更显得凄凉的呢？

我还记得我有一天累得筋疲力尽，这所房子里有一位老太太请我进去喝过一杯酒；当时塞尔瓦曾经把她家的情形讲给我听。她的丈夫经常违警打猎，后来被宪兵打死了。她的儿子，我从前见过，瘦高个儿，还没有娶亲，据说也是一个残忍地摧残鸟兽的人。别人都管他们叫索瓦热。

这是一个姓呢，还是一个绰号？[3]

我喊塞尔瓦。他迈着鹭鸶般的阔步子向我走过来。

我问他：

“这一家人怎么啦？”

他对我讲了下面这一段故事。

2

宣战的时候，小索瓦热三十三岁，他撇下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应征入伍。大家都知道她手上有点钱，所以并不太替她担心。

她仍旧一个人住在树林边上，这所离村子很远的孤零零的房子里。再说，她也真的不害怕，因为这位又高又瘦的老太太脾气很倔强，跟她家的男人一样；她很少有笑的时候，别人也从不和她说笑逗趣。的确，乡间的女人难得有笑的时候。笑是男人的事儿！她们过着抑郁寡欢，没有一点指望的日子，心胸变得狭小，不开朗。乡间的男人在酒馆里多少养成了一点爱热闹的快乐心情，可是他们的妻子却总是板着脸，闷闷不乐。她们脸上的肌肉没有受到过笑的训练。

索瓦热老婆婆在自己的茅屋里继续过着跟平常一样的生活，不久以后，茅屋就被大雪盖住了。每个星期她到村里去一次，买点肉和面包，然后又回到家里。因为大家都说路上有狼，所以她出门总背着枪，枪是她儿子的，已经生了锈，枪托也被手磨坏了。她那副模样儿实在够怪的，高高的个儿，背有点驼，跨着不慌不忙的步子在雪地里走着，枪筒从黑帽子后面冒出来；那顶紧紧箍在头上的黑帽子，罩住她那从来还没有人见过的白发。

有一天，普鲁士人来了。按照每家的财产和收入，他们被分配到当地居民家里吃住。大家都知道老婆婆有点钱，所以她摊到了四个。

这是四个肥胖的小伙子，金黄色的皮肤，金黄色的胡子，蓝眼睛，尽管吃了不少苦，可是仍旧胖胖的；他们虽然是在被征服的国家里，还是很和气。他们单独住在这个上年纪的女人家里，对她非常亲热，尽可能节省她的气力和开支。早上，可以看见他们四个人光穿着一件衬衫，围着井洗脸。他们在刺目的雪光里，哗哗地用冷水洗他们北欧人的白里透红的皮肤；这当儿，索瓦热老婆婆跑来跑去，忙着烧早饭。接着，他们就打扫厨房，擦玻璃窗，劈柴火，削土豆，洗衣裳，像四个守着母亲的孝顺儿子似的，干着家里所有的活儿。

但是，这位老婆婆总是掂记着亲生儿子，惦记着她那痩高个儿、鹰钩鼻、棕色眼睛、嘴唇上像堆着一团黑毛似的大胡髭的儿子。每天她都要挨个地问那四个住在她家里的士兵：

“您知道法国步兵二十三团开到哪儿去了吗？我的儿子在里面。”

他们每一次都回答：“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家里也有母亲，自然能够了解她的痛苦和忧愁，于是千方百计地在小地方讨她的欢心。况且，她也很爱这四个敌人，因为乡下人没有什么爱国心激起的仇恨；那只有上层阶级的人才有。卑贱的人贫困，任何新的负担都压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付的代价最高；他们的人数多，所以成批的被屠杀，成了真正的炮灰；总之，他们最弱小，最缺乏抵抗能力，所以他们遭受战争带来的苦难也最深重。他们不能理解那种好战的狂热，那种容易激发的荣誉观念，以及那些在六个月里把一胜一负的两个国家都同样耗干了的所谓政治计划。

当地的人一谈到索瓦热老婆婆家里的那四个德国人，就说：

“这四个家伙算到了自己家里了。”

谁知有一天早上，老太太独自在家里，远远瞧见平原上有一个人朝着她的房子走过来。没有多久，她就认出是当地的邮差。他交给她一张折起来的纸，她把做针线活儿戴的眼镜从盒子里取出来戴上，念道：

索瓦热太太：一个不幸的消息通知您。您的儿子维克托昨天被一颗炮弹打死了，简直可以说，这颗炮弹把他炸成了两段。我当时正好在他跟前，因为在连队里，我们是紧挨着在一起的，而且他曾经跟我谈起过您，要我在他万一遭到不幸的时候，当天就通知您。

我从他衣袋里取出了他的表，准备在战争结束后给您送去。

我向您致以最亲切的敬礼

步兵二十三团二等兵

塞泽尔·里沃

信上注的日期是三个星期以前。

她没有哭，只是一动不动地待着，在这突然而来的打击下发了傻，甚至一时还感觉不到痛苦。她心里想：“维克托已经被打死了！”接着，泪水慢慢地涌上眼睛，痛苦渗入心里。许多可怕的、难受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地在她脑海里闪过。她再也不能拥抱她的儿子，她那个高个儿的儿子了！再也不能拥抱他了！宪兵打死了父亲，普鲁士人又打死了儿子……他被一颗炮弹炸成了两段。她仿佛看到了当时的情形，多么可怕啊！耷拉着脑袋，睁着眼睛，同时还像他往常生气时那样咬住他那大胡髭的尖儿。

他们事后把他的尸首怎样处置了呢？要是她的儿子也能像她那额头中间带着一颗子弹的丈夫一样，被人送回来就好了！

突然，她听见一阵说话的声音。原来是那四个普鲁士人从村子里回来了。她连忙把信藏在衣袋里，趁时间还来得及，仔细擦了擦眼睛，带着平素的脸色，若无其事地迎接他们。

他们四个笑着，兴致很好，因为他们带回来一只很肥的兔子，毫无疑问，兔子是偷来的。他们向老大娘做了个手势，表示这下子可有好东西吃了。

她立刻动手准备中饭；可是临到杀兔子的时候，她没有勇气下手了。她可不是第一回杀兔子呀！一个士兵在兔子耳朵后面给了一拳，把它捶死。

这个小东西一死，她就剥皮，露出了鲜红的肉；但是一看见手上沾满了鲜血，一看见她觉得在渐渐冷却，并且凝结起来的鲜血，她就从头到脚哆嗦起来；她老看见那个被炸成两段的高个儿的儿子在面前，也跟这只还在颤动的动物一样，浑身是血。

她坐下来和普鲁士人一同吃饭，可是她吃不下，一口也吃不下。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那只兔子，没有注意她。她偷偷瞧着他们，没有说话，有一个主意在她脑子里渐渐地酝酿成熟了，不过她的脸色是那么沉着，所以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她突然问他们：“咱们在一起住了一个月啦，可是我连你们姓什么都还不知道。”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明白她的意思，于是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但是这个还不够，她要他们把姓名和家里的地址写在一张纸上。等他们写好了，她又在大鼻子上架起眼镜，看了看那些不认识的外国字，然后把纸折起来，放在衣袋里，压在通知她儿子死讯的那封信的上面。

吃完了饭，她对他们说：

“我去替你们办点事。”

她动手把干草搬到他们睡的那间顶楼上。

他们看见她这样做，觉得很奇怪；她向他们解释说，这样他们可以暖和一点；于是他们也帮着她搬。一捆捆的干草堆起来，堆得碰到了茅屋顶，他们就这样替自己安排了一间被干草围在中间的宽敞卧房，又温暖又香，他们一定可以睡得很舒服。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中间有一个看到索瓦热老婆婆还是一点东西也不吃，就担起心来。她推说是胃气痛。后来，她把炉子生得旺旺的，坐下来烤火；四个德国人像每天一样，爬上梯子，钻进自己的卧房。

翻板活门刚一放下，老婆婆就抽掉梯子，悄悄打开通到外面去的那扇门，又去搬了许多捆干草，把厨房塞得满满的。她光着脚在雪地上走，轻得听不见一点声音。她不时去听听那四个睡着了的士兵参差不齐的、响亮的鼾声。

等到她认为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就扔了一捆干草在炉子里，点着以后，把它分散在其余的干草捆上，然后走到外面瞧着。

没有几秒钟的工夫，整个茅屋里面都被强烈的火光照亮了，接着就变成一团吓人的烈火，一只火光熊熊的大熔炉。火苗从狭窄的窗户蹿出来，把耀眼的火光投在雪地上。

过了一会儿，顶楼里传来一声狂叫，紧跟着是一片号叫声，一片令人心碎的痛苦和恐怖的呼救声。房子里面，活门突然塌下来了，滚滚的火焰冲进顶楼，穿过屋顶，像一根庞大的火炬似的，升到天空；整个茅屋都烧着了。

茅屋里除了噼噼啪啪的火声和墙倒梁坍的声音以外，什么也听不到了。屋顶一下子塌下来，烧得火光闪闪的房架子，在浓烟中，把一大束火星撒向空中。

白皑皑的原野被火光照着，跟一块染上一层红色的银色台布一样，闪闪发光。

远处传来了钟声。

索瓦热老婆婆仍然站在烧毁了的房子门口，手里握着她儿子的那支枪，防备有人逃出来。

她看到一切都解决了以后，把武器朝火里一扔，接着就听见了一下爆炸声。

许多人奔来了，其中有老乡，也有普鲁士人。

他们发现她安静而满足地坐在一个树桩上。

有一个德国军官讲法国话讲得像法国人一样好，问她：

“您那几个当兵的到哪儿去了？”

她伸出枯瘦的胳膊，指了指那堆正在熄灭的红火，大声回答：

“在那里面！”

大家紧紧地围着她，那个普鲁士人又问：

“火是怎么起的？”

她说：

“是我放的。”

谁也不相信她的话，都以为是这场火灾突然把她吓疯了。她于是当着那些围着她、听她说话的人，把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从她怎样接到信，一直说到那几个和她的房子同归于尽的人怎样发出最后一声叫喊。凡是她曾经感觉到的，凡是她曾经做过的，一点也没有漏掉。

她说完了，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为了在最后的火光里分清这两张纸，她又戴上了眼镜。然后她把其中一张给大家看，说：“这张是通知维克托的死讯的。”在把另外一张给大家看的时候，她朝红通通的废墟点了点头，说：“这张纸上是他们的名字，可以写信通知他们家里。”她不慌不忙地把这张白纸递给抓住她肩膀的军官，接着说：

“您一定要在信里写明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的父母，这是我维克托瓦尔·西蒙·索瓦热干的！千万别忘了。”

军官用德国话大声下了几道命令。她于是被捉住，推到她自己家的墙跟前。墙还热得烫人呢。十二个士兵很快地存她对面，相隔二十米的地方排好队。她没有动。她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等待着。

命令刚发出，跟着就响起一排枪声。有一发子弹发晚了，等其余的枪声响过了，才单独地射出去。

老太太没有一下子栽倒。她像是被人砍断两条腿似的瘫下去的。

普鲁士军官走过去。她差不多已经给打成了两段，不过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封浸在血泊中的信。

我的朋友塞瓦尔说到这儿，补了一句：

“为了报复，德国人才把我的那座城堡毁掉。”

可是我这时候却在想那四个烧死在这所茅屋里的善良的小伙子的母亲，想另一位被枪杀在这堵墙边的母亲的残忍的英勇行为。

我捡起了一块小石子，上面还留着被火燎过的黑颜色。

郝运译

[1] 乔治·布歇（1833—1894）：法国博物馆的比较解剖学教授。福楼拜的朋友，莫泊桑在生病初期时曾得到他的关心。

[2] 维尔洛涅：这个地名是作者杜撰的。

[3] “索瓦热”这个姓在法语中有“野蛮，未开化”等意思。

乞丐

虽然他既穷又残废，当年也曾有过几天比较好过的日子。

在十五岁那年，他在通往瓦尔维尔[1]的大路上被一辆大车压断了两条腿。从此以后，他便摇摇晃晃地撑着两根木拐，在大路两旁那些农庄的院子里穿来穿去，以乞讨为生。由于撑着拐杖，他的双肩耸到了耳朵旁边，脑袋瓜像是被夹在两座山的中间。

他本是一个扔在沟里的弃婴，比埃尔特村的本堂神父在万灵节前捡到了他，因此替他取了个名字，叫尼古拉·诸圣[2]。他是靠救济长大的，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他之所以成为残废，是因为村里面包房的老板为了逗着玩，请他喝了几杯烧酒；从此他就成了流浪汉，除了伸手乞讨以外，不会干任何别的事情。

从前，有一个德·阿瓦里男爵夫人，在紧挨着她府邸的农庄的鸡舍旁边，留了一块铺着干草、类似狗窝的地方给他睡觉；在大饥荒的年代，他始终可以在府邸的厨房里，得到一块面包和一杯苹果酒。他还可以时常拿到老太太从门前台阶上或是从窗口扔给他的几个铜子。现在，她已经死了。

在各个村子里，很少有人给他布施：因为大家都对他太熟悉了；四十年来，老是看见他披着他的破衣烂衫，撑着两根木拐，把自己残废的身躯，从这个茅屋移动到那个茅屋，大家都感到讨厌。可是他却不肯离开这个地区，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只熟悉这个角落，也就是那三四个可以使他苟延残喘的村子。他对自己的行乞行为划定了界限，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从不超越这个界限。

他不知道他所能看到的树木后面是否另外还有世界，他并不思考这个问题。那些乡下人，因为老是看见他在自己的田边或是沟旁转悠，感到厌烦，便冲着他叫道：

“你为什么不到别的村子去，老是在这儿拐来拐去？”

他总是不作回答就走开了，心中突然出现了一种模糊的对陌生世界的恐惧，穷人恐惧的东西不下千百种：陌生的面孔，素不相识的人的猜疑的眼光，大路上两个两个走着的宪兵；一看见他们，他就下意识地钻进了灌木丛里，或者躲到碎石堆的后面。

当他远远地看到在阳光下面闪闪发亮的他们时，他的行动便会变得出奇的敏捷，像一只野兽躲进洞里那样敏捷。他的身子顿时会从两根木拐上滑下来，像一件破烂衣衫似的滑落到地上，缩成一团，变得非常小，让别人看不见，就像一只缩在窝里的野兔一样，使自己的棕色的破衣衫和泥土的颜色混成一体。

其实，他从来也没有跟宪兵们打过交道，可是他这种恐惧和机敏好像是从他的血液里带来的，好像是从他从未见过面的父母那儿遗传下来的。

他没有藏身之处，没有家，没有茅屋，没有躲避风雨的场所。在夏天他到处可以睡觉；到了冬天，他会非常巧妙地溜进人家的谷仓或者牲口棚里睡觉。他总会在别人发现他的踪迹以前跑掉。他熟悉通过哪些窟窿可以钻进那些屋子；因为长期使用木拐，他一双胳膊练出了惊人的力气，光靠手腕的力量，便能攀上那些收藏干草的阁楼；有时候他挨家挨户讨到了足够的吃食，他会在阁楼里待上四五天不动窝。

他像树林中的野兽一样生活在人群之中，却一个也不认识，一个也不爱，只是在那些乡下人中间引起了一种冷酷的轻蔑和无奈的反感。大家替他起了个绰号，把他叫作“吊钟”，因为他总是在他两根木拐中间摆来摆去，就像在木架中间摆动的一口钟。

他现在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谁也不再给他什么。大家终于都不理睬他了。农妇们站在自家的门口，一看见他就远远地叫喊：

“你还不快滚，下流东西！三天以前我不是刚给过你一块面包吗？”

于是他支着木拐转过身去，向旁边一户人家拐去；在那儿，他受到了同样的接待。

妇女们在各家的门口嚷着：

“我们总不能成年养着这个无所事事的懒鬼。”

可是懒鬼也得每天吃东西。

他走遍了圣伊莱尔·瓦尔维尔和比埃特，却讨不到一个铜子或者一块剩面包。他剩下的希望只有到图尔诺尔去看看了；不过那要在大路上再走上两法里，肚子和口袋一样空空如也，他觉得累得再也拖不动步子了。

不过他还是出发了。

那是在十二月里，寒风在田野呼嘯，吹得没有叶子的树枝呼呼地响，云块在低暗的天空中奔驰，匆匆地不知将去往何方。这个残废人慢慢地走着，吃力地一前一后地移动着两根木拐，一面用还剩下来的那条弯曲的腿撑着身子，这条腿的下面是一只包着破布的畸形的脚。

他不时地在路边的沟渠边坐下休息几分钟，饥饿在他混乱而沉重的心灵里加上了更多的悲哀。他只有一个念头：“吃”，但是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弄到吃的。

在那条漫长的路程上，他艰难地行走了三个小时；后来他终于看到了村子里的树木，便加快了他的动作。

他遇到的第一个乡下人，在回答他的乞讨时说：

“你又来了，老家伙！难道我们永远也撵不走你了吗？”

吊钟走开了。可是每户人家都这样粗暴地对待他，什么也不给就把他赶走。不过他还是耐心而又执拗地一家家讨过去，但还是一个铜子也没有讨到。

于是，他只好到村外的农庄去了，穿过被雨水泡软了的地面，累得几乎提不起他的木拐。所到之处，人们都赶他走。那是一个又寒冷又郁闷的天气；在这种日子里，人的心胸会变得狭窄，脾气变得暴躁，心灵变得阴沉，手也懒得张开，不愿救济和援助别人。

等他走完了他所认识的几家人家，便到希盖老板院子旁边一条沟的拐角处倒了下来。别人说他是从钩子上卸了下来，其实他是把两根高高的木拐夹在胳膊下，身子从上面滑了下来。他好久没有动弹；受着饥饿的煎熬；可是他太愚笨，不能深刻理解他那深不见底的穷困。

他等待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等待什么；在我们心中也经常会抱有这种毫无目的的指望的。在这个院子的角落里的寒风下面，他等待着人们一直希望上天或是别人送来的援助，可是他也不想想援助怎样来，为什么会来，通过谁来。一群黑毛的母鸡走过去了，它们在那哺育众生的大地上寻觅食物。它们不时地啄食一颗谷粒，或是一只难以看清的虫子，然后又继续它们的迟缓而又可靠的搜寻。

“吊钟”看着它们，心里什么也没有想；后来他突然有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与其说是从脑子里产生的，还不如说是从肚子里产生的；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感觉，他感到如果用枯枝生火，抓来一只鸡烤熟了吃，滋味一定是很好的。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盗窃罪。他捡起手边一块石头；他的手很灵巧，石头一扔出去就砸死了离他最近的那只鸡。那只鸡拍打着翅膀侧身倒了下去，其他的鸡摇摇摆摆地迈着它们的细腿逃开了。“吊钟”重新撑起他的木拐，他跟那些母鸡一样摇摇摆摆地走去捡他的猎获物。

他刚刚走到那个头上血迹斑斑的黑毛小尸体的旁边，就觉得有人在他的背上狠狠地推了一下，使他的那双木拐脱了手，滚出有十来步远。希盖老板怒气冲天地向这个乡下小偷扑过来，拼命打他，发疯般地打他；用拳头打，用膝盖顶，在这个不能自卫的残废人身上痛殴，一个被偷了东西的乡下人打起人来总是那么凶狠的。农庄里的长工们也赶来了，帮着他们的东家狠揍这个乞丐。在他们打累了以后，才把他从地上扶起来抬走，关进柴房里，一面派人去找宪兵。

“吊钟”已被打得半死，流着血，肚子又饿得要命，他一直躺在地上。天黑了，夜深了，接着是黎明。他一直没有吃到东西。

快到正午时，宪兵来了；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生怕会遇到抵抗；因为希盖老板声称曾经受到乞丐的攻击，费了好大劲才保住了自己。

宪兵小队长厉声喝道：

“站起来！”

但是“吊钟”已经不能动弹了；他试着用他的木拐支起自己的身子，却根本做不到。他们以为这个小偷在装腔，在施诡计，故意不起来；于是那两个武装人员粗暴地抓住他的肩膀，硬把他架在他的木拐上。

他感到非常害怕；这是一种本能的对宪兵的黄色宽皮带的恐惧，是猎物遇见猎人时的恐惧，是老鼠遇见猫时的恐惧。最后，他使出了难以想象的力气，居然站稳了。

“走！”宪兵小队长说。他开始走了；整个农庄里的人瞧着他走了。妇女们对他扬起拳头，男人们嘲笑他，辱骂他：总算把他抓住了！这下子可轻松了。

他被夹在两个宪兵之间走了。他居然还能一直拖到黄昏，因为有一股绝望中产生的毅力支持着他。他已经神志不清了，连他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吓得什么也不懂了。

路上的人都停住脚步看他走过去，乡下人都在轻轻地说：

“是小偷！”

一直到天黑时才走到了区政府的所在地。“吊钟”以前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地方。他确实不能想象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不能想象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所有这些可怕的、意料不到的事情，这些陌生的面孔和房子，都使他惊慌失措。

他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什么也弄不清楚，所以无话可说。此外，这么多年来，他也没有跟谁说过话，几乎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的思想也过于混乱，也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他被关在镇上的监狱里。那些宪兵没有想到他需要吃些东西，就这样把他一直关到了第二天早上。

可是，到了清晨有人来提审他的时候，却发现他已经死在地上。多么出人意料啊！

王振孙译

[1] 瓦尔维尔：在这篇发生在诺曼底的故事里，一些地名都是作者杜撰的。

[2] 天主教以十一月二日为万灵节；万灵节的前夕是诸圣节，在这一天要举行诸圣瞻礼。

幸福

这是在上灯前喝茶的时候。别墅俯瞰着大海；太阳已经落山，留下满天的红霞，而且好像撒上了一层金粉。地中海上风平浪静，那平坦的海面在即将逝去的日光下闪闪发亮，看上去如同一块其大无比的、光滑的金属板。

远远的，在右边，那些锯齿形的山峰在淡红色的晚霞里显露出它们黑魆魆的身影。

大家谈到了爱情，议论这个老题目，谈的都是那些老生常谈的事情。黄昏的淡淡的忧郁气氛使谈话变得很温和，使一个个人心情都很激动。“爱情”这个词儿不断地重复出现，时而由一个洪亮的男嗓音说出来，时而由一个轻快的女嗓音说出来，仿佛充满在这间小客厅里，像鸟儿似的飞翔，像幽灵似的盘旋。

一个人能够持续不断地爱许多年吗？

“是的，”有人这么肯定。

“不，”也有人这么断言。

他们区别一些不同情况，划清一些界限，举出一些例子。每一个人，不论男女，都充满了回忆，那些使人烦乱的回忆纷至沓来，尽管到了嘴边，却不能说出口，加以引用，因而弄得他们看上去好像十分激动，带着深刻的情绪和强烈的兴趣谈论这件既平凡而又高尚的事——两个人之间的神秘的感情结合。

但是突然有一个人，他眼望远处，嚷了起来：

“啊！瞧，那边，那是什么？”

远在天边的海面上浮现出一团灰色的东西，体积庞大，模糊不清。

女人们站起来，困惑不解地望着她们从没见过的这样惊人的东西。

有人说：

“这是科西嘉岛[1]！每年在某些特殊的气候条件下，空气清澈透明，没有经常笼罩着远处的那种水蒸气形成的雾霭，就可以看到它两三次。”

山脊隐隐约约可以辨认出来，甚至还有人认为看到了山峰上的积雪。这次意外地出现了一个世界，这个从海里钻出来的幽灵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感到不安，几乎还感到了恐惧。那些像哥伦布[2]一样到未经勘探过的海洋去旅行的人，说不定会见到这样的奇景。

这时候有一位还没有开过口的老先生说：

瞧，这个岛出现在我们面前，好像是为了用它自身来回答我们谈论的问题，使我想起了一件离奇的往事。我曾经在这个岛上看到过一个忠贞不渝的爱情的例子，令人难以置信的幸福的爱情的例子。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例子。

请各位听听吧：

五年以前我到科西嘉去旅行。这个蛮荒的岛屿对我们说来，比美洲还要陌生，还要遥远，虽然在法国的海岸有时候能像今天这样看见它。

请你们想象一个还处在混沌状态中的世界吧！除了山就是山，山与山之间是狭窄的沟壑，里面淌着湍急的流水，没有一片平原，只有像巨大的波涛似的花岗岩，和起伏很大的土地，土地上覆盖着灌木林或者栗树林和松树林。这是一块没有耕种过的、荒凉的处女地，虽然有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个村庄，看上去就像山顶上的一堆岩石。没有农业，没有工业，没有艺术。你永远不会遇到一块加工过的木头，一片雕刻过的石头，永远不会遇到一样纪念品，说明祖先们对优雅美丽的事物的幼稚的或者是高雅的爱好。对迷人的形式的追求，我们称之为艺术；在这块景色壮丽而又严峻的地方，最使人感到惊讶的，正是世代相传的对这种追求的冷漠态度。

在意大利，每一座充满杰作的宫殿本身就是一件杰作；大理石、木头、铜、铁、金属和石头都证明了人类的才华；在老房子里放着的那些古老的东西，哪怕是最小的，都显示出这种对美的无比崇高的企求。意大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神圣的祖国，我们爱它，是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向我们证明了具有创造性的智慧的努力、伟大、威力和胜利。

在它的对面正是蛮荒的科西嘉，简直就像还停留在当初刚降生的时代。那儿的人住着粗糖简陋的房子，凡是与自己的生活或者与自己家族的纠纷无关的事，都不关心。他们依然保留着缺少教养的民族的缺点和优点，他们暴躁，好记恨，无意识地残忍凶暴，但是他们也好客，慷慨，忠诚，单纯；他们打开门欢迎每一个过路的人，哪怕是一丁点儿同情他们的表示，他们都愿意用真诚的友谊来报答。

唔，我在这个景色壮丽的岛上漫游了一个月，感到好像是到了世界的尽头。没有旅店，没有酒馆，没有公路。你沿着骡子走的小道来到那些挂在半山腰、面临弯弯曲曲的深渊的村庄；到了晚上可以听见从深渊里传上来的连续不断的响声，那是急流的低沉、悠长的响声。你敲敲那些房子的大门，你要求让你留宿一夜或供你吃到第二天。你坐下来吃那简单的饭菜。你睡在简陋的房子里。到了早上，你握住主人伸出的手告别，他一直把你送到村边。

后来，有一天在走了十个钟头的路程以后，傍晚我来到了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跟前。这所房子在一条狭窄的山谷里，山谷在一法里以外通到大海。两道陡峭的山坡上覆满丛林、坍落的岩石和大树，像两堵阴暗的墙锁住这凄凉悲惨的沟壑。

茅屋的周围有几株葡萄，一片小园子，再远些有几株高大的栗树；总而言之，吃的有了，对这个穷地方来说这算是一笔财产了。

接待我的那个女人已经上了年纪，态度庄严，衣衫整洁，这在当地是少见的。男的坐在一把草椅子上，立起来向我行礼，然后又坐下来，没有说一句话。他的老伴对我说：

“请您原谅他；他的耳朵现在聋了。他今年八十二岁。”

她说的是纯正的法语。我感到惊奇。

我问她：

“您不是科西嘉人？”

她回答：

“不是；我们是大陆上的人。不过我们住在这儿已经有五十年了。”

想到在这个远离热闹的城市、凄凄凉凉的角落里度过的这五十个年头，我不由得感到了不安和恐惧。一个老牧羊人回来了，大家开始吃只有一道菜的晚饭，是用土豆、肥肉和白菜放在一起熬的浓汤。

这顿简单的饭很快吃完以后，我来到门外坐下，望着阴郁的景色，我的心由于景色的凄凉而揪紧了，出门人在愁闷的傍晚，在荒凉的地方，往往会感到忧伤，我的心里这时也感到了忧伤。就好像生活、世界，一切的一切都快要结束了。你突然一下子看见了可怕的人生苦难，离群独居，一无所有，难以忍受的内心孤独，一直到死都靠着梦想来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骗。

老妇人来到我跟前。即使是最听天由命的人，心灵深处也还有着好奇心，她正是在这种好奇心的折磨下，问道：

“您是从法国来的吗？”

“是的，我出来游山玩水。”

“您也许是从巴黎来的吧？”

“我是从南锡[3]来的。”

我觉着她好像非常激动。这一点我是怎样看出或者不如说是怎样感觉出来的，可就说不上来了。

她慢吞吞地跟着说了一遍：

“您是从南锡来的？”

那个男的出现在门口，像所有聋子一样，脸上毫无表情。

她接着说：

“没关系。他听不见。”

过了几秒钟以后她又说：

“这么说，您认识南锡的人了？”

“当然，差不多所有的人我都认识。”

“圣阿莱兹家的人认识吗？”

“认识，而且很熟，他们是家父的朋友。”

“请问您贵姓？”

我说了我姓什么。她聚精会神地望着我，然后用回忆起往事时的那种低低的声音说：

“对，对，我记起来了。布里瑟玛尔一家子，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全都死了。”

“啊！西尔蒙一家子，您认识吗？”

“认识，最小的一个现在当将军了。”

这时候她激动，她苦恼，她有了我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强烈、神圣的混乱感情，她有了我也说不清是怎样的一种需要，需要承认出来，需要说出一切，需要谈谈她一直闷在心底里的那些事，还有那些提起名字就会扰乱她内心平静的人。因此她浑身哆嗦着说：

“是的，亨利·德·西尔蒙，我知道他。他是我的弟弟。”

我大吃一惊，抬起头来望着她，猛然间我想起了一件事。

从前发生过一件轰动整个洛林[4]贵族阶层的大事。一个年轻姑娘，又美丽，又有钱，叫苏姗娜·德·西尔蒙，被她父亲指挥的那个团里的一个轻骑兵士官拐走了。

这个引诱团长女儿的士官，是个英俊的小伙子，虽然是农家子弟，但是穿起骑兵的蓝色短军服显得非常神气。大概是骑兵队伍经过时，她看见了他，注意了他，并且爱上了他。但是她怎么跟他说话，他们又怎么能够见面，互相约会呢？她怎么敢让他明白她爱他呢？这个就从来没有人知道了。

没有引起丝毫猜测，也没有引起丝毫怀疑。一天晚上，那个当兵的刚服役期满，就跟她一起不见了。到处寻找他们，但是没有能够找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大家都以为她已经死了。

没想到我却在这个阴森可怕的山谷里遇到了她。

于是轮到我说了：

“是的，我记起来了。您是苏姗娜小姐。”

她点了点头。泪珠从她的眼睛里滚下来。接着她朝呆坐在茅屋门口的那个老人望望，对我说：

“就是他。”

我明白了她仍旧爱着他，她仍旧用迷恋的眼光望着他。

我问：

“至少您过去幸福吧？”

她用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回答：

“啊！是的，很幸福。他曾经使我很幸福。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凝视着她，既感到悲哀和意外，也对爱情威力之大感到惊异！这个富贵人家的姑娘跟随了这个男人，这个农民。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农民。她接受了他的那种没有魅力、没有奢华、没有任何一种雅致考究的生活，她适应了他的简朴的习惯。她仍旧爱他。她变成了一个戴着便帽、穿着布裙子的乡下女人。她在白木桌子前，坐在草椅子上，用一只瓦盆子吃白菜、土豆加肥猪肉熬的汤。她挨着他睡在一条草垫上。

她除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别的！她并不惋惜首饰、丝绸、优雅、柔软的坐椅、四面张着帷幔的香暖的房间，以及身子钻进去后可以得到舒适的休息的鸭绒被。她除了他什么也不需要；只要有他在身边，她什么也不求了。

她年纪轻轻就放弃了生活，放弃了世界和曾经养育过她、爱过她的那些人。她单独一个人跟他来到这个蛮荒的山谷里。对她来说，他就是一切，就是一个人所能要求的一切，所能梦想的一切，所能无限希望的一切。他使得她的一生从开始到结束都充满了幸福。

她不可能更幸福了。

这一整夜我听着那个老兵的嘶哑的鼾声，他躺在简陋的床上，身边是跟着他来到这个如此遥远地方的女人。我一边听一边想着这段离奇而简单的故事，想着这个幸福，它如此充实完美而它的要求又如此之少。

太阳出来了，我握过这一对老夫妻的手以后就动身了。

说故事的人闭上了嘴。有一个女人说：

“不管怎么说，她的理想太鄙下，她的需要太粗俗，她的要求太简单。这只可能是个傻子。”

另外一个女人慢吞吞地说：

“有什么关系，只要她幸福。”

那边，在远远的天边，科西嘉消失在黑夜中，慢慢地回到大海里，抹去了它那巨大的身影，好像刚才是为了亲自来叙述在它岸上居住着的一对谦卑的情人的故事，才特地显露出来的。

郝运译

[1] 科西嘉岛：地中海西部岛屿，山地为主。该岛居民说意大利语的一种方言，受意大利文化影响较深。一七六八年科西嘉岛转属法国，成为法国的一省。

[2] 哥伦布（约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美洲发现者。

[3] 南锡：法国东北部默尔-摩泽尔省省会。

[4] 洛林：法国东北地区及旧省名。包括今摩泽尔、默兹、默尔特-摩泽尔、孚日四省。

小酒桶

献给阿道夫·塔韦尼埃[1]

希科老板是在埃佩雷维尔[2]开客店的，他驾着他的双轮轻便马车在玛格洛瓦大妈的农庄门口停了下来。他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健壮的汉子，面色通红，大腹便便，当地人都知道他这个人很狡猾。

他把马系在栅栏门的木桩上，接着走进院子。他有一份产业和大妈的地相连，所以他好久以来便看中了她这块地。他曾经试过一二十次想把地买下来，可是玛格洛瓦大妈总是断然拒绝。她说：

“我出生在这块地上，死也要死在这块地上。”

他看见她正坐在门口削土豆。她七十二岁，满脸皱纹，身子干瘪，伛偻着腰，可是像个年轻姑娘似的永远不知道累。希科像个老朋友似的拍了拍她的肩膀，随后在她旁边的一只小凳上坐下。

“喂，大妈，身子骨还是这么好？”

“还不错，您呢，普罗斯佩老板？”

“嗯！嗯！就是有点风湿痛，要不然，我也心满意足了。”

“哦，那太好了！”

她不再说话了，希科看着她干活。她那些钩曲、多节、坚硬得像螃蟹爪子的手指，跟钳子一样从篮子里钳起一块浅灰色的土豆，快速地转动着，另一只手拿着一把旧刀子削着，长条的土豆皮贴着刀刃被削下来了。等土豆全变成了黄色时，她把它扔进一个水桶里。三只胆大的母鸡一只跟着一只走过来，一直走到她的裙子底下来啄土豆皮，随后叼着它们的掠夺物飞快地逃走了。

希科好像不大自在，迟疑不决，顾虑重重，话到了嘴边又不想说出来。最后，他下了决心，说：

“喂，玛格洛瓦大妈……”

“您有什么吩咐？”

“这个农庄，您还是不肯卖给我？”

“这件事不行，请您别再指望了。这件事早已讲好了，讲好了，别再提了。”

“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双方都有利的办法。”

“什么办法？”

“是这样的。您把地卖给我，但是仍旧由您保管。您听不懂吗？那就仔细听我说清楚吧。”

大妈停止削土豆，抬起她那双藏在她皱巴巴的眼皮下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客店老板。

他接着说：

“办法是这样的。我每个月给您一百五十个法郎。您听清楚了：每个月，我坐着我的马车给您送来三十枚五法郎一枚的银币。可是其他情况一点也不变，绝对一点不变；您还是住在您的家里，在我这方面，您丝毫也不用操心，您什么也不欠我的。您只管收下我的钱就是了。您觉得这样行吗？”

说完以后，他用一种愉快的神气和蔼可亲地望着她。

老妇人疑心重重地打量他，寻找着这里面有什么圈套。她问道：

“您说的是我这方面，可是您那方面呢；这个农庄，您还是到不了手啊！”

“这您就不必操心了。善良的上帝让您活一天，您就待在这儿一天，这儿是您的家。您只要到公证人那儿去给我立一个小小的字据；写明在您升天以后农庄归我。您没有子女，只有几个您也不太放在心上的侄子。这办法您看行吗？在您安享天年时您还是保留着您的产业，而我呢，每个月我给您三十枚五法郎的银币。您这完全是白赚。”

大妈还是感到奇怪，有顾虑，不过已经有些心动了。她回答说：

“我也不是说不行。不过我还想好好盘算一下。请您下星期再来谈一次，我再把我的想法告诉您。”

希科老板走了；他很高兴，就像一个国王刚刚征服了一个帝国。

玛格洛瓦大妈心事重重，当天晚上她就没有睡着。整整四天她一直在迟疑不决，非常苦恼。她很清楚地感觉到这里面有什么对她不利的地方，可是想到每月有三十枚银币，丁当响的银币会流到她的围腰的口袋里，而且她什么也不用做，天上便会落下钱来；这种贪婪的欲望折磨得她非常痛苦。

于是她跑去找公证人，把情况说给他听。他劝她接受希科的提议，不过要求得到五十枚银币，而不是三十枚银币，因为她的农庄至少值六万法郎。

“如果您再活十五年，”公证人说，“按照三十个银币付，他也只付了四万五千法郎。”

大妈听说一个月可以拿到五十枚五法郎的银币，这种远景使她高兴得发抖了；不过她总是不放心，既怕那些层出不穷的意外，又怕暗中设下的陷阱。她在公证人那儿一直待到晚上，提出了种种问题，最后才让公证人准备字据，自己回了家，脑子里昏昏沉沉的，就像喝了四罐子新酿的苹果酒一样。

在希科来听回音时，她故意装作不同意，让他央求了很长时间，可是同时心里又生怕他不肯每个月出五十枚银币。最后，由于他坚决要求，她才把她的想法说了出来。

他失望得一下子跳了起来，一口拒绝。

于是她说服他，讲了很多道理，说明她不可能活得很久。

“我最多再能活上五六年，我现在已经七十三岁了，身体也不好。有一天晚上，我还以为我就要死了呢。当时我觉得有人掏空了我的身体，别人不得不把我抬到床上去。”

不过希科不信她的话，说：

“行了，行了，您这个老滑头，您像教堂的钟楼一样结实。您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一十岁，我一定会比您先死。”

这一天就在这种争论中过去。大妈死活不肯让步，到最后客店老板也只好同意每个月付给她五十枚银币。

第二天，他们两人在字据上签了字，玛格洛瓦大妈还额外要了十枚银币的酒钱。

三年过去了，大妈的身体健壮得像棵大树。她似乎一点也没有见老，希科非常沮丧。他觉得自己付这笔钱好像已经付了有半个世纪了；他感到自己受骗了，吃亏了，破产了。他不时地去看望一下那位女农场主，就像人们在七月份到农田里去看看麦子，看看麦子是不是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她接待他时眼睛里总有一些狡猾的神色；简直可以说她是在为自己耍出的巧妙手段而沾沾自喜；而他总是很快地跳上他的双轮轻便马车走了，一面嘴里咕噜着说：

“你这个瘦骨头，就不会死啦！”

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看见她，巴不得一下子把她掐死。他对她恨入骨髓，那是一种阴险的恨，一个挨了抢的乡下人的恨。

于是他处心积虑想办法。

有一天，他终于搓着双手又去看她了，就像第一次来和她谈生意时那样高高兴兴。

闲聊了几分钟以后，他说：

“我说，大妈，您经过埃佩雷维尔时，为什么不到我的店里来吃饭？有人说闲话了，说我们关系不好了，我听了心里不痛快。您知道，亲爱的大妈，如果到我那儿去吃饭，您是一个钱也不用花的。吃顿把饭，我是不会计较的。您只要想来，您就来，别客气，我会感到高兴的。”

玛格洛瓦老大妈用不到他再来邀请；第三天，她坐着她的马车，让她的长工塞勒斯坦赶着，到集市上去了。她毫不客气地把马系在希科老板的马厩里，自己去索要那份店老板已经许下的午饭。

客店老板喜形于色，像招待一位贵妇人似的接待她；请她吃子鸡、灌肠、香肠、羊腿和白菜煮肥肉。可是她几乎什么也没有吃，因为她从小就过着俭朴的生活，总是吃点羹汤和一块涂了黄油的面包过日子。

希科很失望，只好极力劝她吃。而且她什么也不喝，甚至连咖啡也不喝。

他问道：

“您总可以喝一小杯吧。”

“嗯，那个么，行。我不反对。”

于是他用足力气，向客店的另一头喊道：

“罗萨莉，拿白兰地来，要最陈、最上等的。”

女用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长颈酒瓶，瓶上贴着一张葡萄叶形的标志。

他斟了两小杯。

“大妈，尝尝这个吧，这可是名酒。”

大妈一小口一小口喝着，慢慢地品味。等她把那杯酒喝完，她把剩下的点点滴滴也都倒进了嘴里，然后高声说：

“没错，是好酒。”

她话还没有说完，希科已经替她斟上了第二杯。她本想拒绝，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她又像喝第一杯一样慢慢地品尝了很久。

希科于是想请她喝第三杯，她拒绝了；希科不停地劝她说：

“这东西，就像牛奶一样，您看见了吧；我呢，我经常喝它十杯、十二杯，也没有什么。这就跟白糖似的一下子就化掉了；肚子里不觉得，脑袋里也不觉得，简直可以说它在舌头上便化作气消掉了。没有比它更有益健康的了。”

她原来就很想喝，就让步了；不过她只喝了半杯。

这时候，希科突然变得非常慷慨；他高声说：

“好吧，既然您很喜欢这种酒，我就送您一小桶吧，为了让您看看，我们始终是两个好朋友。”

大妈也没有说不要，她走了，稍许带着点醉意。

第二天，客店老板来到玛格洛瓦大妈的院子里，从他的车上拉出一只箍着铁箍的小木桶。随后他要她马上尝尝小木桶里的东西，为的是证明那的确是同样的上等白兰地。然后他们各人喝了三杯，客店老板在告辞的时候说：

“您要知道，等这些酒喝完了，我那里还有很多，千万别客气。我不是斤斤计较的人；您的酒越快喝完，我就越高兴。”

他又登上了他的轻便马车，走了。

四天以后，他又来了，大妈正在门口切做浓汤的面包。

他走过去向她问好，凑近她的鼻子讲话，为的是闻闻她呼出来的气的味道。他闻出了酒气，于是他眉开眼笑地说：

“不请我喝一杯吗？”

于是他们又碰了两三次杯。

可是隔不多久，当地就有传言说，玛格洛瓦大妈经常独自喝得醉醺醺的。别人有时候在她的厨房里从地上扶起她；有时候她躺倒在她的院子里，有时候在附近的小路上，一动不动地像死人一样，别人只能把她抬回去。

希科不再到她家里去了，有人对他谈起这个乡下妇人时，他总是一脸愁容地咕噜着说：

“在她这把年纪上沾上这种嗜好，真是太不幸了，不是吗？您瞧，一个人老了，就没法可想了；早晚她会吃大苦头的！”

果然，她吃了大苦头。她在当年的冬天，圣诞节的前几天，她因为喝得大醉，倒在雪地里死了。

希科老板在继承农庄时高声说道：

“这个乡下老太婆，如果不喝酒，起码还有十年好活。”

王振孙译

[1] 阿道夫·塔韦尼埃：生于一八五四年。法国剑术家，作品有《决斗艺术》。曾为《吉尔·布拉斯报》、《巴黎回声报》撰稿。

[2] 埃佩雷维尔：法国塞纳滨海省小镇，在费康和戈代维尔之间。

散步

拉比士公司的记账员勒拉老爹从仓库里出来时，他的眼睛被夕阳的光辉照得好一会儿睁不开，因为他在朝着又深又窄像是一口井的院子的那个后间里，已经在橙黄色的煤气灯光下工作一整天了。这个小小的后间，就是他四十年来一直度过白天的地方，里面非常阴暗，即使在盛夏，也只有从十一点到三点之间，才勉强可以不用点灯。

小屋子里终年潮湿阴冷，窗外就是那个像壕沟似的院子，散发出来的气味从窗口进入，使这间阴暗的小屋子里充斥着霉味和阴沟里的臭气。

四十年来，勒拉先生每天早上八点钟就来到这座监狱，一直待到晚上七点钟，伏在他的账簿上，以一个好职员的勤勉态度记账。

他刚进公司时，每年工资是一千五百法郎，现在加到三千。他一直是个单身汉，他的收入也不允许他娶亲。他从来没有享受过什么，因此也没有太大的欲望。不过偶尔他对这种连续的日常工作感到厌烦的时候，他也会产生一些不现实的愿望：“唉，如果我有五千法郎年金，我就可以舒舒服服过日子了。”

实际上，他从来也没有过过舒服的日子，因为除了他的月薪以外，从来没有其他收入。

他的一生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没有什么重大事件，没有感情上的波动，也几乎没有过希望。梦想的能力是人人有的，但因为他胸无大志，所以在他那儿从来没有得到过发展。

他是在二十一岁那年进入拉比士公司的，从此就没有离开过。

一八五六年，他失去了父亲；一八五九年又失去了母亲。此外，他只是在一八六八年搬过一次家，因为他的房东要增加房租。

每天早上六点钟，他的闹钟就像放锚时松开铁链子似的发出一阵吓人的声音，使他在床上惊得跳起来。

然而有两次，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四年，那只闹钟曾经坏过，至于为什么会坏，他从来也没有弄明白过。他每天穿衣服，整理床铺，打扫屋子，掸去靠背椅和五斗橱上的灰尘。这些日常工作要花掉他一个半钟头。

然后他出门，在拉于尔面包店里买一只羊角面包，一边走路一边吃。这家面包店的招牌从来没有改过，但老板换过十一个，他全都认识。

他的一辈子，几乎全都消磨在这间狭小、阴暗、从来没有换过糊墙纸的办公室里了。当初进去时，他年纪还轻，是布吕芒先生的助手；他的希望是接替他的位子。

他早已经接替他了，因此也不再有什么指望了。

别人在一生中总会留下许多回忆，比如意料之外的事件，甜蜜的或者伤感的爱情，惊险的旅行；而他呢，连在日常生活中的偶遇，也没有碰到过。

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一年又一年，全是一个样。每天总是在同一个时间起床，出门，到办公室，吃午饭，出办公室，吃晚饭，最后睡觉。这些同样的动作、同样的事情和同样的思想都有其永不变化的规律性，从来没有被什么打断过。

从前，他在他前任留下来的小圆镜里，照见的是自己的金黄色的小胡子和卷曲的头发；现在，他每天晚上临走以前，在同一面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的白色的小胡子和光秃秃的脑门。四十年过去了，这些年头是既漫长而又迅速；跟百无聊赖的日子一样空虚，跟失眠之夜度过的一个个小时一样没有差别！这四十年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连一个回忆也没有留下；在父母亲去世以后，甚至连其他的不幸也没有遇到过。总之，什么也没有。

这一天，勒拉先生在公司大门口被夕阳的光辉照得眼花缭乱；他本该回家去的，突然想在晚饭以前去兜个圈子；这种情况他每年有四五次。

他来到了林阴大道上；人流在重又发绿的大树下涌动。这时候正是春天的一个黄昏，一个暖洋洋的、使人陶醉的黄昏。

勒拉先生迈着老年人的一跳一跳的步伐走着，他眼睛中含着喜悦的眼光走着；由于普遍的欢乐和暖和的空气，他感到很幸福。

他来到了香榭丽舍大街，微风中掠过的那种青春气息激起了他的活力；他继续往前走。

整个天空红得像是着了火似的；巨大的凯旋门[1]的黑影浮现在天际光辉灿烂的背景上，就像是一个屹立在大火中的巨人。等到走到这座大得像怪物的建筑跟前时，这位记账员觉得肚子饿了，于是他走进一家酒店吃晚饭。

有人招呼他在酒店门前人行道上的座位上坐下，要了一份酸汁羊脚、一份生菜和一份芦笋；就这样勒拉先生吃了一顿很久没有吃过的丰盛的晚餐。在吃布里[2]奶酪时喝了半瓶波尔多红葡萄酒；随后，他又喝了一杯咖啡，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事，最后还要了一小杯上等白兰地。

付过账以后，他觉得自己很精神，很愉快，而且还有点儿醉意。他心里在想：“多好的一个夜晚啊。我就继续散步吧，一直走到布洛涅树林的入口处。这对我的健康是有益的。”

他又走了起来。一首从前一个女邻居唱过的老曲子总是在他的脑子里萦绕。

大地回春时，

情郎对我说：

“来吧，美人，

到花棚下去歇息。”

他不停地哼着这个曲子，哼完一遍又一遍。夜幕已经在巴黎上空降临，那是一个无风的夜晚，一个闷热的夜晚。勒拉先生顺着布洛涅树林大街往前走，瞧着过来的马车。那些马车点着明亮的灯，一辆接着一辆驶过，让人在一刹那间看到车上相偎依着的情侣，女的穿着浅色的连衣裙，男的穿着黑色的礼服。

那是一个由情侣们组成的长长的行列，在一个满天星斗、灼热的夜晚兜风。马车不断地来，不断地来；情侣们不断地过，不断地过。他们半躺在车子里，一声不响地相互拥抱着；他们昏昏沉沉地沉浸在幻觉之中，沉浸在情欲的冲动和因拥抱而激起的颤抖之中。暖烘烘的黑暗里似乎充满了飞舞着的和飘荡着的吻。一种温存意味的感觉使空气也变得萎靡不振，使人更感气闷。所有这些搂抱着的人，这些被相同的期待、相同的念头所陶醉的人，在他们的周围，引起了一种狂热的气氛。所有这些满载着爱抚的车子，在它们经过的路上，散发出一种微妙而迷人的气息。

勒拉先生走到后来有点累了，就坐在一条长凳上，看着这些载着爱情的马车一辆辆驶过。这时几乎马上就有一个女人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说：

“你好，我的小亲亲。”

他没有睬她。她接着又说：

“我亲爱的，让我来爱你吧；你会看到我是很可爱的。”

他说：

“您认错人了，太太。”

她伸出一条胳膊挽住了他的手臂说：

“算了吧！别装傻啦，听我说……”

他站起来，走开去；心里不太高兴。

走出一百步光景，另外一个女人又走来对他说：

“您可愿意在我身边坐一会儿，我的漂亮的小伙子？”

他对她说：

“您为什么要干这一行？”

她在他面前站住了，嗓子也变了；她恶狠狠地说：

“妈的，总不见得是为了让我自己高兴吧！”

他用柔和的声音又追问了一句：

“那么，是什么逼您干的呢？”

她抱怨地说：

“人总得活下去吧，问得好奇怪。”

她哼着小调走开了。

勒拉先生惊魂未定地呆在那儿；又有几个女人在他身旁走过，招呼他，邀请他。

他觉得有些什么黑糊糊的东西，让人伤感的东西，在他头上展开。

后来，他又在另一条长凳上坐下。马车始终不断地在他面前驶过。

“我不到这儿来就好了，”他心里想着，“我现在有多尴尬，心里也搞得乱糟糟的。”

他开始思考起在他眼前闪过的一切：可以买卖的，或者出于真心的爱情；出了钱的，或者是自愿的抱吻。

爱情！他是不太懂得的。他这一生曾经偶然接触过两三个女人，是意外碰到的，可是他的收入不允许他额外的开销。于是，他想起了他过去的生活，那是和别人有很大不同的生活；他的生活是那么凄凉，那么暗淡，那么平凡，那么空虚。

世上有好些可以说是真正没有运气的人。突然之间，就像一块厚厚的幕布被撕开了，他看到了穷困，就是他自己生活中的那种无穷无尽的、如出一辙的穷困：从前的穷困，眼下的穷困，将来的穷困；最近的日子和最初的日子一样，无论在他身前、身后、周围，都什么也没有，在他心里也什么都没有，在任何地方也什么都没有。

马车的行列始终不断地在他面前经过。他在每一辆迅速驶过的敞篷马车里，都看见有两个不声不响互相搂着的人，在他眼前出现而又消失。他似乎觉得，全世界的人都陶醉在喜悦、欢笑和幸福之中，在他面前经过；而他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完全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旁边看着。并且明天他还是孤零零的，永远是孤零零的，谁也不会像他这样孤零零的了。

他站起来，走了几步，可是突然之间感到非常疲倦，仿佛刚刚做过一次长距离的徒步旅行，于是他又在下一条长凳上坐下了。

他在等待什么呢？他在指望什么呢？什么也不等待，什么也不指望。他心里在想，一个人老了，在回到家里时，能看见一些在叽叽喳喳说话的小孩子，一定是很有滋味的。要是一个人周围有些小孩，他们的生命是您给的，他们喜欢您，爱抚您，对您说些有趣而天真的话，使您冷却的心重又温暖起来，使您的一切得到安慰；那么，人老了也是很幸福的。

后来，他想起了他那间空空的卧室，他那间整洁而凄凉的小卧室，除他以外谁也没有进去过的小房间，于是，一种苦恼的感觉紧紧地掐住了他的心灵。那间卧室，在他看来，比他那间小办公室更教人感到伤心。

这间卧室，谁也没有来过，也从来没有人在那里面说过话。它是死的、哑的、没有人声的共鸣的。有人说，房子如果有人住过，那么墙壁也能够保留一些住过的人身上的东西，从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外貌、他们的言语中保留下一些东西。幸福家庭住的房子总要比不幸家庭住的房子更有喜色。他那间卧室就像他的生活一样，没有任何值得回忆的东西。一想到要回到那间卧室里，孤零零地躺在他那张床上，做他每天晚上都要做的那些事情，他感到十分害怕。最后，似乎是为了离开那间不祥的屋子更远一些，离开该回家的时间更长一些，他突然又站了起来，在遇到树林中第一条林阴路时，走进了一片密林，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他听见在他的周围、头上、四面八方，都在响着一种模糊的、广阔的、连续不断的声浪，一种由无数不同的声音组成的嘈杂声，一种微弱的、远近皆有的声浪；这是一种广泛而又巨大的生命的悸动，是巴黎的呼吸，巴黎正像一个巨人似的在呼吸。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在布洛涅树林上洒下一片阳光。有几辆马车开始出现，那些骑马的人都高高兴兴来了。

有一对男女在一条没有游人的林阴路上散步。突然，那个年轻女子一抬头，望见枝叶之间有一样棕色的东西，她吃了一惊，忐忑不安地举起手来说道：

“瞧……那是什么东西？”

然后，她叫了一声，倒在她的伴侣的怀里；他只好把她放倒在地。

守林人很快被叫来了；他们解下了一个用裤子背带吊死的老人。

经检查自杀是在头天晚上发生的。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证件知道他是拉比士公司的记账员，名字叫勒拉。

大家认为他是自杀，但动机却无从猜测；也许是突发性精神错乱造成的吧？

王振孙译

[1] 凯旋门：位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西北面尽头的星广场上。拿破仑一世建于一八〇六年，一八三六年才建成。髙四十八点八米，宽四十四点五米，厚二十二米，中心拱门宽十四点六米。

[2] 布里：法国巴黎盆地东部，塞纳河谷和马恩河谷之间的一片土地肥沃的平原。当地产的奶酪举世闻名。

归来

短促单调的波浪拍打着海岸。一朵朵白云被疾风吹送着，像鸟儿似的飞过蔚蓝色的广阔天空。村子在一条朝海洋倾斜下去的山沟里晒太阳。

马丹-莱维斯格家的房子，孤零零地立在村口的大路边上。这是一所渔夫住的小房子，土墙，茅屋顶，屋顶上长着一簇簇开着蓝花的鸢尾。门前一块四四方方的菜园子，只有手绢那么大，种着一点洋葱、香芹、细叶芹和几棵白菜。路边上有一道绿篱把园子隔开。

男的出去打鱼了，女的在房子前面，修补一面棕色大鱼网。鱼网张在墙上，仿佛一张巨大无比的蜘蛛网。园子门口，有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坐在一把向后歪斜的草垫椅子上补衣裳，是穷苦人家补了又补的破衣裳。另外一个小姑娘比她小一岁，把一个还不会说话不会示意的小不点儿的男孩抱在怀里摇着；两个两三岁的男孩子面对面坐在地上，笨拙的小手扒着土，你朝我脸上扔一把，我朝你脸上扔一把。

谁也不言语。只有小姑娘哄着睡觉的那个婴儿在一个劲儿地啼哭，哭声又尖、又细、又弱。窗台上躺着一只猫，一排开着花的桂竹香好像替墙脚镶了一道边儿，一群苍蝇在上面嗡嗡地飞着。

在大门口做针线活儿的那个小姑娘突然喊道：

“妈！”

她母亲回答：

“什么事？”

“他又来了。”

她们从早上起就提心吊胆，因为有一个男人总是围着房子走来走去，他年纪挺大，样子像个乞丐。她们送父亲上船去打鱼的时候，就看见这个人了。那时候他坐在门对面的沟边上。她们从海边回来，发现他还坐在那儿观望着房子。

他好像有病，样子很可怜。他待在那儿，一个多钟头没有动弹；后来，他看出别人把自己当成坏人，这才站起来，一步一拖地走了。

可是没有多久，她们又看见他迈着疲乏和缓慢的步子回来了；他坐下，不过这一次略微远一点，好像在窥探她们。

母女三人心里很害怕。尤其是母亲最着急，因为她生来胆子就小，再加上她男人莱维斯格要到天黑才能从海上回来。

她的丈夫姓莱维斯格；她呢，却姓的是马丹；别人管他们叫马丹-莱维斯格。原因是她头婚嫁的是一个姓马丹的水手，年年夏天他都要到纽芬兰岛去捕鳕鱼。

结婚后两年，她替他生了一个女孩子。载着她丈夫的那条船，迪厄普的三桅渔船两姊妹号失踪的时候，她肚子里还怀着六个月的身孕。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得到这条船的消息；船上的水手也没有一个回来；因此大家都认定是连人带货全部遇难了。

马丹大婶等她丈夫等了十年，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后来，因为她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女人，当地有一个姓莱维斯格的渔夫，死了妻子，拖着一个男孩子，向她求婚。她嫁给了他，在三年里又替他生了两个孩子。

他们辛勤地过着困苦的日子。面包很贵，家里没见过肉。冬天，刮大风的那几个月里，他们有时候还得在面包店里赊账。不过，几个孩子倒长得挺结实。别人都说：

“马丹-莱维斯格两口子都是正经八百的人。马丹大婶能够吃苦耐劳，莱维斯格捕鱼的本领谁也比不上。”

坐在栅栏跟前的那个小姑娘又说：

“他好像认识咱们。说不定是从埃普维尔[1]或者欧泽博斯克来的乞丐。”

但是母亲不会弄错。不，不，他不是本地人，一定不是！

他像木头人似的待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而且目不转睛地瞧着马丹-莱维斯格家的房子。马丹大婶沉不住气了，恐惧给她带来了勇气，她抓了一把铲子，走到大门外面。

“您在这儿干啥？”她朝流浪汉嚷道。

他用沙哑的嗓音回答：

“乘凉呗！我碍着您的事了吗？”

她又问：

“您为啥在我家门口探头探脑？”

那个人顶了两句：

“我又不碍着别人。难道大路上不准人坐？”

她找不出话回答，只好又回到自己家里。

这一天过得非常慢。将近中午，那个人走了。可是五点钟左右他又从门前走过。晚上没有再见到他。

天黑的时候，莱维斯格回来了。他听完这件事，肯定地说：

“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就是一个爱恶作剧的。”

他无忧无虑地睡了，可是他的妻子却一直想着这个流浪汉，他看她的时候，眼神多么古怪啊。

天亮了，风很大，渔夫看见不能出海，于是就帮助他的妻子补鱼网。

九点钟左右，那个去买面包的姓马丹的大女孩子奔回来，慌慌张张地嚷道：

“妈，他又来了！”

母亲紧张得脸色发了白，对她男人说：

“莱维斯格，你去对他说，别再这样窥探我们了，因为这叫人受不了。”

莱维斯格是个砖红色皮肤的高个儿渔夫，浓密的红胡子，蓝眼睛，黑瞳仁，粗脖子上总是围着一块呢子来抵挡海上的风雨。他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走到流浪汉跟前。

他们开始谈话。

母亲和孩子们又急又怕，远远望着他们。

那个陌生人突然站起来，和莱维斯格一同朝房子这边走过来。

马丹大婶吓得直往后退。她的丈夫对她说：

“给他点面包，再给他一杯苹果酒。他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他们两人走进屋，后面跟着那个女人和孩子们。流浪汉坐下以后，在所有的眼睛注视下低着头吃起来。

母亲站着打量他；那两个姓马丹的大女孩子背靠着门，其中一个抱着最小的孩子，她们俩都用贪婪的目光望着他吃；两个男孩子坐在壁炉的灰堆里，不再玩弄那口黑锅，他们好像也在瞧着陌生人。

莱维斯格拉了把椅子坐下来，问他：

“这么说，您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我是从塞特[2]来的。”

“就这样走来的？……”

“可不是走来的。没有钱，有什么办法。”

“您准备到哪儿去？”

“就到这儿。”

“这儿有熟人吗？”

“可能有。”

他们不言语了。他虽然饿了，可是吃得很慢；他每吃一口面包，就喝一口苹果酒。他那张脸很憔悴，满布皱纹，痩削干瘪；看样子他吃过不少苦。

莱维斯格突然问他：

“您姓什么？”

他没有抬头，回答：

“我姓马丹。”

母亲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她朝前走了一步，好像要靠近仔细看看这个流浪汉似的。她耷拉着胳膊，张着嘴，立在他面前。又没有人言语了。莱维斯格最后又问：

“您是本地人？”

他回答：

“我是本地人。”

最后他终于抬起了头，女人的眼光和他的眼光相遇以后，好像互相勾住了似的，再也分不开了。

她声音突然变了，低声发抖地说：

“是你吗，当家的？”

他慢吞吞地说：

“不错，是我。”

他没有动弹，继续吃他的面包。

莱维斯格虽然感到激动，可是更感到惊讶，结结巴巴地说：

“是你吗，马丹？”

对方简简单单地回答：

“不错，是我。”

第二个丈夫问：

“你这是从哪儿来？”

头一个丈夫于是讲起自己的遭遇来了：

“我是从非洲海岸来的。我们的船触了礁，沉下去。只有皮卡尔、瓦蒂内尔和我三个人脱了险。后来，我们被野人捉住，扣留了十二年。皮卡尔和瓦蒂内尔都死了，一个英国人路过那儿，把我救出来，带到塞特。我就这样回来啦。”

马丹大婶用围裙蒙着脸，哭起来了。

莱维斯格问：

“现在，咱们怎么办呢？”

马丹问：

“你是她的男人吗？”

莱维斯格回答：

“不错，我是她的男人！”

他们互相望望，没有再言语。

马丹接着看了看围着他的那几个孩子，朝两个女孩子点了点头，说：

“这两个是我的吗？”

莱维斯格说：

“是你的。”

他没有站起来，也没有吻她们，只说了一句：

“我的老天爷，长得这么高了！”

莱维斯格又问了一遍：

“咱们怎么办呢？”

马丹左右为难，也不知该怎么办好。最后他还是下了决心。

“我按照你的意思做。我不愿意叫你为难。麻烦的是这所房子。我有两个孩子，你有三个，各人的孩子归各人。孩子们的妈是归你呢，还是归我，我完全听凭你；不过，房子是我的，因为它是我爹留给我的，我生在这所房子里，房契存在公证人那儿。”

马丹大婶用蓝布围裙蒙着脸，还在低声哭泣。两个大女孩子走过来，不安地望着她们的父亲。

他终于吃完了。他反过来问：

“咱们怎么办呢？”

莱维斯格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应该去找神父，他会替咱们决定的。”

马丹站起来，朝他妻子走过去；她突然扑到他怀里，哭着说：

“当家的！你回来啦！马丹，我可怜的马丹，你回来啦！”

她紧紧搂住他。往事突然闪过脑海，回忆像潮水般涌来，她想起了她的青春时代，想起了她最初的拥抱。

马丹也很激动，他吻着她的帽子。在壁炉里玩的两个孩子听见母亲哭，也一起嚷起来。最小的一个在姓马丹的二姑娘怀里，像一支不入调的笛子似的，直着尖嗓子啼哭。

莱维斯格站在那儿等着。

“走吧，”他说，“咱们得把事情安排好。”

马丹放开妻子，望望两个女儿，这当儿她们的母亲说：

“至少也得亲亲你们的爹。”

她们没有流泪，同时走过来，惊讶之中还有点害怕，像一般乡下人那样，他挨个儿在她们的双颊上用嘴唇啄了一下。那个婴儿看见陌生人在跟前，哭得那么厉害，差点儿厥过去。

然后，两个男的就一同走了出去。

他们路过商务咖啡馆的时候，莱维斯格问：

“咱们去喝一杯吧，怎么样？”

“我不反对，”马丹说。

他们走进去，坐在那个还没有顾客的咖啡馆里。

“喂！希科，来两杯白兰地，要好的，马丹回来了，我女人的那个马丹，你也知道，就是那条失踪的两姊妹号上的马丹。”

掌柜的腆着大肚子，面色通红，一身肥油，他一只手拿着三个杯子，一只手拿着一瓶酒，走过来，不慌不忙地问：

“嗬！马丹，你回来啦？”

马丹回答：

“我回来了！……”

郝运译

[1] 埃普维尔和下面的欧泽博斯克是塞纳滨海省的两个村庄，前者离费康六公里，后者离依佛多约四公里。

[2] 塞特：法国南部埃罗省的港口城市，瀕地中海利翁湾。

衣橱

晚饭以后，大家谈起姑娘们来了；因为男人们在一起，又能谈些什么呢？

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说：

“嗯，关于这个题目，我倒是碰到过一件稀奇的事情。”

他随即讲了起来。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感到很厌烦，那种时不时会向我们的心灵和肉体袭来的、使人感到灰心丧气和难以忍受的厌倦。那时我正独个儿待在家里，我清楚地感到，如果我再这么待下去，我有可能得可怕的忧郁症；长此以往，甚至可能导致自杀。

我穿上大衣，出了门，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走到林阴大道以后，我就沿着那些咖啡馆闲逛；咖啡馆几乎全是空的，因为那时正在下雨，下的是那种既能沾湿衣服而且也能沾湿心灵的牛毛细雨，不是那种像瀑布似的倒下来，把气急败坏的行人赶到门洞里去的倾盆大雨，而是那种感觉不出雨点的小水珠子，十分潮湿，不断地在你身上留下感觉不出的水雾，过不多久便会使衣服蒙上一层冰凉而有渗透力的苔藓一样的水分。

怎么办呢？我向前走，又回过来，想找个地方消磨两个小时，结果却发现夜晚在巴黎竟没有什么好散心的场所。最后，我决定走进牧羊女游乐场[1]去看看，那是烟花女子的汇集地。

大厅里人很少，马蹄形的散步长廊里只有很少几个很低级的人，从他们的步态、衣着、头发和胡子修剪的式样、帽子和气色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属于下层社会；很少能看到一个像是洗干净的、认真梳洗过的、穿着整套比较协调的衣服的人。至于那些姑娘们呢，都是这个模样，你们知道的那些可怕的姑娘，相貌丑陋、精神疲惫、皮肉松弛，不知为什么都装出一副愚蠢的瞧不起人的神气；她们走来走去，好像是在猎取主顾。

我心里想，这些萎靡不振的女人，说她们胖不如说她们肥油多，这一部分肥得鼓出来，那一部分又是痩得干巴巴，腆着一个议事司铎[2]的大肚子，撑着两条罗圈着的鹭鸶腿，的的确确没有一个值一个路易的；她们开口讨价五个路易，后来好不容易才能挣到一个路易。

不过我忽然发现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小个子姑娘；她年纪不算很轻，不过还算娇嫩，也讨人喜欢，比较动人。我叫住了她，糊里糊涂、不加考虑地说出了我为过夜而肯付的代价，我不愿意独自一个人回家，更喜欢和这个姑娘搂搂抱抱。

于是我跟着她走了。她住在殉道者街[3]上一座很大很大的楼房里。楼梯上的煤气灯已经熄了，我慢慢地爬上去，不断划燃一根蜡绳[4]，脚绊在梯级上，几乎跌倒，心里很不痛快，跟在她窸窸窣窣响的裙子后面上楼去。

她在五楼停住了，关好了和外面相通的门以后，她问道：

“你要待到明天吗？”

“当然。你很清楚我们是讲好了的。”

“好的，我的宝贝，我不过是随便问问。你在这儿等我一分钟，我马上回来。”

她就让我站在黑暗之中，进去了。我听见她关上了两扇门，好像还听到她在说话。我感到奇怪，有点担心。会不会里面有个杈杆儿[5]。不过我的拳头和腰板都很结实。我心里想：“我们走着瞧吧。”

我伸长耳朵尽力细听，听见里面有轻轻的动作，有人在轻轻地走路，很小心。随后另一扇门打开了，我的确听到有人在说话，不过声音很轻很轻。

她回来了，手里端着一枝点燃了的蜡烛。

“你可以进来了。”她说。

她这样用“你”而不用“您”来称呼我，表示她已经属于我了。我走进门去，先穿过一个饭厅，看得出这个饭厅从来没有人在里面吃过饭，随后走进了一间一般姑娘们住的那种卧房。房子是连家具出租的，还挂着几幅棱纹平布的窗帘，床上铺着上面有可疑的斑斑点点的红绸面子的羽绒被。

她接着又说：

“你随意吧，我的宝贝。”

我用怀疑的眼光检查了一下房间，倒是没有什么让人不放心的。

她飞快地脱去衣服；我还没有脱下大衣，她已经钻进了被窝。她笑起来了，说：

“喂，你怎么啦？你变成木头人了吗？喂，快一点吧。”

我也脱去了衣服，钻进了被窝。

五分钟以后，我真恨不得穿上衣服就走。可是，在家里侵袭我的那种难以忍受的厌烦情绪还控制着我，不让我有丝毫动弹的气力，因此尽管我在这个人人都可以睡的床上感到恶心，我还是留下来了。早先在游乐场灯光的照耀下，我以为这个女人身上有着肉体的诱惑，现在一搂在怀里便消失了，跟我肉贴着肉的，只不过是个俗不可耐的姑娘，跟一般的妓女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她那种毫无感情的、撒娇的吻还带有大蒜味儿。

我开始和她谈天了。

“你在这儿住很久了吧？”我说。

“到正月十五就是半年啦。”

“以前你住在哪儿？”

“住在克洛泽尔街。不过那个女门房老是找我麻烦，我只能退了租。”

接着她就没完没了地讲那个女门房怎样对她造谣中伤。

这时我忽然听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响动。开始是一声叹息，随后是一些轻微的响动，声音虽轻，但很清晰，就好像有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人在转动。

我顿时就从床上坐了起来，问道：

“什么声音？”

她平静地回答说：

“别害怕，我的宝贝，是邻居。隔板非常薄，所以听起来就像在这个房间里一样。这房子真糟糕，简直就像硬纸板搭的。”

这时候我实在太懒了，所以又钻进了被窝里。我们又继续谈天。男人们在这种时候，经常会受愚蠢的好奇心的推动，向这类女人询问她们的初次遭遇，想揭开她们初次堕落的幕布，仿佛想在她们身上去搜寻她们早年的清白的痕迹，也许是想从一句真话里寻求与她们从前的天真和纯洁有关的短暂回忆，使自己因为那种回忆而去爱她们。我当时也受着这种好奇心的推动，向她提了好些有关她最初的几个情人的问题。

我明明知道她是会说谎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也许会从她的谎言中找到一些真诚而动人的东西。

“嗯，告诉我，那个人是什么人？”

“是一个划船爱好者，我的宝贝。”

“噢，讲给我听听，那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在阿尔让特依。”

“你那时在干什么？”

“我在一家饭店里做用人。”

“在哪一家？”

“在内河水手饭店[6]，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是博南芳开的。”

“对，就是那家。”

“那个划船爱好者，是怎样引诱你的。”

“在我替他铺床的时候，他强迫我的。”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位医生朋友的理论，他是一位善于观察而且深明哲理的医生；由于长期在一家大医院里工作，他每天接触的全是那些未婚先孕的姑娘和公开卖淫的妓女；他看到了女性的一切羞耻和痛苦，看到了可怜的女性在变成有钱闲逛的男性的丑恶的牺牲品以后的一切羞耻和痛苦。

“总是这样，”他对我说，“一个女孩子开始时总是被一个和她同阶级同身份的人引坏的。关于这方面，我写了好几本观察记录。大家谴责有钱人，说他们采了穷人家女儿清白的花。这不是事实。有钱人买的是已经采下来的扎成了花束的花。他们也自己采花，不过采的是开第二遍的花；他们从来不去采第一遍开的花。”

想到这里，我回头向着我的女伴，笑了起来：

“你要知道，你的故事，我早已知道了。第一个认识你的人决不是那个划船爱好者。”

“啊，真的是他，我的宝贝，我可以发誓。”

“你说谎，我的小美人。”

“啊！没有，我保证。”

“你说谎。快，把真相告诉我。”

她似乎有些吃惊，有些犹豫。

我接着说：

“我是个魔术师，我的小美人，我懂催眠术。如果你不把真情讲给我听，我把你催眠，我就可以知道了。”

她害怕了，因为她跟那些同她相类似的人一样愚蠢。她支支吾吾地说：

“你怎么会猜着的？”

我说：

“快点说吧。”

“嗯，第一次嘛，几乎不算什么。那一天正是当地的节日。饭店里请了一位帮忙的厨师长，叫亚历山大先生。到了店里之后，他就神气活现地干起来了。他指挥所有的人，连老板和老板娘也指挥，就像是个国王……他是个很英俊的大高个儿，站在他的炉灶跟前一刻也不能安稳。总是高声嚷着：‘喂！拿黄油来，——拿鸡蛋来，——拿调味汁来。’于是别人就得马上跑着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不然他就要生气，就要破口大骂，听到这些话会羞得你连大腿也会发红。

“等一天的事情干完以后，他就站在门口抽他的烟斗。有一天我正捧着一大叠空盘子从他身边经过，他这样对我说：‘喂，小姑娘，陪我到河边去走走，让我看看本地的风光。’我呢，像个傻子似的去了；我们刚刚走到河边，他就强迫我干了那件事，快得我连他在干些什么都不知道。后来，他乘了九点钟的火车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问：

“就这些吗？”

她吞吞吐吐地说：

“嗯，我相信弗洛朗坦是他的。”

“那是谁呀，弗洛朗坦？”

“是我的孩子呀！”

“啊！很好。后来你就骗那个划船爱好者说他是弗洛朗坦的父亲，是吗？”

“那还用说！”

“这个划船爱好者有钱吗？”

“是呀，他给我的弗洛朗坦留下了三百法郎的年金。”

我开始感兴趣了，继续追问下去：

“很好，我的女儿，很好。别人都以为你们这些人傻，其实并不傻。现在弗洛朗坦几岁了？”

她接着说：

“他十二岁啦。到春天就要去第一次领圣体了。”

“好啊，从那以后，你就心安理得地干你这一行了。”

她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

“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时忽然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吓得我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那声音就在这个卧室里发出的，是一个人摔倒又摸着墙壁爬起来的声音。

我已经端起了蜡烛，又害怕又生气地向四周张望。她也起了床，想拉住我，拦住我，一面轻轻地说：

“没事，我的宝贝，我向你保证没事。”

可是我，我已经发现了这个怪声是从哪儿发出的。我笔直地朝着隐在我们床头后面的一扇门走过去，猛地把门拉开……我看见了一个可怜的小男孩；他脸色苍白，十分瘦弱，坐在一把很大的软垫椅子旁边发抖，他是从那把椅子上掉下来的。他睁着一双惊慌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

他一看见我就哭了，张开双臂对他母亲说：

“这不能怪我，妈妈，这不能怪我。我睡着了，掉下来了。别骂我呀，这不能怪我。”

我回头望着那个女人高声说：

“这是什么意思？”

她似乎有些羞怯，又很伤心，断断续续地说：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挣的钱不够让他进寄宿学校，只好把他留在身边，可是又没有钱多租一间房。唉，我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和我一起睡。如果客人只待一两个小时，他可以安安静静地在衣橱里待着；这个他懂。不过如果有人像你一样要过夜，那么孩子在椅子上睡觉，腰是吃不消的……这当然也不能怪他……我真想让你也去试试……你……在椅子上睡一夜……你就会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了……”

她说着说着生气了，越来越激动，叫起来了。

孩子始终在哭。一个可怜的孩子，痩小，胆怯；是的，他的确是个衣橱里的孩子，寒冷漆黑的衣橱里的孩子；他只有等床上空了，才能偶尔回到床上去暖和一会儿。

我呢，我也很想哭。

于是我回到家里去睡了。

王振孙译

[1] 牧羊女游乐场：巴黎一八六九年落成的游乐场，地点在第九区，也就是歌剧院区内，场内有音乐、舞蹈、杂技等表演，也是妓女集中的地方。

[2] 议事司铎：天主教会中相当于主教级的顾问。在法国有句俗语：过着议事司铎的生活，指生活十分优裕。

[3] 殉道者街：巴黎第九区内的一条南北向街道。下面提到的克洛泽尔街也在九区内，东头与之相交。

[4] 蜡绳：一种火柴，不过不是由木梗制成，而是在熔化的蜡里浸过的细绳制成，点燃后燃烧的时间较长。

[5] 杈杆儿：跟妓女姘居并靠妓女养活的男人。

[6] 在当时的阿尔让特依并没有一家叫内河水手饭店的饭店，不过在桥边有一家叫小水手饭店的饭店。本书作者在一八七三年前后经常与友人来这一带划船。

俘虏

森林里除了雪花落在树上的沙沙声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声音。雪从中午起就开始下了；细小的雪花在树枝上聚集成冻结的泡沬，在灌木丛的枯叶上铺上一层银色的薄衣，在道路上盖上一大幅软软的白地毯，使这一片林海无边无际的寂静更加深沉了。

在森林看守人住的屋子门外，一个袖子老高的年轻妇人正用斧头在一块石头上劈柴。她个子瘦长，很结实，自幼在森林里长大，父亲和丈夫都是森林看守人。

屋子里面有一个人在喊：

“贝蒂娜，今天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天快要黑了，你进来吧，可能附近有普鲁士人，还有狼，在转悠呢。”

那个在劈柴的妇人正在使劲劈一段树根，双臂举起时胸口就朝前一挺；她一边劈柴一边回答：

“我这就完了，妈妈。我来啦，我来啦；不用害怕，天还没有黑呢。”

随后，她把成捆的柴和大块的木柴搬进来，沿着壁炉堆好，再跑到外面去关护窗板，是用橡木心子做的、又厚又大的护窗板，然后回进屋里，推上了沉重的横门闩。

她的母亲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因为年纪老胆子也小了；这时她正坐在火炉边纺线，说道：

“我真不喜欢你爹出去。两个女人顶什么用？”

年轻女子回答：

“哼！我可以打死一只狼，也可以打死一个普鲁士人。”

这时，她抬头望了望一把挂在炉膛上面的大手枪。

她的丈夫在普鲁士人入侵初期就参了军，家里只剩下这两个女人和老爹。老爹尼古拉·毕雄，绰号叫“长腿”，是一个森林看守人；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这儿搬回城里去住。

离这儿最近的城市是雷泰尔，它位于一片峭壁之上，原先是个要塞。城里的人都很爱国，他们下决心抵抗侵略者，要按照当地的传统，坚守城市，抵御敌人的围攻。雷泰尔人因历史上两次英勇保卫乡土而著名，一次在亨利四世时代，一次在路易十四时代。[1]这一次他们当然也要照样做，否则就让敌人把他们烧死在城墙内。

因此，他们购置了一些枪炮，装备了一支民兵，按照营连编制，每天在练兵场上操练。所有的人，面包师傅，食品杂货店老板，肉店老板，公证人，律师，木匠，书商，药剂师，全都轮流着在规定时间内，在拉维涅先生的指挥下操练。拉维涅先生从前在龙骑兵部队里当过士官，后来娶了大拉沃当的女儿，继承了他的服饰用品店，做了老板。

他搞到了城防司令官的军衔。当地的年轻人都去从军了，于是他把其余的人组编成一支队伍。肥胖的人连上街都跑步，为的是消耗脂肪和增加肺活量；体衰力弱的人背着重物，为的是锻炼筋骨。

大家就这么等着普鲁士人，可是普鲁士人却没有出现。然而他们离得并不远，他们的侦察兵已经两次穿过森林，一直来到绰号叫“长腿”的森林看守人尼古拉·毕雄的房子前面。

森林看守人虽然年纪已老，跑起来却跟狐狸一般快，他马上到城里去报告。大炮已经瞄好了方向，可是敌人还是没有露面。

“长腿”的居处成了阿韦林森林[2]里的前哨站。老人每星期到城里去两次；一方面是为了采办食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乡下的情况告诉城里的居民。

这一天，他又到城里送消息去了，因为前天下午两点钟左右，有一支德国步兵的小分队曾经在他家里休息过，后来不一会儿就走了。那个带队的士官会说法国话。

老人每次这样出去时，总带着两条大嘴巴的大狗，因为他怕狼，在这个季节狼变得特别凶狠；他临走时总要嘱咐他的妻女，天一黑就关门，守在家里。

他的女儿什么也不怕，不过他的妻子胆子很小；总是说：

“将来不会有好结果的，瞧着吧，将来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天晚上，她比往常更加焦急不安。

“你知道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吗？”她问。

“噢！肯定要到十一点以后。他要在司令官家里吃晚饭，回来肯定早不了。”

她正在把锅子挂到炉火上去煮汤，突然停住不动了，因为她听到从壁炉的烟囱管里传来一种模糊的声音。

她低声说：

“有人在林子里走动，至少有七八个人。”

母亲很害怕，停止转动纺车，结结巴巴地说：

“唉，老天爷，你爸爸又不在家！”

她话还没有说完，门上就响起了激烈的敲门声。

母女两人没有回答，于是有一个喉音很重的人大声叫道：

“开门！”

在沉寂了一会儿以后，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开门，不然我要砸门了。”

这时，贝蒂娜把壁炉上的大手枪藏在她裙子的口袋里，然后走过去把耳朵贴在门上，问道：

“您是谁？”

那个声音回答：

“我们就是那天来过的小分队。”

年轻女人接着问：

“你们要干吗？”

“今天早上，我和我的小分队在林子里迷了路。开门，不然我要砸门了。”

这个女森林看守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赶快把门闩推开，拉开了那扇沉重的门，看到在灰白色的雪地里站着六个普鲁士兵，就是前天来过的那六个人。她用坚定的语气问道：

“在这个时候，你们来干什么？”

那个士官又说了一遍：“我迷路了，完全迷路了，我认出了这座房子。从今天早上起，我什么也没有吃，我的小分队的人也什么都没有吃。”

贝蒂娜说：

“可是今天晚上，只有我和我妈妈两个人。”

那个看上去还像个正派人的军人回答说：

“这不要紧。我不会做什么坏事，不过您要弄点东西给我们吃。我们又饿又累，快要倒下了。”

女森林看守人往后退了一步，说：

“进来吧。”

他们进来了，身上全是雪，钢盔上仿佛盖着一层打成泡沫的奶油，看上去像只奶油蛋糕。他们全都显得精疲力竭。

年轻妇人指了指大桌子两边的木头长凳对他们说：

“请坐下吧！我去替你们煮汤，看来你们真是累极了。”

随后她又把门闩插上。

她往锅里添了些水，又加了点黄油和土豆，然后把挂在壁炉里的一块肥肉取下，切了一半扔在汤锅里。

那六个人的眼里闪耀着饥饿的火光，紧盯着她的每一个动作。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枪和钢盔放在一个角落里了，现在安静得像是坐在课堂里长板凳上的孩子般等待着。

母亲又开始纺线，时不时地用惊恐不安的眼睛向那些入侵的兵士望一下。除了纺车的轻轻转动声、柴火的噼啪声和快要烧开的水的吱吱声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

可是忽然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声音使他们全都打了一个冷战，那是一种像是从门底下传进来的嘶哑的喘气声，一种强有力的、呼噜呼噜的野兽嘘气声。

那个德国士官一下子便跳到了枪支旁边。女森林看守人做了个手势拦住他，微笑着对他说：

“是狼，它们和你们一样，它们在到处转悠，都饿了。”

士官不太相信，还是要看看，他一打开门，便看见有两只很大的灰色野兽急速地逃跑了。

他又走回来坐下，一面喃喃地说：

“真是不敢相信。”

他等着汤煮好。

他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为了多吃一点，嘴巴张大到了耳朵根，那几双滚圆的眼睛也瞪得很大，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像流水通过水落管一样。

母女两人一声不响地看着红色的大胡子迅速地掀动，一块块土豆都像是陷进了那些在活动着的毛丛里。

他们渴了，于是女森林看守人到地窖下面去替他们取苹果酒。她在地窖里待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有拱顶的地窖，据说在大革命[3]时代曾经当过监狱，也做过避难所。那里面有一道狭窄的螺旋形楼梯，梯子顶上的翻板活门就是地窖的出口，就在厨房尽头的地面上。

贝蒂娜再次出现时，她暗暗在笑，那是一个狡猾的笑。她把一罐子苹果酒交给了德国兵。

然后她跟她的母亲在厨房的另一头也吃起了晚饭。

这些兵吃完了，六个人全都围着桌子打瞌睡。不时地有一个人脑袋耷拉下来碰到了桌子，发出一点声响，这个人猛然醒来，挺了挺身子。

贝蒂娜对那个士官说：

“你们就在炉子前面睡吧，是啊，这儿的地方足够你们六个人睡的；我呢，我跟妈妈到楼上房间里去睡。”

母女俩上楼去了，大家听见她们锁上了门，走动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普鲁士人都睡在石板地上，脚对着炉火，头枕在自己的卷起来的大衣上面；不多一会儿，六个人都打起呼噜来了；六种声调各不相同，有的尖锐，有的响亮，不过连续不断，听上去很吓人。

突然一声枪响，这时候他们肯定已经睡了很长时间了，枪声非常响，就像是对着屋子的外墙放的。那些士兵马上都跳了起来。可是枪声又响了两下，随后又是另外三下。

楼上的门突然打开，那个女森林看守人光着脚走下楼来，身上只穿着衬衫和短裙，手里拿着一支蜡烛；她的神色很慌张，嘴里结结巴巴地说：

“法国人来了，至少有两百人。他们要是发现你们在这儿，一定会烧房子。赶快到地窖里去躲躲，不要出声音，如果有响声，我们就完了。”

那个德国士官吓坏了，低声说：

“好，好，从什么地方下去？”

年轻妇人马上就掀起那块四方形的翻板活门，六个人一个跟着一个，倒退着走，用脚探索着梯级，经过那条螺旋形的小楼梯往下走，最后都消失了。

在最后一顶钢盔的尖尖陷入地下以后，贝蒂娜就盖上了那块分量很重的橡木翻板；这块翻板有墙壁那么厚，像钢铁一样坚硬，装着铰链，配了一把监狱里用的那种锁。她把锁仔细锁好以后，便笑了起来，那是一种兴高采烈但又是不出声的笑；她真想在这些俘虏的头上跳舞。

他们被关在里面了，一点声音也没有；他们就好比被关在一只坚固的盒子里，一只石头盒子里，只有一个装着铁栅栏的气窗可以透进一些空气。

贝蒂娜马上把炉火生旺，又把锅子吊在上面，重新煮汤，一面自言自语说：

“爸爸今天夜里要累坏了。”

随后，她坐下来等着；在一片寂静中只能听到挂钟的钟摆发出的有规律的滴答声。

年轻妇人时不时地对挂钟望上一眼，焦急的眼光似乎在说：

“走得太慢了。”

可是过不多久，她就觉得她脚底下的人在低声说话。说话的声音很轻也很模糊，透过地窖里石头砌的拱顶，传到她的耳里。普鲁士人渐渐地猜到了她的诡计。过了一会儿，那个士官爬上那个小楼梯，用拳头敲击那块盖板。他喊道：

“打开。”

她站起来，走到翻板跟前，学着他的德国口音说：

“你们要干什么？”

“打开！”

“我不开。”

下面的人生气了，说：

“打开，否则我要砸了。”

她笑了起来，说：

“你砸吧，好小子，你砸吧，好小子。”

于是他用枪托砸他头顶上的橡木翻板，可是这块翻板即使用投石器也砸不开。

女森林看守人听见他又走下楼去了。随后那些兵一个跟着一个轮着走上楼梯来试试他们的力气，并检查翻板的锁合装置。不过，他们一定也认为他们这是在白费力气，于是又回到下面去，在地窖里商量起来。

年轻女人先是听他们说话，后来又去把大门打开，侧起耳朵在黑夜里细听。

远处传来一阵狗吠声，她像猎人一样吹了一声口哨，几乎立刻就有两条大狗在黑暗中蹿出向她扑过来。她抓住它们的脖子，不让它们跑开。然后她用足力气喊了一声：

“喂，爸爸！”

一个声音从很远的地方回答：

“喂，贝蒂娜！”

她等了几秒钟，又喊道：

“喂，爸爸！”

那个声音在比较近一些的地方回答：

“喂，贝蒂娜！”

她接着又喊道：

“别从气窗前面经过，地窖里有普鲁士人。”

突然在左边出现了一个髙大的男人的身影，在两棵树的中间停住不走了。他不放心地问：

“地窖里有普鲁士人？他们要干什么？”

年轻女人笑了起来，说：

“就是前几天来过的那几个。他们在森林里迷了路，我把他们关进阴凉的地窖里去了。”

于是她把这件事说了一遍；她怎样放了几枪吓唬他们，又怎样把他们关进了地窖。

老人还是很严肃地问：

“那么现在你要我怎么办？”

她回答说：

“你去请拉维涅先生带着他的队伍来吧。他可以把他们抓起来。他一定会喜出望外。”

毕雄老爹露出了微笑，说：

“这倒是真的，他一定会高兴的。”

他的女儿接着说：

“汤已经煮好了，赶快吃一点再走吧。”

老森林看守人在桌子跟前坐下，先满满地倒了两盘喂狗，然后再吃自己的一份。

普鲁士人听到有人说话，都静下来了。

一刻钟以后，“长腿”又动身了。贝蒂娜双手托着脑袋等着。

被囚禁的普鲁士人又骚动起来了，他们大喊大叫，怒气冲天地不断用枪托砸打那扇纹丝不动的翻板活门。

后来他们又从气窗里往外放枪，肯定他们是希望附近有什么德国小分队经过，可以听到他们的枪声。

女森林看守人不再活动了，不过他们的吵闹声使她心烦。一阵怒气从她心里升起，她真想把那些坏蛋全杀了，免得他们再闹。

后来，她越来越不耐烦了，她望着挂钟，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时间。

父亲走了有一个半小时了，他现在应该到城里了。她仿佛看见了他：他把事情告诉了拉维涅先生。拉维涅先生激动得脸色发白，马上拉铃叫他的女用人把军服和武器拿来。她好像听见街上到处有鼓声。各处窗口都有神色慌张的脸探出来。民兵们各自从家里走出来，衣服还没有穿好，气喘吁吁，边走边扣着腰带，跑着步奔向司令官的家。

随后，队伍由“长腿”率领，在黑夜里冒着雪向森林进发。

她望着挂钟，心里在想：“再过一个小时，他们就可以到这儿了。”

她感到一种神经质的焦躁。每一分钟都像是无穷无尽的，时间过得真慢啊！

最后，挂钟上的指针走到了她预计他们会到达的时间。

她又打开门，听听他们来了没有。她看见一个黑影正在小心翼翼地走来。她吓了一跳，失声叫了出来。原来是她的父亲。

他说道：

“他们派我来看看情况有什么变化。”

“没有，一点没变。”

于是他向黑夜里吹了一声又长又尖的口哨。很快就有一堆棕黄色的东西在树底下慢慢地向前移动：这是一支由十个人组成的先头部队。

“长腿”不时地叮嘱：

“别在气窗前经过。”

先抵达的人把那个可怕的气窗指给后面来的人看。

最后，队伍的主力都到齐了，一共是两百人，每人带着两百发子弹。

拉维涅先生激动得浑身发抖，他指挥队伍把房子包围起来，只在那个贴着地面的地窖通气用的小窟窿前面留出一大片空地。

随后，他走进屋子，询问敌人的实力和动态；现在他们变得声息全无，真好像他们消失了，不见了，从气窗里飞走了。

拉维涅先生用脚跺了跺活门，喊道：

“普鲁士军官先生！”

“普鲁士军官先生！”

德国人不回答。

司令又喊道：

“普鲁士军官先生！”

什么反应也没有。足足有二十分钟，他一直在催促那个一声不吭的军官缴械投降，并保证他和他的部下的生命安全和军人荣誉。不过，他既得不到他们同意的表示，也得不到他们敌意的表示，情况变得相当尴尬。

那些民兵像马车夫取暖时那样，在雪地里跺着脚，使劲用胳膊敲打自己的肩头。他们看着那个气窗，那种想在气窗前面跑过去的孩子气的想法越来越剧烈。

终于，他们中间有一个叫做波特万的人，他一贯行动敏捷；这时他突然一使劲，像一头鹿似的在气窗前跑了过去。这个尝试成功了，俘虏们像死了一样毫无反应。

有一个人喊道：

“里面没有人。”

另有一个民兵在这个危险的窟窿前面穿过了那片没有人包围的地段。接着，这变成一种游戏了，不时有人从这一群人中跑到另一群人中，就像孩子玩抢地盘的游戏一样。他们跑得飞快，被他们踩到的雪在他们身后溅得老髙。有人为了取暖，用枯枝燃起了好几处篝火，火光把国民自卫军从右面跑向左面时的侧影映得清清楚楚。

有一个人喊道：

“轮到你了，玛洛瓦松。”

玛洛瓦松是个肥胖的面包师傅，他的大肚子经常受到弟兄们的取笑。

他有些犹豫，有人嘲笑他了。于是他下了决心，用操练时小跑步的方式出发了；他有点气喘，大肚子一颠一颠的。

全队的人都笑出眼泪来了，大家还喊着替他加油。

“好啊，好啊，玛洛瓦松。”

在他跑完三分之二的路程时，气窗里闪出一道飞快的、长长的红光，同时砰的一声枪响，大胖子面包师傅惨叫一声扑倒在地上。

没有一个人冲过去救他，大家看着他在雪地里一面哼着一面手脚并用地往前爬，等他爬过那危险地带以后，他便晕过去了。

他的大腿的脂肪层里中了一颗子弹。

在最初的惊慌以后，大家又笑起来了。

这时，要塞司令拉维涅在守林人屋子的大门口出现了。他刚刚决定了他的进攻计划。他用响亮有力的声音发出了命令：

“白铁铺老板和他的工人们过来！”

三个人走到他的前面。

“把这座房子的水落管拆下来。”

一刻钟之后，他们给司令送来了二十来米长的水落管。

于是他派人十分小心地在地窖活门的边上挖了一个小窟窿，再用水落管做了个引水管道，一头通向井边的唧筒，另一头通向这个小窟窿，然后兴高采烈地宣告：

“我们要请这几位德国先生喝个够。”

一阵狂热的叫好声爆发了，紧接着是发狂般的欢笑声。司令又组织了几个小的工作组，每五分钟换一次班。然后他发出了命令：

“抽水！”

唧筒的铁把手开始动作了，一阵轻微的流水声顺着水管响起来了，不多一会儿水就流到了地窖里，顺着梯级往下流，可以听到像瀑布似的哗哗声和金鱼池里假山上流水的潺潺声。

大家都等着。

一小时过去了，随后是两小时，三小时。

狂热的司令官在厨房里踱来踱去，不时地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想猜出敌人在干什么，思忖着他们是不是会马上投降。

敌人这时有了动作，可以听见他们在搬动酒桶，在说话，还有弄水的声音。

后来，到了早上八点钟光景，从气窗里传出了人声：

“我要和法国军官说话。”

拉维涅站在窗口，微微伸出脑袋说：

“您投降吗？”

“我投降。”

“那么，把枪扔出来。”

于是马上看见有一支枪从气窗里伸出来，落到雪地里，跟着是第二支，第三支，所有的枪都扔出来了。刚才那个声音高声说：

“我没有枪了。请快一点，我快淹死了。”

司令官发布命令：

“停止抽水！”

唧筒的把手不动了。

于是，他召来许多民兵，一个个都在厨房里持枪立正；然后他才慢慢地揭开了那块橡木活门。

首先看到的是四颗湿透了的脑袋，都是长长的灰黄色的头发。大家看到六个德国人一个跟着一个爬上来，哆哆嗦嗦，浑身是水，神色慌张。

他们马上被抓住捆了起来。然后因为怕遭到敌人的袭击，部队立即分成两队出发了，一支队伍押送俘虏，另一支队伍护送用树枝和床垫扎成的担架上的玛洛瓦松。

他们胜利地回到了雷泰尔。

拉维涅先生因为俘获了普鲁士的一支先头部队而得到了勋章，那个胖子面包师傅因为在敌前受伤，也得到了军功奖章。

王振孙译

[1] 雷泰尔是法国北部邻近比利时的阿登省城市，历史上确曾有过两次保卫战；但一次是在一六一七年路易十三时代，而非亨利四世时代：另一次是在一六五〇年到一六五五年之间，当时路易十四尚未成年，并未执政。

[2] 阿韦林森林：在雷泰尔附近没有叫这个名称的森林。

[3] 大革命：指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一次政变

巴黎刚刚获悉色当[1]惨败的消息。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次大混乱延续到公社后才结束。在大混乱开始时，整个法国都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全国各地的人都在玩当兵的把戏。

一些针织品商人成了行使将军职务的上校；和气迎人的大肚子束上了红色腰带，大模大样地插着手枪和匕首；小市民成了临时战士，指挥着一营一营的志愿兵，为了摆架子，像赶大车的一样满口脏话。

这些人过去只是摸摸秤盘子，现在手里拿着武器，像模像样地摆弄着各式步枪[2]，一个个都髙兴得发了狂，而且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人见人怕的人物。他们处决一些无辜的人，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会杀人。他们在普鲁士人尚未来到的乡村里游荡时枪杀野狗、平静地在反刍草料的母牛和在牧场里吃草的病马。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被召来完成一件重大的军事任务的；连最小的村镇里的一些咖啡馆也都挤满了穿军服的商人，看上去就像是军营或者战地医院。

卡纳维尔镇[3]这时还没有得到军队和首都巴黎的可怕消息；可是一个月以来，镇上的气氛已经极度紧张不安，敌对的党派都在正面交锋了。

镇长德，瓦尔内托子爵是个瘦瘦的小个子，年纪老了，原来是正统派[4]，前不久由于想飞黄腾达而依附了帝国[5]。他看到突然出现了一个死对头，也就是玛萨雷尔医生，一个脾气暴躁的大胖子；他是本区共和派的头头，共济会镇分会的会长，农业协会会长，救火协作队队长，而且是有责任保卫地方民团的组织人。

花了半个月时间，他居然成功地说服了六十三名有妻子儿女的谨小慎微的农民和镇上的商人自愿出来保卫家乡。他每天早上就在镇政府前面的广场上训练他们。

每当镇长偶尔到镇政府来的时候，这位玛萨雷尔指挥官总是腰间插着手枪，手里握着军刀，神气活现地在队伍面前走过，指挥他的部下高声喊叫：邇国万岁！”[6]有人注意到这声喊叫使子爵心神不宁，因为他肯定从中看到一种威吓，一种挑战，也是对大革命时代的一种可怕的回忆。

九月五日早上，这位医生身穿军服，桌上放着手枪，正在为一对年老的乡下人看病。男的在七年前就得了静脉曲张症，可是一直拖着，一直等到他老婆也得了这种病，才来看医生。这当儿，邮差送来了报纸。

玛萨雷尔先生打开报纸一看，脸上突然变色，猛然站起来，非常兴奋地高举双手，在两个吓得发呆的乡下人面前，扯开了嗓子叫道：

“共和国万岁！共和国万岁！共和国万岁！”

随后他一下子倒在他的靠背椅里，激动得差点晕过去。

那个乡下人接着往下说：“刚开始时，好像有一些蚂蚁顺着大腿爬……”玛萨雷尔却叫了起来：

“别烦我了！我哪有时间来听你们的蠢话。共和国宣告成立了，皇帝已经被俘，法兰西得救了。共和国万岁！”他一边奔向门口，一边大声叫道：“塞莱丝特！快来，塞莱丝特！”

女仆吓坏了，奔了过来；他说得越来越快，口齿也模糊不清了：

“我的靴子，我的军刀，我的子弹袋，还有我的西班牙匕首，它放在我的床头柜上；快替我拿来。”

那个固执的乡下人，乘医生暂时住口的间歇，接着讲他的病情：

“后来变成了一只只小囊肿，一走路就痛。”

医生气得要命，大声吼道：

“让我安静一下吧，他妈的！如果你们经常洗洗脚，就不会生这种病了。”

接着他抓住乡下人的领口，冲着他的脸喊道：

“你这个大笨蛋，难道你不明白，我们已经是共和国了吗？”

可是他想到了自己是个医生，就马上平静下来，并把这对吃惊的夫妇往外推，一边反复地说：

“明天再来，明天再来，我的朋友，今天我没有时间了。”

他一边从头到脚武装自己，一边又向他的女仆下达了一连串的紧急命令。

“快到皮卡尔中尉和波梅尔家去一次，告诉他们，要他们马上到这儿来见我。再去找一下托尔什布夫，叫他把鼓带来。快去！快去！”

塞莱丝特出去之后，他凝神静思，考虑如何应付目前的困难形势。

这三个人一起来了，可是都穿着工作服；一心以为他们会穿着军装来的指挥官吃惊得跳了起来。

“真见鬼，你们竟然什么也不知道吗？皇帝被俘，共和国宣告成立了。现在要采取行动。我的地位很微妙，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危险的。”

他对着他几个部下的惊愕万分的脸，考虑了几秒钟，接着说：

“必须马上行动，不能犹豫；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几分钟就等于几个小时。一切都取决于迅速果断。您，皮卡尔，去找神父，命令他打钟召集居民，我要把事情告诉他们。您，托尔什布夫，到全乡去敲鼓，一直敲到热里泽和萨玛尔两个小村子，把武装民兵集合到广场上来。您，波梅尔，赶快去穿上军服，只要穿上军衣上装，戴上军帽就行。我们一起去占领镇政府，勒令德，瓦尔内托先生把政权交给我。都听懂了吗？”

“听懂了。”

“那就执行，立即执行。波梅尔，我陪您到您家里去，我们两人一起去办这件事。”

五分钟以后，指挥官和他的部下都全身武装出现在广场上。就在这时候，瘦小的德·瓦尔内托子爵像是去打猎似的套上了护腿套，肩上扛着他的勒福舍式步枪，从另一条街快步走来，身后跟着三个穿着绿色外套的警卫，腰间挂着刀，肩上斜背着长枪。

医生吃了一惊，站住了；就在这时，那四个人走进镇政府，大门又重新关上。

“我们被他们抢先一步，”医生嘟囔着说，“现在只好等待增援，暂时什么也干不了。”

皮卡尔中尉也来了。他说：

“神父不听命令；他甚至在教堂里面跟教堂执事和看门人一起把大门也关上了。”

在广场的另一边，面对着关着门的白色的镇政府，就是寂静无声的黑色的教堂，露出它那镶着铁条的橡木大门。

居民们很吃惊，有的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张望，有的走到了家门口。这时候突然响起了鼓声，托尔什布夫出现了，他使劲地敲着快速三下的集合鼓点，迈着正步穿过广场，然后消失在去乡下的道路上。

司令官拔出军刀，独自往前走去，一直走到大致在这两幢被敌人盘踞着的房子中间的地方，举起刀来在头顶上挥舞着，用足全部力气吼道：

“共和国万岁！处死叛徒！”

随后他马上朝他的军官们所在的地方撤回来。

肉店老板，面包店老板，药房老板，都有点不放心，他们放下护窗板，关上店门。只有食品杂货店还开着。

这时民兵们先后来到了，穿的衣服各色各样，但都戴着一顶有一道红箍的军帽，这军帽就是部队的统一军服。他们都是用他们生锈的、三十年来一直挂在厨房的壁炉上的老枪武装起来的；他们看上去很像是一队护林的警卫。

等到身边聚集了三十来个人时，指挥官就简单地用几句话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然后他转过身来对他的参谋部说：“现在，我们开始行动。”

居民们聚拢来了；他们一边观察，一边议论。

医生很快就决定好他的作战计划。

“皮卡尔中尉，您立刻前进到镇政府的窗子下面，以共和国的名义，命令德·瓦尔内托先生把镇政府交给我。”

可是这位是泥瓦匠师傅的中尉没有服从，他说：

“您，您真够聪明的，要让我去换枪子。谢了。里面的人枪法都很好，这您是知道的。您的任务您自己去完成吧。”

指挥官脸红了，说：

“我以军纪的名义命令您去！”

中尉气愤地说：

“我才不会这样糊里糊涂地去把命送掉呢。”

聚集在近旁的一些有身份的人笑了起来；其中一人喊道：

“皮卡尔，你说得有理，这可不是时候。”

医生听了喃喃地说：

“一群胆小鬼！”

他把军刀和手枪交给一个民兵，慢慢地一步一步朝前走去，眼睛紧盯着那些窗户，时刻提防着会不会从窗户里伸出一根枪管来对准他。

在他走到离房子只剩几步路的地方，房子两端通向两所小学的门突然打开，一大群孩子像潮水似的从里面涌出；这边是男孩，那边是女孩，全在原来是空空的广场上玩耍起来；他们像一群鹅似的围在医生的身边吵闹，医生说什么话也没法让人听清楚了。

最后的几个学生出来以后，两扇大门重新关上。

大部分孩子终于散去，这位指挥官才高声喊道：

“德·瓦尔内托先生？”

二楼的一扇窗打开，德·瓦尔内托先生露面了。

指挥官接着说：

“先生，刚发生的使政府改变面貌的那次大事件，您想来已经知道。您所代表的政府已经不存在了，我所代表的政府掌权了。在这痛苦的，但是有决定性的情况下，我以新成立的共和国的名义，来要求您把前政府交给您的职权移交给我。”

德·瓦尔内托先生回答：

“医生先生，我是由主管机关任命的卡纳维尔镇的镇长，在没有接到上级将我免职并派人取代我以前，我仍然是卡纳维尔镇的镇长。[7]作为镇长，镇政府就是我的家，我要留在这里。如果要赶我出去，您就试试看吧。”

他又关上了窗子。

指挥官又走回他的队伍。不过在未对大家说明情况以前，他先对皮卡尔中尉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然后说道：

“您真够胆大的，您，您是一只真正的兔子，是军队的耻辱。我撤您的职。”

中尉回答说：

“我才不在乎呢。”

说完，他就走过去混到在低声交谈的老百姓中间去了。

这时，医生拿不定主意了，怎么办呢？下令进攻吗？可是他的部下肯干吗？他有这个权力吗？

他心头突然一亮，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向镇政府对面、广场另一边的电报局跑去；他发出了三份电报。

一份给在巴黎的共和国政府组成人员先生们，

一份给鲁昂的共和国新委任的下塞纳省[8]省长，

一份给共和国新委任的迪耶普专区区长先生。

他陈述了当前情况，说明了这个镇仍然在君主主义者老镇长手中的危险，说他愿意尽忠效劳，请求得到上级指示，并把他所有的头衔都列在他的签名后面。

然后他又回到了他的队伍里，并从口袋里掏出十法郎说：“拿去吧，朋友们，去吃点东西，喝上一杯；这儿只要留下十个人的一小队，以防有人从镇政府出来。”

可是正在和钟表匠聊天的前中尉皮卡尔听见了，他冷笑着说：“天啊！如果他们出来了，那倒是进去的好机会。要不然，我看您是无论如何也进不去的。”

医生没有睬他，径自吃午饭去了。

到了下午，他在小镇周围布下了岗哨，就好像会遭到突然袭击似的。

他好几次在镇政府和教堂门前走过，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几乎可以让人以为这两座房子是空的。

肉店老板、面包店老板和药房老板又打开店门。

大家在家里议论开了。如果真是皇帝被俘，那就是有人出卖了他。大家也搞不清楚是哪个共和国回来了。

天色黑下来了。

九点钟光景，医生认为他的对手已经回家睡觉，他一个人悄悄地走到镇政府门前，正准备用十字镐把门砸开，突然有一个守卫的声音厉声喝道：

“什么人？”

玛萨雷尔先生撒腿就跑，撤了回来。

天亮了，形势没有丝毫变化。

武装民兵占据着广场。所有的居民都聚在这支队伍的周围，等待结果。邻近村子的居民也都赶来看热闹。

这时候，医生懂得了他这是在用自己的名誉冒险，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正当他准备采取一项措施，当然是一项强硬措施时，电报局的门打开了，电报局女局长的年轻女仆手里拿着两张纸走出来了。

她首先走到指挥官跟前，把两张电报中的一张交给他；然后低着头，慌慌张张地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迈着小步，迅速穿过空无一人的广场中心，走到设有埋伏的那幢房子的门口，轻轻敲了敲，好像她根本不知道里面藏着另一方的武装人员似的。

门开了一条缝，一只男人的手把电报接进去，女仆又回来了，小姑娘因为被全镇的人这样盯着看，满脸通红，几乎要哭出来了。

医生用激动得发抖的嗓子嚷道：

“请大家安静一下！”

人们都静下来了，他得意洋洋地接着说：

“这是政府给我的通知。”

他举起电报念道：

“原镇长免职。请考虑最紧急的事。后续指示即到。

专区代理区长

参议员萨班”

他胜利了。他高兴得心怦怦直跳，手也发抖了；可是他的旧部下皮卡尔从旁边的人群中对他喊道：

“一切都很好，不过那些人如果不出来，您那张纸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

玛萨雷尔先生听到后脸也发白了。是的，如果那些人不出来，现在就得进攻；这不仅是他的权力，也是他的义务。

他忧心忡忡地望着镇政府，盼着那扇门会打开，他的对手主动撤走。

那扇门还是关着。怎么办呢？人越聚越多，紧紧地围在民兵周围。大家都在嘻嘻哈哈地笑着。

有一种想法使医生感到特别痛苦。如果他发动进攻，他一定得身先士卒冲在前面；如果他被打死，所有的较量也就结束了。因此，德·瓦尔内托先生和他的三个猎场守卫如果开枪，那一定是对着他的，是对着他一个人的；而他们的枪法是很准的，是非常准的；皮卡尔刚才还说起过呢。可是他忽然灵机一动有了主意，转过身来对波梅尔说：

“快去找药房老板，向他借一块餐巾和一根棍子。”

波梅尔马上跑着去了。

他打算做一面要求谈判的旗帜，一面白色的旗帜；白颜色也许会使那位正统派的镇长看了心里舒服些。[9]

波梅尔拿着白餐巾和一根扫帚柄回来了。用了些细绳子就扎成了一面旗帜；玛萨雷尔先生用双手抓了过来，举着朝镇政府走去。等走到门前时，他又叫道：“德·瓦尔内托先生！”门突然开了，德，瓦尔内托先生和他的三个卫兵出现在门口。

医生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然后客客气气地向他的敌人行了个礼，开始说话；由于激动，连他的嗓音也变了：“先生，我是来向您传达我所接到的指示的。”

那位贵族没有还礼，只是回答说：“我撤退了，先生；可是您要明白，这决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为了服从篡夺政权的这个丑恶的政府。”然后他又一字一顿地郑重声明：“我一天也不愿意让人看上去像是在为共和国效劳。我的话完了。”

玛萨雷尔先生愣住了，什么也没有回答；德·瓦尔内托先生说完就迈着快步朝前走了，他的随从一直跟在他后面，在广场的一个角落里消失了。

这时，医生得意忘形地向人群走过去，一到可以让大家听到他声音的地方，他就叫了起来：“乌拉！乌拉！共和国全线胜利了！”

可是人群中没有任何激动的表示。

医生又喊道：“人民自由了，你们自由了，自主了。你们应该感到自豪！”

那些没精打采的乡下人望着他，眼睛里没有流露出一丁点儿光荣感。

医生对他们这种无动于衷的神情感到很气愤，于是也端详起他们来了，寻思着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大大地震动他们一下，才能使这个毫无热情的地方振奋起来，完成他的启蒙者的使命。

这时他有了一个灵感，转过身去对波梅尔说：“中尉，到镇议会的议事厅里去，把那里的前皇帝的半身像搬来，再带上一把椅子。”

不多一会儿，波梅尔右肩扛着波拿巴的石膏像，左手提着一把草垫椅子回来了。

玛萨雷尔先生迎上前去，接过椅子，放在地上，把白色的半身像放在椅子上，然后退后几步，用响亮的声音对石膏像喝道：

“暴君，暴君，你现在倒台了，倒在污泥里，倒在臭泥浆里。奄奄一息的祖国曾经在你的皮靴下呻吟，如今复仇的命运之神把你打倒了，溃败和耻辱和你连在一起；你被打败了，成了普鲁士人的俘虏；在你的崩溃的帝国的废墟上，年轻的、光辉的共和国站起来了，拾起了你的破碎的剑……”

说到这里，他等着大家喝彩，可是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鼓掌。那些惊慌失措的乡下人一言不发，而那座两撇胡须尖翘得超过了两边脸颊以外去的半身像，那座静止不动，头发如同理发店招牌一样梳得光光的半身像，好像在凝视着玛萨雷尔先生，脸上用石膏表现出来的微笑，像是一种不可磨灭的、嘲讽的微笑。

他们两个就这样一动不动地面面相觑，拿破仑在他的椅子上，医生站在离它三步远的地方。指挥官怒火中烧，可是怎么办呢？他该怎么做才能激励这些人，才能赢得公众舆论的决定性胜利呢？

他的手不经意地搁到了他的肚子上，碰到了插在他红色腰带上的手枪的枪柄上。

他现在既没有什么灵感，也想不出什么要说的话了，于是他拔出手枪，向前跨了两步，枪口对着前君主开了一枪。

子弹在额头上打出了一个小小的黑窟窿，就像是一个小污点，几乎看不出来。看到没有产生效果，玛萨雷尔先生打了第二枪，又是一个小窟窿，接着是第三枪，然后又把留下的三颗子弹全都打完。拿破仑的前额化作一片白雾飞走了，可是眼睛、鼻子和胡子的两个尖尖丝毫未损。

医生真是气急败坏到了极点，他一拳打翻了椅子，一只脚踩在破损的半身像上，以胜利者的姿态，转过头去向目瞪口呆的群众吼道：“让所有的卖国贼都这样毁灭！”

可是这些观众好像都惊呆了，仍然没有任何激动的表示，指挥官只能对民兵吆喝：“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然后他自己也迈开大步像逃走似的往家里走去。

一走进家门，他的女仆就告诉他，有病人在他的诊室里等他，已经等了三个小时了。他奔了进去，原来就是那两个既耐心又固执的患静脉曲张症的乡下人，他们天刚亮就来了。

那个老头儿马上就开始讲了起来：

“刚开始时，好像有一些蚂蚁顺着大腿爬……”

王振孙译

[1] 色当：法国东北边境城镇。一八七〇年九月普鲁士军队大败法军于此，法皇拿破仑三世率十万军队投降。九月四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第二共和国，成立了第三共和国。

[2] 各式步枪：当时法国军队使用的用枪闩上子弹的步枪有各种式样，最普通的有勒福舍式和夏斯波式。勒福舍式是由军械师勒福舍（1802—1852）制造的。

[3] 卡纳维尔镇：是作者虚构的一个地名，不过在鲁昂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康维尔双教堂，与之很相似。

[4] 正统派：指法国历史上拥护波旁王族长系子孙的政治派别，代表人物多为贵族。

[5] 帝国：此处指法兰西第二帝国。

[6]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法国军队原来在革命前呼喊：“国王万岁！”在革命后改呼：“祖国万岁！”

[7] 在第三共和国的改革（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一日）以前，镇长市长等是由政府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

[8] 下塞纳省：法国西北部旧省，现为塞纳滨海省，鲁昂是该省省会。迪耶普是该省港口城市，也是迪耶普专区的首府。

[9] 法国波旁王朝的国徽由白色的百合花组成。白色成为该朝所尊崇和喜爱的颜色。

图瓦

1

这里方圆十法里的人全都认识图瓦老爹；这个大胖子图瓦，我的陈酒图瓦，绰号叫“烧刀子”的安图瓦，玛什布莱，在回风村[1]开着一家小酒店。

回风村是个一共只有十来家诺曼底式房子的穷村子，村子缩在山谷的一道横沟里，山谷往下通往大海。这个村子因为有了图瓦才出了名。

那些房子就蹲在这一条荒草遍地、荆棘丛生的山沟沟里，一道弯弯的山梁背后，回风村这个地名也是由此而来的。飞鸟在暴风雨的日子躲到犁沟里，这些房子也像那些飞鸟一样，到这个山角落里找个庇荫之地，来躲避海风，躲避那种从大海上吹来的、猛烈而带有咸味的大风，那种风跟火一般烫人，跟冬天的霜冻一样干燥，一样伤人。

但是这个村子仿佛整个儿全都是安图瓦·玛什布莱的产业。除了他的绰号“烧刀子”以外，大家也常常把他叫作图瓦或者“我的陈酒图瓦”，后一句话是从时刻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来的。

“我的陈酒全法国第一。”

他的陈酒，当然是他店里的白兰地了。

二十年以来，他一直用他的陈酒和烧刀子灌浇当地的老百姓。每逢有人问他：

“图瓦老爹，有什么喝的吗？”

他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

“来杯烧刀子吧，我的姑爷，又暖肚，又醒脑，对身体来说，没有再比这个好的了。”

把任何人叫作“姑爷”，这也是他的习惯，其实他并没有已经嫁出去的，或者未曾嫁出去的女儿。

啊！是的，大家都认识烧刀子图瓦，都认识这个全乡，甚至全区最胖的人。他那座小房子好像在跟他开玩笑，太小太低，看上去简直没法容下他。他整天待在门口，当有人看见他站在门口时，总不免要寻思他怎么能走进屋里去。每来一个顾客，他都要跟着进去，因为到他店里喝酒的人，不论喝什么酒，我的陈酒图瓦都有权利受到邀请，抽头喝上他的一小杯。

他的酒店的招牌是“会友居”，而他，图瓦老爹，也真的是整个地方的朋友。费康和蒙蒂维利埃都有人来看他，为的是在听他谈话中得到乐趣，因为这个胖子是能够把一块墓碑也逗笑的。他有办法可以取笑人而又不惹人生气，眨眨眼睛便可表示出他要说而未说的话，他在狂喜的时候拍打自己的大腿，使您不想笑也得笑。此外，光是看他喝酒，也是一种很有趣的奇观。请他喝多少，他就能喝多少，而且什么酒都喝，并且从他那种狡猾的眼光里显出一种喜悦，一种由于双重愉快而产生的喜悦：一方面他可以放量大喝，另一方面他还可以从他的大喝中赚大钱。

当地那些爱开玩笑的人有时问他：

“你为什么不喝海水，图瓦老爹？”

他回答说：

“因为有两个阻碍：第一，海水是咸的；第二，先得把海水装在瓶子里才能喝，因为我的肚子太大，弯不下去，够不上那个杯子。”

还有就是他和老婆吵架，也是值得一听的，简直是一出喜剧，即使花钱买票去看也会心甘情愿。结婚三十年来他们每天都要吵嘴。只不过他老婆生气的时候，图瓦总是嬉皮笑脸的。老婆是个高个儿的乡下女人，走起路来迈着一双白鹭一样的长腿，她的身躯干瘦扁平，上面顶着一个怒气冲冲的猫头鹰脑袋。她在酒店后面的小天井里养着很多鸡，她的时间全花在养鸡上了；她知道如何把鸡养得肥肥胖胖，在当地是很有名的。

费康的大户人家宴请客人，为了饭菜可口，总要吃上一只图瓦大妈喂养的鸡。

不过她天生脾气不好，对什么都不满意。她对任何人都反感，特别憎恨她的丈夫。她恨他老是那么乐呵呵的，恨他名气大，恨他身体好，恨他长得胖。因为他什么事不做也能赚钱，她就把他当废物；因为他的食量和酒量比平常人大十倍，她就把他当酒囊饭袋；没有一天她不怒气冲冲地这么说：

“长成这个样子，撂到猪圈里去不是更好些吗？……一身肥油，看着都让人恶心。”

她还常常冲着他的脸叫唤：

“等着吧，等着吧；我们将来会看到出什么事的，我们将来一定会看见的！这只又肿又胖的肚子，将来总会像一只粮食口袋一样，撑破爆开的。”

图瓦总是高高兴兴地拍着自己的肚子笑着回答说：

“啊！母鸡婆婆，我的干木板。想办法把那些鸡也养得这么肥吧。你倒是试试看嘛。”

接着他把袖子卷得高高的，露出他那条又粗又大的胳膊，对她说：

“你瞧瞧这只翅膀；老大妈，这才是一只翅膀呢。”

于是，那些喝酒的顾客们用拳头敲桌子，用脚跺泥地，一面笑得前仰后合，高兴得发了疯，一面向地上吐口水。

老大妈的火气更大了，接着说：

“等着吧……等着吧……我们将来会看到出什么事的……一定会像一只粮食口袋一样，撑破爆开的……”

然后她在酒客们的一片笑声中气鼓鼓地走开了。

事实上，谁看到图瓦都会感到吃惊，他已经变得多么笨重肥胖，而且脸色通红，气喘吁吁。有这么一些大而无当的大胖子，死神好像在跟他们寻开心，使用诡计和阴险的恶作剧，使他的慢性的摧毁工作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图瓦就是这一类大胖子。在另外一些人的身上，这个混蛋死神所表现的形态是白头发、干瘦的身体、起皱的皮肤、日益增多的衰老现象，使看到的人打着寒噤说：“好家伙，他变得真厉害！”可是对图瓦却不一样，死神乐于把他养得又肥又胖，把他变成一个奇异的怪物，给他涂上红红蓝蓝的色彩，把他吹得膨胀起来，给他一种超人的健康的形象；因此，死神在别人的躯体上所加上的缺陷都是可怕和可悲的，而在他身上却变成了可笑，古怪，让人开心的。

“等着吧，”图瓦大妈不住地说，“会见到出什么事的。”

2

果然出事了；图瓦中风、瘫痪了。这个大胖子被安置在酒店隔板后面的小房间里，这样他可以听见隔板外边的人说话，也可以和朋友们谈天，因为他的头脑还是清楚的，只有身体，那个庞大的身体不能动弹，不能起身，完全失去了活动的能力。刚开始时，有人还指望他那双粗腿多少能够有所恢复，可是这个指望很快就破灭了，我的陈酒图瓦只能日日夜夜在床上消磨时光。他那张床每星期只整理一次，在翻动他床上的草垫子时，得靠四个邻居的帮助，才能抓住他的四肢把他托起来。

不过他一直还是快乐的，不过这种快乐和以前有所不同，比较畏怯、比较低声下气，对着那个整天在他跟前吆喝的老婆，竟像一个小孩子般感到害怕；他的老婆整天吆喝着：

“看看这只饭桶，看看这个废物，这个懒鬼，这个胖醉鬼！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他并不接口，只是在老太婆背过身去时挤眉弄眼，在被窝里挪动一下身子，那是他还能做的惟一动作。他把这个动作叫作“往南去”或者“往北去”。

他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听酒店里的人聊天，听出是朋友的声音时，便隔着板壁跟他们谈。他高声说道：

“喂，我的姑爷，你是塞勒斯坦吗？”

塞勒斯坦·玛卢瓦塞尔回答说：

“是我啊，图瓦老爹。你又能跳了吗，你这只肥兔子？”

我的陈酒图瓦回答：

“跳还不行。可是我一点不见瘦，身子骨结实着呢。”

不久以后，他把最要好的几个人邀到他的卧房里，虽然看到他们喝酒不请他喝心里有点难受，但总算有人陪他了。他一遍遍地说：

“我不能喝我的陈酒了，我的姑爷，这件事真叫我伤心，妈的。别的事我还看得开，可是不能喝酒，真叫我伤心。”

这时候，图瓦大妈那只猫头鹰脑袋在窗口出现了。她喊道：

“看呀，看呀，这个什么事也不做的胖子，现在得养着他，像养头猪似的替他洗，替他收拾。”

老太婆走了以后，有时候会有一只红羽毛的大公鸡跳到窗台上，睁着好奇的圆眼睛往屋子里张望，然后发出响亮的啼叫声；有时候，也有一两只母鸡一直飞到床脚边，在地上寻觅面包屑。

不久以后，我的陈酒图瓦的朋友们都不坐在店堂里了，而是每天下午都直接来到这个大胖子的床前，跟他谈天。这个捣蛋鬼图瓦，虽然躺在床上，还是能够使大家快乐的。这个滑稽的图瓦，是能够把魔鬼逗笑的。有三个人每天都来：一个是塞勒斯坦·玛卢瓦塞尔，瘦高个儿，身躯像苹果树树干那样略显弯曲；另一个是普罗斯佩·奥尔拉维尔，干瘪矮小，鼻子像白鼬那样尖，性情像狐狸那样狡猾；还有一个是塞泽尔·波梅尔，他从来不说话，可是同样能够跟大家一样寻快乐。

他们从院子里搬来一块木板搁在床边，一起玩起了骨牌；真的，他们玩得非常来劲，从两点一直玩到六点。

可是图瓦大妈很快就变得叫人无法忍受了。她不能容忍这个肥胖的懒丈夫在床上玩骨牌来继续得到消遣；只要一看见他们要开始玩牌，她就怒气冲冲地跑进来，掀翻木板，把骨牌送回到店堂里去。她说她养着这个无所事事、满身是油的胖子已经够受了，不愿意再看见他自娱自乐，那简直是为了耻笑从早忙到晚的苦命人。

塞勒斯坦·玛卢瓦塞尔和塞泽尔·波梅尔低下了脑袋，可是普罗斯佩，奥尔拉维尔看见这个老婆子生气很好玩，便想故意逗弄她。

有一天，他看到她的脾气比平时更大，便对她说：

“喂，大妈；倘若我做了您，您知道我会怎么办吗？”

于是她瞪着一双猫头鹰眼睛盯着他，等他说下去。

他接着说：

“您的男人老是待在床上，身上热得像一座炉子。要是我，我可以教他孵鸡蛋。”

她一下子愣住了，心想他是在嘲笑她，于是盯着那个乡下人的干瘦而狡猾的脸。他接着说：

“在我让我的母鸡孵蛋的那一天，我在他两条胳膊下面也各放上五个鸡蛋，它们也会孵出来的。等小鸡孵出来以后，我就把您男人的小鸡也交给您的母鸡去抚养。这样就给您增添了小鸡，大妈！”

老太婆很吃惊，问道：

“这能行吗？”

那人回答：

“能行吗？为什么不行？既然在暖箱里可以孵鸡蛋，那么在床上当然也可以孵。”

这番推论果然打动了她的心，她不生气了，心里想着这件事，走开了。

一个星期以后，她兜着满满一围裙的鸡蛋，走进了图瓦的卧房，说：

“我刚才在黄母鸡的窝里搁了十个鸡蛋，这十个是给你的，当心别压碎了。”

图瓦很吃惊，问道：

“你要干吗？”

她回答说：

“我要你孵鸡蛋，你这个废物。”

起先他笑起来了，后来因为她一直坚持，他生气了，他不同意，坚决不让把鸡蛋放在他的胳膊下面，用他的体温来孵小鸡。

可是老太婆勃然大怒，高声说：

“你不肯孵小鸡，你就不会有肉汤吃。我们走着瞧吧。”

图瓦有点担心，没有吱声。

等到钟响十二点以后，他叫道：

“喂，大妈，汤煮好了吗？”

老太婆从厨房里高声回答说：

“你根本没有汤喝，懒胖子。”

他以为她是闹着玩的，就等着，后来他开始要求、央告，骂人了，在床上绝望地“往南去”了一次，又“往北去”了一次，用拳头敲墙，最后不得不让步了。他听凭老太婆把五个鸡蛋塞进他的被窝里，搁在他身子的左侧。他这才吃到了他的汤。

他那些朋友来的时候，都以为他的病重了；因为他的神情很古怪，显得有点尴尬。

随后他们开始每天的牌局了，可是图瓦好像一点也不感兴趣，而且伸手时十分缓慢，十分小心。

“你的胳膊被捆住了吗？”奥尔拉维尔问。

图瓦回答说：

“我肩膀上沉甸甸的。”

这时候听到店堂里有人进来，玩牌的人都不说话了。

原来是村长和他的助理。他们要了两杯陈酒，接着便谈起了地方上的事情；因为他们说话声很低，烧刀子图瓦想把耳朵贴在隔板上听，却忘记了鸡蛋；他突然“往北去”了一次，他便压在一片蛋糊上了。

图瓦大妈听到他的咒骂声，急忙跑了进来，猜到他闯了什么祸，一下子把被子掀开了。她先是站着没有动，看到一片粘在她男人胁部的黄浆糊，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接着，她愤怒得浑身发抖，扑到这个风瘫者的身上，在他的大肚子上使劲捶打，就像她在池塘旁边洗捣衣服一样。她的双手一上一下，快得就像兔子击鼓那种玩具的兔子的两只爪子，同时发出一种低沉的声音。

图瓦的三个朋友都笑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又是咳嗽，又是打嗝，又是喊叫；那个吓坏了的大胖子一面抵挡着老婆的攻击，一面还得多加小心，以防再压碎了搁在他另一侧的另外五个鸡蛋。

3

图瓦被打败了。他不得不孵鸡蛋，不得不放弃玩牌，不得不放弃任何活动了；因为他每次压碎一只鸡蛋，老太婆便毫不容情地取消他的饮食。

他朝天躺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两只胳膊像鸡翅膀似的拱起，就这样紧贴着身体去暖和白蛋壳里的鸡胚胎。

他说话时也是低声低气的，如同他对声音也跟对动作一样感到害怕；并且他对那只在孵蛋的黄母鸡也很关心，因为它在鸡窝里正在进行着和他相同的工作。

他经常问他的妻子：

“黄母鸡今天晚上吃东西了吗？”

老太婆总是看过了她的母鸡又来看她的丈夫，看过了丈夫又去看她的母鸡；心里老牵挂着这件事，一心只想着正在床上和鸡窝里成熟的小鸡。

当地知道这件怪事的人，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真正关心，都来打听图瓦的消息。他们像走进病人的卧房似的，轻手轻脚地走进房来，很关切地问道：

“怎么样，行吗？”

图瓦回答说：

“行倒是行，不过我很不舒服，我热得吃不消。好像浑身都有蚂蚁在爬。”

有一天早上，他的老婆非常兴奋地走进来说：

“黄母鸡孵出了七只小鸡，另外三个蛋是坏的。”

图瓦觉得心跳了。他呢，他能孵出几只？

他问：

“是不是快了？”说话时那种焦急的神气就像一个快要做母亲的妇人。

老太婆很怕不成功，气冲冲地回答：

“一定要有信心！”

他们等着。那些得到消息，知道时间快到了的朋友们，不久也不放心地赶来了。

好多人家都在议论这件事，还有人到他们的邻居家去打听情况。

三点钟左右；图瓦睡着了；他现在白天也要睡半天觉。他忽然被惊醒，觉得右胳膊下面有点儿不同寻常的痒痒。他马上用左手去摸，摸到了一只遍体黄茸毛的小动物，那东西在他几个手指间扭动。

他激动得叫了起来，他松开手，那只小鸡便在他的胸脯上跑动开了。店堂里本来就挤满了人，喝酒的客人们都跑了进来，像看变戏法似的围在他的床前；老太婆来了以后，她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躲在她丈夫胡须底下的小动物。

谁也不说话了。那时候正是四月份一个温暖的日子。窗子开着，大家听到外面黄母鸡的咯咯的叫声，它在召唤它那些新生的儿女。

图瓦非常激动，他既忧虑，又焦急，浑身是汗；他低声说道：

“我左胳膊下面又有了一只。”

他的妻子把她那只瘦瘦的大手伸进了被窝，像接生婆那样小心地抓出了第二只小鸡。

乡亲们都想看看。大家把小鸡传来传去仔细观察，就像是一个稀罕东西。

在接着的二十分钟里面，他没有再生产；随后又有四只小鸡同时钻出了蛋壳。

旁观者中间起了骚动。图瓦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对自己的成绩感到满意，对自己这样的父亲身份感到骄傲。像他这样的事毕竟不是常有的！他真的是一个奇人。

他高声说：

“一共是六只。妈的，行洗礼可就热闹了！”

观众中间响起了一阵大笑。店堂里人满为患，还有些人在门口等着进来。他们相互打听：

“有几只？”

“六只。”

图瓦大妈把新孵出来的小鸡送到那只母鸡跟前，母鸡惊慌地咯咯叫着，竖起它的羽毛，尽力撑开它的翅膀，掩护着它的逐渐扩大的子女队伍。

“瞧，又是一只！”图瓦喊道。

他弄错了；不是一只，而是三只！这是一个胜利！最后一只到傍晚七点钟啄开了它的壳。所有的鸡蛋都是好的！图瓦既得到了解放，还感到十分光荣，他快活得要发疯了；他吻着这只弱小的小畜生的背，几乎用嘴唇把它闷死。他对这个由他赋予生命的小小的生命产生了一种母爱似的感情，他要把这一只留在床上，留到第二天。不过老太婆根本不管她丈夫如何央求，把它像其他的小鸡一样带走了。

观众都非常高兴，一面谈着这件事一面走了，留在最后的奥尔拉维尔问道：

“喂，图瓦老爹，烧第一只红焖鸡的时候，可得请我啊，请不请？”

一想到红焖鸡，图瓦脸上发光了，这个大胖子回答说：

“一定请你，我的姑爷。”

王振孙译

[1] 回风村：这个村名是作者杜撰的，但根据下文提到的在法国西北部塞纳滨海省的港口城市费康和大镇蒙蒂维利埃这样一些真实地名看来，图瓦的故事应该发生在离费康不远，被悬谷切断的悬崖上。

高山客栈

在高峻雄伟的阿尔卑斯山上那些冰川脚下，那些在雪峰间穿越而过的、寸草不生的、怪石嶙峋的峡谷里，有一些木结构的小客栈。施瓦岑巴赫小客栈也是其中之一，是为那些途经格米山口[1]过来的旅客提供膳宿的。

这家小客栈一年中只营业六个月，在营业期间，客栈老板约翰，豪泽尔全家都住在客栈里。但一到大雪纷飞，山谷被积雪覆盖，通往洛埃歇村的道路快要被堵塞的时候，这一家的妇女、父亲和三个儿子便离开客栈下山了；留下一老一少两个向导——加施帕尔·哈里和乌尔里希·孔西——以及一条名叫扎姆的山区大狗照管这所房子。

两名向导和那条大狗一起，就要在这所冰雪的监狱里一直待到来年春天。从这座冰山后面的客栈放眼望去，除了披着银装的巴尔姆霍恩大山坡外，一无所有。四周全是灰蒙蒙、亮闪闪的峰峦，他们被包围、埋没和封锁在周围越来越高的积雪里。那皑皑白雪把那所小房子从四面八方紧紧地裹了起来；屋顶上的雪越积越厚，地面上的雪积到窗台上，连门也给堵住了。

严冬将临，下山快要变得有危险了，那天正是豪泽尔一家回洛埃歇村过冬的日子。

豪泽尔的三个儿子牵着三头骡子，驮着行李包裹先走；后面的让娜·豪泽尔太太和她的女儿路易丝骑上第四头骡子也动身了。

豪泽尔先生和两名留守客栈的向导跟在后面，这两个向导要伴送他们一家一直走到下山坡道的峰口。

他们起先绕过一个眼下已经结冰的小湖，这个小湖是一个一直伸展到他们小客栈门前的大石坑；后来他们又顺着洁净明亮得像一条床单似的山谷走去；抬头望去，四周全是高耸屹立的雪峰。

灿烂的阳光倾泻在这片人迹罕至的、白得耀眼的雪地上，闪射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寒光。在那绵延千里的冰山雪峰的海洋上，没有任何生命；在这异乎寻常的孤寂里，没有任何动静；在这死一般的静谧中，没有任何声音。

乌尔里希·孔西，那个年轻的瑞士向导，他高髙的个子，迈着两条长腿，渐渐地把豪泽尔先生和老向导加施帕尔抛在后面，去追赶前面驮着两个妇女的那头骡子。

两个妇女中年轻的一个看着他走来，似乎在用她忧伤的眼神召唤他，她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农村姑娘，她那苍白色的脸庞和淡色的头发仿佛因为在这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待得太久而失去了原有的光泽。

乌尔里希·孔西赶上了路易丝骑的那头骡子，把手搭在骡子屁股上，使它的步子慢了下来。豪泽尔太太开始和他交谈起来，她不厌其烦地把在山上过冬时必须注意的种种细小琐事一一告诉他。乌尔里希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在高山上过冬，而哈里老头在冰雪覆盖的施瓦岑巴赫小客栈里已经度过了十四个冬天。

乌尔里希·孔西听着，可是他似乎没有听懂，他一直在盯着路易丝看，嘴里不时地回答说：“是，豪泽尔太太。”但是他脑子里仿佛在想别的事情；他神色平静，一直是无动于衷的样子。

他们到了道贝湖边，长长的冰冻的湖面平得像镜子一样，一直向山谷的尽头伸去。右边，道贝霍恩峰黑黝黝的峭壁直插云霄，旁边是维尔德施特吕贝尔峰俯视下的勒默恩冰川。

他们走近了通向洛埃歇村的下山坡道的格米山口，突然看到了被又深又宽的罗讷河[2]谷隔开的瓦莱州地区内的阿尔卑斯山的广阔的远景。

远处，形态各异的雪白的山峰连绵不断，峰顶有扁平的，有尖削的，全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双峰插云的米施夏培尔峰，雄伟壮阔的维斯霍恩群峰，巍峨突兀的布龙内格霍恩峰，高耸入云的、送了好多人性命、令人望而生畏的金字塔般的策尔芬峰，以及像卖弄风情的女妖般婀娜多姿的白牙峰。还有，在他们的脚下，在一个深不可测的窟窿里，在一个使人毛骨悚然的深渊底部，他们看到了洛埃歇村，那儿的房子看起来就像被撒在那巨大的裂缝里的沙粒一样，那条裂缝从罗讷河谷开始，一直伸展到格米山口。

骡子在路边停住了脚步。这条路沿着右面那座山蜿蜒伸展，不断地盘旋环回，形态怪异得不可思议；它一直通到山脚下那个依稀难辨的小村子。两个女人从骡子上跳到了雪地里。

两个老年人已经赶上来了。

好吧！”豪泽尔先生说，“再见，朋友们，勇敢些！”

“明年见，”老向导哈里回答道。

两个老头相互拥抱告别。随后豪泽尔太太伸出了她的腮帮子；年轻姑娘也跟着这么做了。

当轮到乌尔里希·孔西吻别路易丝时，他在姑娘的耳边悄悄地说：“可别忘了山上的人啊！”姑娘回答说：“不会忘的。”这句话轻得孔西几乎听不见，只是凭想象猜出来的。

“好吧，再见，”约翰·豪泽尔先生又说了一遍，“祝你们身体健康！”

然后他走到豪泽尔太太母女俩的前头，开始下山。

三个人很快就在这条路的第一个拐弯的地方消失了。

两个向导返回施瓦岑巴赫小客找。

一路上，他们肩并肩地慢慢走着，两人谁也没有说话。事情办完了，他们两个人将面对面地待在一起，孤独寂寞地度过四五个月。

接着，哈里开始讲述他去年在山上过冬的情况。去年他是和米歇尔·卡诺尔一起在山上过冬的，卡诺尔年龄太大了，今年不能再要他留守在小客栈里，因为在这段与世隔绝的长时间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事故；再说，他们两人也不会感到寂寞无聊的，只要从第一天起就打定主意坚持到底就行；他们以后会想出一些消遣娱乐和其他种种消磨时间的办法的。

孔西，两只眼睛看着地面，一边听着哈里的叙述，心里却一直在牵挂着那些正在穿过格米山口的崎岖山路到山下村里去的人。

很快小客栈就跳入了他们的眼帘，它看上去是那么小，在那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白雪覆盖的群山下，小得只剩下了一个小黑点。

他们打开了店门，那条披着一身卷毛的大山狗扎姆高兴地围着他俩蹦跳个不停。

“来吧，我的孩子，”老向导加施帕尔喊道，“妇女们已经走了，我们只能自己做饭了，你去削土豆。”

说罢，他俩一起坐在木凳子上开始做饭。

第二天早上，时间对孔西来说，似乎过得很慢。老哈里一边吸着烟，一边往炉膛里吐唾沫，年轻人则站在窗前眺望着面前的光芒刺目的雪山。

下午孔西出门去了，他沿着昨天走过的那条路走去，在地上寻找昨天两个妇女骑的那头骡子走过时留下的痕迹。后来，他来到了格米山口，便俯伏在深渊边上，眺望着山下的洛埃歇村。

洛埃歇村四周全是高山，它就像坐落在井底一样，由于它四周有杉树林屏障的保护，所以才没有被近在咫尺的厚厚的大雪埋没。从髙处往下看，村子里低矮的房子就像是大草地上的铺路石板。

豪泽尔先生的女儿眼下就在那几幢灰色的小屋里，哪一幢呢？孔西离那些房子太远了，无法把这些房子一幢幢分辨清楚。他多么想趁现在大雪还没有完全封山的时候，到山下去看看她啊！

太阳已经躲进髙高的维尔德施特吕贝尔山峰后面去了，年轻人只好返回客栈。哈里老头在抽烟，看到他的伙伴回来，就提议两人一起玩纸牌。于是他俩面对面地在桌子两头坐下，玩起了纸牌。

他们玩的是一种叫做布里施克的简单的纸牌游戏，玩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们用过晚餐就上床休息。

以后的日子依然像第一天那样，天气晴朗而又寒冷，没有再下雪。加施帕尔老头每天下午都在观察老鹰和少数偶尔飞到这些冰峰上来的鸟儿；孔西则每天都来到格米山口，俯视山脚下的小村庄。然后他俩又一起玩纸牌，掷骰子和玩多米诺骨牌。为了提高游戏的兴趣，有时还拿一些小东西赌输赢。

一天早晨，哈里先起床，他叫起他的伙伴。有一片带白色泡沬的、厚厚的、轻轻的浮云正悄悄地在他们屋子上方和四周移动，渐渐地把他们包裹在一片又厚又浓的泡沬之中。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天四夜。决不能让门窗被堵死。在十二小时的严寒冰冻以后，这些冰末子冻得比冰川上的花岗岩还要硬。一定得挖一条走道，凿出台阶，才能爬到这层冰雪上面去。

那几天，他们只能像囚犯一样生活，不到他们的住所外面去冒险。他们分摊了日常工作。乌尔里希·孔西负责打扫、洗涤以及其他琐事和清洁工作，此外他还管劈柴，加施帕尔，哈里则负责烧饭和照管炉火。他们两人按照分工，单调而有规律地工作着，空闲的时候就长时间地打牌和掷骰子。他俩不闹别扭，从不吵嘴，因为他们都是不声不响的、脾气随和的人。他们甚至从来不发脾气，不说尖酸刻薄的话，因为他们对在高山上过冬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什么也不想计较。

有时候加施帕尔老头拿着他的长枪去打岩羚羊，偶尔也能打上几只。每当这时，在施瓦岑巴赫小客栈里也算是个节日，可以饱餐一顿新鲜的野味。

一天早晨，加施帕尔像以往一样外出打猎。屋外的温度是零下十八度，太阳还没有升起，猎手满心希望在维尔德施特吕贝尔山附近能碰上几头野兽。乌尔里希一个人留在屋里，在床上一直睡到十点钟。他天生嗜睡，然而和老向导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敢起身太晚，因为老向导向来朝气勃勃，喜欢早起。

他和扎姆一起慢慢地吃了早饭，扎姆也跟他的主人一样，从早到晚都在火炉前面睡觉。后来他突然觉得心情忧郁，甚至有些害怕孤独。由于不可克服的习惯使然，他非常想像平时一样玩玩纸牌。

于是他走出屋去，迎候他那位应该在四点钟归来的伙伴。

大雪已经填平了整个深谷，嵌满了裂缝，盖住了两个湖泊，使岩石轮廓模糊，混沌一片，把巍峨的群山连绵成一只硕大无朋、光耀夺目的冰桶。

乌尔里希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到深渊边上去了，他曾经在那儿俯视过那个小村子。他在攀上通往维尔德施特吕贝尔山的山坡之前，想再到那儿去看看。洛埃歇村现在已经被大雪覆盖，连房子也分辨不出，仿佛被一件白色的大氅包起来了。

接着，他又转向右边，向勒默恩冰川走去，他用手里的铁棒敲着像石头一般坚硬的积雪，迈着山里人的大步子向前走去；他敏锐的目光，在巨大的浩瀚的冰海雪原上寻找着在远处移动的小黑点。

到了冰川边缘，他停了下来，心里寻思老头儿会不会是走这一条路，然后他开始沿着冰川用更快的步子走着，心里越来越不安了。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积雪在晚霞的映照下闪耀着玫瑰色，干燥而又凛冽的阵阵寒风在它水晶般明亮的表面上呼啸而过。乌尔里希用尖利、颤抖而又拖长了的声音呼喊着哈里，他的喊声向死一般沉寂的群山上空飞去，越过巨大的、泛着冰雪泡沫的、静止不动的波涛，传到远方，就像波涛起伏的大海上的海鸟的叫声一样；接着，喊声逐渐消失，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他又开始往前走去，太阳已经落到远处的一座座山峰后面去了，那些山峰在落日的余晖下还呈现着紫红色，而深谷里已经暗下来了。年轻人突然间感到了害怕。他似乎觉得四周那些好像已经冻死了的峰峦的沉寂、寒冷和孤独都渗进了他的躯体，正在凝固他的热血，使他四肢僵硬，把他变成一具动弹不得的冰冻的僵尸。他开始奔跑起来，向他的住处逃去。他心里在想，老头儿也许在他出来的时候已经回去了；他走的恐怕是另一条路，现在他恐怕已经坐在火炉前，脚下横着一只死的岩羚羊。

他很快就看到小客栈了，但是没有看见有炊烟升起。乌尔里希跑得更快了，他推开了门，扎姆扑过来欢迎他，但是加施帕尔·哈里还没有回来。

孔西惊恐地突然转了一个圈子，好像他在期待着发现藏在角落里的伙伴。后来他生火做饭，心里时时刻刻盼望着老人回来。

他不时走出门去，看看哈里回来了没有。夜幕降临了，那是山区那种月光下的灰蒙蒙、黑糊糊、青灰色的夜，一弯细细的、枯黄色的新月悬在天边，仿佛正要掉到山峰后面去似的。

后来年轻人又走进屋子，坐下烤火暖暖手脚，同时设想着哈里可能会遇到的意外事故。

加施帕尔可能跌断了腿，跌进了哪个窟窿里；也可能踏了个空，扭伤了脚踝骨，那么他也许正躺在雪地上，冻得四肢僵硬，失去了希望，迷失了道路，也许还在大声呼救，在寂静的夜晚拼命地呼喊呢。

但是他究竟在哪儿呢？这座山是那么广阔，那么险峻，四周又是那么危险。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季节，要在这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里找到哈里，至少需要一二十个向导朝各个方向去搜索上一个星期。

如果加施帕尔到半夜一点钟还不回来，孔西决心要带着扎姆去寻找老人。

拿定主意后，他就开始做出发的准备工作。

他把两天的口粮装进了背包，带上爬山用的钢钩，腰里绕了一根细长结实的绳子，检查了一下他包铁头的棍子和用来在冰上凿出台阶的小斧头。一切都收拾好之后，他等候着老人回来。炉膛里的火在燃烧，那头大狗在火光照耀下打軒。木壳时钟发出的有规律的响亮的滴答声就像人的心脏跳动一般。

他在等待，耳朵警觉地注意着远方的每一个声音，当寒风擦过屋顶和墙壁时，他便不由得浑身哆嗦起来。

已经敲十二点了，他猛然一震。那时，他只觉得胆战心惊。他又在火炉上放了一壶水，以便在出发前还可以喝一杯热咖啡。

时钟敲一点钟，他站起来，喊醒了扎姆，开门朝维尔德施特吕贝尔山方向走去。整整五个小时，他靠着登山钢钩的帮助，攀登悬崖，在冰上凿出踏脚，不断地朝前走着，有时用绳子把在坡底下的狗拉上来，因为斜坡实在太陡峭了。大约是早上六点钟光景，他攀上了加施帕尔追踪岩玲羊时常来到的一座山峰的峰顶。

他在这里一直等到天亮。

头顶上的天空渐渐地透出了鱼肚白，突然出现了一道不知来自何处的亮光，顿时把他周围数百里内绵延起伏的群山照得光辉灿烂。有人可能会说，这道不知来自何处的亮光是由积雪本身产生，扩散到空中去的。渐渐地远方最高的山顶呈现出淡淡的，像鲜肉似的粉红色，接着，火红的太阳从壮丽雄伟的伯尔尼山后面升起了。

乌尔里希·孔西又出发了，他像个猎人那样，俯着身子，寻找着老人的足迹，一面对他的大山狗说：“找吧，胖胖，找吧。”

接着他又下山了，仔细地察看着一个个深渊里有没有人，还时常发出响亮的拖得长长的喊叫，他的呼喊声很快就消失在寂静的空间。后来，他又把耳朵贴在地面上仔细谛听，他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声音；于是他又开始奔跑，并且再次大声呼喊，但是他又什么也听不到了。他坐下来，感到精疲力竭，灰心失望，快到中午了，他吃了午餐，也给狗吃了点东西，扎姆像他一样已经疲倦不堪。

接着，他又继续搜索。

傍晚来临的时候，他还在走着，他已经走了至少有五十公里山路。由于离开小客栈太远，已经回不去了，人也太疲劳，再也走不动了，他只得在雪地上掘了个避风洞，和他的狗一起蜷缩在洞里，身上盖了一条他随身带来的毛毯。孔西和扎姆紧靠在一起，睡在雪洞里，相互取暖，然而他们还是觉得冷彻骨髓。

乌尔里希冷得浑身发抖，他根本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胡思乱想。

第二天他起身时，天快亮了。他的小腿被冻得像铁棒一样僵硬。他情绪低落，苦恼得忍不住哭了起来；只要他以为听到了什么声音，他的心就怦怦乱跳，激动得倒在地上。

他突然想到，这样孤零零的一个人，他会冻死的。死的恐惧激起了他求生的活力，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

他朝着山下的小客栈方向走去，跌倒了，又站起来继续前进，扎姆在他身后远远地跟着，它的一条腿瘸了，一拐一拐地走着。

一直到下午四点钟，他们才到达施瓦岑巴赫小客栈。屋子里仍然是空荡荡的，年轻人生了火，吃了一点东西后就睡觉了。他心乱如麻，反而什么也不想了。

他酣睡了很长时间，睡得很死，但是突然一个声音，一声“乌尔里希”的叫喊，把他从长时间的沉睡中惊醒，使他从床上直竖起来。这是在做梦吗？这是心神不宁的人在梦中发出的怪声吗？不，他确确实实听到有人在呼唤他，这个叫声进入了他的耳朵，留在他的肉体里，一直传到他痉挛的指尖上。刚才一定有人在呼喊！在叫“乌尔里希！”有人在那儿，就在房子附近，这是毫无疑问的。于是他打开了门，用足力气呼喊道：“是你吗，加施帕尔？”

但是没有人回答他。没有任何咕哝声，也没有任何呻吟声，什么也听不到。夜已经很深了，冰雪显得苍白暗淡。

起风了，那是一种可以使石头开裂，使这荒无人烟的高山显得一片肃杀的刺骨寒风。它阵阵呼啸，比沙漠中的热风更加严酷，更能致人死命。乌尔里希又叫道：“加施帕尔！加施帕尔！加施帕尔！”

然后，他又等候了一会儿，山上的一切仍然寂静无声。这时，他突然害怕起来，一跃就跳进屋里，关上门，插上闩，倒在一把椅子里瑟缩发抖。刚才肯定是他伙伴濒死时的呼唤。

因此可以肯定，就像一个人活着，或者在吃面包一样肯定，加施帕尔·哈里老头两天三夜以来，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咽气，在某个洞穴内，在某个闪耀着白光的深邃的山沟里，那种白色比山洞里的黑暗更加阴森可怕。哈里奄奄一息已经两天三夜，他刚才死去的时候心里还想着自己的伙伴。他的灵魂，一得到自由，就飞回乌尔里希睡觉的小客栈来了。他的灵魂曾经呼喊他，这是被一种可怕而又神秘的力量支配的。死人的灵魂就是这样迷惑活人的。这个无声的灵魂已经向熟睡的精疲力竭的灵魂呼喊过了。它是在向他告别，或者是斥责他，或者是诅咒他，因为他没有竭尽全力仔细地寻找自己的伙伴。

乌尔里希感到哈里的灵魂就在那儿，就在附近，在墙外，在他刚刚关闭的门外边。它正在到处漫游，就像一只夜鸟，用它的翅膀轻轻地拍打着有亮光的窗户。年轻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惊恐万状，差不多要大声呼喊了。他想逃跑，但又不敢出门。他根本没有这份胆量，而且从此以后，他也决不敢再走出门去。因为幽灵将日日夜夜都待在那儿，在小客栈的周围游荡。只要老人的遗体一天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安葬在教堂里被祝福过的墓地里，他的灵魂就不会离开这儿。

天亮了。随着阳光的重新出现，孔西的胆子也壮了一点。他为自己准备了饭，也给狗做了一些食物，接着就坐在椅子里冥思苦想起来。想到躺在雪地里的老向导，他就心如刀绞，非常痛苦。

后来，夜幕又渐渐降临群山，新的恐惧又开始向他袭来。他在只有一支蜡烛烛照亮的，黑糊糊的厨房里来回踱步。他迈着大步从厨房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仔细地倾听着，倾听昨天晚上那个可怕的喊叫声会不会再透过万籁俱寂的空间传来。他觉得自己十分孤独，十分不幸，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孤独地生活过。他现在孤身一人在这荒凉的冰天雪地里，孤身一人在高出居民区两千米以上的地方，在居民住房的上空，在生气勃勃、热闹兴奋的生活上空，孤身一人待在冰冻凝固了的空气中。他发疯似的盼望能从这儿逃出去，不管逃到哪儿去，不管如何逃。他要跳下深渊，到山下的洛埃歇村去；然而他却连门也不敢开，因为他确信另一个人，那个死去了的老伙伴，由于不愿意孤零零地留在山上，正在路上等着他呢！

到了半夜时分，因为他白天走累了，再加上焦急和害怕，最后他瘫倒在椅子里，因为他怕他的床也会闹鬼。

蓦地，像昨天夜里一样的一声尖叫钻进了他的耳朵，声音是那样的凄厉刺耳，乌尔里希不由得伸出两条胳膊去驱赶那个幽灵，结果他却连着椅子一起仰面翻倒在地。

扎姆被他倒地的声音惊醒了，立刻像受惊的狗一般嗥叫起来。它在屋子里到处打转，搜索着危险来自何方。它走到门边，用鼻子嗅着门下，喘着粗气，用力地闻着，全身的毛根根倒竖，尾巴挺得笔直，咕噜咕噜地嗥叫着。

孔西惊恐万状地从地上爬起来，他抓住一只椅腿，把椅子举起，大声叫着：“别进来，别进来，要不我就宰了你！”扎姆受了他这个威胁声音的刺激，发疯似的朝着那个看不见的被它主人斥责的敌人狂吠起来。

扎姆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又回到炉子前面躺下，但是它仍然心神不定，依然目露凶光，龇着獠牙，不停地咕噜着。

乌尔里希也清醒了，然而由于他感到害怕而浑身无力，便走到餐具柜前拿了一瓶烧酒，一口接一口地一连喝了好几杯。他的神志有些恍惚，他又有了勇气，一股兴奋的激情传遍全身，热血在血管里奔突。

第二天他没有吃什么东西，光喝烧酒。他就这样像个醉鬼一样生活了几天。一想起加施帕尔他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醉倒在地方始罢休。他躺倒在地，额头抵在地上，烂醉如泥，四肢像断了一样，发出很响的鼾声。可是每当他把灼人肺腑、使人神志迷糊的烧酒消耗完，那个永远不变的叫声“乌尔里希”就像一颗子弹射进他脑壳一样把他惊醒。他踉踉跄跄地爬起来，伸着两只手维持平衡，以免跌倒。他喊扎姆来帮助他。可是那条狗像他主人一样也有些儿疯了，一听到喊声它就冲到门口，用爪子在门上乱抓，还用他白色的獠牙在门上乱啃，与此同时，孔西仰着脖子，面孔朝天，像人在奔跑后喝冷水一样，拼命灌烧酒。烧酒又一次使他的思想、他的记忆、他的恐惧麻痹了。

三个星期以内，他把储存的烧酒喝了个精光。这种持续的酩酊大醉仅仅减轻了一些他的恐惧，可是当他无法再平息这种恐惧时，这种恐惧就变得更加厉害了。他那一成不变的念头，由于一个月的烂醉而更加坚定不移，在他那与世隔绝的完全孤独的生活里根深蒂固了，像一把锥子似的钻进了他的心里。他现在就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他的屋子里一刻不停地走来走去，有时把耳朵贴在门上谛听，是不是那个幽灵还在外面，会不会穿过墙壁来向他挑衅。

后来，他累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可是每当他迷迷糊糊要睡着时，就听见有声音，他又立刻吓得跳了起来。

终于有一个晚上，他像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懦夫一样实在忍不住了。他冲到门口，把门打开，想走出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外面叫他，并强迫他别再叫了。

迎面扑来一阵寒风，冷气直透他的骨髓，他立即关上门，插上闩，匆忙中没有发觉扎姆在他开门时已经冲到了门外。那时他只觉得自己被冻得浑身发抖，就赶紧朝火炉里又扔了几根木柴，坐下烤火取暖。突然他又一阵哆嗦，因为他听见有人在抓墙壁，还在呜咽哭泣。

他惊恐万状地大声喊叫起来：“滚开！”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一声长长的痛苦的哀鸣。

他最后一点儿理智也被吓掉了，他又叫了一遍：“滚开！”一面转过身子在屋子里找一个可以藏身的角落。外面的呜咽声不断地从屋外四周传进来，还有摩擦墙壁的声音。乌尔里希冲到放满餐具和食物的橡木餐具柜前面，用超人的力气把它抬起一点儿，一直拖到门口，挡在那儿。接着他又把所有其余的家具、床垫、草褥以及椅子等东西统统堆在窗前，把窗户堵了个严严实实，就像要对付敌人的围攻一样。

门外的那个家伙现在发出的是一阵阵长长的凄厉的哀鸣，屋子里的年轻人也用相似的哀鸣来回答。

他们双方就这样嗥叫着相持了几天几夜。外面的一个不停地绕着屋子兜圈子，还用爪子用力地抓墙壁，仿佛想把墙壁挖穿似的。屋子里面的一个则警惕地注意着门外所有的动静，他弯着腰，耳朵贴在墙上，用他可怕的喊叫回答门外的各种声音。

一天傍晚，乌尔里希忽然不再听到屋子外面有任何动静了，他坐了下来。他是那样疲劳，以致一坐下来就立刻睡着了。

他醒过来时脑子里什么也不想，什么念头也没有了，似乎在他熟睡的时候他的脑袋里的东西全都飞走了。他感到很饿，吃了一点东西。

冬天过去了，格米山口又可以通行了。豪泽尔家动身返回他们山上的小客栈。

他们登上坡顶后，豪泽尔太太母女两人骑上了骡子，谈论着她们就要见面的两个向导。

她们两人感到很奇怪，这两个向导，在山路可以通行后，怎么一个也没有下山来，跟她们谈谈他们在山上度过漫长的冬天的情况。

他们终于看见小客栈了。小客栈依然被积雪覆盖着，掩埋着。客栈的门窗紧闭，只有一缕炊烟从烟囱中溢出，这使豪泽尔先生稍微放心了些。可是当走近小客栈时，他们看见门前有被老鹰啄食过的动物的残骸，一架侧卧着的很大的骨骼。

大家仔细察看着。豪泽尔太太首先说：“那一定是扎姆的骨头！”说罢她就用力地喊道：“嗨，加施帕尔！”从屋子里传出一声凄厉的喊叫，很像是一头野兽的呼叫。接着，豪泽尔先生也喊道：“喂！加施帕尔！”又听到了跟刚才一样的另一声喊叫从屋子里传出来。

这时，三个男人——豪泽尔先生和他两个儿子——试图打开紧闭的门，可是门打不开。他们只得到空着的牲畜棚里取来一根木梁，用来当作羊头撞锤猛烈地撞门。木门发出碎裂声，被撞开了，木板被撞成了碎片，飞溅开去，房子在猛烈的撞击声中摇晃着。他们看到屋子里面翻倒在地的橡木餐具柜后面，站着一个男人，他头发披到肩上，胡须垂到胸前，一双眼睛闪闪发光，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

他们都认不出他是谁，可是路易丝·豪泽尔叫了起来：“妈妈，他是乌尔里希！”她母亲也认出了他就是乌尔里希，虽然他的头发已经全部变白了。

乌尔里希听任他们走近他，抚摸他，但是他根本不回答他们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他们不得不把他送到洛埃歇村去，那里的医生确认说他疯了。

永远也没有人知道他那位伙伴的下落。

这年夏天，豪泽尔小姐悒郁不乐，大病了一场，差点儿死去；有人说因为是山上气候太冷的缘故。

王振孙译

[1] 格米山口：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的山口，位于伯尔尼州高山地区和瓦莱州交界处，高度二三一四米，十八世纪开通了一条骡子走的崎岖山路，可以从科代河谷通到达拉河谷，巴尔姆霍恩山脚下的洛埃歇村。

[2] 罗讷河：发源于瑞士南部的阿尔卑斯山的达马施托克峰南侧罗讷冰川。先向西南流，再折向西北，穿越阿尔卑斯山，注入日内瓦湖，然后流经法国。

流浪汉

四十天来，他不断地走，到处寻找工作。他之所以离开家乡芒什省[1]的维尔-阿瓦雷，是因为那里找不到工作。他的职业是木匠，年纪二十七岁，又善良，又勤劳健壮。遇到这次经济萧条，失业者比比皆是的年月，他身为家中长子，两个月来，只能抱着两条结实的胳膊在家里无所事事，而家中的面包也越来越少了。两个妹妹在外面做短工，但收入菲薄；而他，雅克·朗台尔，家中最强壮的人，却因为没有工作可做而闲在家里，吃着别人的汤。

于是他到村政府去打听消息；那里的秘书告诉他，在中部地区[2]可以找到工作。

所以他就带着出生证和工作证启程了，口袋里装着七八个法郎，用一方蓝手帕包着一双替换的鞋子和一套衫裤，挂在一根棍子的顶端，扛在肩上。

他一刻不停地在没有尽头的路上走着，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日晒雨淋，他总是走着，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工人们能够找到工作的神秘的地方。

起先，他执意要做木工活，因为他是个木匠。可是他无论到哪个工地，人家总是对他说，因为没有人定货，不久前刚解雇了一些人。他实在是一筹莫展了，只能下决心以后在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

因此，他先后做了几次挖土工、收拾马棚和敲碎石头的小工；有时还替人劈柴、修剪树枝、挖井、搅拌灰浆、捆扎木柴、上山放牧山羊；所有这些工作只能换来几个铜子，因为只有廉价出卖劳力，才能迎合老板们和乡下人的贪财的心理，才可以得到两三天工作做做。

而现在，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找到任何工作了，一个铜子也没有了，只能吃到一点点面包，那是他在沿路挨家行乞时，有些好心的妇人们布施给他的。

天渐渐黑下来了，雅克·朗台尔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两条腿酸痛无力，饥肠辘辘，心里很痛苦；他光着脚在路边的草地上走，因为他舍不得穿他这最后一双鞋子，原来穿的一双早已不存在了。那是秋末初冬时的一个星期六。疾风在树木间呼啸，把天上灰色的云堆吹得飞驰。眼看就要下雨了，在那样的傍晚，明天就是星期日，田野里简直一个人也没有。在田里，这儿那儿矗立着一堆堆已经打过了麦子的干草垛子，就像一个个巨大的黄蘑菇；地面全是光秃秃的，似乎什么也没有，其实来年庄稼的种子已经播下去了。

朗台尔感到饥饿，那是一种兽性的饥饿，一种驱使狼扑人的饥饿。他的疲乏已经到了极点，只好把步子跨得大一些，这样可以少迈几步路；他觉得脑袋很沉重，两边的太阳穴嗡嗡地响，眼睛通红，口干舌燥；他手里紧紧地握着他那根木棍，心里隐隐约约在想，如果遇到哪个回家吃晚饭的过路人，他就要狠狠地打他一顿。

他瞪着双眼仔细地看着大路的两旁，仿佛看到了在翻过的地里还有被挖出来的土豆。如果他真的能找到几个的话，他就可以捡些枯枝，在沟里生一点火，把这些圆圆的土豆烤熟，好好地吃上一顿晚餐；那些滚烫的素食可以先温暖一下他那双冰冷的手。

不过这种季节已经过去了，他大概不得不跟头天一样，在地垅里拔一棵甜菜生吃。

两天以来，他总是被这些念头纠缠着，拖着步子走，一面高声地自言自语。在此以前，他的全部精力和他那点儿不多的智力，都专注于他的本行工作，所以几乎没有想过其他什么。可是现在他是多么疲乏，加上不遗余力地寻找根本找不到的工作，到处遭到的拒绝和呵斥，连日在野外饿着肚子露宿，时刻都会感到那些有家有业的人对流浪汉的蔑视，每天都有人问他：“您为什么不呆在您的家乡？”他有一双强健有力的胳膊，却有力无处使，使他感到伤心，留在老家的亲属也是穷得不名一文，教他牵挂；这一切都使他的心里慢慢地充满了愤怒，这股怒气每天、每小时、每一刻都在积聚起来，有时候便不由自主地变成了简短的咒骂，从他的嘴里迸发出来。

他光着脚踩在那些在他脚下滑动的石子跌跌撞撞地走着，嘴里骂骂咧咧地嘟哝着：

“作孽……作孽……这些猪猡……竟然让一个人……一个木匠挨饿……这些猪猡……连一个铜子也没有……一个铜子也没有……看，天又下雨了……这些猪猡！……”

他对天道不公感到愤怒，他把大自然，这个盲目的母亲的不公平、凶狠和阴险，全都怪在所有人的头上。

他咬牙切齿地不住地说着：“这些猪猡！”一面望着在这吃晚饭的时候从各家屋顶上升起的青烟。他真想闯进其中的一家，把里面的人打昏，然后坐在他们的桌子前吃饭，却没有想想这也是另一种人类的不公道：暴力和盗窃。

他说：“现在我连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了……要不，为什么他们要听凭我活活地饿死呢……而我只是要求工作……这些猪猡！”他肢体上的痛苦、肚子里的痛苦和心里的痛苦，就像一阵可怕的醉意，直冲他的脑门，在他的脑子里激起了一种简单的想法：“我有生存的权利，因为我在呼吸，因为空气是属于大家的，那么，他们没有权利不给我面包吃！”

雨一直下着，雨丝细密而冰冷。他停住脚步，嘴里喃喃地说：“倒霉……还有一个月才能回到家里……”是的，他现在正是朝回家的路上走着；他已经明白，在家乡找工作要比在外面容易，在家乡，大家都认识他，随便找点活儿干干，也比在大路上被任何人怀疑好。

既然没有木工活，他可以当小工，去搅拌泥浆、挖土铺路、敲石子。即使每天赚二十个苏，糊口还是可以的。

他把他最后那条用得只剩些破布条的手帕围在脖子上，免得冰冷的雨水流到背上或是胸前。可是不久他便觉得雨水已经渗透了他薄薄的衣服。他用忧虑的目光向四周看了一眼：他觉得自己完了，他已经不知何处可以藏身，何处可以歇息，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

天黑下来了，田野被黑暗笼罩。他远远地看到草地上有一个黑魆魆的东西，原来是一头母牛。他跨过路沟，朝那头牛走去，心里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等他走到牛跟前，那头母牛抬起大脑袋朝向他；这时他心里想道：“要是有个罐子，我倒可以喝点牛奶了。”

他看着母牛，母牛也看着他；后来他忽然朝它的肚皮重重地踢了一脚，说道：“起来！”

牲口慢慢地站起来了，沉甸甸的乳房耷拉着；于是他仰面朝天地躺倒在牲口的肚底下，开始吸奶，他吸了很久，一面吸一面还用双手挤着那个圆鼓鼓、热乎乎、还带有些臊气的乳房。他一直吸到这个活的源泉点滴不剩才罢休。

这时候，冰冷的雨下得越来越密了，整个平原光秃秃的，看不见一处可以躲雨的地方。他很冷；后来他看见树丛里有一座房子的窗口亮着灯光。

母牛这时又笨重地躺下了。他也在它旁边坐了下来，一面抚摸着它的脑袋，感谢它给了他营养。从牲口的鼻子里呼出的气息，既浓厚又有力，在这黄昏的空气里，像两道水蒸气似的拂过木匠的脸；他说道：“你这里面倒不冷。”

这时他把手伸到它的前胸和腿下摸索，为的是得到一些温暖。忽然间他又有了一个主意，就是躺下来，贴着这个温暖的大肚子过一夜。于是他找了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把自己的前额紧靠着他刚才吮吸过的肥大的乳房。这时候他累极了，马上便睡着了。

不过他醒了好几次，有时是因为背上冷，有时是因为肚子冷，这要看他是背或是肚子贴着牲口的肋部；于是他翻个身，让暴露在黑夜中冷空气里的那一部分重新得到温暖和干燥。接着他又深深地睡着了。

一只公鸡的报晓声使他站了起来。天快要亮了，雨已经停止，天气晴了。

母牛的嘴挨着地还在休息；他弯下身去双手撑着地，在牲口的湿润的大鼻子上吻了一下，并且说道：“再见了，我的宝贝……下次再见……你是个好牲口……再见了。”

然后，他穿上鞋子走了。

他顺着那条大路一直往前走，走了两个小时：突然他感到一阵疲乏，只得又在草地里坐了下来。

天已经完全亮了；各处教堂里的钟都丁丁当当地响了起来，有些穿着蓝布罩衫的男人和头戴白色便帽的女人，或者走路，或者坐车，在大路上不断地来来往往，他们都是趁着星期日到邻近村子里会见亲友的。

过来一个胖胖的乡下人，赶着二十来头胆怯而咩咩叫着的绵羊，由一条行动迅速的狗看管着。

朗台尔站起身来行了个礼，说道：“您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给一个快要饿死的工人做做吗？”

那个人恶狠狠地盯了流浪汉一眼，回答说：

“我的工作不是给随便什么人做的。”

木匠只能又回到沟边坐下。

他等了好久，看着那些乡下人从自己面前过去，想找一个相貌和善的、看来有些同情心的人，再去央求。

他选中了一个穿着大礼服、肚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的像个绅士模样的人，对他说：

“我找工作已经找了两个月了，可是什么也没有找着，而且我口袋里连一个铜子也没有了。”

那位有点像绅士的人回答说：“你本应该先看看村口的布告。在本地区内乞讨是违法的。告诉你，我是本村的村长，你还是快些滚吧，否则我会派人把你抓起来。”

朗台尔的火气上来了，他喃喃地说：“您要是愿意，就派人抓我吧，我还求之不得呢，至少我不会饿死。”

他又回到沟边坐下。

一刻钟之后，大路上果然出现了两个宪兵，他们肩并肩很神气地并排走着；漆皮的帽子、黄色的皮腰带和铜纽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专门是为了恐吓坏人，让他们很远看到便可以逃之夭夭似的。

木匠明白他们是为他而来的；但是他没有动，内心突然有一个冲动，想顶撞他们一下，让他们抓去，日后再图报复。

他们越走越近了，就像没有看到他一样，只是迈着他们军人的步伐，像笨鹅似的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在经过他面前时，才好像突然发现了他，停了下来，用一种生气而带有威胁的眼光打量了他一番。

班长走上前来问道：

“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平静地回答：

“我在休息。”

“你从哪儿来？”

“要是把我经过的地方都告诉你，也许要一个多钟头。”

“你到哪儿去？”

“到维尔-阿瓦雷去。”

“维尔-阿瓦雷在哪儿？”

“在芒什省。”

“是你的老家吗？”

“是我的老家。”

“你为什么离开你的老家。”

“为了找工作。”

班长转过身去朝着另一个宪兵；这一些老一套的骗人的谎话已经使他生气了，他怒气冲冲地说：

“这些家伙都是这么说的，我，我可不受他们的骗。”

接着他又问木匠：

“你有证件吗？”

“有的。”

“拿出来给我。”

朗台尔从口袋里掏出了各种证件，也就是一些脏兮兮的旧纸片，伸手递给了班长。

班长结结巴巴地念了一遍，确认证件都是合法的，便交还给他，但脸色很难看，像是刚才被一个比自己更狡猾的人愚弄了似的。

班长思索了一会，又问：

“你身上有钱吗？”

“没有。”

“一点没有？”

“一点没有。”

“连一个铜子也没有？”

“连一个铜子也没有。”

“那么，你靠什么过日子？”

“靠别人给我的。”

“那么，你向人乞讨？”

朗台尔毫不迟疑地回答：

“是的，只要我有机会。”

于是班长高声说道：“你是一个无业游民，违反了不准在大路上乞讨的禁令，被我当场捉住，现在跟我走吧。”

木匠站起来说：

“随便到哪儿去都行。”

他不等两个宪兵下命令，便走去站在他们两人中间说：

“行啊，把我关起来好啦。我也不怕下雨了。”

他们向相距约四分之一法里的村子走去；透过那些叶子已经落完的树木，可以看到村子里房屋的瓦屋顶。

当他们穿过村子时，正是村民们望弥撒的时候。广场上挤满了人；这些人当即形成两堵人墙，看着这个坏人经过，后面还跟着一群兴致勃勃的孩子。男男女女都看着在两个宪兵之间的这个被逮住的人，人人眼睛里都充满着怒火，恨不得向他身上扔石子，用指甲去抓他的皮，用脚去踩死他。大家互相询问，他究竟是偷了东西还是杀了人。肉店老板过去在非洲当过兵，他很肯定地说：“这是个开小差的逃兵。”烟店老板认为他就是当天早上在他手里用过一枚半法郎假币的那个人。五金店掌柜说他一定是警察局通缉了半年的杀害了玛德莱寡妇的那个凶手。

朗台尔被两个宪兵带进了村议会的大厅，他又看见了那位村长，他坐在会议桌前面，由村里的小学教师陪着。

“哈哈！”那个村官叫道，“你又来了，伙计。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要叫人把你抓起来的。喂，班长，是怎么回事？”

班长回答说：“他是一个无家无业的流浪汉，他承认他身无分文，现在因流浪求乞被捕，不过他的一些证件都是合法的。”

“把那些证件给我看看，”村长说。

村长接过证件，几次三番地读着，随后还给他，一面吩咐：“搜他的身。”他们在朗台尔身上搜了一遍，但是什么也没有搜出来。

村长似乎有点尴尬，他问木匠：

“今天早上你在大路上干什么？”

“找工作呗。”

“找工作？……在大路上找工作？”

“如果我躲在树林里，我还能找到工作吗？”

他们两人相互狠狠地打量着，就像他们属于两个敌对族类的野兽一般。后来村长说：“我现在可以放你，不过你要当心，别让我再把你抓回来。”

木匠回答：“我宁愿你把我留下来，我在大路上已经跑够了。”

村长沉下脸来说：

“住口！”

随后他命令两个宪兵：

“你们把他押到村外二百米的地方，放了他，让他继续赶路。”

木匠说：“至少你得给我弄点吃的。”

村长生气地说：“要不要把你养起来！哈哈！真是太过分了！”

可是朗台尔坚定地说：“如果你还是让我继续挨饿，那你就是要逼我做坏事。活该你们倒霉，你们这些有钱人。”

村长已经站起来了，他说：“快把他带走，要不我要发火了。”

于是两个宪兵抓住木匠的胳膊把他拉走了。他也听之任之，穿过了村子，又回到大路上；接着又把他带到了离界石二百米远的地方。班长说：

“到了，滚吧，别让我再在村子里见到你，否则我要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朗台尔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径直往前走去，也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走。他向前走了大约有一刻钟到二十分光景，心里迷迷糊糊的，什么也不想。

可是，在他经过一所矮小的房子时，那所房子的窗子半开着，突然有一阵肉汤的香味钻进了他的胸膛，使他站定在小屋子前面再也走不动了。

饥饿，一种凶猛的、残酷的、使人发疯的饥饿，一下子激起了他的怒火，几乎逼得他像野蛮人一样往那所房子的墙壁撞过去。

他怒气冲冲地高声说：“妈的，这一回非得给我吃一点才行。”于是他拿起他的棍子使劲敲门，可是没有人回答他；他敲得更凶了，一面嚷道：“喂！喂！喂！里面的人！喂！快开门！”

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他走到窗前，用手把窗子推开；顿时，那些被闷在厨房里的空气，也就是充满着蔬菜烩肉浓汤和炖肉的香味，冲到了窗外的冷空气之中。

木匠一下子便跳进了屋里。桌上放着两副餐具。房屋主人无疑是去望弥撒了，把他们的午餐，特地为星期日准备的美味炖肉和蔬菜烩肉浓汤搁在炉火上温着。

一只新鲜面包放在壁炉台上面，左右两边各有一瓶似乎还满着的酒瓶。

朗台尔首先向面包扑过去，使出可以掐死人的力气把面包掰开，随即大口大口地狼吞虎咽起来。可是炖肉的香味几乎马上又把他引到壁炉前面，他揭开锅盖，把叉子伸进锅里，取出了一块用细绳扎起的牛肉，随后他又取出了些白菜、胡萝卜和洋葱，一直到他手里那只盘子盛满以后，才把盘子放在桌上，坐了下来，把那块牛肉切成四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吃起午餐来了。等他把那些肉几乎全部吃完，并且吃了许多蔬菜以后，他觉得有点儿口渴，便走到壁炉台前取了一瓶搁在上面的酒。

他刚把酒倒入杯子里，便看出那是烧酒。活该！烧酒就烧酒吧，喝下去暖暖的，血管里会发热，在他受了寒气以后这可是个好东西；于是他喝了起来。

他觉得确实不错，因为他已经有很久没有喝酒了；他又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两口便喝得干干净净。后来酒力上来了，他觉得非常快活，就好像有一种幸福流进了他的肚子里。

他继续吃着，但是吃得没有刚才快了，现在是拿面包蘸着汤慢慢地咀嚼。他浑身皮肤都发烫了，尤其是额头上，血在脉管里突突地跳。

这时远处响起了教堂的钟声：弥撒快要结束了。木匠赶紧站起来，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本能；这种使人谨慎的本能，经常会使身处危险中的人们的感觉变得敏锐起来。木匠把吃剩的面包塞进一个衣袋里，又把那瓶烧酒塞进了另一个衣袋，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向大路望去。

路上还没有人。他跳了出去，走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他没有走大路，而是穿过田野向一座他看得见的小树林走去。

他对自己刚才做的事很满意，他觉得轻松、强壮、高兴；他的身体非常轻捷，遇到田间的矮篱，他并起双脚一跃而过。

一走到树林里面，他又掏出那瓶酒喝了起来，一面走一面大口大口地喝着。渐渐地，他的意识模糊了，眼睛也看不清楚了，两条腿像弹簧似的抖抖索索的。

他唱起了一首古老的民歌：

啊！真开心啊，

真开心啊！

摘草莓真开心啊！[3]

这时他正踏在一片厚厚的、湿润又鲜嫩的青苔上走着，踩着脚底下这块软绵绵的地毯，他像个孩子似的想翻几个跟斗。

他向前冲去，一使劲就翻了个跟斗，站起来又翻了一个。每翻一个跟斗，他都要唱一遍：

啊！真开心啊，

真开心啊！

摘草莓真开心啊！

突然，他来到了一条凹陷下去的小路边上，看见下面路上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姑娘，那是一个要回到村里去的女雇工，双手各提着一桶牛奶，两个桶之间用一个铁箍支开，以免奶桶碰到身子。

他探出头去窥视她，两眼冒火，就像一条狗看见了鹌鹑一样。

她也发现了他，抬起头来向他笑，一面喊道：

“刚才唱歌的是你吗？”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一下子便跳到了那条小路上，尽管那条小路在他下面至少有五六尺深。

她看见他突然落在他的面前，就说道：

“天啊，你吓了我一跳！”

但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他醉了，疯了。他受到了一种比饥饿更加狂暴的疯狂的刺激，使他浑身发烧的不仅仅是酒精，而且还有一个男人的难以制止的猛烈的欲望；两个月以来，这个男人的任何欲望都被剥夺了，现在他醉了，他是个年轻力壮的男子汉，大自然在雄性动物强健的皮肉里埋下的种种欲望都在燃烧，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那个姑娘吓得直往后退，因为他的神情、他的眼光、半张着的嘴和向她伸来的双臂都使她感到害怕。

他抓住她的双肩，一言不发地把她掀翻在地。

她提着的两只奶桶坠落在地，带着很大的声音滚了开去，牛奶洒了一地；她大声叫唤，后来发现在这空旷的地方叫喊也是无济于事的，并且看出这个男子也并不是要她的性命，也就半推半就地顺从了，因为这个男子很强壮，而且也并不过于粗暴。

等她重新站起来之后，想起了两桶洒光的牛奶，怒火马上升起来了。她脱下一只木鞋，这回倒是她向男的扑过去了，意思是如果他不赔她的牛奶，她就要打破他的头。

而他呢，没有想到会遭到如此的痛打，酒也有点醒了，他慌张了，害怕了，于是用尽全力，拼命逃跑；她抓起石子向他扔去，有几块打中了他的背部。

他跑了很久很久，后来突然觉得一阵疲乏，而且还从来没有这么疲乏过。他两条腿软得再也支持不了他的身体，脑子里全都乱了，什么也记不起，也不能思考。

最后，他靠着一棵树坐下了。

五六分钟以后，他睡着了。

他突然被重重地打了一下，醒了，睁眼一看，看到眼前有两顶漆皮的三角帽，原来是他早晨遇到过的两个宪兵正抓着他，用绳子在缚他的双臂。

“我早知道你是逃不了的，”那个班长悻悻地说。

朗台尔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两个宪兵用力地推搡他，如果他稍有动作，会挨揍，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他们的战利品了。

班长发了命令：“走！”

他们一齐走了。天色晚了，秋天的沉闷忧郁的暮色笼罩着大地。

半小时以后，他们又回到村里。

家家户户的门都开着，因为大家都知道出了事。男男女女都是怒气冲天，仿佛他们每个人都遭到了盗窃和强奸，他们要亲眼看见这个坏蛋被抓回来，把他痛骂一顿。

从村口第一家起一直到村政府，一片叫骂的声浪。村长也等在村政府门口，他也要报复这个流浪汉。

一看见他，村长便远远地嚷道：

“啊！你这个家伙，这次解决了吧。”

他搓着他的双手，他是很少有这样满意过的。

他接着说：“我在大路上一看到他就看出来了，就看出来了。”

随后他又带着一种更加高兴的神情说：

“哼！恶棍，混账东西，二十年徒刑，你是跑不掉的，小伙子！”

王振孙译

[1] 芒什省：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的一部分。在芒什省内没有叫维尔-阿瓦雷的村庄。

[2] 中部地区：法国中部地区包括六省，厄尔-卢瓦尔省、卢瓦雷省、卢瓦尔-谢尔省、安德尔-卢瓦尔省、安德尔省和谢尔省。

[3] 这三句歌词摘自作曲家阿道夫·亚当一八五三年创作的喜歌剧《失去的珍宝》中的《草莓轮舞曲》，当时被爱好者们认为很粗俗，但获得很大成功。词作者为德·勒旺和福尔日。

男爵夫人

“你可以在那儿看到一些有趣的小摆设，”我的朋友布瓦勒内对我说，“跟我去吧。”

于是他把我带到巴黎一条大街上一座漂亮房子的二层楼。接待我们的是一个风度翩翩、礼貌周到的男子，他带着我们慢慢地走过一个个房间，指给我们看一些罕见的东西，一面漫不经心地说着它们的价钱。这么大的数目，一万、二万、三万、五万法郎，从他嘴里说出来时是多么潇洒，多么轻松，使人不由得不相信，这位上流社会的商人的保险箱里锁着好几百万。

我早已知道他的名气了。他非常机智、灵巧、聪明，在各种各样的交易中做中间人。他和巴黎的，甚至欧洲和美洲最有钱的收藏家有联系，知道他们的趣味，他们当前的偏爱；当他知道有一样可能合他们心意的东西要出售时，他就写个便条通知他们，如果他们住在远处的某个城市，他就给他们发一份电报。

一些最上层社会的人士在为难的时候也曾求助于他，或是为了得到赌本，或是为了还一笔债，或是为了卖掉一幅油画、一件祖传的首饰、一张壁毯；如果是在手头特别拮据的时刻，甚至是一匹马或者是一份产业。

据说只要他认为有利可图，他从来不拒绝为别人效劳。

布瓦勒内好像和这个古怪的商人关系很好。他们大概一起谈过不止一次生意。我呢，我非常感兴趣地打量着这个人。

他是个高个子，瘦瘦的，秃顶，很有风度。他的温柔和曲意奉承的嗓音，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一种能给予事物某些特殊价值的诱惑人的魅力。当他把一个小摆设拿在手里时，他便轻巧、灵活、潇洒和带有感情地转过来转过去地看，以致这件东西由于他的触摸和目光，马上会变得好看起来了。

“还有您那个基督像呢，”布瓦勒内说，“那个您去年曾给我看过的漂亮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

那个人微微一笑，回答说：

“已经卖掉了，卖掉的方式很奇特。这真是一个巴黎式的故事。您要不要我讲给您听听？”

“当然要。”

“您认识萨莫里男爵夫人吗？”

“说认识也不认识。我见过她一次，不过我了解她是怎样的人。”

“您了解她……完全了解？”

“是的。”

“您愿不愿意把您知道的情况对我说说，让我看看您的看法对不对。”

“非常乐意。萨莫里夫人是上流社会的女人，她有一个女儿，可是她的丈夫是谁却没人知道。不管怎样，如果说丈夫她不曾有过，情人却私下里有几个，并且瞒得很好，因为有一些宽容的或者不知她底细的社交界人士还是接待她的。

“她经常上教堂，虔诚地领圣体，为的是想让别人知道，并且从来不让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她希望她的女儿能攀上一门高亲，是不是这样？”

“是的，但是我还可以补充您一些情况：她是一个受人供养的女人，可是她可以让她那些情夫像她没有跟他们上过床那样尊敬她。这是一种少有的长处，因为这样一来，便能得到想从一个男人那儿得到的东西。被她选中的男人，自己并不知道是她选中的，因此会长时间地向她献殷勤，战战兢兢地想望她，羞羞答答地恳求她，惊喜交集地得到她，恭恭敬敬地占有她。他一点也没有发觉他是在付她钱，因为她干得非常巧妙。她和他交往时的举止谈吐是那么谨慎，那么端庄，那么得体，以致当他和她睡觉以后，如果有人敢于怀疑他情妇的德行，他就会打他的耳光。而且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真心实意。”

我曾好几次为这个女人效过劳。她对我没有任何秘密。

有一次，是在正月的头几天，她来找我借三万法郎，我当然没有借给她；可是因为我想让她感激我，我请她把她的情况对我详细说说，看看我能为她干些什么。

她把情况讲给我听，话说得那么谨慎，即使她对我讲她的女儿如何初领圣体，也不会有这么委婉。我终于明白了，时世艰难，她已经一文不名了。

商业上的危机，本届政府似乎在有意维持的政治动荡不定的局面，战争要爆发的谣言，人心的惶惶不安，使得银根紧缩，即使那些情夫手里的钱，花起来也不怎么痛快；再说，这个规矩女人，也不能随便遇到什么人便以身相许。

她需要一个上等人，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一个既能供给她日常需要又能提高她声誉的人。一个生活放荡的男人，即使非常有钱，也会严重危害她的名誉，使她女儿的婚姻成为难题。她也不能寄希望于那些为男女私情牵线的介绍所和也许暂时可以使她摆脱困境，但是以后会给她带来损害的中间人。

她还得把她家里的排场维持下去，继续开门接待来客，为的是不失去在众多的拜访者中找到她在等待的、她将选中的、卓越高贵而又能守口如瓶的朋友的希望。

而我呢，我话里让她明白，我这三万法郎是很难收回来的；因为在她把这三万法郎吃完以后，她一定得一下子搞到至少六万法郎，才能把其中的一半还给我。

她在听我讲话时仿佛显得很失望。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谁知突然有一个主意在我脑子里闪过，一个绝妙的主意。

我前不久刚买进了我曾经给您看过的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一个我所见到过的最可爱、最漂亮的这种式样的作品。

“我亲爱的朋友，”我对她说，“我派人把这个象牙雕像送到您家里去。您编造出一个巧妙动人，富有诗意的故事来，随便您怎么说都可以，为了说明您现在为什么想把它脱手。当然，这是您父亲遗留给您的一件纪念品。

“我呢，我可以介绍一些艺术品爱好者上您那儿去，我也可以亲自带他们去；剩下的就是您的事了。头天晚上我先让您简单地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这个基督像值五万法郎，不过我三万法郎就可让掉；差价归您。”

她聚精会神地考虑了一会，回答说：“好的，这也许是个好主意，我非常感谢您。”

翌日，我派人把我的基督像送到她家里，当天傍晚，我便把德·圣奥斯比塔尔男爵给她介绍过去了。

在三个月里面，我一直把顾客介绍给她，都是些我生意往来中最杰出、最稳重的人。不过，我再没有听人谈起过她。

可是，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个外国人，他的法语讲得非常糟糕，于是我决定自己带他到萨莫里太太家里去，为的是去那儿看看。

一个穿一身黑衣服的跟班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一间阴暗的、陈设雅致的美丽的小客厅，我们在那里等候了几分钟。她出来了，非常迷人；她向我伸出手来，并请我们坐下。我把我们的来意说明以后，她便拉铃叫人。

那个跟班又出现了。

“去看看，”她说，“伊莎贝尔小姐现在能不能让人到她的小祭台里去。”

年轻姑娘亲自来回答了。她十五岁，神态朴实而善良，充满青春的活力。

她要亲自来带我们到她的小祭台里去。

那是一个气氛虔诚的小客厅，有一盏银灯，点燃在基督前面，就是我的那个基督，躺在一张黑色天鹅绒的床上。整个场景十分迷人，而且非常巧妙。

这位姑娘画了一个十字，随后对我们说：“请瞧，两位先生，它漂亮吗？”

我拿起这个雕像，仔细端详，说它非常杰出。那个外国人也细细观察，可是我仿佛觉得他更关心的是这两个女人，而不是基督像。

她们的房子里香气扑鼻，那是焚香、鲜花和香水的芬芳。待在里面让人感到惬意；这真是一个令人留连忘返的舒适的住处。

在我们回到客厅里以后，我很谨慎婉转地提到了价格问题。萨莫里太太垂下眼睛，要了五万法郎这个数目。

随后她接着说：“如果您想再看看，先生，我一般在三点钟以前是不出门的，每天都在家。”

走到街上，那个外国人向我详细打听了男爵夫人的情况，他觉得她是个绝代佳人。不过我没有再听说有关他和她的情况。

三个月又过去了。

一天上午，大约在半个月以前，她在吃午饭的时候到我家里来，把一只钱包放在我的手里说：“亲爱的，您是个天使。这儿是五万法郎，我买下您的基督，比讲定的价钱多加您两万法郎，不过有个条件，就是您要不断地……不断地把顾客介绍到我这儿来……因为我的基督像…”，它还在等待出售……”

王振孙译

港口

1

三桅横帆船风中圣母号一八八二年五月三日离开勒阿弗尔，开往中国海域，经过四年航行，终于在一八八六年八月八日回到了马赛港。它到了中国港口，卸下它载运的头一批货，立刻又接到了一批货物，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那儿又装了商品运往巴西。

另外的几次航程，外加海损啦、修理啦、几个月的无风期啦、把船刮出航线的大风啦，总之，海上的种种事故、危险和不幸使这条诺曼底三桅帆船远离祖国，直到现在才载着满舱的美国罐头食品，回到马赛。

出发时，除了船长和大副，船上还有十四个水手，其中八个是诺曼底人，六个是布列塔尼人。回来时，只剩下五个布列塔尼人和四个诺曼底人；那个布列塔尼人是在半路上死掉的，四个诺曼底人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失了踪，后来由两个美国人、一个黑人和一个挪威人补了他们的缺。挪威人是一天晚上在新加坡的酒馆里招雇到船上来的。

这条大船收起帆篷，横桁和桅杆交叉成十字形，由一艘在前面呼哧呼哧喘气的马赛的拖轮拖着；风突然停止，波浪已渐渐平息下来，船就在余波上颠簸着，经过了伊夫堡[1]，然后在灰色的岩石下面，穿过在夕阳照射下、笼罩着一片金黄色烟雾的锚地，驶进了古老的港口。港口内，沿着码头，边靠边地停满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乱七八糟，有大有小，式样不同，装备也不同，在这显得过于狭小的港湾里，就像一盆杂烩鱼汤似的，船壳在这个臭水湾里如同泡在这鱼汤里撞来碰去。

风中圣母号停泊在一条意大利双桅横帆船和一条英国双桅纵帆船中间；它们腾出一点空儿，让这个新来的伙伴插进来。等到海关和港口上的各种手续办妥以后，船长把三分之二的水手放下船去消磨这个夜晚。

夜已经来临。马赛灯火辉煌。在燥热的夏天傍晚，这个城市充满了人声、车声、马鞭声和南方的欢乐气氛，显得非常热闹，而且飘荡着一股透着蒜味的菜香。

多少个月来一直在海上颠簸的这十个水手，一上了岸就两个一排地排好队，他们好像感到很不自在，感到对城市不习惯，迟迟疑疑地开始慢慢朝前走。

他们一摇一摆地走着，渐渐摸清了方向，找到了那些通到港口的小街；在海上的最后七十天里不断增加的对性的饥渴，像热病似的折磨着他们。塞勒斯坦I杜克洛领着诺曼底人走在前面。他是一个高个儿的小伙子，强壮，机灵，每次上岸都是由他担任领队。他猜得出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坏，能独出心裁地找乐子，但是很少参加水手们在港口里经常发生的纠纷。不过，万一卷进去了，他是什么人也不怕的。

一条条阴暗的街道像阴沟似的向下通到海边，散发出难闻的臭气，那是一种贫民窟的气味。塞勒斯坦犹豫了一会儿，选中了其中一条像走廊一样曲曲折折的路。家家门楣上都点着一盏凸出的灯，彩色的毛玻璃灯罩上标着字体很大的号码。狭窄的门檐下，像女用人似的系着围裙的女人坐在椅子上。她们看见有人来了，就连忙站起来，三两步走到街心的水沟边，截住这一队人。他们正慢慢地走着，唱的唱，笑的笑，由于接近了这些妓女的牢房，一个个都已经变得很兴奋。

有时候，前厅尽里头，包着棕色皮子的第二道门突然开了，出现一个不穿外衣的胖姑娘。粗壮的大腿和肥肥的腿肚子，在粗网眼的白线紧身内衣里显得清清楚楚。裙子短得不像裙子，而像一条松鼓鼓的腰带；胸部、肩膀和双臂的松软肌肉是粉红色的，露在镶金边的黑丝绒胸衣的外面，十分显眼。她远远地嚷道：“到这儿来吗，漂亮的小伙子们？”偶尔她还会亲自出来，抓住他们中间的一个，像蜘蛛对付一个比它大的虫子似的，吊住他，拼命往门口拉。那个水手被这种接触弄得冲动起来，有气无力地抵抗；其余的人停下来看，又想立刻进去，又想再延长一会儿这刺激欲望的散步，拿不定主意。后来，那个女的费尽力气，好不容易把水手拖到大门口，眼看着这一帮人都要跟在他后面进去了，那个识得窑子好坏的塞勒斯坦·杜克洛突然嚷道：“别进去，玛尔尚，这地方不行。”

那个水手听了，立刻服从，猛地使劲一甩，挣脱身子，于是这伙朋友又重新排好队形，后面传来那个气坏了的姑娘的猥亵的骂声；这当儿，他们面前的整条小街上都是被吵闹声从门里引出来的女人，她们用沙哑的嗓音招呼他们进去，话里充满了种种保证。街道整个上坡上，是那些替爱神守门的女人们你一句、我一句说着的哄骗和诱惑的话，下坡上是那些失望的姑娘们你一句、我一句从遭到轻视的心里发泄出来的下流的咒骂；他们夹在当中走着，越走越兴奋。时时刻刻他们还遇到一帮帮的人，有的是一边走着，一边佩刀碰得腿上发出叮当声的兵士，有的是和他们一样的水手，还有的是独来独往的小市民和店员。到处都碰得到点着暧昧的灯的小街。他们在这个由小咖啡馆组成的迷宫里，在这些到处淌着臭水的滑腻腻的石子路上，在两边排满女人肉体的墙壁中间一直走下去。

最后，杜克洛下了决心，停在一所外表还不错的房子门口，叫他的一伙人都进去。

2

纵情的寻欢作乐！这十个水手在四个钟头里饱尝了爱情和酒的滋味。六个月的工资就这样一下子花光了。

他们大模大样地在大厅里坐下，心怀敌意地望着坐在角落里一张张小桌子上的普通老主顾。闲着的姑娘们中间有一个跑过去侍候那些人，然后就在那些人身边坐下。这些姑娘有的打扮得像胖娃娃，有的打扮得像音乐茶座里的歌女。

水手们一到，就每人挑了一个女伴，整个晚上把她留在身边，因为普通老百姓是不喜欢时常掉换口味的。他们把三张桌子并在一起事喝了满满的头一杯酒以后，两行的队伍变成了单行，不过增加了和水手人数相等的女人，重新在楼梯上排好了。每对男女的四只脚的脚步声在梯级上响了好久，直到这一支爱情的纵队在通到一个个房间的那扇小门里消失为止。

接着，他们下楼来喝酒，喝了酒再上楼，过了一会儿又下楼。

现在，他们快醉了，嘴也闲不住了，每个人都眼睛发红，把心上人搂在膝盖上，有的唱，有的叫，用拳头擂桌子，往嗓子里灌酒，尽情发泄人类的兽性。塞勒斯坦·杜克洛夹在他们的伙伴中间，紧紧抱着一个骑在他腿上的红脸蛋、高个儿的姑娘，贪婪地瞧着她。他虽然并不比别人喝得少，但是没有别人那么醉态毕露，所以还能够动动脑筋；他生性温存，想和她聊聊天。他的思想有点乱，不完全听从他的支配，刚想起的事就忘了，所以连他本来想说些什么自己都记不清。

他笑着，一连说了两遍：

“这么说，这么说……你在这儿已经待了很久啦？”

“六个月，”那个姑娘回答。

仿佛这是个品德优良的证据似的，他对她流露出满意的表情。接着他又问：

“你喜欢干这一行吗？”

她犹豫了一阵子，才用无可奈何的口吻说：

“慢慢也就惯了。干这行不见得比干别的差。当用人也好，当婊子也好，反正都是下贱的行当。”

他听了这番真心话，又露出赞同的表情。

“你不是本地人？”他问。

她点点头，没有回答。

“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

和刚才一样，她又点了点头。

“是从哪儿来的呢？”

她好像在思索，在回忆，过了一会儿才嘟囔着说：

“佩皮尼昂[2]。”

他再一次显得很满意，说：

“原来如此！”

她转过来问他：

“你是水手吗？”

“是的，美人儿。”

“你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吗？”

“可不，我见过许多地方，许多港口，什么都见到了。”

“说不定你已经围着地球兜过一个圈子吧？”

“那还用说，不止一个圈子，已经有两个圈子了。”

她又露出了犹豫的神情，好像在脑海里寻找一件已经忘掉的事，过了一会儿才换了一种略微有点不同的、比较严肃的声调问：

“你一路上遇到过不少船吧？”

“那还用说，美人儿。”

“你有没有碰到过风中圣母号？”

他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那不过是上个星期的事。”

她双颊苍白，连一点血色也没有了。她问：

“真的，当真的？”

“真的，就跟我在和你说话一样。”

“你至少不是在撒谎吧？”

他举起一只手，说：

“善良的天主在上！”

“那么，你知道塞勒斯坦·杜克洛还在船上吗？”

他吃了一惊，感到不安；他想在回答以前，再探探她的口气。

“你认识他？”

她也犯了疑心。

“噢，不是我，有一个女人认识他。”

“是这儿的一个女人？”

“不，附近的。”

“就这条街上？”

“不，在另外一条街上。”

“什么样的女人？”

“还不是和我一样的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找他干什么？”

“说不上来，大概是同乡吧。”

他们互相盯着，都想从对方的眼睛里瞧出点什么来，他们已经感觉到，已经料到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将在他们中间出现。

他又问：

“我能见见这个女人吗？”

“你想对她说什么呢？”

“我想说……我想说……我见过塞勒斯坦·杜克洛。”

“他身体还不错吧？”

“不比你我差，小伙子挺结实。”

她又不言语了，想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问：

“风中圣母号开到哪儿去啦？”

“就在马赛。”

她忍不住一下子跳起来。

“真的？”

“真的！”

“你认识杜克洛？”

“认识。”

她又犹豫了一下，喃喃低声说：

“好。太好了！”

“你找他干什么？”

“听好，你去对他说……不，什么也不要说！”

他望着她，越来越感到不安。最后他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也认识他吧？”

“不，”她说。

“那么，你要找他干什么？”

她突然下了决心，站起来，向女掌柜照应着的柜台跑过去，抓起一只柠檬，切开，把柠檬汁挤在一只玻璃杯里，然后掺满白水，端回来，对他说：

“喝下去！”

“为什么？”

“让你醒醒酒，我还有话要对你说。”

他顺从地喝了下去，用手背抹了抹嘴，说：

“好了，你说吧。”

“你要答应我，不告诉他你见过我，也不告诉他你是从谁的嘴里听到我要对你说的话。得发个誓才成。”

他狡猾地举起了手。

“好，我发誓。”

“以天主的名义发誓？”

“以天主的名义发誓。”

“好，你就对他说，他爹死了，妈死了，大哥也死了，三个人都是在一个月里得伤寒病死的，那还是在一八八三年正月里，到现在已经有三年半了。”

现在，轮到他周身的血液沸腾了；他激动了好一阵子，找不出话来回答；接着，他起了疑心，问：

“确实吗？”

“确实！”

“谁告诉你的呢？”

她双手按住他的肩膀，紧盯着他，说：

“你发誓不往外乱说？”

“我发誓。”

“我是他的妹妹！”

他冲口喊出了她的名字：

“弗朗索瓦丝？”

她又盯着他看了一阵子，接着在疯狂的恐怖和极度的恐慌中，用很低的，低得几乎没有出口的声音，喃喃地说：

“啊，啊！是你吗，塞勒斯坦？”

他们俩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全都愣住了。

周围的伙伴们一直在吵着闹着。玻璃杯的声音，拳头的声音，脚后跟合着歌唱打拍子的声音，还有女人尖声尖气喊叫的声音和嘈杂的歌声，交织成一片。

他感觉到他的妹妹就坐在他身上，被他搂在怀里，暖烘烘的，神色惊慌！他怕被人听见，用极低的，她勉强能够听见的声音说：

“真糟！咱们干了一桩什么样的好事哟！”

她眼眶里顿时充满了泪水，结结巴巴地说：

“这是我的错吗？”

但是，他突然问：

“这么说，他们都死了？”

“他们都死了。”

“爹、妈和大哥都死了？”

“我已经对你说过，三个人是在一个月里死的。剩下我一个人，除了几件破衣裳外，什么也没有。因为欠着三个人看病吃药的钱和埋葬费，我只好拿家具抵了债。

“后来我到你也认识的那个瘸子卡舍老板家去当用人。我当时只有十五岁，你走的时候我还不满十四岁呢。我跟他发生了关系。都怪我年轻，太糊涂。后来，我又给一个公证人当用人，他也跟我乱来，把我带到勒阿弗尔，开了一个房间。没多久，他就一去不回来了；一连三天没有饭吃，又找不到工作，我就像许多女的一样进了窑子。我也曾到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世面，肮脏极了！鲁昂，埃夫勒，里尔，波尔多，佩皮尼昂，尼斯，还有我眼下待着的马赛。”

眼泪从她眼睛和鼻子里淌出来，沾湿了她的脸，流到她的嘴里。

她接着说：

“我以为你也死了！我可怜的塞勒斯坦。”

他说：

“我一点也认不出你来了，你当时是那么小，而现在却长得这么大了！可是你，你怎么也没有认出我来呢？”

她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我见过的男人太多了，多得所有的男人在我眼里都变成了一个模样！”

他继续盯着她的脸看，心里乱糟糟的，恨不得像挨打的孩子那样大哭大叫。他仍旧抱着她坐在自己身上，两只摊开的手搁在她的背上，他左看右看，终于认出了她就是他的小妹妹；当他在海上颠簸的时候，她就留在家乡，并且送了那三个人的终。于是，他突然用他那双水手的大巴掌，捧住这张重新找到的脸儿，像吻骨肉至亲那样地吻起来。呜咽，男子汉才有的沉痛的呜咽，像海浪似的慢慢涌上喉咙，听上去好像他在打酒噎。

他结结巴巴地说：

“是你，原来是你呀，弗朗索瓦丝，我的小弗朗索瓦丝……”

他突然站起来，开始用吓人的嗓音骂街，抡起拳头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把玻璃杯震落在地，摔得粉碎。他向前走了两三步，晃了几晃，伸出双手，脸冲下倒了下去。他打着滚，哭哭啼啼，不停地在地上乱捶乱踢；发出像临终捯气儿的呻吟声。

他的伙伴们都望着他笑。

“他醉得好厉害，”其中一个说。

“得送他去睡一会儿才行，”另外一个说，“他这样出去，准叫人逮去坐牢。”

因为他口袋里还有钱，所以女掌柜的答应给他一张床。于是他那些也醉得立不稳的伙伴，把他由狭窄的楼梯一直拽到刚才接待他的那个女人的房间里。她坐在那张罪恶的床脚边的椅子上，陪着他一直哭到第二天早晨。

郝运译

[1] 伊夫堡：地中海中有一小岛叫伊夫，离马赛两公里，岛上的伊夫堡建于十六世纪，后用为国家监狱。

[2] 佩皮尼昂：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