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前 言

第一卷 毛泽东品评《三国演义》

第一节 毛泽东与《三国演义》、《三国志》的故事

第二节 毛泽东如何品评《三国演义》与《三国志》

第三节 毛泽东如何品评《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的人物

第四节 毛泽东如何运用《三国演义》与《三国志》

第二卷 毛泽东品评《红楼梦》

第一节 毛泽东与《红楼梦》的故事

第二节 毛泽东高度评价《红楼梦》及曹雪芹

第三节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品点、运用

第三卷 毛泽东品评《水浒传》

第一节 毛泽东与《水浒传》的故事

第二节 高度评价与经常运用《水浒传》

第四卷 毛泽东品评《西游记》

第一节 毛泽东与《西游记》的故事

第二节 高度评价与经常运用《西游记》

前　　言

盛巽昌，浙江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毕业，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研究与著述方向主要有三国文化、毛泽东文化、太平天国文化、民国文化等。著有《三国演义补证本》、《〈品三国〉补正》、《毛泽东眼中的历史人物》、《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太平天国文化大观》、《太平天国十四年》、《道可道》、《学林散叶》等。

李子迟，湖南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为大学讲师，现居北京，自由撰稿人。著有《盛世中国》丛书、《战地记者》、《千年海盗》、《多情爱因斯坦》、《问世间情为何物》、《晚清民国大学之旅》、《中国历代名人情感揭秘》、《世界历代名人情感揭秘》等。

毛泽东（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字润之，又曾自取名“二十八画生”、“李得胜”等，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冲人。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诞生在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入韶山附近南岸私塾就读，从而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1904年转入关公桥私塾，1905年又转至桥头湾私塾，1906年再转井湾里私塾。此后曾经辍学。1910年前后在湘乡东山学堂学习。辛亥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军。1913年在长沙进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18年毕业。

毛泽东一生好读书，读好书。毛泽东的一生，有几部书，伴他走过了光辉的全程。如中国四大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包括《三国志》）、《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就是他最钟爱的书籍之一。

《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包括《毛泽东品评三国演义》、《毛泽东品评红楼梦》、《毛泽东品评水浒传》与《毛泽东品评西游记》），其实不完全是一本单纯的关于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的图书，它应该包括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等）、毛泽东一生阅读四大名著的经历和故事、毛泽东平时提到四大名著中的故事或典故或人物或语句、毛泽东在工作或学习或生活中实际运用四大名著中的内容和观点、毛泽东评价四大名著中的人物（包括四大名著的作者罗贯中、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毛泽东评价与四大名著有关的当时历史时代的事件与人物等。编者的意图，就是想把这些知识都传达给读者。所以说，这是一部广义的关于毛泽东与四大名著的百科全书；当然，它还是以毛泽东点评四大名著为主。

所以，阅读这本书，你既能阅读到这四部古典名著，也可以了解到伟人毛泽东与四大名著的许多知识，一举两得，额外惊喜，让你购有所值，读有所值。

而且，作为书稿的延伸部分，对其中牵涉到的许多历史典故，我们都作了简要的补充说明；对其中一些字词成语，我们也进行了简要的解释。这一方面有助于大家阅读和理解相关内容，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该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该书里牵涉到大量参考文献，包括图书、报刊、文章等。在文献之后，我们对其原出处均一一有详细而准确的附录。读者若感兴趣，也可以参考这些文献。

该书是盛巽昌先生在上海市图书馆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了数十年的文献资料收集和整理、历史文化研究和考证的结晶。作为盛先生的助手，李子迟先生在整理资料、编纂书稿中也花了年余时间。

由于作者认识不够，或所知有限，且时间仓促，本书在观点、材料、表达上一定很存在着很多不足，恳请广大读者与专家批评指正，以使它在将来再版时能得到修订与完善。

作者

2010年6月

第一卷　毛泽东品评《三国演义》

第一节　毛泽东与《三国演义》、《三国志》的故事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毛泽东终生都喜欢读的两部书。

据有关书刊记录，毛泽东早在1906年（13岁）就接触到了《三国演义》。他少年时代就是韶山冲公认的“三国迷”。他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手不释卷。

四川成都武侯祠谭良啸馆长曾对盛巽昌说：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来武侯祠参观。他问讲解员：“你知道诸葛亮一生坐过几次车，骑了几次马？”

这说明他读书很仔细，往往为人所忽视的细节，也引起他的注意，提出新颖的见解和观点。

他爱读的书籍，有二十四史，其中一部就是《三国志》；也有四大古典小说，其中一部就是《三国演义》。《三国志》是史书，也是文学；《三国演义》是小说，也有史事。毛泽东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读《三国演义》。

从有记载文字佐证，他从少年时代到人生结束，至少读了70年的《三国演义》。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已成习惯。井冈山时期，他想起《三国演义》。当从茶陵谭延闿的老家找到了一部《三国演义》时，他简直是欣喜欲狂，不禁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三国志》毛泽东也读了数十年，是他爱读的一部史书。

他还提倡大家都来读这两部著名中华古籍。

他到哪里都忘不了这两部书籍，也喜欢提到其中的那些主要人物。

毛泽东谈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是片言只语，却使三国学别开生面，走上了一个高碑。

古今中外，还没有人像毛泽东那样善于运用三国故事，纵横捭阖，赋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以时代的含义，传播他那深睿的哲理。

他谈论三国故事纵横捭阖、如数家珍；他应用三国典故也是娴熟自如、恰到好处。虽然他所说的、所写的，并非鸿篇巨制，多是片言只语，但它仍是中华民族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毛泽东为20世纪中华文化圈作出的卓越贡献。

1、从小就是“三国故事大王”

当少年毛泽东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的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一些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村里，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入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把儿子送到韶山井湾里，拜堂兄毛宇居为师，在毛宇居开设的私塾读书。有一次，毛宇居讲完《增广贤文》，让学生反复诵读、背熟。此时毛泽东正在偷看《三国演义》，毛宇居背着手踱了过来，毛泽东连忙用《增广贤文》盖在《三国演义》上面，摇头晃脑读了起来。但还是被毛宇居发现了，他厉声喊：“毛润之，你在干什么？”“遵老师嘱咐，我在读《增广贤文》。”毛泽东回答。“那你给我把书背出来！”毛宇居扬一扬手中的竹板说，“你若背不出，我这竹板可不认人呐！”“老师请莫急。”毛泽东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流利背诵，“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羊城晚报》1996年9月9日。）

1910年，他在远赴东山学堂读书时，就携带着这两部书。他讲三国头头是道，对答如流，因此被同学公认为“三国故事大王”。

萧瑜（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里写道：

毛泽东准备去县城东山学堂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该书第10页）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拼命用功学习，5个月后，已经突飞猛进……毛泽东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地听得津津有味。（该书第13—14页。）

少年毛泽东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有多家记述。据萧瑜回忆：“然而，《三国演义》实际上并不是记录三国时代的历史书。它是对历史事实进行高度艺术想象后的产物。这一点，少年毛泽东简直不敢苟同。这些故事在毛的生命中扎下了根。”

美国学者R·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中说：关于这一点，他和历史教师发生过争论。对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毛泽东都对其大加指责，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

“关于小说的争论，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三国时期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进退两难的同学签名。”

因此，孙琴安在《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未刊稿）中说：“少年时的毛泽东一直是把《三国演义》当做历史来读的，并认为通过这本小说可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因此，他对《三国演义》等小说都读得非常认真，绝不是泛泛而读，只作消遣。”

李锐在《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中也曾说：毛泽东在读《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时，“极其用心，也像读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这是他一直保持的一种优良的读书习惯”。

1912年，毛泽东考取长沙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20世纪50年代初曾任中央文史馆首任馆长）认定毛泽东将来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喜欢研究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字学的符定一，当即授以《资治通鉴》，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自此以后天天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到老不忘。（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431页。）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接触到了《三国志》。从此，他在论述和讲演里，也经常将它和《三国演义》搀合引用，寻章摘句，挥斥方遒。

1913年，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第四师范（翌年并入第一师范）。在冠名“讲堂录”的“修身”和“国文”笔记里，记有“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7页。）

司马朗（171—217），司马懿兄，汉建安十三年（208）出任曹操的丞相主簿。他建议恢复西周时推行的井田制，以发展生产。

虞集（1272—1348），元朝学者、官员。他在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时，建议在大都（今北京）以东沿海筑堤拦水为田，让富目民开垦，既可拦挡海潮，又可捍卫京师。建议虽没有被采纳，但后世海口设万户，大都采取他的办法。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谈到那些“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认为他们不仅成就了事功，而且其思想也影响于社会。他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91页。）

范希文，即范仲淹（989—1052），北宋官员。江苏吴县人。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后人称道。

孔孟朱陆王阳明。孔，孔子；孟，孟子；朱，朱熹（1130一1200），南宋理学家，婺源（今江西婺源）人，被称为集理学之大成者，多有儒学著作，后人辑集有《朱子大全》、《朱子语录》；陆，陆九韶及其弟陆九龄（1132—1180）、陆九渊（1139—1193），南宋学者，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通称“陆学”；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8），明朝理学家，浙江余姚人，创立“心学”，有《王文成公全书》。

韩范。韩，韩琦（1008—1075）；范，范仲淹，两人同时出镇西北，又同拜相，后人故常并称。

曾左。曾，曾国藩（1811—1872），清朝官员、理学家，湖南湘乡人，有《曾国藩全集》；左，左宗棠（1812—1885），清朝官员，湖南湘阴人，有《左宗棠全集》。两人因均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办理洋务的重臣，又都系湖南乡党，后人故常并称。

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比较致力的功课是国文、修身和历史、地理等。除《韩昌黎全集》和《昭明文选》中许多文章读得最熟外，也喜好孔融、陈同甫、叶水心等人的文集。（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9页。）

孔融（153—208），东汉末期文学家，字文举，“建安七子”之一，孔子后裔，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融“三岁让梨”的故事，流芳千古。曾任北海（今山东昌乐西）相，后任将作大匠、少府，为曹操所杀。有《孔北海集》，为明朝人辑。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一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吕温侯濮阳破曹操》。“孔融为曹操所杀”，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回《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

《韩昌黎全集》，唐朝韩愈（768—824）的诗文集。

《昭明文选》，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主编的自秦汉以来的诗文选，有60卷。

陈同甫（1143—1194），即陈亮，字同甫，南宋思想家、词人，有《龙川文集》。

叶水心（1150—1223），即叶适，字水心，南宋思想家，有《习学记言》、《水心先生文集》。

1918年，毛泽东在杨昌济讲所授修身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著）上，做了12000字眉批。其中涉及三国史论，称“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急，乃人性之所喜也”。（《〈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186页。）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文学家。所作《桃花源记》，以避世隐居的佳境为题，描写农耕社会的理想国。

战国，通常称三家分晋（前475年）后到秦王赢政灭齐，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前221年）前时期。此间200余年，因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故此时期称为“战国”。

“刘项相争”，秦末刘邦、项羽响应陈胜起义，合军亡秦。尔后，两人相争天下，历时五年（前206一前202），始称为“楚汉战争”，亦作“楚汉之争”。

“汉武与匈奴”，西汉刘彻（汉武帝）在做皇帝（前140—前87年在位）时，曾多次命将军卫青、霍去病等攻打或反击匈奴。

毛泽东在后来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说：1919年，我曾沿着洞庭湖做了徒步旅行。到保定时，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在北海的冰上散步。《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和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了泰山绝顶，又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比美的成就。（《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2、他至少读了70年的《三国演义》

那是1928年，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打游击。那时，他们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土豪劣绅。一次，毛泽东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是否有《三国演义》一类的书，因为他实在想重新阅读一下。可一位农民却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毛泽东听了，只得遗憾地作罢。（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96页。另，参见孙琴安：《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未刊稿）。）

不久，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在攻打井冈山附近的茶陵县的高陇圩时，闯进了谭延闿的老家。谭延闿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据贺子珍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的根底很深，也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几遍。他的记忆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

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中国的革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1930年5月，毛泽东做江西《寻邬调查》。他在“寻邬的文化”一节中写道：“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不识字百分之六十；识字百分之四十；识字二百，百分之二十；能记账，百分之十五；能看三国，百分之五；能写信，百分之三点五；能做文章，百分之一。初小学生百分之五（五千人）；高小学生百分之八（八千人）；中学生五百人，大学生三十人；出洋学生六人，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932年1月，在那次批评毛泽东“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病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个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外，山上树木蓊郁，山顶上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古庙，住了进去。毛泽东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派项英专门来请毛泽东下山。毛泽东在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埋头于读书，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据汪澍白编著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4页）：“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根据地，不但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教条主义者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1935年前后，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黄允升：《〈遵义会议纪实〉若干史实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孙子兵法》，又名《孙子》，相传为春秋末年孙武所撰，现存13篇。这是中国和世界最古老的兵书，曹操曾为它作注和编“辑要”。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的67岁寿辰时，在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中，他又谈到了这件事。他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3次大的处分。“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因为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长征行军途中，他还让警卫员去给自己找书来看，以致引起误会，闹出取来“三国”、“水壶”的笑话。

据喜民编著的《璀璨的星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他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因随身带的书看完了，到一个村子驻扎后，他对警卫员讲：“你去给我弄部《水浒》和《三国》来。”警卫员找到一户读书人，说要借个“水壶”和“仨锅”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就把自己正用的水壶借给了他，并说家中没有三口锅，只有一只；且自家每天都得用，实在腾不出来。

警卫员谢过老先生，提起借来的水壶，兴奋地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说：“主席，水壶拿来了，仨锅没找到。”毛泽东抬头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身边，耐心地告诉他：“我要的不是烧水的水壶，也不是烧饭的大锅，而是中国的古代名著《水浒》和《三国演义》。这是两部古书。”说罢，他又拿来一片纸在上面写出来，交给了警卫员；并告诉他今后注意抓紧时间学习，干革命可不能闹笑话呀！

1942年，邓宝珊将军在榆林时期，常和部下讨论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的书架上有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肝胆篇》，《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4辑，第13页。又见，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86页。）

1944年6月12日，据赵超构访问延安的回忆：晚餐以后，我们在大礼堂看戏。这是由此间的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四出戏。和我比肩的，正是毛泽东先生。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地发笑，不是微笑而是尽情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丑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是和我们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赵超构：《延安归来》，南京新民报出版社，上海1946年2月再版。）

“关羽、张飞在古城相会”，见《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江青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1946年12月1日，朱德六十大寿。毛泽东题词：“人民的光荣”，以向朱德祝贺；晚上还参加了祝贺晚会，观看了京剧《捉放曹》和《定军山》。（阎长林：《英明的决策——回忆毛主席1947年撤离延安的日子》，见《工人日报》1978年12月26日。）

《捉放曹》，据《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故事写曹操献刀谋刺董卓没有成功，逃亡回乡。途中在中牟县被捕，但县令陈宫却弃官与曹同奔。路遇曹父故友吕伯奢，在他家留宿。吕家磨刀杀猪款待，曹操闻刀声顿起疑心，杀死吕伯奢及其全家。陈宫怨曹操残忍，夜投宿时，题诗弃曹而去。

《定军山》，据《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据汉水赵云寡胜众》。故事写东汉末年，曹操大军攻葭萌关，诸葛亮用激将法，命老将黄忠迎战。黄忠杀退曹军勇将张邰，攻占屯粮的天荡山；又以逸待劳杀死夏侯渊，夺取了要塞定军山。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派李和曾为团长的华北京剧团到西柏坡演出。毛泽东一连两天都观看了演出。第一天，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这是宋江逼上梁山的一个故事，李和曾演宋江。第二出戏是《王佐断臂》，这是阿甲的拿手戏。最后一出戏，演的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失空斩》，即《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失街亭》三出戏的合名。故事写诸葛亮初出祁山，选择将领守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要塞。马谡讨令驻守，但他刚愎自用，不听副将王平劝告，竟在山顶扎营，被魏将张邰断了水道，蜀军大乱，失了街亭。《斩马谡》是写马谡失街亭后，与王平回营请罪。诸葛亮虽然惜马之才能，但因军律，只得挥泪把他处死。

1950年初，李和曾多次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演出。据他回忆，有一次，他给毛泽东清唱高（庆奎）派代表作《逍遥津》以后，毛泽东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要继承，又要发展。（李和曾：《毛主席给了我艺术生命》，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196—197页。）

《逍遥津》，即《曹操逼宫》，据《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故事写曹操因伏皇后和其父伏完受汉献帝密诏，拟联合孙权、刘备，里应外合，以铲锄威逼汉室的曹操。不料泄密，曹操带剑入宫，把伏皇后乱棒打死，并杀了伏完全家。

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到湖北武汉军区司令部参加晚会。据张治中日记称：该部文工团演出“农业大跃进”的舞蹈，相声《洋迷信》、河南梆子《洗菜歌》和龙舞等精彩节目。相声《洋迷信》是对洋迷信讥讽嘲笑，使人笑痛肚子，主席也为之大笑不止。在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相声确实是一个通俗有力的工具。最后，由武汉市京剧团演出《长坂坡》。（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长坂坡”，指张飞在长坂坡一人拦住曹操百万大军，威不可档。此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他从不轻易放过别人研究三国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北京日报》上读到了作家吴组缃的《关于〈三国演义〉》（三），就嘱咐秘书去找前载的两篇来看。

据《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1期一篇文章中说，1959年4月23日，毛泽东阅读本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吴组缃《关于<三国演义>》（三），在旁作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

1960年，毛泽东在浙江杭州南屏召开会议期间，在文艺晚会上，聆听了宋宝罗唱的京剧《空城计》。（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42页。）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过“五一国际劳动节”。据当时在上海市委机关从事接待工作的张玉华回忆：当天早上3时，他们几个人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请我们同桌吃饭，一起欢度节日，真使我们喜出望外。我们上了主席餐车。吃饭时，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很快过端午节了，你们为我工作很辛苦，我请你们共同过节，表示感谢。当时，餐车上放了粽子。毛主席问我们端午节为什么吃粽子？我们回答，是纪念屈原，但具体原由讲不清楚。毛主席说，我把关于屈原的故事讲给你们听，然后你们每人吃两只粽子，不然我就吃亏了嘛。一番话说得我们大笑起来。当毛主席讲完故事，我们把粽子吃掉后，毛主席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再唱一段京剧助助兴。随即他唱了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2页。）

据毛泽东的卫士尹荆山回忆：1962年的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在台阶上住了脚，仰天凝视，深吸一口气，忽然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戏。记得是《空城计》。卫士们一怔，随即交换眼色，无不流露欢颜。这两句京戏似乎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我们都产生出“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感觉。到吃饭时间了，在尹荆山的建议下，毛泽东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家常便饭，四菜一汤。毛泽东并不因为与家人一道吃饭而破坏习惯，仍然是手不释卷，边吃边看。不过，这次看的是小人书《火烧连营》，完全是休息脑筋的一种独特方式。（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老不读“三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仍然还坚持读《三国演义》，经常在书房里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又读有关三国的史传，如《晋书》的《羊祜传》、《杜预传》。

据忻中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我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主席的《三国演义》，都是徐业夫秘书让我从中国书店新购来的。”忻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其中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忻中：《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9期。）

1975年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这天，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接着又谈了《水浒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3、他也一直在读《三国志》

1912年，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三国史事的记载，源自符定一给他读的《资治通鉴》。当时符定一是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校长。他得到这本书后，如饥似渴，有好多天，天天阅读，很多章节还能倒背如流。1918年，他在北京，因患足疾，住在协和医院1个月，也读了1个月的《资治通鉴》，且作了眉批。

1918年4月，罗章龙去日本。临行前，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毛泽东写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湖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62页。）

“诸公碌碌皆馀子”。诸公，指当时的当权人物。《后汉书·祢衡传》：“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

文举，孔融字；德祖，杨修字。他们二人在《三国志》中均有传。

纵宇一郎，罗章龙（1896—1995）的化名。

1931年春，毛泽东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作后有其自注：“关于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国语·周语》：‘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坠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三国时吴国韦昭注：贾侍中（按指后汉贾逵）云：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颛顼氏衰，共工氏侵凌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也。）《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按指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绝。’”毛按：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页。）

韦昭（203—273），三国吴史学家。曾任太史令、侍中，著有《吴书》等多种。因触犯吴主孙皓，下狱被杀。他在《三国志》中有传。

贾逵（30—101），东汉经学家，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著有《国语解诂》。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多次读《三国演义》。大概在此同时，他读到了现代学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卢弼是三国研究考证大家，他毕其一生所撰的《三国志集解》，多为史家奉为圭臬。但是，毛泽东却从不迷信权威，经常向《三国志集解》发难，表示指责和批评。

1952年前后，毛泽东藏书中，购置了一部清朝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含《三国志》）大字本。毛泽东对这部史书圈画批注最多，十分爱读。从这年开始，到70年代生命历程结束，无论在京或外出，无论健康或生病，毛泽东都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锲而不舍地攻读不辍，几乎全都通读了一遍；对其重点史册、篇章，还二遍、三遍、四遍地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24页。）

建国以后，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到外地去，总要带上一大批他爱看的或者是他常读的图书，《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史记》等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是必带的书籍。（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毛泽东读《三国志》的又一个热潮，是在1958年提倡大跃进的非常年代。古为今用。他向全党干部推荐的4篇列传，也都是在这个特定时间提出来的。

《张鲁传》。他在列车上反复读了几遍，接着在郑州会议上谈了一通，一个月就此传写了长达千字的按语；第二天，又重新写了按语，说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这些被作为红头文件，发给高级干部。

他要干部们都读《刘晔传》，“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

他又介绍大家读《郭嘉传》，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

他十分赞赏“吕蒙勇而有谋”，由此提倡读《吕蒙传》，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吕蒙传》”。到20世纪70年代，他又号召读《吕蒙传》，“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鲁肃传》：“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也。”卢弼注：“临淮郡见《步骘传》。东城见《魏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陈登为东城太守。’胡三省曰：‘东城县，前汉属九江郡，后汉省，当是袁术复置也。’弼按：《郡国志》下邳国有东城，即临淮之东城，下邳本临淮也。胡注误。”批语：“卢注亦不确。”毛泽东又在同传卢弼注：“《一统志》：凤阳县西三里有西鲁山，相传为鲁肃屯兵处。”批语：“《一统志》明指凤阳。”（《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7页。）

鲁肃（172—217），字子敬，东吴谋士。汉建安十三年（208），他就曹操南侵，力主联合刘备抗曹，辅助周瑜大破曹军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周瑜死，代领其兵，并力劝孙权借南郡（荆州）与刘备。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

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和指示点校、注释和印刷的“大字本”，是他晚年阅谈历史古籍、古典辞赋诗词的产物，由当时在上海的几个历史学家参与其中的点校、注释工作。据参与者、现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刘修明研究员说，1972年12月31日下达了6篇古文注释任务，包括屈原《天问》和柳宗元《天对》（合一册）；《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合一册）；《史记·项羽本纪》；《明史·朱升传》。1973年2月1日完成并上送，也是15份。为何注释这些古文，没有交代。（刘修明：《序言》，《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集》（上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975年9月，毛泽东对芦荻说，学文科的人必须懂历史，这是基本功。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它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不懂了，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所以，还必须要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过去所谓的稗官野史也要读。毛泽东曾两次指示芦荻要细读《三国志》、《晋书》、《南史》和《北史》。毛泽东特别提到李延寿写的《南史》和《北史》比较好，说他倾向统一。毛泽东自己，二十四史的重要部分，起码读了3遍以上。有的书皮都磨损了。毛泽东说，读书要三复四温。（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4、提倡大家都来读《三国演义》与《三国志》

据邵华同志介绍，1939年，当毛岸英、毛岸青同志在苏联学习时，毛泽东曾两次托林伯渠寄书给他们并“所有小同志”。其中有《精忠说岳传》、《三国志》、《水浒传》、《官场现形记》等。在一封信中，毛泽东特意嘱咐毛岸英“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丘际龙等编：《中国大悲剧的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据朱霖回忆：20世纪40年代，“毛主席曾号召我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我看后得益匪浅。”（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毛泽东要干部们都来读《三国演义》。1942年，他还向全党发出号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那时，延安和晋、冀、豫解放区等都先后出版了《三国演义》。

皮定均将军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刘伯承送给他的麻纸本《三国演义》，石印，每页中间对折，空心的，一部比一块砖头还重些。这部《三国演义》跟着他，到中原突围后还捎带在身边。

那时，徐海东在去华中新四军就职前，向毛泽东辞行。当他说到在马列主义学院读了一些书时，接着说道：“只是你说的那三部小说还没有看完呢！”“什么三部小说？”（即《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可毛泽东已经忘了，当他知道后，哈哈大笑起来。（张麟、宁凡：《徐海东大将》，海燕出版社1987年8月版。）

据刘松林、邵华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每逢节假日，他们都要去看毛泽东，“主席最爱和他们谈读书，他总是希望他们多读些书。松林那时学历史学得不好，年代、朝代搞不清，总把这个年代的事弄到那个年代。毛主席常常笑着说，你一下子就把历史抹掉几千年。毛主席要求松林注重历史学习，并亲自为松林开了学习历史的书目。要求她从《资抬通鉴》、《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书开始学起。”（《文汇报》1983年12月23日。）

毛泽东向来关心身旁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1955年，有一次，毛泽东在火车上问卫士李连成：“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李连成说：“10个月了。”“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能听懂。”毛泽东说：“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权延赤：《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还向罗瑞卿等人推荐读《三国志·吕蒙传》。他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回京后，罗瑞卿仔细阅读了《吕蒙传》，并请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用此激励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54页。）

后来罗瑞卿自己也回忆说，他当公安部长的时候，主席曾经要他看《三国志·吕蒙传》，勉励他和公安战线的广大干部刻苦读书。（《解放军报》1978年8月15日。）

5、到哪里都忘不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

1918年8月，毛泽东和李维汉、罗章龙等人，离长沙赴北京，为赴法国勤工俭学进行活动。据罗章龙回忆：我们由毛泽东率领，从长沙坐火车前往北京。当火车到达河南郾城县时，因沙河涨水，铁路淹了十几公里，我们便在漯河车站宿了一夜。第二天，毛泽东、我、陈绍休坐临时车子到了许昌，在那里停留了一二天。许昌是三国的魏都。但旧城已荒凉。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建议去看看。我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了魏都的情况，知道旧址在郊外，乃步行前往凭吊魏都旧墟，并做诗纪行。前几年，河南有同志来谈，还提及当地农民记得这件事。（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见《峥嵘岁月（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4页。）

许昌，汉时为许县，属豫州颍川郡。汉建安元年（196），曹操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手段，迎汉献帝刘协于此定都，取名许都，为最后一个汉都。曹丕称帝后，改名为许昌，定为魏都之一。今故城址在河南许昌市东郊。

“曹操迎汉献帝刘协于许昌”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都，吕奉先乘夜袭徐郡》。

1935年4月，由彭德怀和杨尚昆率领的三军团，其先头部队十一团在团长张爱萍指挥下，夺取了北盘江畔白岑的一个大渡口，准备从这里过河。索尔兹伯里在其所写的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著作中写道：毛泽东在白岑渡河时说了什么，没有文字记载，不过他的胸中一定涌起了对祖国往事的回顾，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吧。这时，他身在白岑，与诸葛亮安息的地方孔明冈相距不过一二英里。在白岑，毛泽东有没有花上一两个小时，以拜谒他所敬仰的大英雄的安息之地呢？没有文字记载说明他去过，可要使人们相信他没有去过也是不可能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199页。）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死后葬于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城北）。但民间于其葬处多有传说，此处称在白岑孔明冈，也是其一。

据阎长林回忆，1947年前后，在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毛泽东充分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时间，在行军路上学习。他对战士们说：“你们的文化低，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小说的内容很丰富，有政治、有军事、有文化、有生活，看小说不仅能够增长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也能够提高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接着，毛泽东就由《水浒传》讲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什么借东风、七擒孟获、大观园等，说得生动有趣。（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视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他登上天堡城，对陈毅说：“当年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过‘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话，用以概括金陵形势。龙盘虎踞，就是指紫金山像条龙蜿蜒而来，南京城像老虎似地踞在那里。今天，这个形势依然如故也！”（《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2日。）

“钟阜龙蟠，石城虎踞”，见《六朝事迹》：“诸葛亮论金陵地形云：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蟠”亦通“盘”。北朝周庾信之《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虎踞龙盘”，今形容地理位置优越，地势雄壮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也为帝王必据之所。

另据，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亲临南京的讲话中说，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盘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二十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新华日报》1977年9月11日。）

章太炎（1869—1936），即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人，近代革命家、学者。早期参加反清运动，撰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曾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晚年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对近代中国哲学、史学和文学都有很高造诣。

1958年，毛泽东在由黄石港坐船到安庆时，问曾希圣：“安庆对岸是什么地方？”曾答：“是东流、贵池。”毛泽东于是由贵池谈到和韩信、彭越同时的大将黥布在贵池打仗的故事，谈到黥布到洛阳去见汉高祖刘邦，因而又说到汉高祖刘邦，谈到朱洪武，谈到曹操，谈到诸葛亮，谈到包拯。又由人物谈到地理，如说诸葛亮是湖北襄阳人，原籍是山东，因而又谈到历代地理上沿革的掌故。（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8页。）

韩信（？—前196），西汉初期，刘邦的主要将领。

彭越（？—前196），秦末起事，后附和刘邦攻打项羽，在项羽后方战斗。

黥布，即英布（？—前195），出身刑徒，因脸上被刺字而得名。始为项羽将，后附和刘邦，在淮南对项羽作战。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离开韶山，在路过宁乡县曹家坳时，他下了车，来到附近的社员家里访问。在一户社员家里，毛泽东从堂屋走到灶屋，详细察看。见到一位年老的社员，他问道：“这里叫什么地方？”那社员回答说：“叫曹家坳。”毛泽东频频点头，风趣地说：“是不是曹操那个曹呀？”大家高兴地笑了，并回答说：“是的。”（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1962年2月15日，毛泽东和家人，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观看京戏《击鼓骂曹》。（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

《击鼓骂曹》，写祢衡击鼓后裸体谩骂曹操。据《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祢正平裸衣骂贼，吉太医下毒遭刑》。

1963年4月，毛泽东来到杭州。在参加浙江省委组织的舞会上，有的演员把一些杭州的歇后语说给毛泽东、周恩来猜。毛泽东也给大家说了几句歇后语，把大家逗得乐不可支。他说的歇后语多带有古典味，如：杨宗保和穆桂英的姻缘——打出来的。周幽王点烽火——一笑值千金。吕布戏貂婵——英雄难过美人关。林冲上梁山——官逼民反。（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吕布戏貂婵”，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等多处。

1975年10月21日，毛泽东接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问毛泽东身体如何。毛用手指指他的头，答道：“这个部分还灵，我能吃能睡。”他拍拍大腿说：“这些部位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时感觉无力，肺也有点毛病。”他停顿了一下，说：“总之，我感到不行了。”然后，他笑着说：“我是供来访者观看的展览品。”接着，他用一种谈话的语气说：“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许祖范、姚佩莲、胡东：《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归天”，即诸葛亮逝世。见《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6、喜欢提到《三国演义》与《三国志》里的人物

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文章里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他说：“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4页。）

“关圣帝君”，即关羽。唐宋以后，帝皇多有崇信道教，他因而被供奉为尊神，由凡入圣。至明末，关羽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简称“关圣帝君”。

1940年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接见被选送到苏联学习航空机务工程归国的王弼，并就组建工程学校的问题作了指示。毛泽东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要有决心和耐心。”说话之中，毛泽东详细询问了王弼的姓名和在苏联的学习情况，然后风趣地说：“我国历史上也有个王弼，和你同名同姓，他是个文人，你是个武将。你这学武的要争取胜过学文的。”中国历史上的王弼是三国时期的玄学家，好说儒道，辞才逸辩，毛泽东很爱读他的作品，可惜英年早逝。现在身边又来了一个叫王弼的人，毛泽东自然印象深刻，故有此言。（殷理由主编：《毛泽东交往百人丛书（军事人物篇）》，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6页。）

王弼（226—249），魏国哲学家。山阳（今河南焦作）人。倡导玄学，与何晏等开清谈风气。著作有《周易注》、《老子注》。《三国志》中有其传。

1943年秋，毛泽东邀请柯仲平、杨醉乡、马健翎到延安枣园一见。他们三个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迎上前去握手说：“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把抗日的种子撒到哪里。”（许祖范、姚佩莲、胡东：《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23页。）

“美髯公”，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内称，关羽须长，“帝曰：‘真美髯公也！’因此人皆呼为‘美髯公’”。

1947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杨家涧，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讲话《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他说：“你们平剧院接受旧的艺术，还要创造新的艺术。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

1948年11月1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稿，开头指出：“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4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63页。）

张绣（？—207），东汉末武威祖厉（今甘肃靖远西南）人。董卓部将张济之侄，张济死后代领其部。曹操南征，降。因曹操纳张济妻，逐偷袭曹营，杀死曹操长子和侄子。官渡之战前，他又降曹，受到重用。汉建安十二年（207）病死。张绣与曹操在南阳打仗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十六回《吕奉先射戟辕门，曹孟德败师淯水》。

1949年6月，北平电影制片厂的摄影科长侯波和徐肖冰，一道去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的住处，为他拍照。据侯波回忆：毛泽东见了她，“首先问我家乡在什么地方？我回答是山西省夏县。”毛泽东笑着说：“啊，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呵，那是一个好地方。抗日战争时陈赓就在你们那个地方打仗。”（《毛泽东生活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

据杨尚昆1986年9月5日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回忆说：毛泽东有许多事情、许多优点是一般人不了解的。比如毛泽东提倡学习，不是说说而已，他买了很多书来读。他拼命读书，像二十四史，他至少通读了一遍，其中有些部分还读了不止一遍。他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见了省里、县里的干部，他总要先讲讲开玩笑的话。比如到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他就讲，赵子龙是你们这里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到河南，他就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说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说不上来，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我姓关。后来我看到笔记小说上有这样说的，毛泽东大概也是从这种书里看来的。像这样的掌故，毛泽东知道得很多。（《杨尚昆忆毛泽东——关于对毛主席的几点回忆》，见《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0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游泳完上岸，和工作人员聊天。他问服务员李维信说：“你贵姓啊？”李维信露出山东人所特有的那种纯朴的憨笑，站到毛泽东身边回答：“姓李。”“姓李的不少啊，赵钱孙李，赵匡胤、孙权、李世民。钱是谁呀？钱婆留还够不上人物。”李维信知道，这是毛泽东在讲历史上有作为的英雄人物。”（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孙权（182—252），字仲谋，三国吴国皇帝，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他继兄孙策据江东六郡。汉建安十三年（208）联合刘备，在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大败曹操；继又联曹攻蜀，夺取荆州；后来又在夷陵（今湖北枝江县古老背镇）大败刘备。吴黄龙元年（229），在武昌（今湖北鄂城）称帝。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

赵匡胤，即宋太祖（927—976），宋朝开国皇帝。

李世民，即唐太宗（599—649）。

钱婆留（852—932），即钱锷的小名。钱锷，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的创建者。

1954年，毛泽东接见嵇文甫并作了谈话。毛泽东说：早知道你，你很有学问哪！嵇文甫说：哪里！没有什么学问。毛泽东说：哎！大学校长嘛，怎么说没有学问呢！据嵇文甫回忆：“毛泽东还由‘嵇’这个姓猜测，说我祖父可能是嵇康的后代，并且半玩笑半认真地作了‘考证’，列举了一些理由。”（《河南文史资料》1993年第3辑（总第43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嵇康（224—263），魏国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谯郡（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因遭司马昭忌，避祸林下，被杀害。《三国志》中有其传。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在谈到目前形势时，他说：“不要因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以为就黑暗了。这些同志是着重讲了他们的缺点错误，没有讲他们的长处，哪一年参加革命，哪里又打了胜仗，哪里有工作成绩，这些话都没有讲。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么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关、张、赵、马、黄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71页。）

“五虎将”，见第七十三回《玄德进位汉中王，云长攻拔襄阳郡》：“云长问：‘哪五虎将？’诗曰：‘关、张、赵、马、黄是也。’”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引述了《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强调了“不要怕鬼”的精神：旧小说里头有一个“狂生夜坐”的故事，说有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在窗户口那个地方伸出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个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袁世海那个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毛泽东所引述的，可能是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一《青凤》中“狂生耿去病”的故事。（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207页。）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湖南湘潭韶山冲，和家乡人谈话。他就1958年的有些事，再次说道：“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李湘文：《毛泽东家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蒋干，字子翼，九江人，曾为曹操手下幕宾。其故事开始于《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

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他的案头床边堆满“事”；处理之余，他却迷上了小人书。那套《三国演义》连环画册，他也摊开在案头床边，看得津津有味，而且一连几天反复看，吃饭睡觉也不放手。一天，卫士尹荆山叫他吃饭，他靠在床上看小人书，不愿动弹。尹荆山说：“主席，您还迷小人书啊？”他翻着书说：“小人书不简单啊，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待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他给尹荆山讲赤壁大战，讲彝陵之战。说孙刘联合，一把火烧了曹操，烧出一个三国鼎立。刘备犯了错误，被火烧连营，死在白帝城。诸葛亮临危不惧，安居平五路，稳定了蜀国局势。他讲这些故事似有所指又无所指，影影绰绰，扑朔迷离，至今尹荆山没想透。毛泽东很欣赏“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语，说这符合辩证法。他认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汉朝的张良和三国的诸葛亮都比较出色。他想象力极丰富，尹荆山说：“我不可能追踪理解。”（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157页。）

“安居平五路”，故事详见《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诸葛亮安居平五路》。但此事不见于史传，乃小说家言。

张良（？—前189），西汉初人，字子房，刘邦主要谋士，被誉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毛泽东在1964年的春节座谈会上风趣地说，中国革命是一些“老粗”凭借“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长矛”，“关、张、赵、马、黄的武器”赢得的。（戴知贤：《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长矛”，见《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据史传，关羽的手器，可能仍是长矛。

“关、张、赵、马、黄”，指刘备五大部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

196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华东局书记处同志们的谈话中说：《讲话》算是放了一阵空炮，什么曹操、赵子龙、张飞，帝王将相在台上乱跑，劳动人民在台上只能打旗帜跑龙套。现在可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角，在台上跑。让旧戏里的帝王将相根本一风吹。这样才符合我们的现实情况。（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44页。）

1974年前后，毛泽东曾几次提到华国锋，“国锋同志是山西人，关云长的同乡”。（师东兵：《决定中国命运的28天一一粉碎“四人帮”集团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对周恩来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出来并不难。现在四书五经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页。）

唐朝封孔子为文宣王，姜子牙为武成王。其庙分别称为文宣王庙、武成王庙。明时始称为文庙、武庙；以孔子为文圣，并以关羽顶替姜子牙为武庙主神，称武圣。

第二节　毛泽东如何品评《三国演义》与《三国志》

三国故事传扬万里，走红中国和世界华人区。

华人世界不知道三国故事是很少的。华人知识群不读三国也是不多见的。

三国故事汇农耕社会几千年智慧，写了各种善恶观，也写了各路人马众生相和以他们为载体的文化道德观。它也是构架人际语言思维、民族情感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毛泽东给《三国演义》以最恰当、正确、崇高的评价。

毛泽东曾经表示，读《三国演义》这类有动感的书，能使人聪明，能“对社会多了解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加分析能力”。

毛泽东向高级将领和普通战士都提出读《三国演义》。并指导他们：“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毛泽东说：“要学会当评论员。”“《三国演义》很有意思，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打仗，怎么布置兵力的。”“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评论，言简意赅，也深透了他的情感教育。他常用人们熟悉的三国人和事作比喻，提高教育者的认同感。如，他以刘备彝陵之败谈统一战线重要；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高度的原则”，以说明审干重要；用“少讲‘过五关斩六将’”，来开导赴越的韦国清；讲对孟获，诸葛亮能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用张松献地图故事，来比喻汪精卫之流的卖国求荣……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有很高的评价。巨人是站在历史颠峰上评说的。

毛泽东也常说：“《三国志》不错，看起来很有意思。”

他也常用史传开导干部。有一次，他与王震评论关羽、张飞两句话：“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惜小人”，即以此勉励，“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

毛泽东的善于运用《三国志》，使《三国志》同样与《三国演义》成为了人际交流情感的载体、教育党员干部的工具。

1、高度评价《三国演义》及其作者罗贯中

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井冈山里的一个寒冷的冬夜，毛泽东写累了，他放下笔，活动着酸痛的手指，抬头一望，正好与对面贺子珍那双脉脉含情的眼睛相遇。他心头一热，起身走到贺子珍身边，温柔地抚摸着妻子的肩膀，紧贴她坐下来。“你不困吗？先睡去吧。”“不，我看你写。”“写东西有什么好看的？”“人家想看嘛！”“你呀，你要是想陪我，就看看书嘛。你喜欢看什么书？”“我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怪不得说你是井冈山上的豪杰呢。我也喜欢这两本书。还有《红楼梦》，《红楼梦》也是一本好书。”（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5月版，第359—360页。）

1938年，他曾经对贺龙、徐海东等人说：“《三国演义》、《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此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贺龙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贺龙连忙说：“没看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毛泽东又问在场的徐海东：“海东，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徐海东说：“《三国》看过，《水浒》也看过。这《红楼梦》嘛，不知是什么意思，没看过。”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张麟：《徐海东将军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228页。）

1942年4月，据当时毛泽东的警卫员王涛回忆：在毛主席身边的几年，我的文化程度提高得很快。后来，毛主席又建议我多看《解放日报》，并教导我可以看看小说。那时，延安出版了《三国演义》。他说：“《三国演义》很有意思，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打仗，怎样布置兵力的。”按我当时的文化水平，看《解放日报》还是很费劲的。我一边看文章，一边查辞典，遇到一个生字，就在下面画一道杠杠。往往一篇文章看下来后，杠杠就画得满满的，生字不少。《三国演义》是半文言文，看起来就更加吃力。有一次，毛主席看见我拿着一本《三国演义》在发愁，就笑着对我说：“不一定看通本，可以抽一些片段读。我抽时间先给你们讲讲，讲完你们再看。”毛主席工作那样忙，但好几次利用休息时间，给我们警卫员讲“三国”的故事。每一次，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听过毛主席讲故事以后，我们再去读书，就感到特有情趣，也好懂得。（董述秋、王涛：《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942年秋，据范明回忆，他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赵寿山有三条可以入党。毛主席听完后，屈了的三个指头许久没有伸开来。他深深地吸了几口烟，闭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我，读过《三韬六略》、《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吗？我说：“读过。”“读过了好，作统战工作不但要有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还应有中国古老哲学的方法论。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但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不公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以从‘双十二’算起。”（《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第61页。）

1947年6月中旬，一天，转移陕北中的中央纵队，在田次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前。毛泽东耳听木柴燃烧的噼啪声，仍然是若有所思的神情。“主席又在想什么？”周恩来小声问，谈心一般。“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毛泽东继续说，“《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好像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的彭老总！”江青在火堆一侧听到了，大声说：“我听说必成（当时周恩来的化名）同志4岁读唐诗，9岁读完《三国演义》和《水浒》，而且能背诵许多精彩段落。”“是吗？”毛泽东望着周恩来，“我十几岁才开始读《三国》。”“是这样，我喜欢古典小说，不满9岁就读了许多，特别是《三国演义》和《水浒》。”周恩来坦然承认，似乎毫不经意地讲一件极普通的事实，“但是我就没想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农民作主人公？直到刚才我才想到，并且同时得到答案：写书的人都不种田！”任弼时叹服地望一眼周恩来——恩来是谈话的大师。（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80—181页。）

许褚，东汉末期曹操部勇将。史传称他力大可以拖牛，“一手逆曳牛尾，行百余步”。归顺曹操后，屡建功勋，受宠信于曹操。因勇猛知名，军中号为“虎痴”。许褚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曹操抹书间韩遂》等多处。

据薄一波回忆：对于《三国演义》，毛泽东评价很高。他对我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薄一波：《再忆毛泽东同志》，见《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版，第23页。）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还反复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又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三部书，不看它三遍太遗憾了。”“《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内称：“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406页。）

1955年夏季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时，问警卫员张玉生近来在看什么书。张玉生说：“看政治书，也看小说。”毛泽东说：“看文学作品很好，要多看些文学方面的书。文学方面的书包括很广，知识很丰富，里头反映社会情况，里头有历史，有风俗习惯，还有各种人物。你要多看嘛！多看，会使你聪明，对社会了解得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要看《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要吸收其中的好东西。”（《光明日报》1977年9月6日。）

1955年的一次，毛泽东问警卫员葛来亮：“来亮，你在看什么书？”“在看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葛来亮说。毛泽东说：“我国的三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你看过吗？”葛来亮：“没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三部书，不看它三遍太遗憾了。”继而他又说：“要学点历史、哲学、辩证法，不懂历史，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就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工作起来就不自由。”（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

据李越然回忆，1957年，毛泽东在向他提了一个诸葛亮和曹操谁厉害的问题后，说他对《三国演义》只有一些浅薄知识时说：“那不行，对三国，要多看，起码看三遍。”“三国里有许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张素华等：《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1960年4月14日，毛泽东在西郊钓鱼台邀餐。同在者：章士钊、程潜、李烛尘、唐生智、王季范、陈叔通、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徐冰，共12人。在漫谈中，毛泽东说：劳动工农最聪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的作者，都不是科名显赫的人。（许汉三：《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又说：“历来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不是状元，也不是进士、翰林。韩愈、柳宗元、杜牧是进士，是二流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进士，曹雪芹和蒲松龄是清朝的拔贡。”（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李白（701—762），唐朝诗人，有《李太白文集》，存诗990余首。

杜甫（712—770），唐朝诗人，有《杜少陵集》。

杜牧（803—852），唐朝后期诗人，与李商隐齐名，称“小杜”，有《樊川文集》。

王实甫，元朝戏剧家，著有《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等杂剧。

关汉卿，元朝戏剧家，著有《窦娥冤》、《拜月亭》、《救风尘》等杂剧。

罗贯中，元末明初小说家，《三国志通俗演义》原作者。

曹雪芹（1724或1715—1764），清朝小说家，《红楼梦》作者。

蒲松龄（1630或1640—1715），清初文学家，山东人，屡试不第，至71岁始为贡生，著有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2、高度评价《三国志》及其作者陈寿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高家村，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在谈话中，他对《晋绥日报》的某篇新闻通讯、某个编者按语，也都记得清楚。他赞赏用“编者按”的形式，对报纸发表的材料加以批注。他说，后来的批注虽然有缺点，但是那种负责精神是好的。他还说，金圣叹批注《三国志》，有人看不好，我看是好的，使人看时有个头绪。当然，批注的不完全对。（纪希晨：《忆毛泽东同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山西文史资料》第31辑，第11页。）

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评天下才子书有六：《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但并未听说他批注过《三国志》，此处也许有误。

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后，立刻要求组织史学家从事《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他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李一氓：《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古籍》，见《光明日报》1983年12月18日。）

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特别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毛泽东对裴松之的注批注说：“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张贻玖：《毛主席的书房》，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裴柏村）人。刘宋元嘉三年（426），奉皇帝命令为《三国志》作注，于元嘉六年（429）完成。注文共有32万余字，略少于原著。他先后查阅了魏晋时期142家史籍，参考了200多种文献。他的做法有：（1）补充缺漏；如三国大科学家马钧，《三国志》只字未提，便须增补。（2）疏其详略；如关羽、赵云等人的活动，《三国志》过于简洁，即引《蜀记》、《赵云别传》补充；“屯田”甚略，即引《魏书》补充。（3）考信纠误；如官渡之战，《三国志》记曹操“兵不满万”，裴注以“记述者以少见奇，非实是也”，如当时钟繇就支援了战马2000匹。（4）提出质疑；叙其不同之说，对同人同事的不同结论，尽以罗列，供人们日后判断，如曹操杀吕伯奢就有三说。《三国志》注所引的魏晋时人所著史书，除少数如《华阳国志》，大多都已失传。

三国以《史记》、《汉书》和《东观汉纪》为三史；尔后宋有十七史，明有二十一史之目；清朝乾隆时又增《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合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有武英殿刊本（《殿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及建国后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据《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毛泽东的这部“二十四史”，系清乾隆十二年（1747）武英殿版，同治八年（1869）岭南舴古堂重刻本。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批语：“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刘晔（？—234），曹操主要谋士。魏明帝曹睿想讨伐蜀，征求他的意见。刘晔与皇帝密谈“可伐”，但当同僚问他时，却说“不可伐”。皇帝责问他为什么出尔反尔。他以不得泄露机密为借口。后来他责问泄露机密的杨暨：“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可采，不可不精思也。”

魏明帝曹睿，曹操之孙，曹丕之子，后继曹丕位。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

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读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为《张鲁传》写了段批语，并且印成了铅印件。现录如下：

这里（指《张鲁传》）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7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拜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单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42—148页。）

张陵（34—156），即张道陵，东汉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曾在西川鹄鸣山造作道书，创立道派，为原始道教定型。因参加者须出五斗米，所以被称为“五斗米道”。后世道教尊他为“天师”，子孙世代相替，居江西龙虎山，称“张天师”。

张角（？—184），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创建太平道，自称“大贤主良师”，信徒遍及全国州郡。汉中平元年（184）率众起义，自称“天公将军”。部众都头缠黄巾，由此称“黄巾军”。不久病死，所部主力黄巾也失败，但余部仍坚持斗争了20年。

于吉（？—200），东汉末期方士，琅邪（今山东胶南）人。相传著有《太平青领道》。以符水为民间治病，有很多信徒。后为孙策所杀。

洪秀全（1814—1864），近代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领袖，广东花县人。在广西组织“拜上帝会”。清道光三十年（1851），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率众起义，称天王。后占领南京，建立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农民理想国方案。清同治三年（1864）病死。

摩尼教，系公元三世纪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宗教，它以光明和黑暗象征善与恶的本原。公元七世纪末传入中国。宋宣和二年（1120）的浙江方腊起义，即信奉摩尼教，提倡“是法平等，无有上下”。

钟相、杨么。钟相（？—1130），南宋初湖南洞庭湖农民起义领袖。以秘密宗教宣传组织群众达二十余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有众十余万人，后失败。杨么（？—1135），即杨太，继承钟相基业在洞庭湖起义，人数多达几十万，后为岳飞击败，他也被俘杀害。

明教，由摩尼教嬗化的宗教，崇拜日月，认为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元末，明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

红军，此指元末红军，也称“红巾”。公元十四世纪，韩山童（？—1351）、刘福通（？—1363）等组织白莲教发动起义，以“红巾”为号，称红军。因信奉白莲教，又名“香军”。韩山童被捕杀害后，刘福通等拥立其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又坚持起义多年。

徐鸿儒（？—1622），明末白莲教领袖，利用闻香教（白莲教支系）秘密活动二十年。天启二年（1622），在山东西北武装反清。

唐赛儿，明初山东白莲教领袖。永乐十八年（1420），在山东益都等地武装反清。失败后不知所终。

“清朝的白莲教”。白莲教宗旨崇尚光明，它源自北宋末的摩尼教，后又搀合了佛教、明教等部分内容。清嘉庆元年至十年（1796—1805），白莲教在四川、湖北和陕西等省发动大起义，主要首领有王聪儿、姚之富。嘉庆十八至十九年（1813—1814），又有天理教（白莲教支系）林清、李文成在北京、河北、河南和山东发动起义。

1958年12月10日，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又为《张鲁传》另写批语。全文如下：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48—151页。又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期，第629—630页。）

1960年，毛泽东在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后，谈话说：“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毛泽东很赞赏裴松之注。在此前后，他在读《后汉书·光武帝纪》时批语说：“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5页。）

李贤，指唐朝李贤（唐高宗、武则天之子）注《后汉书》。

刘攽，宋朝刘攽曾为《后汉书》作按语。

颜师古，唐朝颜师古曾为《汉书》作注。

据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一文里写道：毛泽东要读《三国志》，逄先知送给的除标点本《三国志》外，还有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这部《三国志集解》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上面写了许多的批语。其中的两处批语，其一是裴松之在《魏书·武帝纪》一段注释中，引用了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写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主要内容是叙述他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当时许多的心理活动，表明他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等三县，以消除时人对他的误会。卢弼对此除做了一些考证、订谬外，对曹操还提出了许多的指责。曹操在令中写道，自己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改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对此指责说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又写道，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对此指责这是“皆欺人语也”，并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还写道，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认为曹操的这些话是“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并在注中又列举了曹操打过的败仗。

以上的这段文字，特别是卢弼的注，毛泽东看得很仔细，差不多都画了圈点。卢弼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毛泽东很不赞成，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毛泽东在书的天头上写了这样的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的诗句，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怀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时代人，史籍说此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对这个人的才能不仅没有引以重视，而且还污辱了他，因此被祢衡大骂。祢衡后被黄祖所杀。鹦鹉洲据说是祢衡曾在此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李白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比较符合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在此特引了李白的这句诗。

毛泽东在读《魏书·刘表传》时还写了两条有关曹操的批注。《魏书·刘表传》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此注，对“皆斩之”的做法是不赞成的，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画了粗粗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的这条批语，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的赞许。在《魏书·刘表传》中，卢弼也有一段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200）“攻张怿平之”，有“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郊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读了这段注释又在天头上写了一条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这里，毛泽东既表明了他对刘表做法的蔑视，且又再一次称赞了曹操。（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9期。）

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全诗如下：“魏帝营八极，蚁观一标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3、如何比较《三国演义》与《三国志》

《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毛泽东作了界定，他说：“两者不可等同视之。”

他经常用《三国志》印证《三国演义》，使《三国演义》增强真实感；也习惯用《三国演义》解释《三国志》，与人形象生动，使史事栩栩如生。两者互补，相得益彰，以至再上层楼，丰富思维力度，穿插在报告、文章里，或据不同对象作教育、开展，恰到好处。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他蛮有兴趣地对李井泉、柯庆施等人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接着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关系。”

据陶鲁笳（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回忆：

1958年11月20日正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我四个人，到他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座谈会。原来我们都认为，主席要座谈的是预定在明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主席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在客厅坐定之后，一开头他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习惯地拿起一根烟，一折两截，把一截放在桌上，一截插进烟嘴，点燃后轻轻吸一口，然后问大家，“你们都看过这部书吗？”柯庆施首先回答：“看过，还看过《三国演义》呢。”

毛泽东侧身坐在坐椅上，向我们环顾了一下说道：“不过，《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说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啰！”

毛泽东还特意说：“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37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7岁。”

这时李井泉插话说：“书中那么多人物、事件，看过就忘了，不如主席记得那么清楚。”毛泽东说：“为什么记不清楚呢？要想记得清楚，看书就得讲究方法。读书的方法无非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也很爱读《三国志》。在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中，这两部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书，他实际上把它们当作一部书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第三节　毛泽东如何品评《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的人物

历史唯物观，是根据时空的客观环境来臧否人物的。

封建史家的笔法：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三国演义》里的好人坏人，通常是以对“汉室”与否而界定的。千古评说，是是非非。

毛泽东是以统一、进步为标准的。

他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他指的是三国创建人曹操、刘备、孙权和他们的文臣武将圈。

毛泽东高度评价曹操，他赞同鲁迅的评曹操，“总是非常佩服他。”

为曹操翻案，成为20世纪50年代的一大热点。毛泽东多次称赞曹操。在北戴河高歌《观沧海》时，他写下了《淘浪沙》。在此前后，他还以如椽大笔，抄写《龟虽寿》乐府两份，分别赠与正在养病的林彪和胡乔木。

毛泽东也是肯定诸葛亮的。他多次引用有关“三个臭皮匠”的谚语，又爱唱《借东风》、《空城记》等诸葛亮京剧折子戏，更多的是讲诸葛亮的忠诚和智慧。1950年，他对董其武说：“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诸葛亮与刘备的鱼水关系和七擒孟获的故事，更是毛泽东经常提及的。

毛泽东从民族情感和伦理规范相融合的视角，加以解剖和演绎，以其独具的政治思维特色，给予三国的故事和人物以再新的含义。

本书所录毛泽东谈三国的近300个条目里，他先后谈及70几个三国时期的人物。如作定量分析，其中提及人物较多的，有：诸葛亮57条、曹操50条、关羽21条、刘备16条、张飞15条、孙权15条、周瑜12条……

1、高度评价曹操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就10日前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和薛大可等8人事，称“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曹操（155—220），字孟德，东汉末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文学家，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他从汉建安元年（196）到建安十六年（211），先后击败吕布、袁术、袁绍等豪强集团，统一了北方，为建立三国中最强的魏国打下了基础。其故事在《三国演义》里见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等多处。

黎元洪，当时北京政府副总统。袁世凯帝制失败后，继任总统。

杨度等人，系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建立参政会的成员。翌年发起成立“筹安会”，积极策划复辟帝制。

王莽（前45—23），西汉末期贵戚，以此掌握政权，称帝，改国号为新。后世人皆以为篡位者模式。

拿破仑，即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皇帝，法兰西第一帝国创建者。他建立了竭力强化中央集权的军事官僚国家机构。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欧洲神圣同盟”的主要组织者，力图恢复欧洲封建统治。

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读到鲁迅此文中上述论点时，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重线，表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是非常赞同的。（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952年，毛泽东读《南史·曹景宗传》，对曹景宗治军不严，他的部下“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作了这一段批语：“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88页。）

曹景宗（457—508），南北朝萧梁将领。徐世勣，即李勣（594—669），唐初名将；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去世字，并赐姓李。郭雀儿，即五代后周太祖郭威（904—954）；因颈项刺雀，所以得此谑名。赵玄郎，即宋太祖赵匡胤小名。

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每天工作之余，他一定要去游泳。一天，游泳过后，毛泽东在沙滩上漫步，嘴里念念有词。保健医生徐涛问他念的什么。他便一句一句地念给他听：“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徐涛问：“主席，这是谁的诗啊？”“写得好吗？”“很有气魄，很美。”“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章《观沧海》。”“曹操还会做诗呀？”“哩，你这个大学生呀，确实该补补课。”毛泽东缓缓地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徐涛听了大吃一惊。他从没听说过这种肯定曹操的话，便疑惑地问：“曹操？哪个曹操？”“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嘁，你知道个屁，”毛泽东愤然时便这样斥责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有一天，毛泽东叫卫士找来地图，一边查地图，一边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徐涛惊讶地问：“曹操也来过这里？”毛泽东说：“当然来过，上过碣石山。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

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写了《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他说南唐后主李煜也写过《浪淘沙》，李煜的词，意境和语言都好，但是风格柔靡，情绪伤感，他不喜欢。他说他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权延赤：《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碣石山，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距渤海15公里。山峰形状上圆下方，似碣石，因而得名，为古今观海胜处。

南唐国主李煜亡国被软禁在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写有多首词，其中调寄《浪淘沙》的是：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静月华升。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毛泽东1954年写的《浪淘沙·北戴河》一词是：“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魏武”，即魏武帝曹操，这是他儿子曹丕登基后给他追封的号。

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将《水调歌头·长江》抄录给周世钊（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并复信说：“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周世钊是1950年9月下旬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作了一首诗《过许昌》。全诗如下：“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布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6页。）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1期。）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的当晚，他将胡乔木、郭沫若等请来一道用餐。“我们谈《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吧。”毛泽东首先提起了话头，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谈了诸多战例。两人你一段，我一截，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听到问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接着又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郭沫若说：“《晋书·地理志》载5600万。”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总有一些不入户之口。那时就能统计全？姑且算作5600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郭沫若答道：“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毛泽东随口引了建安七子中王粲所作《七哀诗》，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少？比比么，三国混战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毛泽东深深叹息一声，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李越然全神贯注地聆听，并暗自翻译。毛泽东说着说着，忽觉李越然听得出神，便直呼其名地问道：“李越然，你读过哪些古书？”

李越然回答道：“《三国》、《水浒》……”

“《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毛泽东说，“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接着，毛泽东又由《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讲述了一番唯物辩证法。（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157—158页。）

王粲（177—217），字仲宜，东汉末期文学家。初跟随刘表，后归顺曹操。他是“建安七子”之一，代表作有《七哀诗》、《登楼赋》。《七哀诗》前篇是：“西京乱无像，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被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1958年，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殷纣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

殷纣王，商朝末代国君。按传统说法，他是沉湎酒色，残害忠良的帝王模式。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和吴冷西、田家英就实事求是，反虚夸讲话。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做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

“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引《江表》载曹操与孙权信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但据周瑜估计，“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刘）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江表传》）

“曹营号称83万人马”，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操从其计，一面发檄遣使赴东吴；一面计点马步水军共83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沿江而来。”

毛泽东在阅读《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很注重考虑作者创作和作品形成的社会背景，并且把这一社会背景与作品的主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拿对曹操这个人物评价来说，作者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汉贼”、“奸雄”，这正是作者“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皇权正统思想的体现。但毛泽东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有他自己的看法。1958年11月20日，在武汉东湖畔他的住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在谈到曹操时，毛泽东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座中有的同志说：一个是贬，一个是褒。

毛泽东说，是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他实事求是地评价曹操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5页。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陈寿评曰：“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1959年2月19日，翦伯赞继郭沫若（郭于1月25日在《光明日报》率先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提出重新评价曹操的问题）之后，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认为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毛泽东读过翦伯赞文章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他还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林克：《忆毛泽东学英语》，载《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

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遭到批判的周小舟，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和他派人送来的一本书——丘迟所著的《与陈伯之书》。信中说：“此书当做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毛还引用书中“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的话，并特别说明“朱鲔涉血于友于，张绣刺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这两个故事，“可作注解”。（李约翰、镡德山、王春明：《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185页。）

丘迟（464—508），南朝梁文学家。天监四年（505）随临川王萧宏北伐。时陈伯之已降北魏，率魏军来拒。他以书信劝谕，感情真挚，说理透彻。陈读后即返回国。此文就是《与陈伯之书》，被后世视为骈文范式，传诵甚广。

朱鲔，东汉初期人，原与刘縯、刘秀兄弟起事反对王莽，后投靠刘玄（更始帝），并参与杀害刘縯，且在洛阳坚拒刘秀进军。刘秀却不嫌旧恨，在招降后仍拜官封侯，最后善终。此处“汉王”，即指光武帝刘秀。

魏君，即指曹操。“张绣刺刃于爱子……魏君待之若旧”，指张绣虽然杀了曹操的长子和侄儿，曹操却仍然重用他。

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劝这些省委书记，你们不要怕告土状。秦始皇不是被骂了二千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三千年了。好的讲不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页。）

曹操在文学史圈子里也翻了身。原先，钟嵘《诗品》把他的乐府名列下品。现在领袖一语胜九鼎，“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直抒胸臆，豁达通脱”。从此，他的这些乐府，时时见于报章，竟为汉魏文才之冠。

1973年5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讲话。毛泽东强调要重视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他要求政治局的同志，当然也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都要认真看书学习，要懂得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毛泽东说，郭老（即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籍贯作考证，是有贡献的。对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109页。）

郭沫若在1959年1月17日著文《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载《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内称“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3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郭沫若在20世纪70年代所著的《李白和杜甫》，内称有李白生于中亚细亚碎叶城说。

1975年，毛泽东垂暮之时。他在读《三国志》的时候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芦荻：《毛泽东谈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1976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用孔子、秦始皇、曹操、朱元璋没上过大学，来说明：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

据芦荻回忆：毛泽东晚年时期，对朱熹，一方面指出他的虚伪，说他责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而自己却又纳妾；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的地方。一方面指出骂曹操为“汉贼”的正统观念，始自朱熹的论著；另一方面又说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并手书了“紫阳纲目”和“道学三朱熹”（《朱熹传》在《宋史·道学三》）。他让我读朱熹的书，并说，这是很有用处的。（芦荻：《毛泽东谈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2、高度评价诸葛亮

1924年1月，毛泽东作联，擅长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他在挽陈子博的联中，借用了杜甫《蜀相》的尾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唐朝诗人杜甫的《蜀相》，是唐肃宗乾元三年（760），作者定居成都时，游武侯祠所作。全诗为：“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蜀相》是杜甫悼念诸葛亮的诗作。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先生，三国蜀汉丞相，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曾在隆中（今湖北襄阳西）隐居，经刘备“三顾茅庐”，方才出山辅佐。根据他的《隆中对》，在联孙攻曹，取得赤壁大捷后，又乘机占领荆、益，建立蜀汉政权。蜀汉建兴元年（223）封武乡侯，通称武侯。刘备死后，他主持军国大事。在平定南方后，又对西南各族采取和好政策，促进了边缘地区的开发。而后北伐。蜀汉建兴十二年（234）病死。遗作编有《诸葛亮集》。

诸葛亮的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袭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

1928年3月，毛泽东在中村得到了湘南起义失利的消息后，便立即率领部队，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转移。在离开中村之前，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讲话时说：上级让我当“师长”，但是，本人“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战士，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来当参谋长，大家都来当师长，只要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马玉卿、张万禄：《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又见，朱永来：《寻淮洲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虽然每个人并不是很优秀，但几个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很大了。比如人多智慧多，有事情大家商量，就能想出好办法来。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经常在讲话中引用“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这句俗语。1928年3月，袁文才、王佐奉命下井冈山，接应湘南暴动的朱德、陈毅部队及湘南农军上山。临行时，王佐向毛泽东说：“毛委员，你就放心吧。你不在，还有党代表和我老庚（指袁文才）呢。你不是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吗？到哪里打仗都是一回事，没有嘛格了不起的事。”（黄仲芳、李春祥：《王佐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页。）

据贺子珍回忆说：1929年前后，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作鱼，用这个譬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作鱼”，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计，博望坡军师初用兵》：“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

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粤赣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有次和战士讲刘备三顾茅庐故事。他说：“诸葛亮鞠躬尽瘁，非常出色地干了二十七年，他成了智慧和力量的象征。毛委员曾经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只要我们有诚心、有耐心，就能把湘粤赣边建成千成万个‘诸葛亮’。动员起来，参加我们的斗争，那我们干出来的事业就一定比当年的诸葛亮不知要伟大多少倍。”（刘普庆：《蔡会文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1935年，红军长征到了川西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毛泽东一看到，立即前往渡口，向刘伯承、聂荣臻了解战斗情况，研究渡河问题。他还沿着渡口的沙地，边走边观察大渡河的情况。中午，中央首长在先遣部队司令部吃饭，席间端上缴获来的米酒。毛泽东首先端起大碗米酒，向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祝贺胜利。接着，他又向刘伯承详细询问彝海结盟的情况。他问道：“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刘答：“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答：“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泽东爱打破沙锅问到底：“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个问题刘伯承可没有注意，他被问住了。（蒋建农、郑广瑾：《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诸葛亮七擒孟获”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至九十回。它记诸葛亮于蜀汉建兴三年（226）率军南征，对孟获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战略；曾七次生擒孟获，又七次释放，而令其信服。又，“七擒孟获”和孟获此人均不见《三国志》，仅见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孟获，系当地民族领袖。另据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他后来还在成都蜀汉中央政权做过御史中丞。

小叶丹，彝族头人，后被红军任命为“中国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长”。当时刘伯承是红军总参谋长，与他加强友谊，从而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

据温济泽回忆：在延安上党建课时，教本上第一课，就讲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毛泽东加了眉批说，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毛泽东是经常教导我们，要把党和党员都看做不能离开水的鱼。（温济泽：《忆毛主席的几次谈话》，见《缅怀毛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376页。）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说：“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里谈到知识分子时，又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里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中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343页。）

公孙胜、吴用、萧让，都是小说《水浒传》里的梁山聚义头领。公孙胜、吴用任副、正军师；萧让善写字，任起草文书等一行事务。

亚里士多德（前384一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代表作有《形而上学》、《工具论》等。

苏格拉底（前469一前399），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老师。

周公旦，即姬旦，周文王姬昌之子，周武王姬发之弟。因封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曾佐周武王伐纣，又辅周成王（武王子）治理国事。因建立奴隶制各项典章制度，被称为孔子前的大圣人。

刘伯温（1311—1375），即刘基，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他博通经史，才识过人，是民间传说里的诸葛亮式的军师人物。

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选举问题对中央委员们说：“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中国有句老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

194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10月25日和27日撰写了《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两条消息由新华社发布后，于当天又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论《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在评论中，毛泽东写道：“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现在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天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二条妙计。”评论广播之后，傅作义的军队一枪未放，便惊惶地撤回了北平（今北京）。不久，连保定驻军也撤回了北平。一纸书就吓退了傅作义的大军。毛泽东唱了一嗓子京剧《空城计》。他的湖南腔唱京剧很有意思：“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唱罢，意犹未尽，又加一段《三顾茅庐》中诸葛亮的唱段：“我本是卧龙冈……”（解力夫：《解放战争实录——两种命运的决战》（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7—348页。另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119页。）

《三顾茅庐》，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和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内称东汉末年，刘备经徐庶举荐，与关羽、张飞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重振汉室，共图大业。诸葛亮深受刘备感动，出山襄助。

“三顾茅庐”，典出诸葛亮《前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现用来比喻诚心诚意邀请别人。

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国民党绥远起义将领董其武。毛泽东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蒋是搞码头，搞宗派，他是必然要失败的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努力把国家事情办好。”（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等编：《呼和浩特史料》（第5集），1984年版，第82页。）

“开诚心，布公道”，其典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后成为成语“开诚布公”，即以真心实意和公正无私相待，意思就是诚恳无私。

“集众思，广众益”，其典出《三国志·蜀书·董和传》，“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后成为成语“集思广益”，集中群众智慧，增多有益的意见。

1953年，毛泽东强调，要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锻炼部队。他说，战场就是学校，司马懿打仗是练兵，七擒孟获也是练兵。（《红日照千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53年2月16日，毛泽东赴南方巡视，来到郑州。在听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汇报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特别欣赏脚踏实地并善于调查研究的同志，也经常告诫干部们：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诸葛亮。（林一山、杨马林：《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1953年8月，贵州匪患已基本肃清，惟有程莲珍这名布依族女匪首仍然逍遥法外。当时的公安机关在通缉令中这样写道：“该匪首狡诈多变，行动敏捷，枪法甚精，捉捕时务必提高警惕。”匪首再狡诈，也逃不脱人民的法网恢恢。通缉令发出后不久，剿匪部队终于将她缉拿归案了。当时，贵州军区党委把程的情况上报到了西南军区。这时正值李达参谋长启程赴朝鲜访问，他指示将此案暂时搁一下，留待归国后处理。8月中旬，李达由朝鲜回国。在京期间，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交谈中，李达汇报到西南地区的剿匪工作，当谈到程莲珍一案的处理意见时，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但毛泽东明确指示：“不能杀。”并半庄半谐地指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主席的意思是……”“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刘光荣等：《毛泽东的人际艺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65页。）

1956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初，越隽太守马谡，才气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邰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卷七十一，《魏纪》三）批语：“初战亮宜自临阵。”

同期，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卷七十二，《魏纪》四）批语：“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1956年，毛泽东在列车上，一边吃饭，一边听他喜爱的京剧。据王爱梅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毛泽东听的是张学津唱的《借东风》那段唱腔。他听得很入神，或许是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听得很有兴趣。听完唱片，我对诸葛亮的足智多谋非常赞叹，也非常喜欢张学津的唱腔，对他说：‘张学津唱得真好。’毛泽东说：‘京剧是有韵调的，这是什么板眼你知道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扳着自己的手指说：‘这是二黄导板回龙。’又扳着第二个指头说：‘还有二黄原板和二黄散板。’我点点头说：‘主席，其实您比诸葛亮高。’他好像从《借东风》的思绪中回到现实，慢慢地‘哦’了一声问我：‘怎么个高法？我怎么比诸葛亮强啦？’我说：‘您总结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和诱敌深入战术，不都比诸葛亮高嘛！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不都是您指挥的吗？’毛泽东摆摆手对我说：‘得，得，这次聊天你胜啦！’我听后得意洋洋的。他看我这得意忘形的样，用手指着我说：‘小鬼，下次聊天我还考你京剧。’”（《中华儿女》杂志1995年第2期，第5页。）

1956年，藏区发生叛乱。在一次人代会后，中央把民族地区的同志留下来，为此专门研究讨论。一天，毛泽东请天宝和瓦扎木基到他家里做客，探讨一些政策问题。毛泽东对待民族工作中的问题是十分慎重的，而且一向注意听取少数民族同志的意见。毛泽东让天宝、瓦扎木基等分别坐在他的两旁，然后把一张全国地图铺在桌上。他一边询问叛乱情况，一边对照地图，核实发生叛乱的地方。他总是以商量的语气谈话，虚心征求天宝等人的意见。天宝说：“我们对平叛的决定是拥护的，没有异议。”当谈到藏区喇嘛的问题时，毛泽东问：“天宝同志，你看喇嘛庙怎么处理？”天宝回答：“我认为喇嘛庙事关重大，应该慎重，搞不好会使群众反感。”毛泽东马上肯定说：“好！喇嘛庙就暂时不动。”当谈到一些叛乱分子被捉，放回后又叛乱的问题时，毛泽东告诫说：“诸葛亮就是七擒七纵，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可以百擒百纵呢？”（殷理由主编：《毛泽东交往百人丛书（军事人物篇）》，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毛泽东读史时，对一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是十分推崇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在《诸葛亮传》中，毛泽东在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和平定云南后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说：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芦荻：《毛泽东谈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苦祗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和平定云南后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回《驱巨兽六破蛮兵，烧藤甲七擒孟获》。

1957年前后，毛泽东在读清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时，就其中的若干文篇评点。在宋朝苏洵《权书·项籍》的一段：“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日险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毛泽东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隆中对”，见《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是指汉建安十三年（208）春，诸葛亮在隆中，和刘备就当时天下形势和走向的一次谈话。他提出今后军事战略是：“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在占领益州后，以诸葛亮留守，自引军北攻汉中，尔后，又命关羽由江陵北上进攻襄樊。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2页。）

“如鱼得水”，像鱼得到了水一样，比喻得到十分适合的人物或环境。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在谈及党内团结要讲辩证方法时，毛泽东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27页。）

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提到了“甘罗、贾谊、刘[邦]项[羽]、韩信、释迦、颜子、红娘、荀灌娘、白袍小将、岳飞、王勃、李贺、李世民、罗士信、杜伏威、马克思、列宁、周瑜、孔明、孙策、王弼、安眠药[发]发明者、青霉素［发]明者、达尔文、杨振宁、李政道、郝建秀、聂耳、哪吒、兰陵王”。他在讲话中列举了这些人的事例，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战胜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208页。）

甘罗，战国后期秦国官员，楚下蔡（今安徽凤台）人。年12岁便出使赵国。

贾谊（前200一前168），西汉政论家，雒阳（今河南洛阳）人。18岁以文才闻名全国，20岁任博士。

刘项，刘，刘邦；项，项羽。他们都是秦末的农民领袖。

韩信（？—前196），西汉初军事家，淮阴（今江苏清江西）人。秦末佐刘邦击败项羽。

释迦，即释迦牟尼，古代尼泊尔王子，佛教创始者。

颜子，即颜回，孔子最得意的学生。

红娘，元杂剧《西厢记》人物，小姐崔莺莺丫鬟，助其小姐与书生张君瑞成全婚姻。

荀灌娘，东晋官员荀菘之女，13岁冲出重围，讨得救兵为城解围。

白袍小将，即薛仁贵（614—683），唐朝名将，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随唐太宗出征高丽，身着白袍驰入敌阵，所向披靡。

岳飞（1103—1142），南宋名将，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宜和四年（1122）从军，由小兵升至大将。

王勃（650--676），唐诗人，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14岁应举入第。20来岁写有名篇《滕王阁序》。

李贺（790--816），唐诗人，河南福昌（今河南洛宁）人。有《李长吉歌诗》。

李世民（599—649），即唐太宗。18岁随父起事。

罗士信，唐初将领。14岁就领兵打仗，所向披靡。

杜伏威（？—624），隋末农民领袖，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人。隋大业九年（613）率义起事。

哪吒，明人神魔小说《封神榜》中的人物，闹海小英雄。

兰陵王，即高长恭。

薄一波回忆：20世纪50年代末，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要我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加以充实，在回北京继续召开的大会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纷纷插话，毛泽东接着叶剑英同志的插话说：“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是北宋人，当过太宗朝的宰相，时人称之“识大体，以清简为务”。宋太宗所作的《钓鱼诗》‘欲饵金钩殊未达，皤溪须问钓鱼人”，就是意以属吕端的。”（薄一波：《经得艰难考验时一一忆叶剑英同志》，见（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版，第168页。）

吕端（935—1000），北宋大臣。在他任宰相时，太宗（赵光义）病死，内侍王继恩欲另立皇帝。他及时发觉，即拥戴太子（赵恒）即位，并把王继恩赶出汴京（今河南开封）。

1960年6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接见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以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代表。据熊向晖回忆：在审阅新华社的新闻稿后，“主席又让我把这条新闻稿从头到尾念一遍。念完后，主席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杨尚昆说，很好了，没有意见了，早点发出去，再迟，新华社就难办了”。（熊向晖：《毛泽东主席与“小国弱国人民会议”》，见《缅怀毛泽东》，第310页。）

1962年2月5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孔从周。毛泽东以提问的方式，详细了解了该学院的情况。他说：炮兵工程学院办校宗旨应当是什么呢？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3000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重的石头抛出50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以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田玄：《中将交往录》（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火烧藤甲军”，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回《驱巨兽六破蛮兵，烧藤甲七擒孟获》。但此故事并不见于史传。

“诸葛亮弩机”，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诸葛亮的连弩法，其法矢长八寸，一弩可发十矢。1964年，四川郫县曾出土的蜀汉景耀四年（161）制作的铜弩机，即系此种武器。

196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杨成武汇报后，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在说到叶剑英时，毛泽东说：“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说到这里，毛泽东幽默地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383页。）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时，毛泽东再一次引用“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来高度称赞叶剑英的历史功迹。（宋时轮：《最艰难处显奇才》，见《萦思录》，第62页。）

1974年10月，毛泽东在长沙听取王洪文的诬告后，批评他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涵养，不要跟她（即江青）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总理的工作能力强哟，你王洪文比起总理来差得远哩。还有剑英，功劳很大呢，他腹有良谋。‘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你根本不是对手。你们四个人不要搞成‘四人帮’。别人不敢批评你们，大概只有我了。记住，回去多和总理、剑英商量。”（师东兵：《决定中国命运的28天一一粉碎“四人帮”集团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384页。）

3、非常喜欢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黄忠、孙权、周瑜、黄盖、陆逊、吕蒙等人

1927年11月，毛泽东来到井冈山茅坪，张子清率领的三营走散了（后来在桂东县和朱德部会合）。毛泽东要寻找他们的下落，团长陈浩以为“即令没有被消灭，也会投降敌人的”。毛泽东说：“不会的！三国时代的关云长，曾是与刘备失去联系。曹操为了收用关云长这员大将，又是封官赐爵，又是赠送金银、美女，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费了多少心机！可是，一旦得到刘备的消息，关云长便毅然离开了拥有雄兵百万的曹操，骑上吕布的赤兔马，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迢迢，终于回到兵微将寡的刘备身边，成为千古美谈。张子清是我们党的干部，就比不上古人关云长？”（李前：《不落的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吕布（？—198），字奉先，汉末五原九原（今山西定襄附近）人。好勇力，善于搏斗。初从丁原，后归董卓，又与王允杀董。汉建安三年（198），在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为曹操所围，降后被杀。所骑马名赤兔，实为罕见良骏。当时有谚语：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三回《议温明董卓叱曹公，馈金珠李肃说吕布》。

张子清（1901—1930），湖南益阳人。1927年任国民政府警卫团三营副营长，随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后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1930年5月在江西永新病故。

据赖传珠回忆：1930年，在古田会议决议后，毛泽东在江西寻邬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在讲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时，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时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了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4—85页。）

“黄忠斩夏侯渊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据汉水赵云寡胜众》。

黄忠（？—220），字汉升，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初为刘表部中郎将，守长沙。赤壁战后，归刘备。汉建安十六年（211），随刘备取蜀，立有大功。后参加争夺汉中，连败曹军，并于定军山诛杀夏侯渊，不久病死。

夏侯渊（？—219），字妙才，谯（今安徽亳州）人。跟随曹操起兵，任将军。汉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取汉中后，任征西将军，留守汉中。后为黄忠所杀。

1934年前后，毛泽东曾对王震说起过《三国志》中对于关羽和张飞描写的两句话：“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惜小人。”并举此勉励王震：“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王震以此作为警语，在革命实践中这样去做了。（《肝胆篇》，《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4辑，第187页。）

1944年10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原题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毛泽东把它改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社论说：“华中的伪军，呼新四军为‘四老爷’，他们常常对着自己的枪说‘枪啊，我是替四老爷保存的’。”毛泽东在“呼新四军为‘四老爷’”之后，加上了“比之为赵子龙”几个字。（《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

赵子龙（？—229），三国蜀汉名将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刘备在河北时，即追从，以勇敢善战、端严谨慎著名。旧剧常以赵云为刘备四弟；由此以排辈行，呼赵云为四将军。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七回《袁绍磐河战公孙，孙坚跨江击刘表》。

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到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在谈到审干问题时，他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高度的原则性的。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先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见《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1947年，彭德怀率军在陕北战场歼灭国民党军长刘戡所部。在战役打响前，彭德怀曾打电话问毛泽东：“刘戡这个龟儿子，主席要活的还是要死的？”毛泽东在电话里笑道：“《三国演义》里说，张飞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彭德怀就说：“主席，我立军令状。”结果果然是击毙了刘戡。（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75页。）

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在1959年7月31日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彭德怀说：“‘张飞’这个绰号是主席取的。”故此处有以张飞比喻彭德怀之说。

“张飞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内称关羽斩颜良后，“操曰：‘将军真神人也。’关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也同：“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吾向曾闻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

“探囊取物”，伸手到袋子里取东西。现比如此人本事很大，事情很容易办到，易如反掌。典出《新五代史·南唐世家》：“中国用吾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尔。”

1947年，毛泽东撤出延安时，在问新四旅特点时，警卫排长阎长林说：“新四旅河北人最多。”毛泽东放声大笑：“哈哈，河北人就一定打胜仗？三国时候，河北名将颜良、文丑，不是叫山西人关云长给杀了嘛！”李银桥（当时是周恩来卫士）在旁小声说：“山西人也不一定行，关云长就不如彭老总。关云长走麦城，彭老总可是三战三捷。”“噢，你还是很有见解么。你也是河北人吧？”李银桥脸红了，轻轻点头。（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5月版，第185—186页。）

“关云长走麦城”，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徐公明大战沔水，关云长败走麦城》。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与楚图南等人握手以后，很有风趣、十分幽默地和他们讲起《三国演义》中古城会的故事来了。他微笑地说：“当时在古城的三弟张飞，看见从敌人营垒回来的二哥关羽，对他提出种种疑问，是张飞有警惕性的表现，是完全正确的。但关羽一旦斩了蔡阳，用行动表示了与敌人划清界限，张飞于是开门迎接关羽，又兄弟团结共同对敌。”（孙琴安：《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0页。）

1952年，毛泽东读《梁书·韦睿传》，就其中魏中山王元英“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包围钟离城。“（韦）睿自合肥径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毛泽东批语：“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周瑜（175—210），字公谨，东吴将领，庐江（今安徽庐江）人。汉建安十三年（208），与刘备联军，以5万之众，用火攻大破曹操军。当时曹军号称83万。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五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刘秀，即东汉光武帝（前6—57）。更始元年（23），在昆阳（今河南叶县东北），率3000人众大败王莽军42万。

1952年，毛泽东读《新五代史·张廷蕴传》，就“廷蕴武人，所识不过数字，而平生重文士”，批语：“张桓侯之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张桓侯，即张飞，蜀汉景耀三年（260）被追谥为桓侯。《三国志·蜀书·张飞传》称：“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1954年，春暖花开之日，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陪毛泽东漫步在杭州九溪十八涧。毛泽东问王芳：“《三国演义》你看过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看过没有？”“也看过。”“你读的书还真不少呢。你认为关公这个人怎么样？”“我很佩服关公。”王芳想了想，回答说，“关公是个义重如山的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武艺高强，威震天下，先是斩了董卓的大将华雄，后来在曹操麾下时又斩颜良、诛文丑。千里寻兄时，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可以说人人皆知。他那重义气、轻富贵的优良品质，深明大义的儒将风度，‘单刀赴会’无所畏惧的英勇气概不知倾倒了多少人。但是，他又有惟我独尊、骄傲自大、不识大局等致命的弱点……”“看来你对关公还是很有研究的嘛！”毛泽东对王芳扼要简明的概括和头头是道的分析表示赞同，又问：“既然你对关公这么熟悉，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关公姓什么？”“关公，当然就是姓关了。”王芳答道。“错了，关公其实并不姓关，”毛泽东笑了笑说，“关公是指关为姓。”

于是，毛泽东向王芳和其他随行人员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关公自小很讲义气，可谓侠肝义胆。一次，他为朋友打抱不平，在家乡杀了人。他知道杀了人是要吃官司的，便立即逃了出来。他打算出潼关，以甩掉官府的追捕。他日夜兼程，来到潼关时，还不到五更天，关门紧闭。他好不容易熬到开关的时候了，却又犯了愁。那时，官府有一项规定，凡过关的人都要进行登记。这可怎么办？千万不能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要露出马脚，那可不得了啊。眼看就轮到他了，他还没想出好办法。他心急如焚地望着这高大森严的关门，忽然来了灵感，在关门前，我何不就说自己姓关呢……这就是关羽指关为姓的由来。

“主席，《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上都没有这些记载啊？”王芳觉得毛泽东绘声绘色很有道理，便想知道这个故事的出处。“你查查其他书，看看是不是这样？”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王芳，而是给他出了一道题。为了找到这道题答案，王芳细心阅读了许多有关的书籍，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故事的出处。只是在一本《中国古代历史小说考》上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那本书上也说，关公本不姓关，而是姓冯，名贤。至于后来为何改姓为关，却没有讲。（李约翰、镡德山、王春明：《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88—90页。）

据《关西故事》：蒲州解梁县关公，本不姓关，少时力最猛，不可检束，父母怒而闭之后园空室。一夕，月甚明，启窗越出，闲步园中。闻墙东有女子啼哭甚悲，兼有老人相向哭声，怪而排墙询之。老者诉云：我女已受聘矣。而本县舅爷，闻女有色，欲娶为妾。我诉之尹，反受叱骂，以此相泣。公闻大怒，仗剑径往县署，杀尹并其舅而逃。至潼关，闻关门图形，捕之甚急，伏于水傍，掬水洗面，自照其形。自水洗后，颜已变仓赤，不复识认。挺身至关，关主诘问，随口指关为姓，后遂不易。（详见清朝褚人获之《坚瓠秘集》卷三。）

欧阳修有《为君难论》。该文称赵王用赵括、秦王用李信，分别遭到失败，“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士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毛泽东1957年读至此，批语说：“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起、翦、颇、牧”，指战国后期的秦将白起、王翦，赵将廉颇、李牧。他们都是当时有勇有谋的将军。贾诩（146—223），字文和，曹操主要谋士。曾先后跟从李催、段煨和张绣。归曹操后，为他出过很多好主意。

1957年3月20日下午1时至2时，毛泽东在由南京飞往上海的途中，当飞临镇江上空时，他书写了辛弃疾的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楼有怀》：“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还向随行的林克解释了这首词的意思和词中的典故。（林克：《忆毛泽东学英语》，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61—262页。）

毛泽东写完后，说辛词里的“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了杜甫诗中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用了曹操的诗句。他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时说，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接着，毛泽东指出：“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毛泽东是位渊博睿智、潇洒自如的政治家，他一再借古喻今，强调不讲政策，丧失人心，必然失败；而只有会用人，能团结人，才可成一番事业。（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曹操煮酒论英雄”，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城斩车胄》。《三国志·蜀志·先主传》里也说：“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当为此故事张本。

“生子当如孙仲谋”，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引《吴历》，曹操见孙权军，“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1957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在谈及提拔青年干部时又说：“赤壁之战，程普四十多岁，周瑜二十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1期。）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就陆逊在彝陵大战前奉行以逸待劳，“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逊按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批语：“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1—162页。）

陆逊，其故事开始于《三国演义》第八十三回《战猇亭先主得仇人，守江口书生拜大将》。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就清朝钱振鍠评彝陵之战，“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批语：“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1页。）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就火烧连营后，“又（刘）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擒，乞复攻之。’”的清何焯评：“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惧而走也。连兵于西，主客异势，决还者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谦如豕突耳。”批语：“何评有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2页。）

1958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及陆逊。他在读《南史·贺琛传》，就其中梁武帝萧衍刚愎拒谏，责骂贺琛，“朕有天下四十余年，公车谠言，日闻听览，每苦倥偬，更憎惛惑。卿珥貂纡组，博问洽闻，不宜同于阘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批语：“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07页。）

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陆逊因不附和鲁王孙霸（孙权四子）争夺太子事，多次上书孙权，“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而为孙权责诘，忧死。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骆统传》，就骆统与孙权疏：“每有征发，赢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送人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敝，渐以陵迟，势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余闲，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统之大愿，足以死而不朽矣。”批语“买壮丁”，“振古如斯。”（《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0页。）

骆统（193—228），会稽乌伤（今浙江义乌）人。东吴大臣，任乌程相，曾随陆逊参加彝陵战役。

陆逊在彝陵大战中火烧连营，打败蜀军，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孔明巧步八阵图》。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他提出：“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十八九岁写了一篇《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有用处就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刘备“还是老头子挂帅”，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急兄仇张飞遇害，雪弟恨先主兴兵》。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主要讲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说：“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27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36岁。这里还有我的老乡黄盖，湖南零陵人，他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又说：“三国末年有个王弼，他十七八岁就是哲学家，做《庄子》和《易经》的注释。他死的时候才24岁。”（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黄盖（？—215），东汉末年零陵泉陵（今湖南零陵）人。初随孙坚，后又在孙策、孙权帐下为将。汉建安十三年（208），在赤壁之战中，建议用火攻，并以诈降计，乘机纵火，大破曹军。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他说：“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好，一个指头有问题。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实；不要粗而不细，要学张飞粗中有细；要看到我们的弱点、缺点，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

1958年6月7日下午3时，陈毅率黄镇和另外几位回国的大使，一同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池水和天空一样蓝。毛泽东出水后，披上浴衣，向池边的藤椅走去。他招呼大使们入座，递一支烟给陈毅。陈毅摆摆手：“我戒了。”毛泽东笑着把烟放在嘴上，说：“还是你有决心，我戒不了。”毛泽东伸手划开眼前淡薄的烟雾，十分沉着地望着变成许多不规律的烟雾在慢慢挥发，随便谈起来。在说到外交上也要破除迷信时，毛泽东便开始了他擅长的“古为今用”：“人太稳了不好，野一点好。子路是个野人，孔夫子离不开他。因为他有‘打手’作用。孔子自从得了子路，就比较平静了些，当然不是压服的办法。”毛泽东兴致极高，揿灭了一支烟，又点上一支。他对多少有点吃惊的外交官们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三国时关张开始因孔明年轻不服气，刘劝说也不行，没封他官，因封大封小都不好。后派孔明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回来后才封为军师。东吴程普是老将，但叫周瑜挂帅，打了赤壁之战的大胜利。”“自古以来多是年轻的代替老的。”毛泽东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尹家民：《将军不辱使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子路，即仲由（前542一前480），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主要门生之一。为人刚直、鲁莽，有勇力。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曹公败于赤壁，引军还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诸葛亮担任的所谓“军师”，乃《三国演义》所称，不见于史传。

1958年9月21日，毛泽东由南京赴上海、杭州火车途中，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据张治中日记：

在去杭州的火车上，我和罗部长到主席的车厢去，主席手上拿着一本《三国志》在看。主席说：“《三国志》不错，看起来很有意思。”我想起在武汉某次晚会听到的相声《歪批三国》，就从这里打开话匣子。主席想起也就大笑：“编相声的人对《三国演义》是相当的熟。他们说《三国演义》中三件奇怪的事，指出诸葛亮一年四季不管冷热，手上都拿把羽毛扇，真好笑。”由此谈到陈寿，谈到周瑜、鲁肃、曹操、刘备、孙权，和对曹操、刘备的评价。接着又谈到赤壁之战。谈到刘备入川，干部少而弱，南方干部多，北方干部太少。谈到曹操并不姓曹，关羽并不姓关。

后来又谈到《三国志》的周瑜、鲁肃、吕蒙合传。主席告诉我们：“这个合传特别是吕蒙部分不可不看。吕蒙是行伍出身，以后孙权劝他念书，做了东吴的统帅。”然后他又说：“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以后才受到教育的，他们不可不看《吕蒙传》。”罗部长列举许多高级军官都是行伍出身的。我提到陆逊，主席说：“最初陆逊是吕蒙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以后继吕蒙当了统帅。”“关羽攻曹军手上的樊城，吕蒙用计骗关羽把全军开到前方，然后轻骑疾趋南郡（现在的宜昌），南郡太守麋芳投降。关羽将士家眷留在南郡。吕蒙进城办法很好，对他们不但不加损害，还特加照顾，对年老的慰问，对疾病的给医药，对饥寒的给衣服粮食，对关羽的财产丝毫不动，对关羽派来的人很优待，使他和将士家属相会，结果起了很大的作用。关羽的将士知道了，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使得关羽不得不败走麦城。”

主席还谈到陆逊的儿子陆抗，孙子陆机、陆云，这两兄弟在晋代是有名的文学家。他又说：“陆机的《文赋》是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只是写得冗长些，能压缩一半就好。陆机写文赋时很年轻，才二十岁吧。”我说我没有读过《文赋》。主席说：“范文澜也没看过，我曾告诉他看了。”（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2页。）

据余湛邦回忆：在武汉军区举办的晚会上，著名相声演员连阔成演出了《歪批三国》，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插科打诨，引人入胜。他谈到《三国演义》中有三件怪事，其中一件是诸葛亮不管春夏秋冬，不分天热天冷，在家在外，手里都拿着一把鹅毛羽扇。然后引出诸葛亮和黄承彦女儿的恋爱故事。描写他们两人都是军事政治全才，上精天文，下通地理，古今战史，奇门遁甲，经史子集，三教九流，无所不精。说是黄氏女把这渊博的学问，都写在这羽扇上，因此诸葛亮爱不释手，一遇到疑难，只要翻扇一看，一切精确答案都马上找到，所以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都是这位黄氏女贤内助的功劳。大家一听，都知道是编的，但编的入情入理，引人入胜，因此都感到津津有味。诸葛亮手拿羽扇，这是千千万万人都看到的，但都没想到为什么。经相声演员点出，都不禁哑然失笑。第二天，张治中到毛泽东住处，毛还津津乐道说：“看来，这些演员对《三国演义》是读透了的，所以能够娓娓而谈，惟肖惟妙，情节曲折，群众喜怒哀乐随之。”（即《张治中与毛泽东》同一书，第162页。）

吕蒙（178—219），字子明，东吴将领，勇而有谋。后代鲁肃领兵，袭取荆州。不久病死。吕蒙少年就投军，没有读过多少书，当了将军后，努力学习兵法和历史书。他常能提出很好的看法，由此人们称他是“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吴下阿蒙”后来便比喻一个人进步很大，今非昔比。

“吕蒙取南郡”，见《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吕子明白衣渡江》。南郡，为汉荆州六郡之一，治所在今湖北江陵。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史学家。晋太康十年（290），集合三国的官私著作，撰《三国志》六十五卷，以纪传体例分记魏、蜀、吴三国史事。因文笔简练，叙事明了，被时人誉为良史之材。

陆逊（183—245），字伯言，吴国名将。曾与吕蒙合计取荆州（江陵），后代吕蒙为将。吴黄武元年（222）出任大都督，率吴军在彝陵用火攻大败蜀军。

麋芳，原系刘备部将，后任南郡太守。降吴后，授将军，后不详。

陆抗（226—274），东吴后期将领，陆逊之子，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品质。

陆机（261一303），陆抗第四子；陆云（？—303），陆抗第五子。陆抗死后，陆机、陆云与兄陆晏等分领父兵。吴亡，隐居，后至洛阳做官。他俩都是著名的文学家。

又一本书中说，三国时代的名将吕蒙，《三国志》的作者在评价他时引用了孙权的话：“吕蒙勇而有谋。”毛泽东十分赞赏这个评价，在这6个字旁加了密密的旁圈。一个将领，既要做到有勇，又要做到有谋，是极其难得的。（高梁红主编：《毛泽东重视的历史人物》，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就人民公社等事情说，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我讲公社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1959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上说：“人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不可能如同孔明那样，事先安排定锦囊妙计。”（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锦囊妙计”，现比喻预先制订的、到一定时候再拿出来的好计策。见《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吴国太佛寺看新郎，刘皇叔洞房续佳偶》。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政治挂帅和军委工作批评彭德怀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参加。周瑜是政治家，程普开始不顾从，他是老将军，同当右军都督。你为何不能容纳这些元帅，无非乱中求治，没有周瑜那种气概，年龄比周瑜大，经验也多。其他元帅经验不见得比你多，也没有程普那么老。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27岁，孙权也是27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36岁，那时也不过30岁左右。鲁肃40岁，曹操53岁。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1期。）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说：“看起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诸葛亮当时才27岁。孙策初干事时，不到20岁。孙权更小。”（《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1期。）

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的专列在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他与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白宗善作了谈话。这次谈话，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略问题等。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麦城失败。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汪东兴：《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见《中共党史资料》（第49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很长时间，毛泽东都没有召集政治局会议了。毛泽东在外地休养了十个月，刚刚回到北京。在会议最后快结束时，毛泽东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两句作了解释：“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材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毛泽东念了辛稼轩的一首《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着叶剑英说：“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毛泽东让叶剑英念这首《南乡子》。叶剑英随口念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毛泽东很高兴，对大家说：“此人有文化。”他指的是叶剑英，并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念过的这首词中的那两句，以及吴法宪不行，曹、刘为谁的话。（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352页。）

“古代的武昌”，即今湖北鄂城，三国时期称武昌，一度曾为吴国的都城。

4、客观评价华佗、庞统、荀彧、程普、刘表、郭嘉、张鲁、袁绍、董卓、张昭等人

傅连暲长期从事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1934年秋，毛泽东在江西于都突然病倒，持续高烧，病情严重。当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毛泽东肩负着调查突围路线的重任。谢觉哉、张闻天急电召傅连暲赶赴于都。经傅连暲详细了解病情，确诊为恶性疟疾，随即千方百计抢救治疗，使毛泽东得以迅速痊愈。事后，毛泽东半开玩笑地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个医生叫华佗吗？”接着，他讲了华佗的故事，讲完了又说：“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徐富俊等：《英武满华堂——毛泽东和他的将军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又见，边齐：《傅连暲与卫生保健工作》，《人民日报》1994年12月18日。）

华佗（？—208），字元化，东汉医学家，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曹操老乡。麻醉术的发明者，尤擅长外科，被誉为神医。后为曹操所杀。《三国志·魏书》有《华佗传》，记述他的医术高明甚详，华佗由此千百年来被民间奉为“医圣”。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五回。

1935年前后，刚到陕北时，毛泽东对“抗大”（即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职员的学习抓得很紧。他常说：要当先生，必须先当学生。记得在一次校务办公会议上，他对大家讲：“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但不能一目十行。三国中那个庞统能一目十行，我是从来不信的，那是神话。读书先是粗读，有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是复读，重温一下重要章节，也叫精读。在这个基础上再写点读书笔记，问几个为什么，联系实际思考一下周围的事情。这样才能防止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穰明德：《毛泽东同志要求我们多读书》，《湖南日报》1983年12月9日。）

“一目十行”，形容看书速度很快，而且记忆力、理解力、反应能力也好，过目便能掌握。

庞统（179—214），字士元，东汉末期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时与诸葛亮齐名，号称“风雏”。被刘备任为军师中郎将。后从刘备入蜀，在围攻雒县（今四川广汉北）时，中流矢死。庞统“一目十行”故事，不见于《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出处不详。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四十七回《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

1952年，毛泽东在武英殿版《二十四史》重刻本的若干列传作了眉批，其中涉及三国人和事的有多篇。如在《南史·王弘传》，就其中一段“宋武帝召补镇军咨议参军，以功封华容县五等侯，累迁太尉左长史。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都，讽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乃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批语：“略似荀彧。”（《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荀彧事见《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荀彧系曹操主要谋主之一。他倡导曹操迁都许（今河南许昌），后任尚书令。汉建安十七年（212），董昭等建议曹操进爵魏公。他以为做人应该忠诚、谦让，不须过分讲究名禄。曹操知道后很不高兴，南征时，故意留他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还送去空食盒。他知道曹操用意，就自杀了。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回《勤王室马腾举义，报父仇曹操兴师》。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在谈到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时，他说：“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第700页。）

“程普等老将不服”，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原来程普年长于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乐，是日乃托病不出”。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吕子明白衣渡江》，吕蒙说：“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才，方始敬服。”

程普（？—215），东汉末期右北平土垠（今河北丰润）人。初随孙坚，后又事孙策、孙权为将。汉建安十三年（208），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操于赤壁。程普与周瑜不睦事，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欧阳修有《朋党论》，其中一段：“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1957年前后，毛泽东先后有批语：称囚禁党人“在献帝以前”。“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汉献，汉献帝（181—234），即刘协，东汉最后一个皇帝（189—220年在位，达32年）。为董卓所立。先后是董卓、李催、郭汜和曹操所控制的傀儡。汉建安二十五年（220），为曹丕所逼“禅让”。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唐昭，唐昭宗（867—904），即李晔，在位16年。先后为宦官和地方军阀李茂贞、朱温等控制。后为朱温所杀。

1957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期间，他问列席的吴冷西（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你看过5月13日的《新民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随后，毛泽东把当时新闻界已发表的议论归纳为四点，其中第三点是：“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毛泽东说：“《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毛泽东又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能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的作用。”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7页。）

廖化（191—264），蜀汉官员。据《三国演义》，诸葛亮后期北伐和姜维九伐中原时，多以他充先锋。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等多处。但《三国志·蜀书·廖化传》等并未有此记述。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就何焯评兖州刺史刘岱为青州黄巾所杀，“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此成败之可参质者也。明季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此谋，督促出战，遂皆为刘岱之续”。批语：“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37页。）

“青州黄巾”，即东汉末年张角兄弟发动的黄巾起义，见《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等多处。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刘表传》，“天子都许，表虽遣使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治中邓羲谏表，表不听。”裴松之引《汉晋春秋》也称：“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大义也，治中独何怪乎？’”批语：“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毛泽东又在同传“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不变”，批语：“中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41—142页。）

刘表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六回《焚金阙董卓行凶，匿玉玺孙坚背约》。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该传述说：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对此批注：“虚有其表。”（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陈武传》，内称陈武子陈表善于办事，“时有盗官物者，疑无难士施明。明素壮悍，收考极毒，惟死无辞。廷尉以闻。（孙）权以（陈）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批语：“何不并其党赦之。”（《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9页。）

陈武，吴国孙权手下著名将领。他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五回。陈表，陈武之子，少时与诸葛恪等侍孙登（孙权长子）。因父战死，领兵，深得孙权信任。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注所引谢承《吴书》，就孙权遣返于禁，“后权与魏和，欲遣（于）禁还归北。（虞）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批语：“此事翻不如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9页。）

于禁（？—221），字文则，曹操部将。治军严肃，作战勇敢。汉建安二十四年（219），援樊城，兵败，被逼降关羽，囚于荆州（今湖北江陵）。孙权取荆州，释放回去。于禁被关羽所擒拿一事，见《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庞令明抬榇决死战，关云长放水淹七军》。

虞翻（164—233），字仲翔，东吴大学者。为孙权谋士，因秉性刚直，屡遭贬斥。汉建安二十四年（219），献策取江陵、公安，擒杀关羽。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内称汉建安二十二年（218），“及蒙代（鲁）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病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批语：“《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8页。）

“操在汉中”，曹操系汉建安二十四年（220）三月，因夏侯渊败死由长安出斜谷至汉中的，在与刘备相持两月后，五月回长安。时因关羽军由南郡（今湖北江陵）北围襄阳，七月，于长安先后派出庞德、于禁援曹仁围军。同月，孙权攻合肥。十月，曹操由长安至洛阳，又派出徐晃军援襄阳；他未去居巢（今安徽桐城南）。翌年正月，孙权斩关羽之首于洛阳。十几天后，曹操病死。

相关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

据陶鲁笳回忆：1958年，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据我了解，毛主席一直在精读陈寿的《三国志》，并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讲《三国志》中的许多人物，讲的最多的是曹操和郭嘉。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毛主席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郭嘉（170—207），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曹操手下谋士，以多谋善断著名。官渡之战前，他正确分析了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并提出东取吕布，然后北击袁绍的战略。建安十二年（207），随曹操北征乌桓，中途病死。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十回《勤王室马腾举义，报父仇曹操兴师》。《郭嘉传》，见陈寿《三国志》卷十四。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全琮传》所引《江表传》：“（孙）权使子登出征，已出军，次于安乐。群臣莫敢谏。琮密表曰：‘古来太子，未尝偏征也。故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太子东出，非古制也。’”批语：“都是废话。”（《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2页。）

全琮（？—249），吴国将军，吴郡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孙权婿，任卫将军等要职。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见于第九十六回等处。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吕岱传》：“（士）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道。”批语：“杀降不武。”（《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3页。）

吕岱（161—256），吴国官员，今广陵海陵（江苏泰州）人。在任广州刺史时，杀死意图抗拒的士徽等人。任大司马，上大将军。其故事在《三国演义》里见于第一百零八回等处。

1958年11月，毛泽东到河南新乡地区视察，在安阳接见了新乡地县级负责干部。他在和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握手时，面带微笑地说：“啊，你是安阳的，安阳是曹操起家的地方啊。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在与温县县委书记李树林谈话时说：“温县是司马懿的故乡。他出身士族，多谋略，善权变，为魏国重臣。”（《伟大领袖谈地名人名》，《中州今古》杂志1994年第2期。）

司马懿（179—251），魏国后期重臣，温（今河南温县）人。他和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主持国政。由于理学的影响，他与曹操都被后世界定为期寡侮弱的典型。其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诸葛亮大破魏并，司马懿入寇西蜀》等多处。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述描》，见《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张鲁（？—216），东汉末天师道（亦即五斗米道）领袖，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汉末占据汉中（东川），在各地设“义舍”，置“义米”、“义肉”，“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三原，然后乃行刑”。后被东汉政府任命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汉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汉中，降；被封阆中侯、镇南将军。曹操灭张鲁，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曹操平定汉中地，张辽威镇逍遥津》。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汉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孙宝义在其文中写道：毛泽东在专列上读书学习，就是一大特点。这次，他读的这本书是《三国志》。毛泽东抓起书倒翻两页，这是因为他在家刚看过《张鲁传》，现在要重看一遍。三国时期的张鲁，曾在陕西汉中地区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在社会制度上实行某种程度的公有公享，各基层组织设置“义舍”，“义舍”置有“义米义肉”，“行路者量腹取足”，颇有些世界大同的味道。毛泽东对张鲁的这个农民政权，是非常赞赏的。毛泽东眨眼间，重新看清了《张鲁传》。他曾号召人们读《张鲁传》，现在他心潮澎湃，读不下去了。他奋然起身，将书带声带响地掼于办公桌上，大步走到车窗前，凝望近处的飞掠而过的树木、村镇，远处的向后缓缓旋转一般移动的绿野沃田和辛勤劳作的农民……张鲁只搞了三十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其所作部分诗词加了批注。对《水调歌头·游泳》里的“武昌鱼”，他的批注是：“三国孙皓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出口号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州人心情如此，现在改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许若石：《毛泽东对其诗词的注释与修改》，《党史文汇》杂志1993年第12期。）

孙皓，字元宗，三国吴最后一位君主，孙权之孙，孙和之子。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荐杜预老将献新谋，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1959年6月，毛泽东和吴冷西谈话，就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216页。）

“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见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全句是：“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1959年7月11日晚，毛泽东在其庐山住处，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说：“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是诚恳的。“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在座几位，哄堂大笑：主席，你说得太对了；下面有苦难言，而由您一语道破，太有意思了。

在谈话中，秀才们呼吁陈云出来主管经济。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在延安的时候，还没有发现陈云同志有‘理财治国’的才能。”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里。”意思是指，大跃进以来，在人们头脑普遍发热的情况下，陈云是比较冷静的。

今天，毛泽东又赞扬了陈云，并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毛泽东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毛泽东随即吐出一口烟，专心思索片刻，叹道：“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彭程、王芳：《庐山·1959》，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2—55页。）

“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见《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也采用此话。

“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原出自《史记·魏世家》：“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蒙书《增广贤文》将其改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1959年7月17日，毛泽东在庐山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问题和计委工作时，毛泽东又谈到袁绍之多端寡要，好谋无决，不会用将。《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袁绍，字本初，东汉末年中原豪强势力之一，后为曹操在官渡大败。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二回。

1956年前后，毛泽东读《资治通鉴》：“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批语：“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法正（176—220），字孝直，扶风郿（今陕西郿县）人。原系益州牧刘璋新都令，张松之友，后投靠刘备，献策夺取西川。授蜀郡太守，倡议北略汉中。刘备为汉中王后，升尚书令。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

1959年4月，党中央在召开上海会议之前，为了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毛泽东向全党连续发了四封《党内通信》，反对浮夸风等“左”的倾向。在上海会议上，他引导大家着重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毛泽东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彧推荐，他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运筹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意思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这在今天也仍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薄一波：《崇拜和怀念——回忆毛泽东同志》，见《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出版社1992年第2版。）

1959年仲夏，毛泽东视察途经浙江，下榻西湖畔的刘庄宾馆。他像往常一样，每日办公到次日凌晨，上午睡一会儿觉，下午起床后散步、读书、读英语、阅批文件。一天，毛泽东读完英语后，和秘书林克谈话讨论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郭嘉。当时，毛泽东正在读《后汉书》、《曹操传》、《郭嘉传》。谈话时，毛泽东要林克研究历史。他介绍说：“《后汉书》、《曹操传》、《郭嘉传》等史书，值得读一读。”并当即送给林克一本范晔的《后汉书》。讲到郭嘉时，他说：“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是个河南人，初投袁绍，他批评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毛泽东扬了扬手，又说道：“后来荀彧把郭嘉推荐给曹操，郭嘉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平定天下，深得曹操器重。”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继续与林克交谈。毛泽东引用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话，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接着又引用曹操批评袁绍的话说：“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156页。）

毛泽东在1960年曾说：“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董卓（？—192），字仲颖，陇西临洮（今属甘肃）人，东汉末年权臣。汉灵帝时，率军入洛阳，专断朝政。在他撤出洛阳时，纵火焚烧、掳掠。据《续汉书》说：“卓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又收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无辜而死者，不可胜数。”初平三年（192）为王允、吕布所杀。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二回等多处。

1960年，毛泽东在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发表谈话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他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张昭（156—236），字子布，彭城人，三国东吴大臣。受孙策托孤，辅助孙权。博览群书，著有《春秋左氏传解》、《论语注》。张昭“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事情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对医务人员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中毕业后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1965年8月，叶剑英有鉴于当时国际上的反华浪潮，特别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自上台到下台的一些变化，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望远》：“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诗写成后，叶剑英将诗送给毛泽东，请他批改。毛泽东阅后，大为赞赏。他除了将题目改为《远望》外，只字未动，随即推荐给《光明日报》的副刊《东风》。据毛岸青、邵华在《重读<远望>志更坚》一文中记述：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首诗，能够十分清楚地背诵出来；还曾提笔手书此诗，并将诗意一句一句讲述给他们听。他们记得其中毛泽东最欣赏的是“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两句。（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392页。）

“景升父子皆豚犬”，景升父子指东汉末期刘表、刘琮父子。刘表，字景升，《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称：“（孙）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曹操）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此句见于《三国演义》第六十一回。

据毛泽东晚年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的自由体操是自编的，在散步中边走边做。我把它称为“毛式体操”。在散步时，他缓缓地行走，深呼吸，摇头晃脑，活动头颈部；有时屈伸肘腕关节，双肩一前一后，交替转动；同时也做腰部旋转扭动，比扭秧歌的动作还要有趣。这套动作，他常在独自散步又无旁人时练习。做操时的他，与平时严肃、庄重的毛泽东，完全判若两人。有一次，我跟他散步，他对我说：“三国时有个名医叫华佗，给曹操治过病。他学老虎、学熊、学猴子、学鹿、学飞鸟的动作，编了《五禽戏》。这你应该知道吧？我看不错，是很好的健身运动。这都是仿生运动。人们有很多运动都是从动物那里学来的，其实也是动物学动物。中国有螳螂拳、猴拳。你游泳的那蛙式，不就是从青蛙那里学来的吗？”我想，他年轻时一定看过许多古代养生书籍，参考了“八段锦”、“五禽戏”等，才编的这套“自由体操”。（徐涛：《毛主席怎样自我保健》，《中国档案报》1996年12月26日。）

1972年，当时社会上都知道毛泽东的三句话：“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很明显，这和《明史·朱升传》中的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有联系的。关于《吕蒙传》，据说毛泽东在谈到《吕蒙传》等《三国志》列传时，曾说过：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并举了东吴大将吕蒙的例子。《吕蒙传》注文中说，孙权劝吕蒙读书，“（吕）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注引《江表传》）显然，毛泽东是借吕蒙读书一事勉励高级干部要重视文化学习。

刘修明还说，有关《三国志》，还有“1973年2月7日布置注释的史传，有《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邰传》、《旧唐书·李愬传》，三篇史传合订一册，5月1日完成，上送15份”。（刘修明：《序言》，《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集》（上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张辽（167—222）、张邰（？—231），都是汉末三国时期曹操麾下名将。张辽原是吕布部将，吕布败后降曹；张邰原是袁绍部将，官渡之战时降曹。两人均受到曹操信任和重用。张辽“吕布败后降曹”，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二十回。

1975年8月，毛泽东读《晋书》第三十四卷《羊祜传》、《杜预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羊祜（221—278）、杜预（222—284），都是西晋大臣。羊祜曾镇守襄阳十年，定伐吴之策，未成，临死前推荐杜预继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晋太康元年（280），杜预统诸路军伐吴，完成统一大业。相关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

第四节　毛泽东如何运用《三国演义》与《三国志》

毛泽东多次借用刘备所说的其与诸葛亮之间的鱼水关系，“水可以没有鱼，鱼不可以没有水”。他还常引用《三国演义》里那些有辩证内涵的文字，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过五关斩六将”等。

毛泽东在平时具体的工作、生活、谈话与写文章中，非常善于运用《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的典型事件、精彩语句和著名诗文，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1、运用其中的典型事件

《三国演义》中有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今在河北涿州）三结义。1914年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时，毛泽东与杨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也自称他们是三个豪杰，一个是萧子升，另一位是蔡和森。（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被认为是学校里最有才华的三个学生，他们也以此自负，喜欢自称三个豪杰。“豪杰”一词，是毛泽东爱读的小说《三国演义》的常用语，表示不仅有力量和勇气，而且智慧过人、品德高尚。（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故事，见《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刘备（161—223），字玄德，三国蜀汉创建者。涿郡（今河北涿州）人。东汉末，与关羽、张飞等结交，先后投奔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等人，寄人篱下。汉建安十三年（208）后，在诸葛亮等辅佐下，据荆州（今湖北江陵）、益州（今四川成都）和汉中（今陕西汉中），自立为汉中王。蜀汉章武元年（221）称帝（昭烈帝），后在彝陵为吴击败，病死。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关羽（？—220），字云长，东汉末期刘备部大将，河东解（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与刘备、张飞誓同生死。官渡大战前，曹操东征徐州，被逼降，被封为汉寿亭侯；后仍回奔刘备，被派镇守荆州。汉建安二十四年（220），刘备称汉中王，任为前将军，北上围攻襄阳、樊城，中原震动。但因孙权袭取后方江陵等地，兵败被杀。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张飞（？—221），字翼德，三国蜀汉将领，涿郡（今河北涿州）人。年轻时和关羽跟随刘备，誓同生死。曹操追击刘备到当阳（今湖北当阳北），他率领二十个骑兵断后，曹军不敢轻进。后随刘备取益州（今四川成都）。在巴西（今四川北部）大败曹兵。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杨教授：即杨昌济，又号板仓先生，当时是湖南第一师范伦理学教师，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他是毛泽东的恩师，杨开慧的父亲，后成为毛泽东的岳父。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据当时学员保存的笔记，毛泽东在“中国政治史与中国地主阶级”的题目下讲道：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说唐》、《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遍（偏）袒统治者即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以前，虽多居乡，又为农家子弟，但对于农民的真正状况，是不大清楚。即是说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司（思）已竟（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之表现是也。（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1930年12月30日，蒋介石开始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围剿”。这天拂晓，雾气蒙蒙。毛泽东和朱德向着海拔430米高的黄竹岭战争指挥所走去。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今天，我们借晨雾，全歼顽敌啊！”说完，两个人爽朗地笑了，周围的同志也笑了。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果然如红军的预料，率师部和两个旅，由龙冈山向东行进，来钻为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口袋”。经过一天激烈战斗，张辉瓒被活捉，他率领的师部和两旅人马被红军全歼。（张健、刘庆华等：《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诸葛亮借东风”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

据吴吉清回忆：1932年4月，毛泽东从汀江连夜坐船赴上杭。这时，江水滚滚，乌云密布。据他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从容不迫，在船上，“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你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联系。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主席和随行的陆定一同志做好了掩护。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儿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大家听了毛主席风趣幽默的话，都会心地笑了。”（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00、104页。）

“草船借箭”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

1934年第三次反“围剿”后，由于左倾路线的排挤，毛泽东离开了领导岗位。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为首的军事领导集团，就开始推行一套与毛泽东的游击战完全不同的作战方法。一次，王震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军事会议后，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跑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连忙叫他坐下。随后，王震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没有直接表态，而是问他：“你知道诸葛亮、关云长、张飞吗？”王震回答说：“略知一点。”接下来，毛泽东详细地讲了这几个三国英雄人物的故事。最后，他告诉王震：“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不能死打硬拼，更不能打阵地战，要注意打运动战、伏击战，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王震回到湘赣苏区后，虽然也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但在实际的对敌斗争中却是按毛泽东的指示来做的。（徐富俊等编著：《英武满华堂——毛泽东和他的将军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2页。）

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博古和李德等要听取王震（时任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关于湘赣苏区军事工作的汇报，讨论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

事后，王震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住处的门口，是一株挺拔高大的槐树，遒劲的树枝在寒风中抖动。和原来在叶坪一样，毛泽东住的仍是里外套间。里间供休息用；外间摆几把竹椅，几张长条凳，作会客室。毛泽东虽然更加消瘦了，但眼睛仍然是那样炯炯有神。“汇报的情况怎么样呢？”王震刚坐下，毛泽东便问。“根本就不让我汇报完，这不，我的汇报提纲，您看看！”毛泽东接过王震的汇报提纲，手里燃着一支烟，翻看着。

“很好呀！你的汇报提纲很好呀！”毛泽东说，“听了你的汇报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作了哪些指示呢？”“讲了不少，但中心意思是短促突击，以堡垒政策反对堡垒政策！”毛泽东轻敛眉峰，沉思了一会儿，问王震：“堡垒对堡垒？！敌人有多少人？多少枪？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你们的司令部又摆在哪个堡垒上呢？”王震说：“是呀，敌人兵多枪多，我们和敌人兵将相对，怎么也对不过。”“你看过《三国演义》没有？”“没有看过，但我和那些大学生流亡武汉时期，听那些大学生讲过，三英战吕布、舌战群儒、出师表、六出祁山等，知道一点！”

毛泽东深吸了一口烟：“《三国演义》中，多处讲到偷袭、打埋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你们是不是先给敌人打圈子，牵着它的鼻子转，等它疲劳了，再设法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消灭它的办法，可以不可以用偷袭、打埋伏，截击敌人的行军纵队，找它的腰部或尾部打？总之，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千万不能硬攻。尤其是北方军队善守，他们做工事，你们便不要打了。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保住一整块地盘，为红十七师返回湘赣苏区准备个立脚之地。不过，有人批我说，打埋伏是三国主义路线。我说，《三国演义》在青少年时期看过，多年来没有再看了，但印象还很深就是了。我的这番话，你回去可如实转达给弼时同志。其他无关的同志，就不要讲喽！”

王震点了点头，又问道：“那李德、博古同志讲的堡垒对堡垒怎么办？”毛泽东当即回答：“当然也要转达，我的是我个人意见，他们的是代表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意见。”接着，毛泽东又问到湘赣苏区的其他情况。

王震从中央苏区带回了毛泽东的“三国战术”，使湘赣苏区的红军在处境相当困难时，取得了全歼敌军一个旅的重大胜利。（李慎明：《纵马湘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3页。）

“三英战吕布”，“三英”指刘备、关羽、张飞。该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昭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红军长征到达瓮安县境的时候，正好是1934年岁末。离开江西中央根据地两个多月以来，一直处在敌人前堵后追空中炸的险境中。听说要在离瓮安不远的猴场过新年，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在去猴场的那天早晨，下起了冰碴子，起伏的山峦白白的。陈昌奉（毛泽东警卫员）发现一丛丛火红火红的小豆子挂着雪白晶亮的冰碴子，迎着凛冽的寒风在欢快地跳动。他顺手摘下几颗小红豆，连冰带雪放进嘴一尝，又凉又甜还带一点酸头呢！毛泽东走过来摘下几颗红豆放在手里，一边看，一边问大家：“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答不上来。毛泽东告诉大家，三国时代，诸葛亮带兵在这一带打仗断了粮的时候，曾经拿这种东西当过军粮。“这很可能就是《三国演义》那本书上说的‘救兵粮’哪！”（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131页。）

1935年5月5日上午，红军主力在四川皎平渡强渡金沙江前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设在金沙江边崖洞里的作战指挥室，研究渡江部署。毛泽东面对挂在壁上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用红铅笔在地图上比画着，对作战参谋们风趣地说：“你们看，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过江，将来也让后人写一段故事吧！”几天后，红军一、三军团和担任掩护工作的红五军团，都分别全部顺利渡过了金沙江。（蒋建农、郑广瑾：《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又讲了春秋曹刿论战的故事。他说，这个战役“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曹刿论战”，见《左传·庄公十年》。曹刿，即曹沫。前684年，齐、鲁两国战于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曹刿指挥战事，待齐军三鼓，士气衰竭，始下令反击，获大胜。

“楚汉成皋之战”，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203年，楚霸王项羽在成皋地区屡败汉军。但后来，刘邦利用楚将曹咎主力军在汜水半渡时，大破楚军。

“新汉昆阳之战”，公元23年，刘秀以兵3000人在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击溃王莽主力42万。

“袁曹官渡之战”，汉建安五年（200），曹操军数万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打垮袁绍的几十万军队。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三十回《战官渡本初败绩，劫乌巢孟德烧粮》等多处。

“吴魏赤壁之战”，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军10余万在赤壁（今湖北境内长江边）为吴将周瑜和刘备的5万联军打败。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等多处。

“吴蜀彝陵之战”，蜀汉章武二年（222），吴将陆逊率军数万在彝陵大败蜀汉刘备大军，歼灭8万。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孔明巧布八阵图》等多处。

“秦晋淝水之战”，晋太元八年（383），秦军90万南侵，东晋将军谢玄等率军8万在淝水（淮河支流，在安徽寿县附近）击溃秦军前锋部队25万，致使秦军全线崩溃。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初出茅庐”。茅庐：茅屋。从前比喻人才新露本事；现在也比喻初次接触某一工作，缺乏经验。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写刘备三顾诸葛亮隐居的南阳隆中茅庐，请他出山辅佐自己打天下，干大事。第三十九回有诗赞美诸葛亮：“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题为《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在讲演中，他列举了许多以少击众、以弱胜强的战例。他说：“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

“晋楚城濮之战”。前632年，晋为阻止楚军进入黄河流域，在城濮（今山东濮县）作战。战争开始时，晋军面对优势的楚军，主动退却45公里，然后看好楚军薄弱的左右两翼，予以打击，获得大胜。

“韩信破赵之战”。前204年，汉将韩信率部数万人攻打赵国，在井陉（今河北井陉县东）背水为阵，同时遣兵抄袭赵军大本营，一举击溃赵军20余万。

“拿破仑指挥的战争”。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拿破仑曾多次与英、普、奥、俄和其他欧洲国家作战。他的部队在数量和装备上虽常处于劣势，但由于采取了高明的战术，经常战胜对手。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对陕北公学赴前线同学演讲《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他就当时中国社会有汪精卫一类的汉奸败类指出：“现在外边来的人说，在内地还有很多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等等，总之，有许多汪精卫一类的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就是暗藏的汪精卫，他们要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三国时代有一个张松，把西川的地图献给了刘备，因此刘备就入川建立了蜀国。今天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汪精卫第一个献了地图，还有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等等，他们也准备要献地图，他们企图把整个中华民国的地图献给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日本统治下的‘中国’。”（《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第17页。）

张松（？—212），益州牧刘璋所署别驾，蜀郡（今四川成都）人。建安十六年（211），劝刘璋迎刘备入蜀。后为刘璋发觉他与刘备里通，被杀。“张松献地图”，见《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但《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等均未见有此记载。

1940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曾在蒋介石主持的重庆一次会议上，严正批驳了国民党某些将领对八路军的诬蔑，并揭穿蒋介石的阴谋。1945年，在中共中央“七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了这篇由雷英夫代叶剑英写的讲演稿。他在稿子封面写了标题：“1940年3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在预备会上，毛泽东再次称赞了叶剑英。他说：“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过去我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蒋介石、国民党，我们都进行合作，搞了统一战线。”接着他举例说，既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大家知道么，董必武同志为这场斗争取了个名字，叫‘叶剑公舌战群儒’。我说嘛，就叫‘叶剑英舌战群儒’，‘公’也好，‘英’也好，总之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越说越高兴，忽然发现有点跑了题，把身子略向后一靠，侧脸对身边的朱德说：“舌战群儒，是叶剑英对革命的一大功劳。”（张丁、张兵：《领袖身边的军事高参》，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诸葛亮在东吴“舌战群儒”，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

1941年1月，我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摩擦之“皖南事变”。事变之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主张从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全面反击。毛泽东说：“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到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闹摩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说到此，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应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

毛泽东由此总结刘备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毛泽东认为，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先曹后孙才是大局为重的上策”。毛泽东通过分析《三国演义》这段刘备兵败身亡的历史故事，来给大家以启示，很快统一了全党同志对皖南事变的认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见《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9期。）

“斩华雄”，见《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华雄，宋版本《三国志》作“叶雄”，乃为孙坚军所斩。此处从《三国演义》说，即“关公温酒斩华雄”。

“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见《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孔明巧布八阵图》。

“杀颜良、文丑事”，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第二十六回《袁本初损兵折将，关云长挂印封金》。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文丑非关羽所斩，此处从《三国演义》说。

刘备封五虎大将和关羽孤傲自大这段，见《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玄德进位汉中王，云长攻拔襄阳郡》。按，“五虎大将”和关羽所语均不见于史传。

“诸葛亮上表劝阻刘备东征”，见《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急兄仇张飞遇害，雪弟恨先主兴兵》。此表均不见于《三国》陈志和裴注。

秦宓（？—226），三国蜀汉官员，广汉绵竹（今四川德阳黄许镇）人。少年时就以才气知名。刘备取益州后，任从事祭酒。曾劝阻刘备伐蜀，下狱，后释放。诸葛亮主政时，担任别驾、大司农。

1942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宴请柯仲平、舒群。当夜半他们回程在途中，从座马中跌下来后醉入梦乡时，忽然被人叫醒，原来是毛泽东站在面前，还有那辆延安唯一的汽车，它是华侨送给毛泽东的。柯仲平见到毛泽东，紧紧地拉着他：“啊呀！主席！你真是能掐能算神仙一般！”“事后诸葛亮。”“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始未晚也！”（王琳：《狂飚诗人柯仲平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7月版，第246—247页。）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羊跑了，赶快修补羊圈，还不算迟。形容做错了事，犯了错误，现在改正、扭转还来得及。典出《战国策·楚策四》：“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未雨绸缪”。绸缪：修缮。还没有下雨就把门窗缠捆牢靠，比喻做事要先有准备。典出《诗经·豳风·鸱鸮》：“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防患于未然”，防止事故或灾祸在未发生之时。

1943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奖励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英雄人物。毛泽东分别为他们写了题词，其中给717团政委晏福生的题词是：“坚决执行屯田政策。”（田玄：《中将交往录》（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

屯田，汉建安元年（196），曹操听从枣祗、韩浩建议，开始在许都（今河南许昌）屯田。

1947年8月，毛泽东和中央纵队来到黄河边的高山顶上。面对国民党追军，他从容不迫，坐在一块青石上，谈笑风生。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告：敌人怕中埋伏，停止追击，就地宿营了。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并不觉奇怪。他凝望山下，忽然把头一晃，唱出两句京剧：“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这是《空城计》里诸葛亮的唱段。不远处，任弼时对周恩来小声感叹：“韶山出了个毛泽东，这是天助我党。”（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07页。）

《空城计》，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内称，马谡失街亭后，司马懿乘胜兵取西城，诸葛亮的精兵良将均不在身旁。他于是将城门大开，自在城楼抚琴饮酒。司马懿见状，素知诸葛亮从来谨慎，疑有伏军，乃撤退。现将“空城计”比喻本无实力，却用虚张声势或故作镇定沉着的办法瞒过对方。

毛泽东喜欢看古装戏，听京剧。不同时期他偏爱不同的戏。1948年前后，转战陕北时，他爱听并时常唱几嗓子的是《空城计》、《草船借箭》。在西柏坡时，指挥三大战役，他休息脑筋的办法就是听京剧唱片。那时，他喜欢听听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荒山泪》。高兴了自己也哼几句《群英会》。（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空城计》，据《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谩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

《草船借箭》，据《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

《逍遥津》，据《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

《卧龙吊孝》，据《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耒阳县风雏理事》。

《群英会》，据《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

按，此等故事，多不见于史传。或纵使属于史实，也经过了后世文人的修改与加工。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民盟中央四届扩大会议全体成员。他在谈了团结起来力量大后，继续说：“大家都看过《古城会》吧？看看这个戏是很有益处的。”（《华声报》1986年1月10日。）

据四川凉山彝族瓦扎木基回忆：1951年，我当时是西昌专署副专员兼昭觉县县长。毛主席在接见我时，问我：是会理人，还是西昌人？我回答说：是冕宁人。毛主席接着说：我们从会理、西昌、冕宁那里过来的，那是个好地方。国民党反动派把你们彝族赶到山上。现在要加强民族团结，好好宣传民族政策，调解纠纷，消除打冤家，好好发展生产。1956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的凉山代表瓦扎木基汇报，当他汇报到凉山人民要求废除奴隶制度，实行民主改革时，“毛泽东从三国时诸葛亮谈起，引经据典，教育我们要有气魄，有胆略，搞好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四川日报》1977年10月22日。）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特别法庭判处腐化堕落分子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原天津专署专员）死刑。在此以前，华北局将“刘张事件”上报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书记处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专门研究杀不杀他们的问题。毛泽东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172页。）

“挥泪斩马谡”，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孔明挥泪斩马谡，周鲂断发赚曹休》。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汉建安八年（203）曹操令：“《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批语：“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37—138页。）

“赤壁之败”，指曹操大军在赤壁被孙刘联军打败，见《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道，关云长义释曹操》等多处。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诸奏章，内有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等言：“殿下（曹丕）践阼，至德广被，格于上下，天人感应，符瑞并臻，考之旧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舜、禹所不为也，故生民蒙救济之惠，群类受育长之施。今八方颙颙，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谋，十分而九。以委质义过周文，所谓过恭也。”批语：“尧幽囚，舜野死。”（《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40页。）

“尧幽囚，舜野死”，古史传说中的尧、舜，都是以禅让著称。曹丕代汉，也称是汉帝禅让。所以此句说，曹丕说的“禅让”，实系篡夺。李白《远别离》：“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也有一说，是尧、舜并未禅让，而是先后被后来者幽禁了的。

“曹丕代汉”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八十回《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引袁宏《汉纪》载汉帝诏：“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绩，今王又光曜明德以应其期，是历数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批语；“此等语竟被利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39—140页。）

《三国志》中这段话，是曹操之子曹丕废除汉献帝自立魏国，又假惺惺让汉献帝所下“禅位”之诏里的部分内容。也见于《三国演义》第八十回《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但个别文字稍有出入。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湖北视察武钢（即武汉钢铁厂）。他满怀兴致地看着厂区总平面图，听取汇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首先关切地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铁呀？”当听到三点半钟左右可以出铁的回答后，毛泽东进一步关心地问：“是不是有把握呢？”当听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预计不到的万一时，毛泽东笑了笑说：“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明天看不到，我以后还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13页。）

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丰泽园住地，和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吴冷西谈办报。他说，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摇着鹅毛扇”，在传统舞台上，诸葛亮指挥打仗，总是手里摇着鹅毛扇，显得潇洒儒雅，从容镇定。其场景见《三国演义》多处。

张季鸾，曾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中国现代著名出版家。

1967年3月2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谈到“军委八条命令”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他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中华儿女》杂志1995年第1期，第52页。）

1970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泽东用三国故事，坚决表示不再任国家主席，坚持不再设国家主席。（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

此故事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魏略》：“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2、运用其中的精彩语句

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称赞颜元、李塨和顾亭林等人：“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体育之研究》，原发于《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不喜乘船而喜乘马”，见《三国演义》第五十四回《吴国太佛寺看新郎，刘皇叔洞房续佳偶》：“忽见波上一叶小舟，行于江面上，如行平地。玄德叹曰：‘南人驾船，北人乘马，信有之也。’孙权闻言，自思曰：‘刘备此言，戏我不惯乘马耳。’乃令左右牵过马来，飞身上马，驰骤下山，复加鞭上岭，笑谓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马乎？’”

颜元（1635—1704），清初学者，字习斋。曾务农、行医，晚年于河北肥乡漳南书院讲学，设文事、武备、经史、艺术等科，主张“躬行践履”、“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与弟子李塨的学说合称“颜李学派”。

李塨（1659—1733），清初学者，字刚主，号恕谷。年轻时曾参加农业劳动，主张身体锻炼，后师承颜元之学，称“颜李学派”。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学者。明亡后，遍游北方各省，考察山川形势，提倡经世致用。

1917年夏，毛泽东和同学萧子升徒步湖南中部诸县乡游学旅行。在赴安化县城途中，他们看到一座乐善亭，亭中的柱子上贴有一副红纸楹联：“刘为兄，张为弟，兄弟们，分君分臣，异姓结成亲骨肉；吴之仇，魏之恨，仇恨中，有忠有义，单刀匹马汉江山。”毛泽东对这副对联很感兴趣，把它抄在日记本上。（江东然：《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主力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正当他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许多干部和群众反映了一个严重情况：一个多月前，刘志丹、杨森、杨奇等大批陕北根据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党中央、毛主席正确处理。毛泽东听了这个反映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王首道：《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对干部的培育和关怀》，《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刀下留人”，比如在关键时机请求人家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不要做得太绝。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孔明挥泪斩马谡，周鲂断发赚曹休》。

1936年春，红军渡黄河东征抗日。冯雪峰带领一个工作组，有一次在征战中迷路走失，十多天才返回。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开着玩笑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武在平：《巨人的情怀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书生不会打仗”，见《三国演义》第八十三回《战猇亭先主得仇人，守江口书生拜大将》。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就联合战线，致信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信中说：“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覆巢之下，将无完卵”，鸟窝打翻了，不会有完整的鸟蛋。比喻一旦整体覆灭，个体便不能幸免。典出南朝宋代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言语》：“孔融被收，中外惶怖……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否？’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回《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

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就国共两党合作事，致信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同盟会、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先生。信中说，国共合作，“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55页。）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两股势力，合久了就会分，分久了就会合。比喻这世上的万事万情，在时间上、空间上总是有变化的，时而在一起，时而又要分开。这句话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源自《三国演义》第一回开篇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就促进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事，致信时任国民党绥远省省主席傅作义。信中说：“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箭在弦上”，常与“不得不发”连用，比喻事情已经到了不得不做或者话已经到了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二回《夺冀州袁尚争锋，决漳河许攸献计》。讲曹操取冀州，俘陈琳。操谓之曰：“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

1937年7月，毛泽东写作了《实践论》这部重要著作。他在文章中说：“《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又说：“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288页。）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老虎窝里去，怎么能捉得小老虎？比喻不冒危难，就不能成事。现也用来说明不经历艰苦的实践，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不能取得重大成就。见《后汉书·班超传》，原作“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此处或系源自《三国演义》第七十回《猛张飞智取瓦口隘，老黄忠计夺天荡山》：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比喻头脑灵活，点子多而快，一想一个计谋。见元杂剧纪君祥《赵氏孤儿》第二折、马致远《汉宫秋》第一折。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话时，把国共合作分为三段，第一段两党合作，第二段两党分裂，第三段是两党又合作。他说：“按照中国古书《三国演义》——你们看过吗？那里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全场大笑）过去分了十年，现在又合起来。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中国老年》杂志1995年第4期，第11页。）

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作《永久奋斗》的报告。他对来到延安的各地青年们说：“你们到延安来，就有人不准，把你们捉起来，你们到这里来是很辛苦的，是‘过五关斩六将’才来到延安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过五关斩六将”，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

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在文中，他就当时中国的形势说：“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他们的论点，依然是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0页。）

“和则存，战则亡”，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讲话。他说：“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这些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57页。）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批判旧三民主义说：“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么，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1927年以后的反动，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结果。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愿今日的三民主义者记取此语。”（《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3页。）

“识时务者为俊杰”，认清当前形势的，才是聪明能干的人。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汉末隐士司马徽有一次对刘备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1940年2月，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其中指出，反共派、顽固派“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2页。）

“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指人所共知的恶毒意图。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见《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晋朝习凿齿著），三国时魏帝曹髦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司马昭，司马懿之子。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四回《曹髦驱车死南阙，姜维弃粮胜魏兵》等多处。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在谈到揭发出来的特务、坏人时，他说：“他不觉悟，不同我们合作，顽固得很，我们刀下还留不留人？我们刀下还要留人。为什么要留？为了稳定多数人，因为杀了他，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便要恐慌。”（《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作《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他洋洋洒洒地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时候，只讲光明，讲不得黑暗，这不是辩证法，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我们讲光明，同时一定要讲困难。1937年、1938年，进抗大的学生过五关斩六将，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滔滔而来，源源不断。我那时不太忙，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大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说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我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中国要独立，要民主，要解决民主问题，这些对不对？很对。有没有希望？很有希望。叫不叫光明？叫光明，十分光明，不是九分光明。但是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把延安看做天堂，这样想就错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点没有讲错，正确的方法是把延安看做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有很多缺点，我对他们说了七八条，并说你们要装进头脑里去。”（《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194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重庆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宴请许德珩及其夫人劳君展。故人叙旧，格外亲切。随后，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家听了，都会意地呵呵笑了起来。（许祖范、姚佩莲、胡东：《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见《三国演义》第一百十六回《钟会分兵汉中道，武侯显圣定军山》：“会曰：‘必须一大将为先锋，逢山开路，遇水叠桥，谁敢当之？’”

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给柳亚子信。内称：“迭示均悉。最后一信概乎言之，感念最深。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先生业已了如指掌。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置之脑后为佳”。（《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赤膊上阵”，不穿戴盔甲，光着上身便出阵作战。现比喻不顾一切地猛冲猛打，或毫无掩饰地干，常用作贬义。见《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曹操抹书间韩遂》。

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的报告。在谈到军事形势时，他说：“对敌人如果不加分析，就会像三国时曹操号称83万人马，把东吴搞得议论纷纷一样。”（《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

“曹操号称83万人马，把东吴搞得议论纷纷”，详细情形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等多处。

1949年5月2日，毛泽东约柳亚子游颐和园。他在谈到政治宣传时，对柳亚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毛泽东继续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赤膊上阵”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个典故。那是重庆谈判时，柳亚子向毛泽东提了较激进的建议。旧话重提，柳先生十分兴奋：“我一定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我要尽力做一些对人民、对政府有利的工作。”（海鲁德等：《生活中的毛泽东》，华龄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1950年2月，毛泽东在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前夕，和主将韦国清等作了谈话。在谈及要帮助越南，要帮助得好时，他指出：“我们的胜利，人家是知道的，不用自己去表示。对待人家的缺点错误，少讲‘过五关斩六将’。”（廖西冈：《毛泽东派出的第一个军事顾问团》，见《文史春秋》杂志1994年6月号。）

1952年，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称赞梁武帝萧衍之部将韦睿智勇双全。天监七年（508），司州刺史马仙琕为魏所困扰，梁武帝派韦睿去援助。韦睿到了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睿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毛泽东对这一段话批语：“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82页。）

“为将当有怯时”，原出《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初，渊虽数战胜，太祖常戒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

韦睿（442—520），南朝梁名将。久随梁武帝萧衍，以治军严整著名。

1955年1月18日，浙东前线解放军准备进攻一江山岛。在陈赓汇报中，转达了张爱萍攻一江山岛的意见，毛泽东说，“既然箭在弦上了，那就不得不发呀！”“孙子说，夫钝兵挫锐，屈力殚殆，让他们打吧。”（雷华建、王冀成：《新中国海战内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

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就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作了谈话。他说：“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有本小说叫《三国演义》，一开头就是这两句话。这也是我们过去犯错误的一条，因为老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搞不成什么事情了。”（《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1956年3月5日，毛泽东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作了指示：“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撒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9页。）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在讲话中，他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考虑，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党的安全。他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李坨：《毛泽东与中共八大》，《纵横》杂志1996年第7期，第6页。）

“天有不测风云”，常与“人有旦夕祸福”连用，比如天灾人祸难以预料，随时都可能发生。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孔明曰：‘连日不晤君颜，何期贵体不安！’瑜曰：‘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测风云，人又岂能料乎？’”此句本出自元朝无名氏《合同文字》第四折：“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写有“势如破竹”。他在讲话中说道，要“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砍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高屋建瓴的气概”。他还举颜渊、曾参、贾谊、诸葛亮、王弼、玄奘、惠能、李世民等“少年有为”的历史人物为例，指出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207页。）

“迎刃而解”，比喻处理事情解决问题很顺利。见《晋书·杜预传》：“今兵威已振，譬如砍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又见《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荐杜预老将献新谋，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1958年8月5日，毛泽东在河北安国淤村乡，听乡党委书记郭建汇报农业社的组织情况，听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汇报安国农业社大小变化过程的情况。听罢，毛泽东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又转过头问郭建：“你看过三国没有？《三国演义》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页。）

1958年，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致函毛泽东陈述心理。10月25日，毛泽东复函周世钊，信中说：“我认为聪明、老实仁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士别三日”，常与“当刮目相看”连用。士人分别才三天，就应当用新眼光来看待他。比喻进步很大。典出《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鲁）肃拊（吕）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土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奋笔疾书，赶写出了两千来字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除重新强调“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外，他还说：历史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尽管曾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写罢，他又给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封信：“写了一篇短文，请你看一下，如以为可用，请印发到会各同志。”当然，毛泽东不是单纯的乐观主义者，当时的形势也不容过于乐观。辩证法大师毛泽东深知此点。在这篇文章中，他告诫人们：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41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陈晋：《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前前后后》，《党史文献》1993年第3期。）

1959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颁发的陶鲁笳《介绍山西经验》上批语：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治愈头昏。（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可以治愈头昏”，《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引《典略》，“（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由此据说，《三国演义》第二十二回《袁曹各起马步三军，关张共擒王刘二将》，有陈琳为袁绍作讨曹操檄，而曹操读后，头风顿愈。

1965年1月9日晚，毛泽东邀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共进晚餐，并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有乔冠华、龚澎。据斯诺后来撰写的文章回忆：用毛的话来说，我们的谈话简直是“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有些方面是独特的。在交谈中，斯诺说：“你在中国进行革命，同时也使外国的‘汉学’起了革命变化，现在出现了各种的毛派和北京学派。不久前，我出席了一个会议，一些教授在争论你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作出什么独创的贡献。会后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够说明毛从未自称有过任何创造性的贡献，这对他们的争论会不会产生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回答说，‘不会有影响。那完全是相干的。’”毛笑了起来。他说，两千多年前，庄周写了关于老子的不朽著作（《庄子》）。后来出现了诸子百家，争论《庄子》的意义。最后，毛泽东送斯诺到门口，同他握了手，嘱咐他要谨慎小心，引用一句中国的格言：“天有不测风云。”（斯诺：《漫长的革命》，见《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

庄周（约前369一前280），即庄子，战国时期思想家，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他发展了庄子、杨朱学说，著有《庄子》52篇（现存33篇）。

1967年，毛泽东看了一个小报告，说王震和韩先楚一起住院时，公开谩骂中央文革。王震用手杖敲着床板骂：“武官就是管文官的事，坏事要敢顶，坏人要敢斗，无非是取下乌纱帽就是了，老子跟着毛泽东干革命时，从来就没想到要戴乌纱帽。”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风趣地说：“看来王胡子要‘赤膊上阵’了！”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王震后，说：“听说你天天骂娘，他们要打倒你呢。”王震说：“我不怕！”毛泽东笑了：“打不倒的，我保你！”（师东兵：《决定中国命运的28天——粉碎“四人帮”集团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7页。）

3、运用其中的著名诗文

1939年1月2日，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了发刊词。他指出：“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据1926年夏丏尊所译意大利亚米契斯的教育小说《爱的教育》（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记中，就录有此句。溯其出处，据宋赵与时《宾退录》所记，有青城山隐士安子顺语：“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坠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密）《陈情表》，而不坠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愈）《祭十二郎文》，而不坠泪者，其人必不友。

“诸葛亮《出师表》”。诸葛亮前后写过两篇《出师表》，这里应该是指其中最著名的《前出师表》，其文见《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驻军汉中，准备北伐。临行上此表，恳求后主刘禅励精图治、亲贤远佞。表中文句精辟透彻，诚挚恳切，似从肺腑中流出，感人至深。

“李密《陈情表》”。李密（224—287），蜀汉末年任大将军姜维主簿，太子洗马。蜀汉亡，家居。晋初，被征召去洛阳做官，再三辞谢，并且写了一篇《陈情表》，以祖母年老体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为由，恳求免召。晋武帝为之感动，准其请求。有关李密和《陈情表》，详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毛泽东评述诸葛亮“出师未捷”，见于他在若干史传上所做的眉批和密圈罗隐的诗上。一次是读《南史·梁武帝纪》（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在有关文字旁曾用红铅笔写下唐朝诗人罗隐在《筹笔驿》中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筹笔驿（今四川广元市城北筹笔乡）为古地名。传说诸葛亮率兵出征，曾驻过这个地方，并在这里运筹决策。这两句诗，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出众才华的颂扬和钦佩，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未能实现初衷，用尽其才，未能光复汉室深感惋惜。毛泽东写此批注，一方面表明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也是他内心世界的自我表露。

罗隐七律《筹笔驿》是：“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毛泽东乃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三个大圈，每句诗末都画着圈，在第一句旁画着曲线，从第三句开始一路密圈到底。

罗隐（833—909），唐末文学家，字昭谏。颇有文才，因讥刺时政，十考进士而不中，逐改名为隐。散文集有《谗书》，鲁迅说它“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记得有一次，我在毛泽东那里谈完工作后，说到陈云主持中财委的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很有勇气去干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就是他力主要做的，结果很快成功了。毛泽东听后说，陈云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接着，他顺手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能”字。毛泽东善于用典故抒发思想和情感。在这里，他是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来赞扬陈云的理财之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结论发言。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页。）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竭尽忠诚，不辞劳苦，到死才止。原句见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汉晋春秋》所引张俨《默记》的《后出师表》：“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但《三国演义》第九十七回《讨魏国武侯再上表，破曹兵姜维诈献书》所载《后出师表》，乃改“鞠躬尽力”为“鞠躬尽瘁”，尔后多为通用。

1944年11月15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人的地方。”（《共和国领袖大辞典·毛泽东卷》，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在延安杨家湾小学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医生和老百姓结合得很好说：“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有这样的共产党员，到哪个地方就和哪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还就七大代表去传达七大精神说：“我们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态度，不当钦差大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346页。）

1953年，毛泽东指示傅连暲组织专家为林彪会诊。会诊前，叶群向傅连障指示：要给林彪作出有病的诊断结论。傅连暲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违背原则和事实，听命别人关照的习惯。他没有理会叶群的干预。专家会诊认为，林彪并无什么大病，只有一些不适症状，只要他能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坚持晒太阳、散步、吃青菜等，就可很快好转。会诊后，傅连暲据实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他还诚恳地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毛泽东劝导一下林彪。毛泽东随即抄录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赠送林彪。（冯彩章、李葆定：《红医将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曹操《龟虽寿》全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954年7月，中学放暑假，江青带着李敏、李讷来到北戴河。她们套着救生圈在海里飘荡，尽情地玩耍。为了让父亲分享她们的欢乐，李敏、李讷写去了热情洋溢的信。毛泽东回信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操到过的地方，他的碣石诗有名，可以读一读。（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9页。）

“碣石诗”，即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章《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毛泽东很喜爱曹操的诗文，在故居藏书中有四种不同版本的《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其中，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却东西门行》等诗篇，毛泽东多次圈画。大多数诗的标题前画着圈，诗中有浓圈密点。在一本《古诗源》中，作者“武帝”旁，毛泽东用红笔画着两条粗线。“武帝”下的注释：“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毛泽东逐句对此加了圈点。在《短歌行》的标题前，有红、蓝两色笔画的圈点。对诗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处，都密密地加了旁圈。毛泽东爱读《龟虽寿》和《观沧海》两首诗，不仅反复读，多次圈点，还用他那龙飞凤舞的狂草手书全诗，作为练习书法的内容。《龟虽寿》中的“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两句，有不信天命，自己掌握命运的朴素唯物论色彩，毛泽东极为欣赏。（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古诗源》，总集名，清沈德潜编。选收自上古至隋代的古诗和歌谣，其中也包括曹操父子的乐府。

《短歌行》和以下的《土不同》、《却东西门行》，均见于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短歌行》其一，全篇如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的《土不同》，系《步出夏门行》中一首。全篇如下：“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草薠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土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却东西门行》全篇如下：“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举翅万余里，行止自成行。冬节食南稻，春日复北翔。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冈。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

子桓，曹操次子曹丕（魏文帝）的字。

1956年6月，毛泽东经长江水路到达武昌，先后三次畅游了长江。三游大江之后，他欣然命笔，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5—96页。）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三国志·吴书·陆凯传》有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此句由此嬗化而出。武昌，今湖北鄂城，当时曾一度为东吴都城。另，此句也见于《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荐杜预老将献新谋，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撰写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孙中山，“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0页。）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首次到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如杜甫的《蜀相》等）和《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其中有咏曹操一首，不关四川，放在咏刘备一首之后，因连类而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958年3月7日，毛泽东来到成都的武侯祠。他先到碑亭详察了石碑，随后观看了二门和刘备殿的楹联。他对陪同的负责同志说：“你们走在前面，你们年轻，应该多看些。”武侯祠内楹联随处可见，以诸葛亮殿前清末赵藩所题最负盛名：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此联是赵藩游武侯祠时，借诸葛亮治蜀针砭时弊。此联独特新奇，不落窠臼，提出了“攻心”、“审势”两个颇有见解的问题，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毛泽东非常认真地看了此联，反复吟诵。直到晚年，他还提议让四川的负责同志好好研读此联。

当时，毛泽东要求把武侯祠的三十余副对联全部收集起采，因为武侯祠对联大都是对诸葛亮一生的总结，可为后世之鉴。（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132页。又见，《深圳特区报》1983年12月25日。）

赵藩，清末代理四川盐茶道，这首作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楹联，原本用意是规劝四川总督岑春煊从诸葛亮治蜀吸取教益。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在四川重庆乘江峡轮沿长江东下。在经过西陵峡时，有一位干部指着江南岸远处一座高耸云霄的褐色山峰，对毛泽东说：“那就是西陵峡中最有名的黄牛岩。”毛泽东顺着他指的方向望了一阵，似乎看出了点眉目，就指着顶峰石壁上的那幅“黑人牵黄牛”的天然彩画说：“那就是诸葛亮在《黄牛庙记》中所说的帮助大禹开江治水的黄牛吧？”“是的，”一位工程师说，“黄牛岩下的黄陵庙，就是诸葛亮为纪念黄牛重修的。”毛泽东笑道：“好嘛，诸葛亮在这里修庙，我们就在这里修坝。”（林一山、杨马林：《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173页。）

“黄牛庙记”，即诸葛亮的《黄陵庙记》：“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御，计事善之，于是情好日密。相拉总帅，趋蜀道，履黄牛，因覩江山之胜，乱石排空，惊涛拍岸，敛巨石于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顺遵其道，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致此耶！仆纵步环览，乃见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峦如画，熟视于大江重复石壁间，有神像现焉，鬓发须眉，冠裳宛然，如彩画者，前竖一旌旗，右驻一黄犊，犹有董工开导之势，古传所载黄龙助禹，开江治水，九载而功成，信不诬也。惜乎庙貌废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开江，不事凿斧，顺济舟航，当庙食兹土。仆复而兴之，再建其庙号，目之曰黄牛庙，以显神功。”但此文并不见于陈寿所上诸葛亮集目录和裴注所引诸书。又，南宋范成大称，“黄牛峡上有治川庙，黄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庙在大峰峻壁之上，有黄迹如牛，一黑迹如人牵之，云此其神也”。

据《太平寰宇记》：“黄牛山，盛弘之《荆州记》云：南岸重镇垒起，最大高岸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犹分明。此岩既高，加以江湍迂回，虽途径信宿，犹望见之。行者歌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1958年4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圈阅了唐宋明朝诗人歌咏四川的一些诗词，印发给到会人员。本日选编为《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和《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其中有咏曹操一首，不关四川，放在咏刘备一首之后，因连类而及）》。其中涉及三国史事的，唐五代时人写的诗词有：杜甫的《蜀相》（咏诸葛亮）、《登楼》（咏刘禅）、《咏怀古迹》（四）（咏刘备）、（五）（咏诸葛亮）；李商隐的《武侯庙古柏》（咏诸葛亮）、《筹笔驿》；罗隐的《筹笔驿》（咏诸葛亮）。明朝人写的有：李延兴的《读贾谊王粲传》（咏贾谊、王粲），杨慎的《武侯庙》（咏诸葛亮），吴骐的《汉昭烈》（咏刘备），陈恭尹的《邺中》（咏曹操）、《蜀中》（咏诸葛亮）。（林一山、杨马林：《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173页。）

《蜀相》（杜甫）：“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登楼》（杜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咏怀古迹》（四）（杜甫）：“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咏怀古迹》（五）（杜甫）：“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武侯庙古柏》（李商隐）：“蜀相阶前柏，龙蛇棒閟宫。阴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大树思冯异，甘棠忆召公。叶凋湘燕雨，拔拆海鹏风。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谁将出师表，一为问昭融。”

《筹笔驿》（李商隐）：“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

《筹笔驿》（罗隐）：“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读贾谊王粲传》（李延兴）：“白发悲王粲，青春羡贾生。万言辞慷慨，一赋气峥嵘。吊屈心犹壮，依刘恨未平。怀贤坐长夜，耿耿若为情。”

《武侯庙》（杨慎）：“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旧业未能归后至，大星先已落前军。南阳祠宇空秋草，西蜀关山隔暮云。正统不慙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

《汉昭烈》（吴骐）：“名儒卢郑久周旋，正值黄星受命年。龙种已移三统历，蚕丛还辟半隅天。金瓯付讬耕莘佐，玉几弥留顾命篇。一代英雄生死际，铜台遗令最堪怜。”

《邺中》（陈恭尹）：“山河百战鼎终分，叹息漳南日暮云。乱世奸雄空复尔，一家辞赋最怜君。铜台未散吹笙伎，石马先传出水文。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

《蜀中》（陈恭尹）：“子规啼罢客天涯，蜀道如天古所嗟。诸葛威灵存八阵，汉朝终始在三巴。通牛峡路连云栈，如马瞿唐走浪花。拟酹昔贤鱼水地，海棠开遍野人家。”

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写成七律二首《送瘟神》：

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105页。）

华佗是《三国演义》里提到的东汉末年一个神医。

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中说：“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原）、宋（玉）、贾（谊）、枚（乘）唱反调，索然无味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

曹植（192—232），曹操第三子，曹丕弟，以文思敏捷、下笔成章著名。曹丕做魏皇帝时，曾封他为东阿王，后又改封陈王，因其死后被谥为“思”，所以也通常称他陈思王。其故事在《三国演义》里见于第七十八回等多处。

1959年9月，邵华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毛泽东与她谈文学，谈历史比较多。有一次，毛泽东问邵华喜欢曹操父子二人谁的诗。邵华说她喜欢曹植的诗，毛泽东则说他喜欢曹操的诗。他认为，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喜欢曹操的《龟虽寿》、《短歌行》、《观沧海》等篇章，还把其中一些词句写出来，加以解释。（邹爱国：《毛泽东的后人们》，见《中南海内外》，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250页。）

1961年前后，毛泽东读《南史·王僧虔传》：“时有前将军陈天福，坐讨唐寓之于钱唐，掠夺百姓财物弃市。先是天福将行，令家人豫作寿冢，未至东，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禄大夫刘镇之，年三十许，病笃，已办凶器，既而疾愈，因畜棺以为寿，九十余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批语：“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工作时，同舒同（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讨论齐国的历史和曹植封东阿王、陈王的事，便随口背诵起谢庄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乃清兰路，肃桂苑。腾吹寒山，弭盖秋阪……”接着评价说：“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是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陈晋：《毛泽东谈文说史，不废婉约》，《隙望》杂志1991年第1期。）

陈王，即曹植。赋中“应刘”是指应瑒、刘桢，他们都是“建安七子”里的人物，也都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因得传染病而死。

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的私人秘书胡乔木写信，劝对方安心休养。信中说：“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5页。）

“盈缩之期”，见曹操《龟虽寿》：“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1971年10月16日晚9时许，周恩来和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等，到毛泽东住处汇报接待将于10月下旬公开访华的基辛格一行的方案。毛泽东一见熊向晖，就笑眯眯地问：“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熊向晖也笑着说：“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毛泽东打趣地问：“现在知道了吧？”熊向晖说：“现在当然知道了。”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他又连连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还念了唐朝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毛泽东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95—296页。）

杜牧的“折戟沉沙铁未销”七绝诗的题目是《赤壁》。

1975年的一次，毛泽东让芦荻读王粲的《登楼赋》。毛泽东说，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为统一事业作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曾避乱荆襄。后降曹，封关内侯。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四十回。“王粲的《登楼赋》”，传称是他避难到荆州依刘表时，登当阳城楼所作；另一说是他随曹操南征，路经当阳（今湖北当阳北），在城北楼所作。

《登楼赋》共分3节，其第一节是：“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揽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1975年5月29日夜晚，明月高悬。毛泽东居住的乳白色平房，笼罩在皎洁的月光中。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怀着异常兴奋、激动的心情，第一次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见了她，高兴地说：“啊，四八年参加革命的，参加过抗美援朝！”接着又微笑着问她：“你大概喜欢秋天吧？”芦荻一时不知所对。毛泽东爽朗地笑了：“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芦荻把这首诗背诵给毛泽东听，毛泽东也铿锵有力地吟诵了这首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芦荻才明白了，毛泽东是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幽默地说到她的名字，使她在这样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中，把紧张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

夜渐深了，毛泽东回到卧室，还在读《昭明文选》。（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西塞山，在今湖北黄石长江附近，为当时重要江防要塞。“王濬楼船下益州”又作“西晋楼船下益州”。王濬（206—285），西晋名将，咸宁五年（279）冬，参加伐吴，率水军由长江东下，直取建康（今江苏南京），首先接受吴主孙皓投降，立下灭吴首功。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毛泽东曾在唐朝罗隐《王濬墓》：“男儿未必尽英雄，但到时来即命通；若使吴都犹王气，将军何处立殊功”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两个大圈，头两句诗旁画有密圈（见张贻玖《毛主席和诗》）。

1975年8月下旬，毛泽东和张春桥在有次谈话时，提及到唐朝刘禹锡的一些诗。“喜欢读诗吗？”毛泽东问。张春桥笑了笑：“偶尔也读点，但经常读的是主席的，公开发表的大多都会背了。”说着背了几首。“会背《西塞山怀古》吗？刘禹锡的。”“看过，背不下来。”毛泽东用手击着床帮子，铿锵有力地吟诵起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主席的记性真好！”毛泽东沉思地说：“中唐的刘禹锡，是个唯物主义者，忧国忧民，立志革新，最后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中国这片土地，人事沧桑变迁，惟有事业永留。他遭贬后过上了流放生活，还写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的诗句，你们行吗？”张春桥低头不语。毛泽东长叹一口气，挥起无力的手晃动了一下，说：“文化大革命可能要失败，你们要准备被人请上断头台。还是刘禹锡说得好呵：‘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不知你们有何感想，让文元写篇文章，怎么样？”（师东兵：《决定中国命运的28天一一粉碎“四人帮”集团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384页。）

毛泽东很爱读刘禹锡的一些咏史诗。对其《蜀先主庙》（五律）一诗：“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批注：“略好。”（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91页。）

“蜀先主庙”，先主，即刘备。此指三峡夔州（今属重庆市）蜀先主庙。

汉朝著名女诗人蔡琰写自己悲惨身世的《悲愤诗》，描述她从战乱中为胡人所掳，到归汉时的母子别离，写得情真意切，凄楚动人。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大圈套小圈，标题后连画了三个小圈，表示了对这首诗的重视。他对这首诗的最后几句：“……竭心自勉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每句都画着圈，诗旁加了密圈，天头上也画着一个大圈套小圈的标记。他还将此诗批送给别人阅读。对诗末编者的注释“……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由情真，亦由情深也”等句旁，他都画着曲线。毛泽东对注释中评价这首诗的圈画，无疑是表示同意的一种态度。对另一本《古诗源》中的这首诗，以及蔡琰著名的《胡笳十八拍》，毛泽东也画有圈点。（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蔡琰，即蔡文姬（应为蔡昭姬，因避司马昭名讳改），大学者蔡邕之女，东汉著名诗人。东汉末大乱，她被掳至北方，为南匈奴左贤王之妻。后曹操以千金赎还。代表作有《悲愤诗》，相传《胡笳十八拍》亦系她所作。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见于第七十一回等处。

第二卷　毛泽东品评《红楼梦》

第一节　毛泽东与《红楼梦》的故事

《红楼梦》是毛泽东读过很多遍的一部古典小说。他对《红楼梦》的评价之高，是古今任何一部小说难以比拟的。毛泽东说，《红楼梦》是一部好书，要精读它。他欣赏《红楼梦》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给了它很高而又是恰如其分的定位。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他在谈《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一节中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7页。）

他说得很幽默、风趣，但也洋溢着对《红楼梦》的高度评价：我们中国——人口众多：1956年，我们已是6亿人口的大国，名列世界第一；历史悠久：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这也是世界无与伦比的古国；与之可以并列的，却只有一部《红楼梦》……。遍被华林，它所沉淀的中华灿烂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也是世界罕有的名著。

毛泽东生前还曾说过，中国的学者们对《红楼梦》的评价不高，还不如英国的一位教授。那位英国教授认为，《红楼梦》（其作者曹雪芹）超过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管桦：《曹雪芹会哭泣吗》，《今晚报》1994年9月13日。）

《红楼梦》确是可以为中华民族骄傲的。毛泽东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红楼梦》，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对红学的阐述和研究，也是对人类世界的一大贡献。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文字、语言极其熟悉，随手捡来，恰到好处。在他的文章、书信、讲话中，从《红楼梦》中引用了不少俗语、成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还注重于《红楼梦》的研究，于若干学者的红学著作颇生兴趣，如俞平伯、李希凡、蓝翎、吴世昌诸先生的论红之作，这都有利于认识毛泽东和《红楼梦》的主题。

据毛泽东的警卫战士回忆：毛主席看过的书，都能记住详细情节。比如《红楼梦》，里边那么多人物，一般人看过以后，一些次要人物就忘记了，主席却连那些不起眼的小丫环的名字都记得。有时给我们讲事情，常举《红楼梦》里的例子，还告诉这是在第几回里，照书去查，从来一丝不差。（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

“不动笔墨不读书。”毛泽东终生保持着自青少年时代起便养成的读书的良好习惯，在书上批批改改。现所知的，就有一部5000余字的《红楼梦》眉批；他喜欢在书上圈圈点点，见存的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在字里行间，就画了许多圈圈。

据徐中远说：毛泽东曾多次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我国古典小说中，他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

“毛泽东与《红楼梦》”是一个大题目。它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多元价值。本书只能是部分，而且还多是片言只语，但也可蠡测到他与《红楼梦》认识、解析和运用的力度。这也是毛泽东为20世纪中华文化圈作出的卓越贡献。

1、读得最多的书之一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开始看《红楼梦》的？

从现有文字记载了解到，他看《红楼梦》，比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同类小说都要迟些。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毛泽东少年的乡邻，没有《红楼梦》藏书。民间通常收藏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谓“家里藏书不须多，只需《水浒》和《三国》。”（二）《红楼梦》文字曲折缠绵，辞藻丰富华采，不易为少年接受和阅读。但是，善于思考、更善于联系现实生活的毛泽东，当他走出韶山冲，接触到《红楼梦》，他就不断产生出新的思维。

大概在辛亥革命后长沙求学期间，他已经在读《红楼梦》了。此后不久，他就已将《红楼梦》当作历史在读了。他说：“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毛岸青、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说：“《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爸爸在少年时代就看过。”由此看来，毛泽东在1913年到长沙读书前后，就已经对《红楼梦》产生了兴趣。（《大地》杂志1995年9月号。）

“练达世情皆学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00页。）

这是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讲堂录》修身课所记，参见《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原句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1916年前后，远东运动会全国预备会在上海举行。湖南派了7名代表参加，其中第一师范占了3名：贺果、陈绍休（赞周）、彭道良（则厚）。那天晚上10点钟，贺果等人在长沙大西门外码头搭乘轮船赴上海。起航前，毛泽东匆匆赶来，送来一部《红楼梦》，让他们在船上消磨时间。（林木森：《咱们领袖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当上井冈山前夕，毛泽东该是深谙《红楼梦》了。在山上，他与贺子珍谈论《红楼梦》，说“《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发前人之所未见，那也是20年代初期俞平伯、顾颉刚等学者讨论《红楼梦》所未涉及的。他对《红楼梦》已形成了独特的见解。

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毛泽东曾谈论《红楼梦》。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他也和作家及干部解说《红楼梦》。

1940年6月初，毛泽东来到前来延安的茅盾窑洞里交谈。据茅盾回忆说：“这一次他和我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据丁玲回忆：毛泽东比较喜欢中国古典文学。1942年在延安时，“他常常带着非常欣赏的情趣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词，谈小说则是《红楼梦》。那时他每周去红军大学讲唯物辩证法，每次他去讲课，警卫员都来通知我去听。在露天广场上，他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事为例，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听课的人都非常有兴趣。”（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李白（701—-762），唐朝诗人，有《李太白文集》。

李商隐（812—858），唐朝诗人，有《李义山集》。

韩愈（768—824），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昌黎先生集》。

1943年6月，邓宝珊（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由榆林赴重庆，路过延安，受到欢迎。毛泽东和他作了几次长谈。他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里书架上有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临行前夕，江青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在1947年转战陕北、山西期间，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烛光摇曳，在毛泽东那线条柔和的面孔上闪耀。窑洞里静悄悄的，偶尔响过翻书页的沙沙声。李银桥端了新换的茶水，蹑手蹑脚走到桌旁，轻轻地、轻轻地放下杯。他眨眨眼，还是那本《红楼梦》。

近十几天，毛主席每天下乡搞调查。除重大战役决策，日常工作全交给了周恩来。晚上回来，便一屁股坐到办公桌后再也不动。不错，他写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指导全党、全军的方针性文章；但他也拿出极大精力去研读《红楼梦》，常常通宵达旦。（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239页。）

1952年，毛泽东重点帮助女儿李敏提高中文水平，他还指导李敏读《红楼梦》。李敏惊异地发现，爸爸的记忆力竟然那么好，《红楼梦》中的好多段落，他都背得上来。林黛玉所写的诗，他全部能背下来。原来毛泽东已看过《红楼梦》不下5遍。（王行娟：《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70页。）

1954年，毛泽东读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对书中提到《红楼梦》里所说的“胭脂米”考证很感兴趣。（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1958年，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在接受访问时谈及毛泽东：“他把重点放在读古书上。首先要标点的是《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我去过他的卧室书房，他睡的床上一边都是摆的线装书，厕所的凳子上还摆有线装《红楼梦》。”（张素华等：《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5—76页。）

李锐又回忆道：1958年南宁会议不久的一天晚上，他奉召到丰泽园毛泽东的住所，漫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稿等。待上卫生间时，看到一张方凳上放着翻开的线装《红楼梦》一书，可见他此书经常随身，对其之厚爱。（《大地》杂志1995年2月号。）

1959年冬，毛泽东带读书小组到杭州。临行前，他把管理图书的逄先知叫来，开列出要带的一大批书的目录。尽管带来不少书，但仍远远满足不了他读书的需求。为了毛泽东读书方便，他们又从杭州图书馆借来了800多册各种书籍，其中有《隋唐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3页。）

2、经常提到《红楼梦》及其人物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山城接见了一批“小民革”（即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从吃晚饭时谈起，共谈了10个小时。这次，毛泽东兴致很高，开怀畅饮，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毛泽东的这种以古寓今，风趣横溢，妙语连珠，在场的人听得都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忆毛主席在重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350页。）

据跟随毛泽东的警卫排长阎长林回忆，1947年，在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毛泽东充分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时间，在行军路上学习。他对战士们说：“你们的文化低，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小说的内容很丰富，有政治，有军事，有文化，有生活。看小说不仅能够增长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也能够提高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接着毛泽东就由《水浒传》讲到了《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什么借东风、七擒孟获、大观园等，说得生动有趣。“借东风”、“七擒孟获”，都是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故事。（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186页。）

“大观园”，见《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动诸宾》等多处。

毛泽东对在中南海的警卫部队文工团队员很关心，常为小战士们讲解国内外的重大问题，耐心地解答大家的提问。1954年，有一次，毛泽东问在文工队工作的胡敏珍：你在读什么书？胡敏珍回答：正在读《红楼梦》。毛泽东告诉胡敏珍说，他已经研究过好多遍这部书，让大家也认真地读一读。当时，毛泽东还问胡敏珍：“知不知道刘姥姥这个人物？”“刘姥姥是什么阶级出身？”（李树谦：《毛泽东的文艺世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1955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休息期间，周恩来将爱新觉罗·戴涛介绍给毛泽东：“这是戴涛先生，溥仪（即清朝宣统皇帝，中国最后一位君主）的叔父。”毛泽东听到介绍后，同戴涛热情握手。他在问起戴涛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情况后，最后指着身旁的周总理，风趣地对戴涛说：“我是《红楼梦》里的老夫人，不大管事，他才是掌家的，有什么事可以找他。”（揣振手：《万方乐奏》，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红楼梦》里的老夫人”，即贾母、史老太君，贾政、贾赦的母亲，贾宝玉的祖母。贾母最先出现于该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959年7月4日，在庐山，毛泽东对王任重、刘建勋和梅白说：“我今天有一点点空闲，请你们三位与我共进晚餐如何？”他们三人当然很高兴。席间，毛泽东兴致很高，除说了国际国内的一些事以外，还谈起诗和《红楼梦》。（许祖范等：《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据邓绍基回忆，到20世纪60年代初，又听一位同志说，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红楼梦》描写四大家族的见解。对此，在我们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说《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的兴衰，是符合这部小说的实际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红楼梦》中写有贾、史、王、薛四个贵族家庭，但主要描写的是贾家，即荣、宁二府，因此不妨把毛泽东同志的见解理解为《红楼梦》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个贵族家庭的兴衰。持这种看法的同志还猜度，毛泽东同志所说“四大家族”带有即兴发挥的成份。因为据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发表这个见解时，在座的人中有《中国四大家族》的作者。毛泽东同志对着那位作者说：你写了一本《中国四大家族》，我看《红楼梦》也是描写的“四大家族”。（邓绍基：《毛泽东与他的古今读书法》，《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6日。）

3、《红楼梦》“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

1938年10月，在延安，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和大家一块，在院中散步闲谈。毛泽东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不看完这三本书，不算中国人。”贺龙连忙说：“没看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毛泽东问徐海东：“海东同志，你可看过这三本书？”徐海东老实回答：“没看过《红楼梦》。”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徐海东把这次玩笑牢记在心，后来他生病时，在病床上读完了《红楼梦》。（张麟：《一代名将》，《中华英烈》杂志总第27期。）

1944年夏末秋初，毛泽东和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谈话。张汉武汇报了参加革命后，1934年才开始学习，说自己现在还只能算是一个半文盲。毛泽东说：“不是半文盲，也不是高级知识分子，说中等知识分子比较合适，你要抓紧学习，我们都要学习。我每天除工作外，就是读书。你看过《红楼梦》没有？”张汉武回答：“没有。”毛泽东就说：“你想办法找那部书看看，对你来说很有用，那部书好！你可以练习写东西，还可以看看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你从懂事就念书，稍大点就参加革命，虽然接触社会，但不多，要看看书。”（张汉武：《终生难忘的幸福会见》，《陕西文史资料》第7辑，1980年版。）

在陕北行军到西柏坡，毛泽东又和警卫战士讲解《红楼梦》。

1947年10月，在瓦窑堡北边大川行军，阎长林说警卫员伍银岭会讲《红楼梦》。毛泽东听了，猛然扭回头，表现出极大兴趣：“是吗？小伍！《红楼梦》你读过几遍？”伍银岭说：“看过一遍。”毛泽东笑着摇头：“只看过一遍，没有发言权。”他将大手一伸，张开五指，“要讲，起码得看三五遍。”他环视左右，问：“还有谁看过《红楼梦》？”大家都摇摇头，毛泽东嘿了一声：“不行哟！要看，你们都要看看《红楼梦》。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

有一次，毛泽东问卫士李银桥：“你读过《红楼梦》没有？”李说：“没有。”毛泽东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既然有阅读能力，不可不读《红楼梦》，不读就不懂中国的封建社会。读一遍也不行，最少看3遍，不看3遍没有发言权。”（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他读《红楼梦》，对周围工作人员说：“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同时期，他还读了一些有关《红楼梦》研究的著述，如周汝昌、俞平伯的“红学”著作，以及青年学者的同类论文，如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并由此点燃了一场全国范围内上层建筑对旧红学的批判。这在《红楼梦》和其他古典文学圈子里也是史无前例的。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汤沛回忆：1954年，“一次吃饭时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他书籍。’并进一步教导我们，‘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主席兴趣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这些书中的某些片断和情节以及它们的意义。周末的晚餐桌上成了他老人家考我们的场所。当然这也是我们增长知识的场所。”（《中华儿女》杂志（国内版），1995年第9期，第12页。）

1954年3月l0日，毛泽东在杭州休息时，有一天爬山，他游兴很高，一边爬一边与身边陪同的同志谈笑风生。他对身边的摄影师侯波说：“你现在看什么书啊？”侯波说：“《红楼梦》。”看得懂吗？”侯波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已经好几年，人熟了，说话也就比较随便，她随口答道：“看故事呗。”毛泽东对她的回答没有直接表示肯定或否定，说：“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侯波说：“我一遍还没看完哪。”“一遍没看完也没关系，”毛泽东看了看身边其他同志，又接着说，“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权延赤：《领袖泪》，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从来关心身旁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1955年，有一次，毛泽东在火车上问卫士李连成：“小李，你来的时间不算短，半年多吧？”李连成说：“10个月了。”“我说话你还听不懂吗？”“能听懂。”毛泽东说：“说明你不是听不懂话，而是学习少，没看过书，《聊斋》没看过，《红楼梦》没看过，《三国演义》也没看过。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你应该去学习学习啊！”（权延赤：《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1955年的又一天，毛泽东问警卫员葛来亮：“来亮，你在看什么书？”“在看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葛来亮说。毛泽东说：“我国的三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你看过吗？”葛来亮老实回答：“没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三部书，不看它3遍太遗憾了。”继而又说：“要学点历史、哲学、辩证法，不懂历史，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就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工作起来就不自由。”（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

也是1955年，毛泽东在广东珠江游泳休息时，问薛焰（广东省公安厅长）：“最近读过些什么书？你看过《红楼梦》吗？”薛焰回答：“这是本文艺书，我是搞公安的，没有看过。”毛泽东便认真地说：“搞公安的就不要看？你知道那里面有多少人命案子呀！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应该看看。你最少要看上5遍才能搞清楚。”“这里面有你们学习的。书内有四大家族，你知道吗？”（《广州文艺》杂志1977年5月号。）

1955年春，那天在浙江绍兴东湖农场小憩时，大家一直兴致勃勃地谈鲁迅。不知谁说了句“鲁迅说过贾府里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话，于是又勾起了毛泽东谈《红楼梦》的兴趣。几个人便围在毛泽东身边，谈起《红楼梦》来。

“小谭，你读过《红楼梦》吗？”毛泽东突然转身问默默站在旁边的谭启龙。

“在战争时期读过一遍。”谭启龙说。

“噢，那你还没有资格参加议论。”毛泽东伸出一个巴掌，“你得读5遍！不读此书不能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这部书可不是一般的文艺小说，而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里面有好几条人命哩。”

类似与谭启龙的这段谈话，此前此后，毛泽东都多次对许多人讲过，足见他对《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名著的喜爱和推崇。（李约翰、镡德山、王春明：《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1955年夏，一天，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后，毛泽东问身边的张玉生：“近来看什么书？”张玉生回答：“看政治书，也看小说。”毛泽东说：“看文学作品很好，要多看些文学方面的书。文学方面的书包括很广，知识很丰富，里头反映社会情况，里头有历史，有风俗习惯，还有各种人物。你要多看嘛！多看会使你聪明，对社会了解得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要看《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要吸收其中的好东西。”（《光明日报》1977年9月6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又曾多次提及《红楼梦》。1964年，毛泽东在谈到学校出试题事时，他风趣地说：“我主张先出一些题公布，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对《红楼梦》出20个题，如学生能解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很好，有独见，可以打100分；如果20题全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独见的，给50分或60分。”（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38页。）

他还要高级将领读《红楼梦》，再次发出号召：“《红楼梦》最少要读5遍。”毛泽东自己就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5遍”。他说，只有读5遍，才能懂。他曾经说，读《三国演义》或《水浒》要读3遍才能懂。《红楼梦》竟还得增读两遍。足见这部小说有丰富的内涵、深厚的文化。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读得最多的一部书就是《红楼梦》。后来他又说：“《红楼梦》我都读过十几遍了，有的地方还是没有看懂。”真是学无止境啊！

4、亲自发动并领导《红楼梦》大辩论

195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了全国性的关于《红楼梦》的辩论和讨论。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论和研究《红楼梦》这个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由是，它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极为深远的影响。如使《红楼梦》这部中国伟大的古典文学名著，第一次广泛地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且影响国外，为弘扬民族文化、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促使很多的人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致使像与《红楼梦》研究有关的批判，已出现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现象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而将学术争论和政治斗争两个本质不同的范畴混淆一谈。它所造成的后果，不仅践踏了学术尊严，也使得政治斗争庸俗化，对于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文化繁荣也是不利的。

1/毛泽东读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据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一文说：

研究《红楼梦》的著作中，毛泽东圈画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毛泽东认为，这本书“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的态度”、“《红楼梦》底风格”两节，对这两节圈画最多。

如在“作者的态度”一节中，作者俞平伯写“《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一句旁，粗粗地画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画上了竖道，而且还画上了问号。

“《红楼梦》底风格”这一节，毛泽东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画了7-8个问号。如果说一个问号是表示毛泽东对原著的一个疑问，或者是毛泽东认为的一个错误之处，那么，这一节中毛泽东有疑问的或者认为有错误的地方，就有30多处。比如，就在这一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画下两条粗道，然后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作者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红楼梦》的极高评价是相悖的。

俞平伯著的这本《红楼梦辨》最后的附录，毛泽东也都看得很细。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似乎隐隐说前书（指《记红楼复梦》）是‘寓意诅人’，是有‘违碍忌讳字句’的，虽不明说，却在对面含有这类的意思。这也可谓是妙解。可见《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的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

这一段文字，每一行毛泽东都用铅笔画上了道道。这段话，原书一共4行，在4行的顶部，还画了一横线，横线上还画了一个大问号。这问号、道道，与前面的意思一样，至少是说明毛泽东对作者的这种说法是不赞同的。（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俞平伯《红楼梦辨》，系1923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全书共3卷，70篇。本书是作者与顾颉刚于1921年4月到7月之间通信讨论《红楼梦》的有关文章的结集。建国以后，作者始将此书修正后重新付刊，由棠棣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全书原有3卷，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并为上、中两卷。此外，下卷有一篇是1948年写作的。作者并改其书名为《红楼梦研究》。毛泽东所看到的，应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辨》。该书里收有上文提到的《作者的态度》、《红楼梦的风格》两节。

2/由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到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135页。）

据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一文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所提到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1954年第9期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篇是《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上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都是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评论的观点的。毛泽东都详细阅读过，差不多从头到尾作了圈画，一些地方还写了批注文字。

他在批语中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还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21岁，一个26岁”；在文章的四五处，毛泽东也画了问号。（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此外，《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在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出版的《<红楼梦〉评论集》一书时，作者还写了一篇《补记》：此文是1954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期间在通县写成的。当时手头材料很少，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手边只有他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和别人文章中转引的胡适关于《红楼梦》的一些看法和材料。过去虽然读过，但当时却没有借到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所以也就不可能凭印象看出他们当时在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上的一致，只是初步感觉到他们对《红楼梦》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因而我们文章中的个别判断是有缺陷的，没有从政治上准确地击中要害。等到批判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将要开展起来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借到《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辨》，进而发现了更多的问题，特别是看到了他们当时在政治态度和学术观点上的一致。我们把这时的看法写成了《走什么样的路？》。这次修改，除了文字上的校订外，对个别问题的看法也有所修改增补。）

又据李希凡自己回忆：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我曾从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他保存的毛主席对我们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文的批语。涉及到文章内容的，主要是《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的一些看法，有以下3条：

（一）在《评<红楼梦研究〉》的第二节，我们谈到贾府衰败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个论断：“关于贾氏封建贵族家庭衰败的问题，这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贾氏的衰败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着的，它表明着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贾氏的衰败就不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原因。”

毛主席在这两段文字旁边做了细密的圈点，并加了一句批语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二）在文章的同一节里，我们谈到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破败时，讲了这样一段意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描写了这个发展规律，黑山村的租银，家存的银两，借债和抵押，都不能满足贾家的豪华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动的生活事件，强调地描写这个发展规律，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抄家，这倒是个别的、偶然的原因，并不是官僚地主阶级覆灭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在这些分析旁边作了疑问的标记后指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三）在文章的第三节，我们讲到俞平伯先生对文艺批评的见解时，曾引用了他的原文：“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我们说，俞平伯先生的这种认为文学批评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只凭主观好恶的看法，是违背文学的阶级观点的。

毛主席对这段话的批示说：“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6页。）

1954年10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10月24日全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的情况。该会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一部分古典文学研究者担心今后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这点，适当作了解释。报告说，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旨在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又说，这次讨论不应该只停止在一本书、一个人上面，也不仅限于古典文学范围内，要发展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领域，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阅读该报告后批示：“照办。”（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又谈到了这件事，说：“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1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3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1—162页。）

据邓绍基回忆：他是在195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参加的第一个集体科研项目就是《红楼梦》研究。那时他就听一位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是否是新人的萌芽这个问题，可予讨论。当时所内的一批同志大抵认为，从贾宝玉形象的思想性格还不能构成新人萌芽说。与此有关，《红楼梦》也难以称之为“市民文学”。（邓绍基：《毛泽东与他的古今读书法》，《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6日。）

又据李希凡回忆：1956年，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当胡耀邦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刻幽默地说：“他，我认识，他和贾宝玉很熟嘛！”（《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又提到了这件事：“自从去年11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剧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5、读到老，说到老，用到老

据阿成文：毛泽东对《红楼梦》推崇备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视察南方时，把一部刚刚阅读并批注过的《红楼梦》，赠送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柯又转交给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嘱咐他仔细研究，妥善保管。石西民深知此书的价值，视为至宝，一直妥为珍藏，秘不示人。

“文革”中，石西民在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最大，石西民被拉去到处游斗，家中也多次被抄，这部毛注《红楼梦》也就从此不翼而飞，下落不明……

苏州市沧浪艺术社社长马汉民偶然得知此事，怦然心动，立即联想到七八年前听说的一桩事。

马汉民是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他与学会的副会长、北京图书馆研究员路工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相从甚密。七八年前的一次闲谈中，路工偶然讲起了关于毛泽东批注的《红楼梦》的一段珍闻。1957年夏的一个下午，路工当时还是中央文化部书访专员，他在康生家中正好看到了毛泽东批注的《红楼梦》，爱不释手，对其中鞭辟入里的批注十分赞赏和喜爱。他借回家仔细研读，且找来相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红楼梦》，毫无遗漏地抄录下海一个字、每一个标点和每一个批注记号。因此，世上又留下了一部手抄的毛注《红楼梦》。

1994年4月，马汉民一个长途电话挂到北京路工的家中，提醒老人，深藏在他家中的手抄毛注《红楼梦》已经成为“孤本”，请求一阅。路工慨然应允。

马汉民复印了该书上所有毛注。在第六回结尾的“校记”下，毛注有“一九五四年九月记”的字样。据初步统计，毛泽东的批注在全书（此处指八十回本）不下于五六千字。

马汉民的文章发表后，学术界认为，手录的毛泽东《红楼梦》批注，是关于毛泽东红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学术价值极高。

毛注《红楼梦》原本至今下落不明。马汉民推测，可能已被抄家的年幼无知的“红卫兵”毁弃了，也可能隐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摘自《文化娱乐》杂志1994年11月号）

1962年春，当时还在英国伦敦教书的吴世昌，在新加坡的《南洋商报》发表了《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长文，文有新意。《光明日报》曾在其出版的内部刊物上全文转载。4月14日到21日，又在该报《东风》副刊选登了其中两节《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并在文后加以说明。毛泽东看了两文，连文后小注也看了，蛮有兴趣。他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其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便要去了刊登全文的内部刊物和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英文版。（《新闻业务》杂志1984年第4期。）

吴世昌的《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一文，1961年12月3日写于英国牛津大学，全文分为《引言》、《红楼梦探源的主旨和步骤》、《关于后四十回》、《初步工作的次序》、《棠村序文的发现》、《脂砚斋是谁》、《脂砚斋是“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的叔父》、《曹氏家世和脂砚斋》、《曹雪芹的生卒年》、《结束语》等10个部分，原载《新华月报》1962年6月号。

1967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还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1969年秋，毛泽东再次观看了浙江的文艺演出，并接见了演员。在他亲切询问浙江文艺界的情况时，一个演员反映说：“现在的越剧改革，改得京不京，越不越，歌剧不像歌剧。”他认真倾听意见，说：“你唱一段老越剧给我听听吧。”演员立即唱了越剧《红楼梦》的一个唱段。他表示曲调好听，微笑着说：“调子还是高昂的嘛。再唱下去吧。”演员回答：“下面不会了。”他和蔼地说：“那你找些唱片来我听听。”他仔细调查研究，亲自审听了大量越剧音乐。（《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页。）

因为重视和嗜好，毛泽东也注意《红楼梦》的版本价值。在北京中南海书房，他收藏有多种《红楼梦》的版本，晚年还常将十多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阅读。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还让有关部门组织学者核对《红楼梦》，以期有一部最合作者原意的《红楼梦》定本问世。

徐中远写道：井冈山斗争之后的岁月、长征路上、延安时期，毛泽东有没有重读过《红楼梦》，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进城之后的50年代、60年代，直到70年代，据逄先知和我们的记载，毛泽东先后多次要过《红楼梦》。

我们多次送给毛泽东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红楼梦》，除少数的用后退给我们还有关单位外，大多数都一直放在他的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我们整理翻阅他中南海故居（包括在丰泽园住地和后来的游泳池住地）里的全部图书，从中看到，有线装木刻本《红楼梦》，也有线装影印本、石刻本，还有各种平装本，一共有20种之多。

这些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大部分大都摆在游泳池会客厅里。卧室里摆放两种：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8册），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1—32册）。我们看到，这些书有的用黑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画，有的还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这些都可以说明，晚年的毛泽东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

上述资料表明，从1964年8月18日北戴河谈话以后，又至少10次向我们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红楼梦》了。

在其他各种场合，毛泽东还多次说过：“《红楼梦》最少要看5遍。”晚年，他还常将身边放置的10多种版本的《红楼梦》对照着读。其中有的版本，他不知反复读过多少遍。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存放的《红楼梦》中，就有20多种。只有两种版本毛泽东用铅笔圈画过，一种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函8册，影印本）；一种是《增评补图石头记》（4函32册，木刻本）。这两种《红楼梦》，有不少的文字旁边，毛泽东都用黑铅笔画了道道，有的是画了圈，还有的是似断句的标点。圈画的时间大概是50年代中后期或60年代初期。除这两种版本外，其他的版本都没有圈画。（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6、垂暮之年还在阅读、思考和谈论《红楼梦》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你能看点《红楼梦》吗？要看5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毛泽东的目光离开了许世友，提高话音，对大家说，“如果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许世友大声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听到许世友的话，毛泽东很高兴，说：“不怕啊！你就当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彭程、王芳：《中国七十年代政局备忘录》，《长河》杂志1989年第1期。）

“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见《晋书·刘元海载记》。随，随何；陆，陆贾。他们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绛，绛侯周勃，灌，颍阴侯灌婴。他们都是汉高祖刘邦的武将。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同江青谈话。他针对当时实际情况，提出此次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目标：“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1975年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这天，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接着又谈了《水浒》。（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1975年和1976年，毛泽东已是80多岁高龄，垂暮之年的老人了，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了。可他还是在认真和仔细地阅读、思考、谈论着《红楼梦》，可见他是多么喜欢这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著作。

据《大地》杂志1995年2月号上的文章说：毛泽东和护理自己的孟锦云等人看过法国电影《红与黑》后，对孟锦云说：“你去借一本《红楼梦》，对比着看一遍，这样，也许会更有意思。”孟锦云照此办理，还做了读书笔记。日后，她在和毛泽东交流中，特别从领袖那似乎漫不经心的读书笑话里，细心咀嚼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又据郭金荣撰写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里所说：

晚年的毛泽东，仍然在潜心研究《红楼梦》，并把它同西方的《红与黑》（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相联系。他曾戏谑地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两部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接着毛泽东问小孟：“怎么样，两本书都读完了吗？”小孟点点头。“今天我们先谈谈西方的《红楼梦》，你看了电影，又看了书，现在有发言权了，请先发表高见。”

小孟说：“我看那个于连是个胆大包天、无事生非的坏蛋，不值得一点点同情，他不安于职守，还想入非非，他无耻地勾引市长夫人，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

看到小孟讲完了，主席才慢慢地、但十分自信而肯定地说出他与小孟的不同看法：“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可不这么看，于连是有些胆大，可还没有大到包天。你看他只敢在小桌底下摸夫人的手，还是在夜间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点点胆子还称不上包天。他到夫人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哪。即便是胆大包天，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男子汉总该有点儿胆量嘛，总比胆小如鼠好吧？我看那夫人是欣赏他这个胆量的。”

郭金荣的《毛泽东的晚年生活》里继续写道：

毛泽东常常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孟聊天。有一天，他对小孟说：“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话不能绝对地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真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那么多的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所以，不要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这要看你怎么观，我看要慢慢观，多观几个面，不然，观不对，不但要迷，有的还会执迷不悟，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是凑凑合合地过。因为这些家庭，本来就是凑合起来的，真正独立自主选择和建立家庭的有多少？我看不多。什么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哪个不想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不是仅供参考，不听，试试看？建立家庭时都将将就就的，过起来难免就凑凑合合，表面上平平静静或热热闹闹，内里谁能说得清？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对外越是掩盖，越要装门面。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红与黑》不过也是写了一个家庭，可都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所以，我说过，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书中的那些人，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得这样来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纠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毛泽东高度评价《红楼梦》及曹雪芹

毛泽东曾说，人的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已经很不错了。

这是对作家说的，它也适宜于学者圈，这是对精神文明领域所有的人们的勉励和期望。它也意味着，作家和学者从事写作和研究，一定要严谨、认真，要有社会生活，“板凳要坐十年冷”。《红楼梦》是曹雪芹一人耗费10年心血写成的传世之作。传世之作无一不是要耗费成倍的心血。有浮躁心理和短期行为，是不可能也不能写出一部好作品的。但这也是对任何一个读者说的。人的一生，能够读懂一部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那也是不错的了。因而，毛泽东多次提出：“一定要精读《红楼梦》。”“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读《红楼梦》。”“《红楼梦》最少要读5遍。”

毛泽东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就是《红楼梦》。

毛泽东说《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

据《经济日报》理论部的高路说：“毛泽东非常喜欢读中国的传统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等等。《红楼梦》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部书，他自己说读了十几遍，显然他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来读的。”（张素华等：《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红楼梦》写了以荣国府大观园为核心的四大家族圈，有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也有丫鬟仆妇走卒帮闲，社会百态，世间诸行，真可谓是形象地写活了200年前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都蕴含有抒情言志托意的内涵，而《红楼梦》别树一帜。鲁迅就说它：“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中国小说的历史和变迁》）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见解，是和鲁迅灵犀相通的。但是，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他对《红楼梦》的认识和研究，更是把它置放在20世纪文化大背景的平面上作审视和评定。20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大变化的时代，毛泽东用政治战略家的明睿眼光分析解剖《红楼梦》，以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它放进现实社会圈去寻找答案，因而得出很多为他人未有的卓见。比如他把《红楼梦》比作认识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

1、高度评价小说《红楼梦》

1928年，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有时，毛泽东写文章写累了，便放下笔，同贺子珍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在谈论中，他们之间也会发生一些争论。有一次，贺子珍谈起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毛泽东说：“我也喜欢这两本书。还有《红楼梦》，《红楼梦》也是一本好书。”贺子珍说：“我不喜欢。《红楼梦》才没意思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评价可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贺子珍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一听，说：“《红楼梦》里也是写斗争的。《红楼梦》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这段文字表明，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前，即在1928年之前，就读过《红楼梦》，并对《红楼梦》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看法。（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话。他从法捷耶夫的《毁灭》，谈到了《红楼梦》。毛泽东说：“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像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他又说：“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

“牵马认镫”，见《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湘莲道：‘这么气息，倒熏坏了我！’说着，丢下了薛蟠，便牵马认镫去了。”

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政治秘书王炳南介绍王昆仑、屈武、侯外庐等人后，他的大手潇洒一挥，对“小民革”负责同志说：“你们都是些无名英雄啊！”他用手指着他身旁的王昆仑：“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红学’名家，‘太子派’头面人物，国民党‘六大’独领风骚，为人所不敢为，言人所不敢言，能够认识诸位，不虚重庆此行。”

在谈话中，当王昆仑谈到对这次谈判前途的担忧，认为恐怕很少收获，而蒋介石的执政党领袖地位的欺骗性怕不是那么容易戳穿的时候，毛泽东笑道：“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这位红学专家。荣国府的贾府是由盛而衰吗？”不等王昆仑回答，毛泽东已经接着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我认为这个家庭面临的是由衰而败的厄运。甲戌本第二回开头就说：‘如今这荣宁两府，也都消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就是说，厅殿楼阁峥嵘轩峻也好，树木山石蓊蔚调润也好，都不过是衰微中的表面繁华、败亡前的回光返照而已。”王昆仑已听出端倪：“你是说蒋介石的统治正如那荣国府，虽然貌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毛泽东微笑不语。侯外庐脱口而出：“《红楼梦》有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其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它强调了事物变化之规律，特别是向其反方面转化的前提和条件。”

毛泽东接口说：“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和平、民主，不过这两条和蒋介石的打算都相反，他要打内战，搞独裁，怎么办呢？没有其他办法，他愿意谈，我就谈；他愿意打，我就打。他愿意边谈边打，我就边打边谈。反正我是延安来的客人，客随主便。如果这次谈判没有其他结果，能够揭露他的真面目就是最好的结果。”（王弘：《毛泽东妙语和谈》，《党史天地》杂志1995年第7期。）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见《红楼梦》第五回相关部分。

1947年，在陕北沙家店战役后，毛泽东在和卫士李银桥谈地主剥削时，他说：“我家里雇用过长工短工，我父亲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我家里算富农吧。我知道一些小地主也是这样……嗯，就是这样，怕雇工不好好干，自己还要省吃俭用。”李银桥目瞪口呆。这些话与他政治课上听来的可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得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

1948年4-5月，毛泽东在西柏坡。诗人柯仲平提出回延安的要求，说准备写一部长诗，歌颂刘志丹，歌颂他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创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鼓励他回到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去，并且告诉他：要了解一个根据地，非有十年八年的时间不可。人的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就很不错了。（周而复：《怀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又据《狂飙诗人柯仲平传》：“毛泽东系在晋察冀边区首府城南庄和柯仲平谈话。他问柯仲平：‘你在这里，是拉长工还是短工？’‘短工。’‘把短工拉完你到哪里去？’‘到你住过13年的那个地方去，写那个地方的革命。’‘应该说是12年半。’主席吸了一口烟，思索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要把西北斗争史写出来……没有十年、八年时间，是不能了解一个根据地的。嗐，一个人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作品也就很不错了。’”（王琳：《狂飙诗人柯仲平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11—312页。）

据毛泽东警卫员张仙朋的回忆：1954年3月10日上午，主席一早起来就招呼我们，说今天要去登北高峰，叫我们把他要看的书和文件都带上。主席到杭州后，经常爬山锻炼，爱到山顶上去办公和学习。于是我们赶紧做好准备。吃过早饭，我们就出发了。当时，正下着小雨。山高路滑，很不好走。但是主席爬山很有经验，他脚步稳健，节节向高峰攀登。主席一面登山，一面和我们说古论今，谈笑风生。他问我们看过《红楼梦》没有？我们回答说看过。主席又问都看了几遍？有的回答看了一遍，有的说看了两遍。主席问站在他身边的一位老大夫看了几遍，老大夫说看了两遍。主席问他看过后有何感想？老大夫想了一下，十分认真地回答说：“我发现贾府里那些人都挺讲卫生的，他们每一次饭前都要洗手。”他的话音刚落，主席就大笑起来，我们也都笑了。有的同志开玩笑地说：“老大夫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到处宣传讲卫生。”大家更加笑了。停了一会，主席对大家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5遍才能有发言权哩。”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当时，我们对主席讲《红楼梦》的事并不理解，实际上，主席正在酝酿写一篇重要文献。不久，在这年10月16日，他写出了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139页。）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红楼梦》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末批语：“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情切切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一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的相爱，两方面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弛纵，任性恣情’。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以‘坐八人轿’慰之。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将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宝玉与黛玉的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且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正的香玉’。而黛玉向宝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从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言？），故待之以八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用现实的场面，具体的情节，生活中非说不可的语言，把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和性格，生动的渲染出来，自然的流露出来，这是作者现实主义最成功的范例。”（《羊城晚报》1995年9月5日。）

据谭启龙自己回忆：1955年，在浙江绍兴，“之后，在东湖农场参观时，毛泽东同志同随行的罗瑞卿、陈伯达等人谈论《红楼梦》，问我：‘你读过这部书吗？’我答：‘读过一遍。’他接着说：‘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5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它里面有6条人命。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38页。）

1959年，有一次，水静（杨尚奎夫人）随杨尚奎到“180”（毛泽东住处的特殊代号）办件事。她看见毛泽东的客厅里摆着几本《安徒生童话集》，觉得很奇怪：毛主席还有兴趣看童话？后来水静在游泳池与毛泽东闲聊时，想起了这件事，便提出来问毛泽东。“写得好的童话，往往包含着许多哲理，能给人以启示。”毛泽东说，“凡是有价值的书，我都喜欢看。”“你喜欢看什么呢？”毛泽东问水静。“我最爱看小说。”水静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好嘛，爱好文学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毛泽东笑着说，“读过《红楼梦》没有？”读过，还读过3遍哩。”水静得意地回答说。“读3遍不够，至少要读5遍以上。”毛泽东仍然笑着说，“你知道《红楼梦》里写了多少个人物吗？”这可把水静问住了，她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我没有算过。”“一共是327人，从皇帝、贵族，直到老百姓，都写到了，而且性格各异。刘姥姥就是个典型的农民嘛。”毛泽东说，“我看凭这点，就可以称为‘巨著’。”“我就喜欢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的，可爱极了。”水静说。“不过《红楼梦》的意义恐怕还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毛泽东接着说，“它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全景，告诉我们一个崩溃着的封建社会是怎样完成它的最后的悲剧的。”毛泽东又举出了一些情节，并一一作了分析。（许祖范等：《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161页。）

“刘姥姥”，一个农家老妇女，《红楼梦》里“四大家族”之王家（即王子滕、王夫人、薛姨妈、王熙凤等那一家）的远亲。刘姥姥在该书中最先出现于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他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又说，贾宝玉是同情被压迫的丫环的。（陈晋：《毛泽东与古典文学》，《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贾宝玉”，《红楼梦》里的男主角。贾宝玉最先出现于该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962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而《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1页。）

1964年，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王海蓉谈话。毛泽东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写得很好，可以学习他的语言，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凤姐都写活了，凤姐这个人写得很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了解四句话：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这里说的是贾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说史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说的是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说薛宝钗家）。”（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232页。）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等句，见《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5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16—217页。）

1967年10月12日，在与外宾谈话时，毛泽东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就此，他把《红楼梦》定位是社会政治小说，推翻它是“情场的忏悔”的“自然主义杰作”，等等。而此中最独特的，是他在红学圈里首次提出《红楼梦》的总纲是第四回的那四句话，还有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都是须加以注视的，它们乃是弄懂《红楼梦》的主心骨。

据许世友回忆：1973年，毛泽东在接见我时，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和布鲁诺的《论无限性、宇宙和各个世界》的中文合印本交给我转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并嘱咐我也认真看一看这类自然科学书籍。毛泽东问我：许世友同志，你看过《红楼梦》没有？我说看了。毛泽东说：《红楼梦》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5遍。我回答说：坚决照办。毛泽东接着指出：中国古典文学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你们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许世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619—620页。）

2、高度评价作者曹雪芹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会见了著名言情小说家张恨水，长谈了两个多小时。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毛泽东风趣地对张恨水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位绰号叫‘袁大胡子’（即国文教员袁吉六）的先生，曾嘲笑我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今天遇到了张先生，我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哟。”张恨水谦逊道：“毛先生雄才大略，大笔如椽，我辈小说家岂敢相比，真是惭愧。正如一些同道所批评的那样，自己的小说脂粉气太浓了些。”毛泽东道：“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嘛！我以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题材上作统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事，反映出社会的矛盾斗争。”张恨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曹雪芹（？—1763），清朝中期小说家、文学家，满洲正白旗“包衣”（即家奴）后裔，生于南京，后长期生活在北京，著有古典长篇小说巨著《红楼梦》等。

1951年6月6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中指出：“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有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406页。）

孟子（约前372一前289），战国时期山东人，思想家、教育家，著录传世有《孟子》。

庄子（约前369一前280），战国时期思想家，著录《庄子》52篇，今存33篇。

荀子（约前313一前238），战国后期思想家、教育家，著作有《荀子》。

司马迁（约前145一？），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有作品《史记》，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屈原（约前340一前278），战国末期楚国诗人，有《离骚》、《九歌》、《九章》等作品。

杜甫（712—770），唐朝诗人，有《杜少陵集》。

白居易（772--846），唐朝诗人，有《白氏长庆集》。

关汉卿，大都（今北京）人，元朝戏剧家，有《窦娥冤》、《拜月亭》、《救风尘》等杂剧60余种，今存13种。

王实甫，元朝戏剧家，有杂剧《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等。

施耐庵，元末小说家，相传著有《水浒传》。

罗贯中，明初小说家，《三国志通俗演义》原作者。

吴承恩，明朝小说家，相传著有《西游记》。

吴敬梓，清末小说家，著有《儒林外史》等。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动诸宾》末批语：“大观园的建筑结构，非精于园庭工程者，不能写出，作者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伟大作家。”（《羊城晚报》1995年9月5日。）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红楼梦》第十八回《林黛玉误剪香囊袋，荣国府归省庆元宵》末批语：“作者对戏曲极为熟悉，且运用自如。《红楼梦》与《金瓶梅词话》一样，书中所有剧目，不仅为当时流行之名剧，且与本文主旨切合。”（《羊城晚报》1995年9月5日。）

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见《红旗》1958年第7期）时，加写了以下的文字：“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子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族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该提到他们。”（《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孔子，春秋后期山东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创始人。自汉朝武帝以后，孔子被历史封建王朝尊为“圣人”、“文圣”。

屈子，即屈原。

王充（27一约79），东汉哲学家，有作品《论衡》。

范缜（约450一约510），南朝齐梁时期思想家，有《神灭论》。

柳宗元，河东（今山西）人，唐朝文学家，著有《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等。

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有《张子全书》。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有《船山遗书》、《王夫之文集》等。

195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谈到：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也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等。（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的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也是形成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命运的历史背景，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对封建社会来说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必然要影响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倾向，从而形成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历来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不是状元，也不是进士、翰林。韩愈、柳宗元是进士，是二流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进士，曹雪芹和蒲松龄是清朝的拔贡。（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蒲松龄（1630或1640—1715），清初文学家，有《聊斋志异》。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日本人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了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年间衰落的。（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2页。）

女娲炼石“补天”，见《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据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一文中说：我们管理的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中，有一本《红楼梦新证》（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9月出版）。其中有段关于《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和第七十五回提到的“胭脂米”的考证文字。

这段考证文字虽然是用6号宋体字排印的，字体很小，但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圈画。当时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了，而对有关“胭脂米”的考证文字看得这样仔细认真，可见他对《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是很感兴趣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是《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第七十五回是《开夜宴异兆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据张殿京《确有“胭脂米”》一文说：胭脂米是一种特殊稻种。这种稻种表里（种皮、胚乳）均呈胭脂色，米粒椭圆饱满，营养成分高，食味好，赖氨酸等含量高，既滋补又有食疗效果，品种育成大约于清朝康、雍年间，长期在河北省丰南县特殊的生态环境下种植，是封建王朝专门供应达官贵人的“贡米”。曹雪芹的故乡河北丰润与丰南县毗邻（两县原为一县），看来他是把家乡的名优特产引入文学，这也是源于生活。据说1954年毛泽东翻阅古籍发现胭脂米产地在唐山，曾致函河北省委，要粮食部门收购一些，以供招待国际友人。丰南县将胭脂米专程送至北京，得到了国际友人的赞誉，致使胭脂稻名冠中华，誉播海外。（摘自天津《今晚报》1993年4月29日。）

第三节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品点、运用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人和事了如指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从他的文章和言谈中，常常可以找到《红楼梦》的音踪和语言的痕迹。

1955年4月，毛泽东乘车去浙江绍兴东湖。谭启龙、王芳相随左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和刘邦俊循后。毛泽东沿着石板铺成的小路向东湖走去。途中，不知谁说了句“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的诗句。随即，毛泽东和随行的秀才们海阔天空地聊起了《红楼梦》。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毛泽东先声夺人，有声有色地朗诵起《红楼梦》里的护官符词来。诵毕，毛泽东侧过身，对田家英说：“《红楼梦》我读过几遍。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护身符’是阅读《红楼梦》的一个纲。”

“‘护官符’俗谚口碑的形式，概括了‘四大家族’的腐朽与没落。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复杂的阶级斗争。”田家英接过话茬说。

“红楼里面有6条人命案呢！”毛泽东扳手指，轻松地道出了这6个小说人物的名字。

“贾宝玉在曹雪芹笔下是封建家族的逆子。”毛泽东以赞赏的口气说，“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具有进步意义嘛。”

毛泽东一边走，一边用手比画着。突然，他停住了步子，说道：“《红楼梦》可与世界名著媲美，不简单哪。”

一路风尘，毛泽东与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侃《红楼梦》，从荣国府谈到宁国府，从晴雯、袭人、香菱讲到王熙凤、林黛玉，从《好了歌》诵到《菊花诗》。

谈话中，毛泽东不仅高度评价《红楼梦》语言，而且对两个红学人物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沿着石板路，毛泽东一行来到“稷香楼”，坐在一张八仙桌旁，呷茶点烟，继续侃开了《红楼梦》。

忽然，毛泽东发现陪同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默默地坐在一旁听大家聊《红楼》，没有发言，就转过脸看了看他，问道：“你看过《红楼梦》吗？”谭启龙回答：“看过一遍。”毛泽东听后，带着微笑说：“看过一遍，看一遍不行，至少看5遍，才有资格参加我们的讨论。”说得大家都笑了。（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219页。）

1、品点、运用其中的事件

据萧克将军回忆：早在1928年，井冈山斗争的前期，我们许多同志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习惯于新的作战形式游击战术。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颈上那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子是它的军队。只有消灭敌人，缴了他的枪，抓到俘虏，才能挖掉他的命根子。（《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

1949年1月4日，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胜利后，国民党为求得喘息之机，提出和谈企图，以此来保持反革命力量。毛泽东揭露了这一秘密。他在《评战犯求和》一文中指出：“‘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虽然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2—1383页。）

“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颈上那块石头”，见《红楼梦》第三回《托内兄如海荐西宾，接外孙贾母惜孤女》：“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

1952年，毛泽东在“三反”的时候，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警惕受人包围。（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6页。）

贾政不会做官，不会用人，致使下面的奴才们背着他贪污腐败，无恶不作，败坏了他的政绩和名声。故事详见于《红楼梦》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阅邸报老舅自担惊》等多处。

据毛泽东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毛主席多次对我说：“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可是一穷二白呀！”谈话中也常引用《红楼梦》中的语言。有一次他说：“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她向凤姐哭穷时，凤姐说的话你还记得吗？”我说记不起来了。他说：“外面看着虽是烈烈轰轰，不知大有大的难处。”主席很欣赏这句话，多次提起。又像说《红楼梦》，又像自言自语。这都是在1954年建国之初，全国各建设方面都需要提出一整套的适合新中国的方针、政策、口号、措施来，要管理好这样的大国，“大有大的难处”，真是他日夜思虑的焦点。

徐涛又说：“为《红楼梦》正名平反与高度评价的，也是首推毛主席。我记得，从1954年起，他经常和我及身边工作人员谈《红楼梦》，几乎天天谈，对许多章节字句都细致分析，正面评论，他堪称是卓越的红学家。”（徐新民：《在毛泽东身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34页。）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里，写下了他的第一个批语：“此一大段是作者自道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回又有一段批语：“‘抢田夺地’‘民不安生’，是造成‘盗贼蜂起’的原因，非‘盗贼’去‘抢田夺地’，程本删此二句似非偶然。”（《羊城晚报》1995年9月5日。）

1958年10月26日，毛泽东找田家英、吴冷西谈话。他拿当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几点意见。其中一点是：“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文告一开头就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穿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然有穿插，但贯彻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1962年5月，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几次讲话赞扬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他说：“我又看了一次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很好。干部不参加劳动无非是怕耽误工作，昔阳经验恰恰相反，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书记不参加劳动还不是‘保甲长’！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很多问题，一参加劳动都可以解决，至少可以减少一些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实情况，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就能把我们的支部放到劳动者积极分子手里。所以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是保证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大问题。县社两级干部也都要参加劳动，我们希望几年之内分期分批都搞到昔阳县的程度。”他还风趣地说：“《红楼梦》第二回中，冷子兴说，荣宁两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个’，贾家不就是这样垮下来的么！”在这里，毛主席把干部参加劳动看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标志之一，因而把它同加强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了。（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4页。）

贾府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见《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也讲到了《红楼梦》。他说：“《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他们是奴隶主，一共33个人，写封建剥削只有两处。写奴隶像鸳鸯、晴雯、小红等，都写得很好，受害的就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四大家族的。”又说：“《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1981年，薄一波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有浓厚的兴趣，讲过这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多次要大家读，说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你要不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曹雪芹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护官符”，“四大家族”，见《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毛泽东对王熙凤的评价甚高，认为王熙凤是当内务部长的材料，称赞她有战略头脑。晚年的一次，他风趣地举例说：“王熙凤处理尤二姐‘事件’，真是有理、有利、有节哟。”他还说王熙凤善使两把杀人不见血的“飞刀”。“你看，她把个贾瑞弄得死而无怨，至死不悟。”就是以这样的标准，他不止一次评说过《红楼梦》。令小孟（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惊异的是，主席虽已80多岁的高龄，但记忆力却还是非同寻常，甚至还能准确无误地说出该场景、情节、细节是出自哪一章、哪一节、哪一页。有时，他还将各家不同评说进行比较，可见他对这部书的特殊喜爱与熟悉。（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王熙凤弄死贾瑞事，见《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风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谈话中还谈到《红楼梦》的一些细节描写。他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的争夺厨房那几段描写。”（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贾母死前死后场景，见《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回《史太君寿终归地府，王凤姐力诎失人心》及前一回的相关内容。

2、品点、运用其中的语句

在中国古典小说圈里，《红楼梦》的语言是最优美、生动的，它是中华文字作形象思维颇为恰切的一部小说。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里，充分应用《红楼梦》的精彩语言，且将它们作为教育人民、启导人民和交流情感的工具，诸如他经常采用的就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到东风。”“大有大的难处。”“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等等，化腐朽为神奇。他将这些出自贵族王孙之口的语句，运用自如，竟作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文字载体，真是恰到好处。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农会所作的14件大事说到戴高帽子游乡，“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5页。）

“坐卧不宁”，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因为心里有事，所以很是不安宁。见《红楼梦》第十四回《林如海灵返苏州郡，贾宝玉路谒北静王》：“因此忙得凤姐茶饭无心，坐卧不宁。”

据刘英回忆：1935年7月，在川北毛儿盖，毛泽东、张闻天等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他们还多次耐心地做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等人的工作。“有一次，毛主席去找张国焘，把我带去了。一见面，毛主席就说：‘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一下没转过来：‘什么水啊？’毛主席笑着说：‘《红楼梦》里的宝二哥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这才恍然大悟，也不由得笑起来。毛主席同张国焘都是一大代表，相识很早，但一向并不投机，现在意见又有分歧，所以毛主席一开始就说笑话，想制造一个比较亲切的谈话气氛。”（《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80页。）

“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见《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这是书中男主角贾宝玉的一段名言：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1935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到红军医院视察。见到医院负责人——在福建长汀加入红军的叶青山，他说：“叶青山同志，你好啊！青山，青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冯彩章等：《红医将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还在，只要事情还没有彻底完蛋，那将来就一定还有希望。见《红楼梦》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病潇湘痴魂惊恶梦》：“紫鹃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说，还得自己开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语说的：“留得青山在，依旧有柴烧。”况这里自老太太、太太起，那个不疼姑娘？’”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胜利会师。然而，由于错误路线的指挥，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几乎全军覆灭，遭到惨败。但西路军顽强抗敌、至死不屈的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非常悲壮的一页，也给毛泽东留下了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装成算命先生，跋涉数千里到达了延安。毛泽东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赞扬了他的凛然正气，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回来就好，有了鸡就有蛋！”（齐鹏飞、王进：《毛泽东与共和国将帅》，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1938年，在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里，毛泽东指出：“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22页。）

“诚心诚意”，诚恳，真心。见《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姥姥你放心。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岂有个不叫你见个真佛儿去的呢？”

1939年9月28日，为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2周年，毛泽东应中苏文化协会之约请，写了《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文章揭露了英美法纵容战争、挑拨战争和促进世界大战爆发的阴谋，写道：“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这种阴谋，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这些阴谋家，在西班牙问题上，在中国问题上，在奥地利和捷克的问题上，不但并无丝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纵容侵略，挑拨战争，使人为鹬蚌，己为渔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2版，第594—595页。）

“坐山观虎斗”，袖手旁观，幸灾乐祸，并不制止。比喻对别人的斗争采取旁观的态度，以便等待时机从中牟取利益。见《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秦鲸卿夭逝黄泉路》：“凤姐道：‘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那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本事。’”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与毛岸英谈《红楼梦》，就提出了“读《红楼梦》要掌握要点”，并指出，这部书的纲是书中的四句话：

贾不贾，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玉金如铁。

这就是《红楼梦》里所谓的“护官符”。

毛泽东后来还曾多次指出，这是读《红楼梦》的总纲。

他在自己所珍藏的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八十四回影印本的这段话上，用铅笔画了三个圈圈，并在此段话后紧跟着的写门子向贾雨村介绍，“这门子道：‘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一段旁密加圈画，由此足见毛泽东的思维定势。

毛泽东所说的纲，是他对《红楼梦》的创见。这也是研究《红楼梦》的一家之见。

就像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第五回的十二金钗是总纲；也有学者提出第一回跛足道人唱的《好了歌》为纲。见仁见智，学术百家争鸣，可以诸说不一。毛泽东以第四回为纲，“书内有四大家族”等等识见，丰富了红学内容，人们由此由表及里，细心体察，自可获得更多的启迪。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驳“左”倾空谈主义，指出这些恶意的宣传家，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这个叫做偷梁换柱，实行投降之前的思想准备或舆论准备”。（《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2版，第685页。）

“偷梁换柱”，比喻暗中玩弄手法，用假的偷换真的。见《红楼梦》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粱换柱之计，自己也不好过潇湘馆来，竟未能尽姊妹之情。真真可怜可叹。”

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对新华社记者谈话，指出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中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2版，第774页。）

“树倒猢狲散”，“猢狲”即猴子。树倒了，住在树上的猴子也只好散去。比喻某集团的头子垮台后，追随的人就一哄而散。此语原出自宋朝庞元英的《谈薮·曹咏妻》。南宋时奸臣秦桧当宰相。曹咏善于吹捧，投靠秦桧，跟着做了大官。秦桧死后，党羽离散，曹咏也做不成官了。当时厉德新写了一篇《树倒猢狲散赋》来讽刺嘲笑曹咏。见《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旦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71页。）

“无缘无故”，毫无缘由，毫无根据，非常奇怪。见《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好好儿的，从那里说起，无缘无故白受了一场气！”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里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11页。）

“好吃懒做”，只贪吃不爱劳动，这是一种不好的生活作风。见《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封肃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儿，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不会过，只一味好吃懒做。”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51页。）

“偷偷摸摸”，心坏鬼胎，不光明正大，瞒着大家做事，不敢让人知道。见《红楼梦》第八十回《美香菱屈受贪夫棒，王道士胡诌妒妇方》：“金桂道：‘要做什么和我说，别偷偷摸摸的，不中用。’”

1946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他打量着刚从苏联回来的毛岸英，满意地笑了。他仔细询问了儿子在苏联学习、战斗的情况，又问：“在苏联，你经常读中国书吗？”“经常。”岸英说，“能找到的我就找来读。”“读过什么书？”“读过《红楼梦》、《水浒》，还有鲁迅的作品。不过，《红楼梦》里的诗词不大好懂。”“读《红楼梦》要掌握要点。”毛泽东随口念道：“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徐荣生、臧铁柱：《风云人物的子女们》，华龄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指出：“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页。）

“怨声载道”，怨恨的声音充满道路。形容统治腐败，群众压力大，普遍不满。见《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全大体》：“凡有些余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时里外怨声载道，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作报告。他说，敌人“被一时的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张家口被占领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即下令召集他的反动的国民大会，似乎他的反动统治从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他们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狂妄计划，从此可以毫无阻碍地实现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9页。）

“手舞足蹈”，双手挥舞，两脚跳动。形容极其高兴和愉快。典出《诗·大序》：“永（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见《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老老醉卧怡红院》：“当下刘老老听见这般音乐，且又有了酒，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

1949年2月16日，毛泽东在《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一文里指出：“国民党死硬派就是这样倒霉的，他们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

“横行霸道”，螃蟹都是横行的，霸占着道路不让他人经过。比喻仗势胡作非为，蛮不讲理。见《红楼梦》第九回《训劣子李贵承申饬，嗔顽童茗烟闹书房》：“原来这贾瑞最是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每在学中以公报私，勒索子弟们请他，后又助着薛蟠图些银钱酒肉，一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约，反‘助纣为虐’讨好儿。”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访苏赴莫斯科的列车上，和陪同前来的费德林谈话。据费德林回忆说，当“火车放慢速度，快到秋明站。毛泽东望着窗外，突然惊呼：‘瞧，那边石头上有几个中国字！’我朝窗外望去，只见一块石柱上刻着两个大大的中国字：‘洞门’，它的意思是通道或通道的门，一般用来标明山洞或峡谷的通道。‘看见了吗？……它不像碑石，也不是建筑师的手笔，你看是什么？博士。’‘说不好，我没有看清楚……也许是前来寻找野人参的中国人留下的暗号。西伯利亚的人参很出名呢。’我说出自己的想法。‘那怎么会一直保留到现在？难道现在还有中国人到这块来采人参吗？’他问道。我没法详细回答他的问题。他的话里似乎还有话。再说我又怎么能知道石头上几个汉字的来历呢？‘有意思，’毛泽东继续说，‘石头会说话呢。当年的勘察者早被人们忘掉，倒是石头还在纪念他们。那很可能是第一批勘察家哩……你读过中国的《红楼梦》吗，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又叫《石头记》。’这本书我当然不会不知道。它已经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至于小说的情节，那无关紧要，据我理解，当然毛泽东提起《石头记》，只是借题发挥而已。”（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石头会说话”，为什么“《红楼梦》又叫《石头记》”，见《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等多处。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开会词《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他最后指出：“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2页。）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末批语：“第六回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起，写得很好，其价值，非新旧红学考据家所能知。一边是宁荣府，一边是小小之家。”（《羊城晚报》1995年9月5日。）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他在谈及在“高饶问题”上犯错误的同志时说：“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8页。）

“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人再有本事，再出色，也得需要人家帮一帮，单枪匹马毕竟力量有限。见《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回《史太君寿终归地府，王凤姐力诎失人心》：“独有李纨瞧出风姐的苦处，却不敢替他说话，只自叹道：‘俗语说的，“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扶持”，太太们不亏了凤丫头，那些人还帮着吗？’”

毛泽东在文章、讲话中，习用“牛鬼蛇神”一词。如他在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6页。）这是指传统戏曲中的鬼戏。后来借指右派，如“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20世纪60年代，又进一步泛指敌对势力：“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1963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1966年）。）语义有对象和宽窄的变化，但都是作为负面社会形象出现的指称符号。1966年6月6日，《人民日报》便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陈伯达于1966年5月31日接管《人民日报》，此社论系毛泽东口授，由他修订。）

“牛鬼蛇神”，原是佛教用语，牛头的鬼，蛇身的神。形容作品虚幻怪诞。比喻形形色色的坏人。典出唐朝诗人杜牧的《李贺诗序》：“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蒋光慈在《新梦·莫斯科吟》中写道：“十月革命，如大炮一般，轰隆一声，吓倒了野狼恶虎，惊慌了牛鬼蛇神。”在文化大革命中，“牛鬼蛇神”成了被打倒、“横扫”的一切无辜受害者的统称。

“牛鬼蛇神”，见《红楼梦》第八十二回：“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

195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一文中说：“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1页。）

“鱼龙混杂”，常常和“泥沙俱下”一同使用，比喻好人坏人、好事好事混在一起。见《红楼梦》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失宝玉通灵知奇祸》：“大家说道：‘这话也说的有理。现在人多手乱，鱼龙混杂，倒是这么着，他们也洗洗清。’”

1956年，毛泽东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就民主问题说：“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页。）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即具有反抗精神，敢于斗争，什么也不怕，视死如归。见《红楼梦》第六十八回《苦尤娘赚入大观园，酸凤姐大闹宁国府》：“俗语说，‘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冤家。中国有句俗话：‘不是冤家不聚头。’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鉴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敌人不打倒，人民就不能解放，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9页。）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称似恨而实爱、给自己带来苦恼而又舍不得的人。没有缘分还不会走到一起来；但是，到了一起，又会产生许多烦恼。见《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多情女情重愈斟情》：“老人家（贾母）急的抱怨说：‘我这老冤家，是那一世里造下的孽障？偏偏儿遇见了这么两个不懂事的小冤家儿，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真的是俗语儿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了。几时我闭了眼，断了这口气，任凭你们两个冤家闹上天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偏他娘的又不咽这口气！’”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在谈到高岗反党集团时说：“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1页。）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这股势力胜了那股势力，就是那股势力胜了这股势力。在彼此争斗中，由于各种原因，情形不断发生变化，谁也没有准数。见《红楼梦》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病潇湘痴魂惊恶梦》；“黛玉从不闻袭人背地里说人，今听此话有因，心里一动，便说道：‘这也难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

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他认为，《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他在他的一些文章和与一些谈话中，多次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来说明现实问题。（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况且外面看着，虽是烈烈轰轰，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说给人也未必信。”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这段话，见《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1957年3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当谈到鲁迅的文章时，毛泽东说：“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页。）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就整风运动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2页。）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章中说：“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7页。）

“自投罗网”，自己进入罗网（捕鸟的网），比喻自己走上死路。宋朝苏轼《策别十七》：“譬如猎人终日驰驱践蹂于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抟之，不待其自投于罗网而后取也。”见《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凤姐因见他自投罗网，少不得再寻别计令他知改。”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该社论说：“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4—435页。）

1957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用中国古代的一句成语做比喻，他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0页。）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对我国留苏学生的讲话中说：“世界的风向变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现在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十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以及带有中立倾向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有六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四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28页。）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里，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形势。他说：“我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页。）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6页。）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倡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相结合，特别是批评京戏《法门寺》里贾桂式的“奴才习惯”，表扬《西厢记》里普救寺和尚惠明挺身突围请援兵，欣赏《红楼梦》里凤姐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风格，称赞《苏报案》中邹容写的《革命军》把清帝制批得痛快淋漓和章太炎指名大骂光绪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的气概，并列举古今中外著名人物，说明总是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总是后来居上，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我们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马林可夫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李锐：《“大跃进”亲历记》，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页。）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在谈及辩证法时说：“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整与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不可以因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李锐：《“大跃进”亲历记》，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即使再长的快乐相聚，但总有一天要难过分开。见《红楼梦》第二十六回《蜂腰桥设言传心事，潇湘馆春困发幽情》：“小红道：‘也不犯着气他们。俗语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主要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他说：“自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创立新学派开始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或是被压迫的人。这些人到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学问多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是不是一个普遍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大部分如此。他们为什么能变成发明家、学者、英雄呢？是因为他们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最怕事的是最无创造性的人。‘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往往是最落后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名，年纪大了，有了地位了，不受压迫了，忙得很，就不去研究学问了。当然，不能全盘否定所有名家，也有例外的。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李锐：《“大跃进”亲历记》，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页。）

“人怕出名猪怕壮”，旧指人怕出名会招致麻烦，就像猪怕长壮了会被宰杀一样。现也指一些名人为了保住“名位”，往往胆小怕事，缺乏锐气。见《红楼梦》第八十三回《省宫闱贾元妃染恙，闹闺阃薛宝钗吞声》：“凤姐道：‘这些话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咱们一日难似一日，外面还是这么讲究。俗语儿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况且又是个虚名儿，终久还不知怎么样呢！’”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大第二次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在谈到插红旗辨风向时，他说：“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57页。）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说：“目前的形势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有利。总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28页。）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提出，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求中央委员们敢讲真话，不怕警告、降职、撤职、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和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等谈话。在谈到这次会议有压力时，毛泽东说：“不要有压力。我在上海会议说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嘛。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言者无罪嘛。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去年是几件事挤在一起了。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十三张牌，基本靠手气。在肯定成绩伟大的前提下，中央愿意听取各种意见。但要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不能泄气。我希望大家尽快统一认识，改正缺点，好继续跃进。”（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186页。）

1962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国际形势。他说：“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设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06页。）

“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百脚虫”，即马陆，全身约长一寸，有三十多个环节，切断后仍能活动。典出三国魏曹冏《六代论》：“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众也。”比喻基础雄厚，不会一下子垮掉。现用于贬义。见《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

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提出：“宣传部门应多读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的剧团多了些。文工团反映现代生活，不错。”又说，“《杨门女将》、《摆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谁也说服不了他们。”（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219页。）

1965年秋，毛泽东作词《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152—153页。）

“天地翻覆”，连整个天地都翻覆了，形容闹得厉害或变化巨大。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一首诗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里，也有“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之句。见《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正闹的天翻地覆，没个开交。”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部队一些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红楼梦》写的“真事”是政治斗争时，他又很有兴趣地把第四回的“护官符”背了一遍，引以为证。又从《红楼梦》创作的动因和构思的角度，谈到它的历史主题：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毛泽东认为，《红楼梦》还体现了作为封建根基的家长制的动摇。（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真事隐去（甄士隐）”，“假语村言（贾雨村）”，见《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等多处。

毛泽东书写的《红楼梦》名句和诗词，显见他的喜爱和重视：“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是身前身后事，倩谁寄[记]去作传奇[奇传]？”（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古诗词下》（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61页。）

毛泽东书写的《红楼梦》名句和诗词，显见他的喜爱和重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古诗词下》（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61页。）

毛泽东书写的《红楼梦》名句和诗词，显见他的喜爱和重视：“《好了歌注》：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结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中堆白骨，今宵红绡帐里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方谓他人命不长，如何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住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纷纷一似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古诗词下》（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61页。）

毛泽东书写的《红楼梦》名句和诗词，显见他的喜爱和重视：“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古诗词下》（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61页。）

毛泽东书写的《红楼梦》名句和诗词，显见他的喜爱和重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古诗词下》（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61页。）

毛泽东书写的《红楼梦》名句和诗词，显见他的喜爱和重视：“《飞鸟各投林》一首：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岂（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古诗词下》（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61页。）

毛泽东书写的《红楼梦》名句和诗词，显见他的喜爱和重视：“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古诗词下》（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61页。）

毛泽东书写的《红楼梦》名句和诗词，显见他的喜爱和重视：“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夭寿皆[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古诗词下》（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61页。）

毛泽东书写的《红楼梦》名句和诗词，显见他的喜爱和重视：“《终身误》句：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及[忘]，世外仙姝寂寞林。”（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古诗词下》（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61页。）

毛泽东书写的《红楼梦》名句和诗词，显见他的喜爱和重视：“吟成豆蔻诗犹艳，睡足荼蘼梦也[亦]香。”（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古诗词下》（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61页。）

毛泽东书写的《红楼梦》名句和诗词，显见他的喜爱和重视：“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尊[波]噎满喉；照不见[尽]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断的青山隐隐，流不尽的绿水悠悠。”（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手书选集·古诗词下》（第十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61页。）

3、品点、运用其中的人物

毛泽东曾特别提及《红楼梦》一书中的人物，有贾宝玉、林黛玉和王熙凤等。

他欣赏贾宝玉的“叛逆精神”，“贾宝玉是同情被压迫的丫头的，”“贾宝玉要是生在今天，是参加革命了。”他能背诵书中林黛玉所写的诗；但却是从历史唯物观视角对他们进行解析。早在1951年，他在与周世钊等教育工作者谈话时说：“不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他高度称赞《红楼梦》对王熙凤的描绘，“凤姐就写得好。”“王熙凤善使两把杀人不见血的飞刀。”

毛泽东也曾提及《红楼梦》里的其他人物，如薛宝钗、探春、贾母、贾政、薛蟠和刘姥姥。

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刘英到中央队当秘书长。据刘英回忆说：“毛主席生活随便，爱说笑。他对中国的历史、小说熟极了，闲扯起来滔滔不绝，津津有味。《红楼梦》尤其谈得熟。有一回他问我：‘你知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话是谁说的？’我说：‘黛玉的《葬花词》我背得，这句话哪个知道？’他得意地说：‘就是这位苏州姑娘说的啊！’他又问我：‘《红楼梦》里你最喜欢哪一个？’我说：‘当然是林妹妹了。’他连连摇头，说：‘《红楼梦》里最招人喜欢的是贾宝玉。他鄙视仕途经济，反抗旧的一套，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68—69页。）

1937年5月，毛泽东在陕北“抗大”（即“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话：“《红楼梦》的贾宝玉，要是生在今天，就不是去当和尚，而是参加革命了。”（湖北省社科院编：《忆董老》（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贾宝玉当和尚，见《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1938年5月中旬，一天，毛泽东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给学员们作报告。讲到鲁艺与社会的关系时，他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说到这里，毛泽东两只手臂抱在胸前，笑了起来）。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同于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何其芳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942年12月，据范明《枣园初见毛主席》一文说，他在延安汇报工作后，毛泽东招待他吃饭。内称：“主席首先把辣椒糊豆腐给他碗里夹了一大块，拌着米饭香甜地吃起来，并说：‘辣椒！辣椒！不但可以下饭，还可以加强革命性，辣椒为用大矣哉，请大家多吃呀！’主席看我老是在夹吃菠菜豆腐，便顺手夹了一块辣椒肉放在我的碗里说：‘怎么你们关中冷娃不爱吃辣椒？’‘爱吃！比湖南人吃辣椒还凶！’我顺口回答。‘噢！还有比湖南人吃辣椒凶的人，怎么个吃法？’主席笑着问。‘油泼辣子夹蒸馍。’我认真地说。‘啊！好厉害！拿辣椒夹蒸馍，比我们辣椒拌米饭还凶，你们拿辣椒夹馍馍，怎么个吃法？’主席用筷子夹起了块米饭，绕个大圈说。‘不是用油泼辣子夹蒸馍，而是用盐馍夹油泼辣子！’‘由此可见，关中民俗强悍，敢于把皇帝拉下马，大闹西安事变，缚住苍龙，逼蒋抗日和爱吃油泼辣子夹蒸馍大大地有关系哟！’主席诙谐地为他爱吃辣椒的‘革命性强’理论找‘根据’。”（《党的文献》杂志1995年第3期，第62页。）

“辣子”，即辣椒。《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外号“凤辣子”。见该书第三回《托内兄如海荐西宾，接外孙贾母惜孤女》：“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里说：“小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叫革命性。他们革命是革的，但是有点软弱。现在已经完全证明软弱是不对的。有一个章乃器，我给他戴了一顶帽子，叫‘章乃器主义’，我想戴得是有道理的。此人现在已同我们讲和，他对周恩来同志说，他犯了错误。这很好。1937年11月，我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过他，说章乃器的哲学不好，因为他那时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议’。这是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的意见被我们战胜了。他是中间派，只有我们坚决地联合他，才能在长期的经验中教育他。以后自由资产阶级还会拿他的软弱性经常影响我们，因为他有那样一种性质，好像《红楼梦》上的林黛玉，洗涤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他出了那种‘香’就要找市场出卖，有目的地向我们延安送，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他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

“玫瑰花虽然可爱”等句，见《红楼梦》第六十五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尤三姐思嫁柳二郎》：“贾琏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舍不得。我还说，“就是块肥羊肉，无奈烫的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咱们未必降的住，正经拣个人聘了罢。”’”

1947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谈及地主闺女嫁给30岁的村长时，说：“林妹妹自然不会愿意嫁给焦大。可是，怎么办呢？”江青说，可以宣布无效。毛泽东说：“简单。……嫁给谁？嫁哪里去？难道找个薛蟠式的人物，那更糟！”（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79页。）

“焦大”，贾府里的老仆人，其故事见于《红楼梦》里多处。最先出现于该书第七回《送宫花贾链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媳妇回说：‘外头派了焦大，谁知焦大醉了，又骂呢。’”

那是195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接见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包括周世钊等）时，说：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大家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中两个主角，我看都不太高明。贾宝玉是阔家公子，饮食起居都要丫头照料，自己不肯动手；林黛玉多愁善感，最爱哭泣，只能住在大观园的潇湘馆中，吐血、闹肺病。这样的人，怎么能革命呢？你们办学校，不要把我们的青年培养成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需要坚强的青年，身体和意志都坚强的青年。（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说：“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换，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

他还说：“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1961年2月，毛泽东看了中央机关民兵机要员小李参加民兵训练时拍的照片，“就在桌上拿过一本小册子，又接过小李递过来的一支铅笔，伏在桌前便龙飞凤舞地写了一首七绝诗。‘小鬼，这是一首为你题照的诗，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好不好？’毛泽东放下笔，转脸微笑着对小李说。小李一听，又惊又喜，急忙走近前拿起那本小册子一看，只见上面写下了四句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重红装重武装。’‘哎哟，主席，你太夸奖我了，这叫我怎么当得起呀！’小李看罢题诗，脸激动得通红。‘怎么就当不起？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噢！’毛泽东说罢，爽朗地笑起来。”（《党史探索》杂志1996年第5期，第39页。）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为减轻学生负担作出批示，其中指出：“不要像《红楼梦》中林黛玉、贾宝玉那样多愁善感，脆弱多病，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我们的青少年要像树木一样的坚强，不要像花草一样的脆弱！”（冯文彬主编：《毛泽东与青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

毛泽东晚年的一次，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孟：“孟夫子，你读过《红楼梦》吗？”“别的书没看过，这本书还真看了一遍。”小孟回答。“噢，读了《红楼梦》，那你说说看，有什么想法，这本书好看吗？”主席像是对一个几岁的孩子在说话，显得非常和蔼。“有的地方挺好看，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段写得挺有意思，有的地方也看不太懂。”“是啊，《红楼梦》我都读过十几遍了，有的地方也还是没有看懂，这个不奇怪嘛！”“主席，我怎么读到最后，看到他们的家族四分五裂、家境败落时，心里有点儿同情呢！”小孟向主席谈了自己的感受。“是吗？不仅你有同情，我也有同情呢。但又一想，就不同情了。荣国府、宁国府的败落，只不过是暂时丧失了吃人的权力，这个府与那个府的此起彼落，不过是狗咬狗的输赢，同情是大可不必的。”“我同情林黛玉，可不喜欢贾宝玉，他对那么多女孩都好，这叫什么事啊，一点都不专一。”小孟又提出了个话题。毛泽东对她分析：“林黛玉有句话讲得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她是个很有头脑的女孩子哩。但是她的小性儿也够人受的。贾宝玉，是个很有性格的男孩哩。他对女孩好，那是因他觉得女孩受压嘛。大观园里的女孩总比那些男人干净得多，你还不懂贾宝玉。”（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167页。）

第三卷　毛泽东品评《水浒传》

第一节　毛泽东与《水浒传》的故事

毛泽东熟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其中一部便是《水浒传》。毛泽东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看《水浒传》。他在进入私塾蒙读的时候，便早已熟悉水浒故事里的情节和人物了。这时是1906年，他13岁。读《水浒》，说《水浒》，评论《水浒》，介绍《水浒》，《水浒》贯穿了他的70年读书生涯。

根据毛泽东自己回忆，《水浒传》是他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一部书。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所发售的100余种中外哲学和人文科学书籍里，《水浒传》是唯一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小说；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他建议同侪读些《水浒传》；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介绍宋江和《水浒传》；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水浒传》是他必读的一部书；在长征途中，他急于要找寻《水浒传》来读；在延安和北京时期，《水浒传》又是他书架上必备的。他熟悉《水浒传》的各家版本，一百回的简本、一百二十回的繁本、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以及由一百二十回后40回独立成篇的《宋江平四寇》，还有《水浒传》衍生、嬗变的《水浒后传》（清朝陈忱）、《水浒新传》（现代张恨水）等。

他很喜欢《水浒传》，《水浒传》一直是他常读的书。他也经常谈论《水浒传》，应用《水浒传》里的内容和文字。我们从学习他的文章、谈话，以及阅读他人所写的回忆和纪实作品里，时而能从中发现有《水浒传》故事和词汇的穿插、引用，古为今用，如数家珍，真所谓是恰到好处。虽然，他所说的、所写的，多是片言只语，但亦可窥见20世纪一代中华伟人在不同时空的文化思维和文化性格，给我们读《水浒传》以很多启示和开导。它也是中华民族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比如，他曾对徐海东、贺龙两位将帅说：“中国有3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3部小说，不算中国人。”他也曾对警卫员、翻译等随身人员分别说过：“《水浒》至少要读3遍。”

很早便爱读《水浒传》

1936年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曾对斯诺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还要知道得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相互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又据《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10页）一书，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我继续阅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种地的勇士、官员和文入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种的。”

又据金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在读了《水浒传》等后，“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西行漫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农民们自然常要反对这种不平等。《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金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转移中的中央纵队在陕北田次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旁。毛泽东耳听木柴燃烧的噼叭声，仍然是若有所思的神情。“主席又在想什么？”周恩来小声问，谈心一般。“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毛泽东继续说，“《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好像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的彭老总！”江青在火堆一侧听到了，大声说：“我听说必成（周恩来当时的化名）同志4岁读唐诗，9岁读完《三国演义》和《水浒》，而且能背诵许多精彩段落。”“是吗？”毛泽东望着周恩来，“我十几岁才开始读《三国》。”“是这样，我喜欢古典小说，不满9岁就读了许多，特别是《三国演义》和《水浒》。”周恩来坦然承认，似乎毫不经意地讲一件极普通的事实，“但是我就没想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直到刚才我才想到，并且同时得到了答案：写书的人都不种田！”任弼时叹服地望了一眼周恩来一—恩来是谈话的大师。”（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181页。）

许褚，东汉末曹操部将，以勇猛著称，曾因“赤膊上阵”而闻名。关羽，东汉末期刘备部将，以武勇著称，被誉为当时的“万人敌”。

1947年8月，在陕北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又听警卫员李银桥说：“小时候看《水浒》，只知道杀富济贫，不懂得反封建；大点了，看《盛世危言》，以为有了外国的技术、机器和枪炮就行，还是不懂反封建。”（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

1906年，当毛泽东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了一本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村里，当时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入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1906年，阴历十月的韶山冲，从一条弯弯曲曲的黄泥小路上，走来了一个挑书箱的少年。这就是刚被井湾里私塾先生赶出来的“反叛”学生——13岁的毛泽东。原来，这天上午，毛泽东正背着老师在课堂上偷偷地读《水浒全传》。正当他被梁山好汉深深吸引住的时候，先生突然夺走了他的书，鼓起眼睛训斥他：“你这是反叛，我不敢教你了，收拾你的书箱回去！”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9岁开始的5年私塾学习，回到了上屋场。他第一次失学了。（董志英：《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白天，他要和家人、雇工一起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晚上，还要帮父亲算帐、记帐。尽管常常累得筋疲力尽，但他还是坚持学习、读书，常常在小油灯下熬至深夜。这一期间，毛泽东博览群书，只要是韶山冲里能借到的书，他必借来看，甚至连对庙里和尚的经书也津津有味把卷夜读，《精忠传》、《水浒传》、《隋唐嘉话》、《三国志》和《西游记》这些古典小说更是百读不厌。毛泽东后来回忆起那些读书生活时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喜欢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许祖范、姚佩莲、胡东：《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1910年，毛泽东准备去县城东山学堂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1910年，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到东山学堂求学。在堂长办公室，毛泽东立在办公桌前，勇敢而又恭敬地重复一遍他的请求：“先生，请你准许我进你的学堂读书。”堂长望着这位不卑不亢、很有勇气的学生，似有所动，用平和的声调问：“你叫什么名字？”“毛泽东。”“毛泽东！”堂长慢慢咀嚼，“你住在哪里？”“韶山。离这儿50里。”“你多大了？”“14岁，先生。”“你在村里读过书吗？”“我跟王先生读过两年书。”“那么，你能阅读三年级的课本吗？”“我没读过。但我能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还读了《盛世危言》，所以我有了继续上学的要求。”（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226页。）

《盛世危言》，清末郑观应（1842—1921）著。郑系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书是他的代表作。

1910年前后，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拼命用功学习。5个月后，他的成绩已经突飞猛进。……毛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比以往容易多了。很快地，他的伙伴们公认他为有关三国历史和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大王。他常常给他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们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4页。）

“一百零八将”，见《水浒传》第七十回《没羽箭飞石打英雄，宋公明开粮擒壮士》：“宋江看了众多头领，却好一百单八员。”此间正将（天罡星）36员，偏将（地煞星）72员，所以也称一百零八将。

1910年前后，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据他的同学萧三写的《毛泽东》中提及他们的读书生活，内称：“我们常在一起交谈各自的读书心得。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老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传》、《说唐》等。他给我讲这些书的内容。我也知道一些毛泽东没有读过的小说，我同样乐于把它们讲给自己的新朋友听。毛泽东听完后，对我说：‘这些书都不错，可是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

又据萧三回忆毛泽东少年时代：“那些小说里的故事、人物，毛泽东都记得非常的熟，放牛或农作完了的时候，他和小朋友切磋书中的故事——武松打大虫演得很像。看的人都喊‘再做一回’！那些读物后来对他的影响也很大。”（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武松打大虫”，见《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武松，行者武松，梁山正将之一，步军头领，排行座次第十四。

1917年前后，毛泽东在长沙湖南一师主持新民学会期间，他建议同学、会友们读一读《水浒传》。后来在大革命期间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他还谈起过《水浒传》和宋江的造反。（武思萦、樊静：《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宋江造反，见《水浒传》第六十三回《宋江兵打北京城，关胜议取梁山泊》等多处。

2、始终喜欢读《水浒传》

据英国人迪克·威尔逊的《历史巨人——毛泽东》称：1930年3月，“当时毛的全部行装有两床毯子，一条布被单，两套普通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一件旧大衣，一把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他用的地图、文件、书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爱的《水浒传》，都装在这个挂包里。”（迪克·威尔逊：《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1932年1月，毛泽东在那次批评他为“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又犯病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个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山上树木蓊郁，山顶上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古庙，住了进去。毛泽东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的。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派项英专门来请他下山。毛泽东在桃源世界般的东华山，埋头读书，他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

据贺子珍后来回忆：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给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的根底很深，也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唐诗三百首》，他全部都能背出来。他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好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其中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

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领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他同军队中的政治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革命的中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

1934年，红军渡过湘江后，在三面环山、一面靠水的油榨坪休整。两副担架同时抬进一个小院子，从担架里走下毛泽东和王稼祥。根据总部的命令轻装，王稼祥把一时用不上的东西都扔掉了，还把他已读塾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几本马列书也扔到了地下。过了一会，他又心疼地把这几本书捡起来，塞进挎包，喃喃地说：“扔不得，扔不得！把马列主义的书扔掉，就不是轻装，而是解除武装了。”毛泽东正津津有味地看《三国演义》，心不在焉地说：“扔不得的就是必要的，总部命令轻装是扔掉不必要的东西。”王稼祥问道：“老毛，你都轻什么装啦？”毛泽东眼睛仍不离开书本：“我已无装可轻了，过湘江前，我连饭锅、牙刷、牙粉都轻装了。”王稼祥望望毛泽东的铁皮箱，问道：“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放下书本，认真地说：“《三国演义》、《水浒》，还有一些唐宋诗词，路上拣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王稼祥憋不住，又问：“怎么没见到马列的书呢？”毛泽东幽默地说：“马列的书向你借来翻翻就行了，我知道你必带。我这些宝贝在路上到哪借去？丢了我就要断炊。”（郭晨：《万水千山只等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1935年，他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因随身带的书看完了，到一个村子驻扎后，他对警卫员讲：“你去给我弄部《水浒》和《三国》来。”警卫员找到一户读书人，说要借个“水壶”和“仨锅”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就把自己正用的水壶借给了他，并说家中没有3口锅，只有一口，自家每天都得用，实在腾不出来。警卫员谢过老先生，提起借来的水壶，兴奋地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说：“主席，水壶拿来了，仨锅没找到。”毛泽东抬头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身边，耐心地告诉他：“我要的不是烧水的水壶，也不是烧饭的大锅，而是中国的古代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是两都古书。”说罢，又拿来一片纸在上面写出来，交给了警卫员，告诉他今后要注意抓紧时间学习，“干革命可不能闹笑话呀”！（喜民：《璀璨的星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939年9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欢迎“全国慰劳总会”所组织的慰问团大会，并致欢迎词。晚上，他聆听了慰问团文艺界代表老舍所唱的一段京剧《打渔杀家》。（陈微：《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打渔杀家》，清初陈忱据百回本《水浒传》作延续，写成《水浒后传》，其中第一回《阮统制梁山感旧，张干办湖泊寻灾》，写阮小七回梁山泊石碣村，依旧打鱼为生，但却遭到官府和劣绅的欺凌，被迫杀家逃亡。此间若干情节，为艺人移植、改造为京剧《庆顶珠》（《打渔杀家》）。剧中阮小七改姓名为萧恩，其女亦随父姓名为萧桂英。

作曲家郑律成想起1943年在延安的一段往事：有一次，在中央大礼堂演京剧《打渔杀家》，他也去看了，坐在前面。一会儿，毛主席来了，亲切地问他说：“你是高丽人吧？”怕他看不懂京剧，就为他祥细介绍了剧情。（丁雪松等：《作曲家郑律成》，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

1944年6月12日，下午6时，毛泽东接见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畅谈国内外局势。晚餐后，毛泽东与大家共观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的《古城会》、《打渔杀家》、《草船借箭》。当看到《古城会》里的张飞、《打渔杀家》里的教师爷、《草船借箭》里的鲁肃时，毛泽东不断地发笑。毛泽东自谦地对客人说：“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很喜欢看看。”（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516—517页。）

《古城会》，见《三国演义》，叙张飞在古城与脱离曹营的关羽团聚事。《草船借箭》，见《三国演义》，叙诸葛亮与鲁肃乘大雾迷江时，驾众草船赴曹营取箭事。

1946年初，延安各界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举行团拜晚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参加，观看了延安平剧院演出平剧《武松》。（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651页。）

《武松》，据《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至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即俗称的“武十回”改写的平剧（京剧）。

1946年6月，原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来到延安。29日晚，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欢迎晚会，许多人在礼堂门口迎候。其中为首的一位握住刘善本的手，自我介绍说：“毛泽东，欢迎你们到延安来。”刘善本多年的夙愿实现了，他把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毛主席，我终于到您这里来了！”会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陪刘善本等起义人员看了平剧《三打祝家庄》等文艺节目。（《中共党史资料》第4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1949年在河北平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京剧团来西柏坡进行慰问演出。这次慰问演出的场地，是东柏坡大礼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即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全部5位书记）都来看演出了。

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李和曾演宋江。毛泽东赞扬李和曾说：“唱得不错。我很多年还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唱戏呢。”他还说：“这个人唱得好。但这出戏点得不够好，只是逗笑的戏，政治内容虽说也不错，就是没有很好地表现出主角的唱功来。唱哪出戏，最好让主角自报。”他认为，某个演员哪出戏唱得最好，就让他演哪出戏才好。

第二天晚上演出的，有《孔雀东南飞》、《打渔杀家》、《哭秦庭》。《哭秦庭》也由李和曾主演。

演出结束后，在回去的路上，毛泽东对身边的同志们讲：“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他还说：“京剧界也有好多流派，马派、谭派、梅派、程派、高派，他们都培养了自己的艺术家。”（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8页。）

《宋江杀惜》，又名《乌龙院》、《坐楼杀惜》，见《水浒传》第二十一回《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

《孔雀东南飞》，据汉魏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而改编的剧目。

《哭秦庭》，据《东周列国志》春秋申包胥借秦兵复国故事而改编的剧目。

1949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京剧《野猪林》。（《赛福鼎回忆录》，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510页。）

“野猪林”故事，见《水浒传》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陪同苏共中央伏罗希洛夫主席观看了京剧《野猪林》。（《炎黄春秋》1995年第8期，第73页。）

1975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的生日。环视他陈设简单，但不空旷的卧室，床上书桌上，尚可见可知若干书名，及其插有若干书签的所在。比如：《新唐书》在“卷二百二十五下列传第一百五十下逆臣下黄巢”，《日唐书》在“卷二百下列传第一百一十五下黄巢”，《明史》在“卷三百九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李自成”，《征四寇》在第十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计赚萧让》，《水浒后传》在第二十四回《换青衣二帝惨蒙尘，献黄柑孤臣完大义》。此外，未插书签的还有《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年谱》、《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等等。（舒群：《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的故事》，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205页。）

《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计赚萧让》是《水浒传》的第八十一回。

《征四寇》，原名《后水浒》，又名《宋江征四寇》、《荡平四大寇传》。系截取《水浒传》一百十五回本之第六十七回到结尾而成集。其内容是宋江等人受招安的经过，以及招安后征辽国、征田虎、征王庆和征方腊等故事。

《水浒后传》，明末清初陈忱著。共40回，为百回本《水浒传》续集。故事紧扣宋江等死后，余部阮小七凭吊梁山泊，李俊太湖捕鱼而受到官府恶霸迫害，以及抗金和到暹罗国创业等。

3、平日多涉及《水浒传》

1920年10月22日，毛泽东执笔起草《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报告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的情形）。报告里提及，文化书社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3类。书计164种，杂志计45种，日报计3种。今略计从此年9月9日至10月20日一个月零十二天临时营业期内重要书报杂志之销数。其中列出销书19种：《罗素政治思想》（30份）、《女性论》（20份）、《赫克尔一元哲学》（20份）、《达尔文物种原始》（10份）、《罗素社会改造原理》（25份）、《旅俄六周见闻记》（10份）、《爱的成年》（5份）、《杜威五大讲演》（5份）、《西洋伦理学史》（5份）、《哲学概论》（8份）、《伦理学之根本问题》（5份）、《克鲁泡特金的思想》（30份）、《新俄国之研究》（30份）、《劳农政府与中国》（30份）、《新标点水浒》（30份）、《胡适尝试集》（40份）、《胡适短篇小说》（30份）、《科学方法论》（30份）、《迷信与心理》（20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537页。）

《新标点水浒》，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8月初版，由汪原放主持组织人员，采用标点符号并分段的新式出版物。该书系七十回本，附有胡适《水浒传考证》。

1920年11月10日，毛泽东执笔起草《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文中提及在该社经售的164种书中，重要书籍有62种，多系东西方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论著，属于人文学科，仅《托尔斯泰传》、《欧洲文学史》、《胡适短篇小说》、《吴稚晖上下古今谈》、《新标点水浒》、《三叶集》、《俄罗斯名家小说》等数种，而《新标点水浒》为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41—542页。）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就曾经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据当时学员保存的笔记，他在“中国政治史与中国地主阶级”的题目下讲道：“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说唐》、《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遍（偏）袒统治者即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以前，虽多居乡，又为农家子弟，但对于农民的真正状况，是不大清晰。即是说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司（思）已竟（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之表现是也。”（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茨坪。他对贺子珍的爽朗、活泼、直快很有感慨。从接到她写的那第一封信，到大仓会见袁文才，他就开始注意到她。后来她又帮着工农革命军安置护理伤病号，这次又天天翻山来照看他。他晓得，她是促成工农革命军同袁文才谈判成功的一个关键人物。虽然时间不长，但几次见面，他对她无不产生一种特殊的好感。他含笑看了她一会儿，突然问：“你的小名不是叫桂圆吗？怎么又有人喊你‘石灰佬’呢？”贺子珍噗哧一笑，说：“么子‘石灰佬’，是‘石灰脑’呀。”“哦，石灰脑袋？你怎么……”毛泽东不解地指指她的头。“哪是我呀？”贺子珍忽闪着长长的眼睫毛，说：“‘石灰脑’是讲我们永新历史上的一位宰相，叫刘沅。他当了一年半宰相，便想反朝廷，被宋仁宗晓得了，就把他斩首。永新人将他的尸体运回安葬，因为没有脑袋，就用石灰做了个头。”“噢，这么说‘石灰脑’还是一位敢反朝廷的人物呀！可惜他没有去投梁山泊，梁山上也有好多北宋的要员呀。”（吴振录、邱恒聪：《山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投梁山泊”，见《水浒传》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等多处。

1934年1月，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他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他的《西江月·井冈山》等词，认为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开怀大笑。（刘汉民：《毛泽东诗词的人格美》，《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1990年第3期。）

“山大王”，见《水浒传》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宫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等多处。

1939年春，毛泽东在“抗大”总校参训队讲战略学。休息时，他看了雷英夫的笔记。据雷英夫回忆：“毛泽东指着其中的一本笔记问代总参谋长滕代远：‘这个娃娃的情况了解吗？’滕代远一眼看清毛泽东指的是我的笔记本，马上胸有成竹地说：‘他呀，了解了解，他叫雷英夫，河南洛阳孟津人，来延安是被逼上粱山来的！’毛泽东一听，来了兴致，呷了一口茶，继续问道：‘哟，说说看，怎么个被逼上梁山来的？’毛泽东对这件事很重视。所以，一提我是被逼上梁山的，似乎有着特别的兴趣。”（雷英夫、陈先义：《统帅部参谋的关怀》，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1943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毛泽东是张恨水小说的读者。早在1944年，《新民报》社长赵超构作为该报记者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就曾与他谈起过张恨水的小说，认为他的《水浒新传》写得很好，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孙琴安：《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7页。）

据曾参加“中外记者团”的赵超构回忆：他们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亲自、认真地向他询问了张恨水的近况，希望带信让张恨水有机会到延安来看看。毛泽东说：“张恨水的那部《水浒新传》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魏守忠：《毛泽东、周恩来与张恨水》，《党史文汇》1996年第4期，第15—16页。）

《水浒新传》，系张恨水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创作的一部旧式章回体小说。全书共68回，前46回曾连载于上海的《新闻报》，1943年在重庆推出单行本。内容是写宋江等人在招安后，随张叔夜在大河南北抗金的故事。

贺炳炎将军在战斗中失去了右臂。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贺炳炎光荣地参加了大会。休息时，毛泽东笑盈盈地朝他走来。他激动地站起来，挺起胸脯，举着左手，向毛泽东敬了个庄严的军礼。

毛泽东连忙用右手握住他的左手，亲切地说：“贺炳炎同志，你是独臂将军嘛！不用这样敬礼。从今往后免掉你这份礼吧！”

“主席，你不要我当兵了吗？我还有一只手，能够冲杀！”

毛泽东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又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连声肯定地说；“要！要！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育出这样独特的人才！”（薛春德、刘心明：《独臂将军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1页。）

“独臂将军”，见一百回本《水浒传》第九十七回（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第一百十七回）《睦州城箭射邓元觉，乌龙岭神助宋公明》。武松在与方腊义军的战斗中，被对方的“天师”包道乙砍断了左臂。民间有所谓“武松独臂擒方腊”的传说。

1945年2月22日，延安平剧研究院公演《三打祝家庄》。毛泽东写信祝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和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据北京《新民报》1950年1月17日报道：《三打祝家庄》由延安平剧研究院魏晨旭、李纶、任桂林等集体创作，刘宁一、齐燕铭、郭化若、刘慎之参加研究。毛泽东观看后，给演出者写了这封信。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提出要多想问题。他说：“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个集体创作，《三打祝家庄》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白毛女》也是一个集体创作，让自己的功劳同大家共有，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合作写的。我们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搞了一个政治报告，如果不是大家都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页。）

《逼上梁山》，新编历史剧，写宋徽宗时，太尉高俅专权，民不聊生。禁军教头林冲同情百姓，高视作眼中钉，欲借故除之。一日，高养子高五游庙，见林冲妻张氏貌美，上前调戏，为林冲及其友人鲁智深所逐。虞候陆谦向高俅献计，令人伪作出售宝刀，使林买去，复诱之持刀入高府内之白虎堂，诬指为行刺高太尉，论罪，发配沧州。陆谦使解差于途中加害，鲁智深暗中跟踪至野猪林，救下林冲。林冲迫于无奈，只得走上梁山，落草为寇。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知道他身边这几个毛头小伙子个个都是“故事迷”，非常喜爱听他讲《三国》，说《水浒》。毛泽东讲故事有所不同，他的故事，总是有所针对，有的放矢的。听后使你感到，故事本身，正是你工作或生活中所遇到或要解决的问题与矛盾。在谈判的闲暇之余，毛泽东便给工作人员讲“浪里白条”张顺智斗“黑旋风”李逵的故事。他讲，张顺为发挥自己嬉水如蛟龙的本领，使李逵到水中搏斗，其结果“黑旋风”的威风在水中一扫而尽，被张顺轻而易举大获全胜。讲至此，毛泽东用他那夹带着“老陕”味道的湘音随口吟道：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

坚车载重物，渡河不如舟。

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

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张顺斗李逵的故事，见《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跳》。

据李银桥回忆，1947年，毛泽东聆听女儿李讷表演平剧《打渔杀家》：“那母女俩又一阵悄悄话，李讷便朝屋中央走来，摆个姿势，将木棍拖在手中。毛泽东看出女儿以棍代桨，扮的是《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那神态姿势虽然幼稚，却也酷肖其母。当年江青在延安就演过这出戏，扮的是萧桂英。女儿稚嫩的童音在窑洞里回荡，虽然底气不足，却有板有眼，自有一种感人的韵味。毛泽东微笑着默默坐在椅子里，击掌作拍，头也合着板眼点动。”（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1947年10月底，毛泽东从陕北葭县的神泉堡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住进一所带玻璃纱窗的“洋楼”，据说这家地主的儿子曾留学外国。房子名叫“扶风寨”。这房子三面临崖，崖深数十丈，只有一条路能通村里。房子北面有个尖山包，修了围墙碉堡，还有枪眼炮眼。危急时躲进去，很可以坚持一段日子。毛泽东在寨门口立住脚，观察着四周，感叹道：“这个地主还有些本事么！不但会剥削人，还懂点军事常识，很会选地形呢！没有点近代化武器，单凭土枪土炮还真不容易攻进来！”周恩来先来到这里，他向毛泽东介绍说：“听说有一年闹灾荒，农民们没有吃的，地主每天发半斤粮食，叫农民给他背石头，盖起了这座寨子。”任弼时笑道：“别看地主势力大，可就是胆子小。”毛泽东说：“压迫人的总是什么都怕。怕遭土匪抢劫，更怕穷人造反。《打渔杀家》里的萧恩父女，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跟地主拼命的。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事。”毛泽东讲着，正要进屋门，听到身后周恩来叫李讷，便又停下来。毛泽东不无骄傲地指指女儿：“她就会唱《打渔杀家》。”（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267页。）

1947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作了《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当然，旧戏中也有些剧本是好的，如《打渔杀家》之类。有些旧戏你们可以改造它，用自己的创造力掌握了这门艺术，并且从政治上来个进步，你们就可能写些新的东西。打仗也是个创造，但这是死了好多人才换来的。1927年我在武汉时还是个白面书生，但是在以后二十年的战争中创造了打仗的新的方法，同样，我们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和干部，在各种工作中都有可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前途是我们的。打败仗我们不怕，不打败仗我们就不知道仗应该是如何打法。平剧这个剧种在延安曾有过很多的争论。平剧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写成一个世界，穷人就不算数。平剧的形式目前我们不忙改，只挑出若干需要修改的戏，首先从内容着手改造。过去在延安改造了两个戏，一个是《逼上梁山》，一个是《三打祝家庄》，缺点就是太长了。有些旧戏我看写的还很精练。希望你们大胆地进行艺术创造，将来夺取大城市后还要改造更多的旧戏。”（《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326页。）

1948年，毛泽东在五台山参观寺院，问方丈：“五台山上有两个名人出家，一个是鲁智深，一个是杨五郎，他们是在哪个寺庙里当和尚？”

方丈说：说法各不一样。五台山有几个山门，塔院前也叫山门，菩萨寺也有山门。传说中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是在菩萨顶的寺庙。菩萨顶寺庙也是五台山五大禅处之一。鲁达打死镇关西以后便逃到代州，在赵员外的协助下，来到五台山菩萨寺当了和尚，起名叫鲁智深。一次他喝醉了酒，就醉打山门，大闹僧堂。他只当了7个月的和尚，就被送下了山，去东京汴梁大相国寺安身。杨五郎一次打败了仗，在突围中愤恨奸臣当道，残害忠良，便决定弃甲，在太平兴国寺出家当了和尚。辽兵见他是个和尚，没有理睬他。这样，杨五郎才没有当俘虏。他到太平兴国寺当和尚以后，人们就把兴国寺叫五郎庙了。

方丈说完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五台山也到了，又实地看了一些古迹，这总比只听传说要实际多了。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再来看看……”（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鲁智深，“花和尚”鲁智深，梁山正将之一，步军头领，排行座次第十三。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故事，见《水浒传》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杨五郎，明人小说《北宋杨家将演义》中的人物，相传为杨业第五子，名延德。杨业军败于金沙滩后，他入五台山为僧。

另据一史料。1948年4月初，毛泽东一行在途经山西五台县的台怀镇时，不仅在此住宿一夜，还参观了寺庙。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等看望了这里的住庙僧尼，同他们谈了话。他不仅详细询问了五台山寺庙的建筑史，而且还颇有兴趣地向他们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问他们在哪个寺庙当和尚。（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257页。）

鲁智深在五台山文殊寺出家，见《水浒传》第四回：“长老拿着空头度牒而说偈曰：‘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智深。’”

1949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苏联。他在处理完国内的事后，走进会客室里散步。他推门出来，看到汪东兴在看书，便问道：“又在看什么书？”汪东兴说：“在中国大使馆借了一部《水浒》。”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有一百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你看的是哪种？”汪东兴回答说；“我借的这部书是一百二十回的线装本。”毛泽东说：“有时间就看点书是增加知识的办法之一。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据《汪东兴日记》：1950年1月17日，在苏联列宁格勒时，毛泽东在大厅里散了一会儿步，走到我值班的房间，看到我正在看《水浒》，问：“快读完了么？”我说：“刚看完了六十五回，还有五十多回没看完。”毛泽东说：“六十五回，是不是《托塔天王梦中显圣，浪里白条水上报冤》？”我说：“是的，主席你对《水浒》这么熟悉，给我讲讲这个故事好不好？”毛泽东说：“好啊，我就给你讲讲这个故事。”毛泽东拿起书来念道：“这一回是说宋江攻打大名府，一连数日，急不得破，宋江闷闷不乐。这天宋江神思疲倦，身体发热，头如斧劈，一卧不起。托塔天王晁盖梦中显圣，晁盖叫道：‘兄弟！你不回去，更待何时！’宋江梦醒吃了一惊，急起身问道：‘哥哥从何而来？冤仇不曾报得，心中日夜不安，又因连日有事，一向不曾致祭，今日显灵，必有见责。’晁盖曰：‘非如此也。……贤弟有百日血光之灾，只除江南地灵星可治。你可早早收兵，此为上计。’宋江请吴用来到军帐中叙述前梦。吴用道：‘既是天王显圣，不可不信其有。且今天寒地冻，军马亦难久住，正宜权且回山，等待冬尽春初，雪消冰解，那时再来打城，亦未为晚。’宋江道：‘我只觉背上好生热痛。’浪里白条张顺说：‘小弟旧住在浔阳江时，因母患得背疾，百药不能得治，后请得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吴用道：‘兄长梦晁天王所言，百日之灾，只除江南地灵星可治，莫非正应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有这个人，快与我去，休辞生受，只以义气为重，星夜去请此人，救我一命！’吴用吩咐张顺：‘带上金条、银子做盘缠，今日便行。’张顺别了众人，背上包裹，冒着风雪，舍命而行，将安道全请到梁山泊。安道全看后说：‘众头领休慌，脉体无事，身躯虽是沉重，大体不妨。不是安某说，只十日之间，便会复旧。……’”我津津有味地一直听着主席念完这段故事。（《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187页。）

“托塔天王晁盖”，染山第二任首领，于攻打曾头市中箭伤死。

“浪里白条张顺”，张顺，梁山正将之一，水军头领，排行座次第三十。

安道全，神医安道全，梁山偏将之一，掌管专治诸疾内外科医士，排行座次第五十六。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8页。）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南巡途经湖南长沙时，在火车上会见周小舟等省、地、县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座谈。座谈中，毛泽东侧过脸来，看靠他右边椅子上的年轻同志。周小舟立即介绍：“这是宁乡县委第一书记张鹤亭。”毛泽东问：“你多大年纪？”“31岁。”“你是哪里人？”毛泽东又问。“河北省大名县。”毛泽东听后，风趣地说：“原来你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啊！卢俊义还是你的老乡呢！”说得大家都笑起来。（许祖范、姚佩莲、胡东：《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1页。）

“北京大名府”。北宋以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为东京，另设西京（洛阳府）、南京（归德府，即今河南商丘）和北京大名府。

1956年11月19日，毛泽东《对<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的批语》：“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养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2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期。）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乘车离开安庆到合肥。车到合肥，已近傍晚。安徽省委负责人向他谈起了无为县响山大队的分配情况。这个大队的复员军人陈广复，原来在部队上做过供给工作。他当队干部后，根据这些经验，在大队实行了供给制。毛泽东听说后，称赞他是一个人才，幽默地说：“无为不单出了个黄文炳，还能出这个陈广复。”（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黄文炳，见《水浒传》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且说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却是个野去处。城中有个在闲通判，姓黄，双名文炳。”

1962年4、5月间，毛泽东来到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会议，讨论农村工作。晚上浙江省委组织舞会。晚会中，有的演员把一些杭州的歇后语说给毛泽东、周恩来猜。毛泽东也给大家说了几句歇后语，如：“杨宗保和穆桂英的姻缘——打出来的。”“周幽王点烽火——一笑值千金。”“吕布戏貂蝉——英雄难过美人关。”“林冲上梁山——官逼民反。”（李约翰、镡德山、王春明：《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页。）

1972年12月12日到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1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在14日会上，毛泽东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2页。）

“军师”，古代军队里给首领当参谋、助手的人物。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便是刘备的军师。梁山泊的军师就是吴用。

1973年春天，在一次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上，当邓小平进来时，“毛泽东一把握住邓小平的手，开玩笑地说：‘小平同志啊，你有个弟弟叫邓小贤，“男女关系”问题，《水浒（传）》里已经解决了！’博览古典名籍的毛泽东，与人谈话时习惯引用历史典故。当时他借用小平同志青年时代用过的名字邓希贤，恰与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里一个有男女关系的人物‘邓小贤’名字有相似处。所以毛泽东幽默地说，你有个‘弟弟’叫邓小贤。这时陈士榘开始意识到毛泽东是在跟邓小平开玩笑，说明邓小平的问题已经解决，应该出山了。”（刘恩营：《三星上将陈士榘》，《中华儿女》杂志1996年第4期，第70页。）

4、建议大家读《水浒传》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休息时，徐海东见毛泽东和贺龙谈笑风生地在天主教堂院内散步，就想趁此机会提出上前线的事。未等开口，毛泽东对贺龙说：“中国有3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3部小说，不算中国人！”贺龙嚷着：“没看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毛泽东瞅了瞅徐海东，问道：“海东，你看过这3部小说没有？”徐海东虽然从小只读过三年半书，但有一个好学的精神，当窑工的那些年头，读了不少书。他向毛泽东说：“《三国》看过，《水浒》也看过，这《红楼梦》嘛，不知是什么意思，没看过。”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说得身旁的人都大笑起来。”（张麟：《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230页。）

后来，徐海东去华中新四军就职前，向毛泽东辞行。当说到在马列主义学院读了一些书时，“只是你说的那3部小说还没有看呢！”“什么3部小说？”毛泽东已经忘了，当他知道后，哈哈大笑起来。（张麟、宁凡：《徐梅东大将》，海燕出版社1987年版。）

据朱霖回忆：1942年，“毛主席曾号召我们：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看后得益匪浅。”（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1942年10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不久，毛泽东提议该院根据他在《矛盾论》里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论述，作构思主题创作一个剧本。（陈晋：《毛泽东谈文说史·〈水浒传〉的启迪》，《瞭望》杂志1991年第44期。）

1944年7月初，延安平剧院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构思中又得到了齐燕铭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再次指示说：该剧要写好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陈晋：《毛泽东谈文说史·〈水浒传〉的启迪》，《瞭望》杂志1991年第44期。）

1946年2月，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随斯大林派来为毛泽东治病的两名苏联医生乘飞机回到延安后，一天下午，他去王家坪向毛泽东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问他：“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书吗？”毛岸英回答说：“经常读。读过《红楼梦》、《水浒传》，还有鲁迅先生的作品。”毛泽东点点头，说：“还好，应当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的革命知识。”（董志英：《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据毛泽东医疗组汤沛回忆：1954年，在一次吃饭时，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它书籍。”并进一步教导我们，“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主席兴趣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这些书中的某些片断和情节，以及它们的意义。周末的晚餐桌上，就成了他老人家考我们的场所。当然，这也是我们增长知识的场所。此后，我们一有空闲，就抓紧时间循序地阅读这些书，并努力将其中情节、背景、来龙去脉以及其意义弄清梦，并熟记之。开始，我们还分了工，若主席问有关《红楼梦》、《三国演义》的问题就由我回答，若问《水浒传》、《西游记》的问题由小吴回答。否则，回答不出，除弄得脸红外，还很丢面子的。主席看出我们的心情，每次都诱导式地和我们一起讨论，一块儿说笑，很是轻松，事情并不像我们考虑的那么紧张。（汤沛：《建国初期的毛泽东》，《中华儿女》杂志1995年第9期。）

第二节　高度评价与经常运用《水浒传》

《水浒传》是农耕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保留、存积了我国自宋元和明初中期的许多民间语言和文化、社会风俗和习惯。这些，乃是在官修史书和朝野士大夫的札记、野史里难以寻见的。而《水浒传》的神髓，却是以形象思维，抒写了那个时代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心态和行为。它记下了当时社会的一百二十行的大多数职业行当。

毛泽东读《水浒传》，开始也是出自审美的情趣，即艺术形象的塑造方式、精致的杀打文字作欣赏的。如少年放牛时，他就学武松打虎。但他此后却没有停滞下来，像常人那样把《水浒传》仅视为一种艺术文化，而是很快转入对它的实用价值的评估。他重视《水浒传》所执持的农民气息和大众文化。在风雨如晦的文化启蒙时期，他就提出要“学梁山泊好汉”。

毛泽东喜读《水浒传》，也许这也表示他对旧社会、旧世界黑暗和沉沦的愤懑与不平。“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水浒传》在前半部所宣扬的“造反有理”思想，在他脑海里不时浮现，所以后来他神往过去，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

《水浒传》是以写宋江等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在梁山上聚义、高举“替天行道”大旗的一部书。因为强化“造反有理”，明清以来官府多有把它视为“诲盗”之作、列为“查禁”的。却也有人把它界定是写绿林好汉。“盗贼本王臣”，是因为奸佞当道，无可奈何，才落草为寇的。但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农民战争在史界的拔高和走红，它也被升值为“歌颂农民英雄”的好书，还认为这是封建社会唯一的一部歌颂穷苦农民的文学小说，也是一部最成功的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完整过程的古典小说。文章合为时而作，诸说不一。但当今学界较多于倾斜此说：《水浒传》梁山群英，极大多数人员的阶级成分和阶级行为，都很难说是纯洁的贫下中农和雇工。

对此，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有卓荦之见。当他读了包括《水浒传》在内的若干传统平话小说后，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神往当年时，就不止一次地提及：“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可见，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是不可能也不会允许“歌颂农民英雄”的文字问世的，而且竟能让它不胫而走，占领文化市场，传世传代。毛泽东很早就对《水浒传》有科学的独立见解。

早在青少年时候，毛泽东就站在极大多数被压迫者的立场上，为人类谋幸福，求解放。他和革命同志们以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水浒传》里的若干文化内涵，所反映的一种阶级社会基层民众与上层贵族的对立，朴素的唯物辩证主义和造反的喜剧和悲剧，就必然为他所青睐，发生共鸣，以至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得以在工作和学习中运用。《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和语言文字，也就成为他教育人们、沟通人际语言情感交流的一种运载工具。古今以来，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广泛运用，恰到好处。他阅读《水浒传》的收获和认识，早已超越于文学命题，而升华为对社会学、政治学，而蕴含形象思维的研究，由此作文化选择，评判、界定《水浒传》持有的正负价值取向。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由他修改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625页。）

“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往戍地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率领同行戍卒900人发动起义，反抗秦朝的残暴统治。全国各地纷起响应。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吴县）起兵，刘邦在沛（今江苏沛县）起兵。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以后，项羽、刘邦两军成了当时反秦的主要力量。秦朝灭亡后，刘、项双方相争数年，最后项羽败死，刘邦做了皇帝，建立了汉朝。

“新市、平林、赤眉、铜马”，都是王莽时代农民起义军的名称。公元17年，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领导饥民起义，以绿林山为基地，称为“绿林军”。后绿林军一部在王匡、王凤率领下，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另一部则由王常等率领，进入南郡（今湖北江陵县），称“下江兵”。新市兵进入随县，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等千余人起义响应，号称“平林兵”。公元18年，山东琅琊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莒县）领导农民起义。起义军用红色涂眉，号称“赤眉军”，主要活动于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等地，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农民军。同时，在黄河以北地区，还有大小数十支农民起义军，铜马是其中较大的一支。

“黄巾”。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张角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头戴黄巾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

“李密、窦建德”，公元7世纪初，即隋朝末年，当时两支主要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朝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王仙芝、黄巢”，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唐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在山东起义，次年黄巢聚众响应。王仙芝败死后，黄巢被推为领袖，后攻进长安（今陕西西安），称大齐皇帝。

“宋江”，北宋末年人，宣和元年（1119）结36人聚众起事，在山东、河南、江苏三角地带活动。史传称：“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宣和三年初，为沂州（今山东临沂）知州蒋园所败。二月，南下攻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军，入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界，在沭阳为县尉王师心败，又攻海州，中知州张叔夜伏，遂投降。方腊在浙江失败后，又起兵，为折可存所镇压。另说是宋江投降后并未参与镇压方腊，也有说宋江并未受招安。有关宋江事迹，散见《宋史》的《侯蒙传》、《张叔夜传》和《东都事略》（王禹偁）、《十朝纲要》（李塡）。但也有认为：（一）《水浒》里的宋江，源自《大宋宣和遗事》，和《宋史》里的宋江，是名字相同而毫不相关的两个人；（二）宋江史无其人，他是源自平话小说，再由平话小说切入元末人所修的《宋史》的。

方腊（？—1121），北宋末浙江农民起义领袖。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人。宣和二年（1120）聚义起义，占杭州、歙州等7州48县。翌年失败。

朱元璋（1328—1398），元末红巾军将领，后在集庆（今江苏南京）建立明王朝。明洪武元年（1368），分军北伐，推翻元朝统治。

毛泽东晚年还特别注意了《水浒传》的后20回，那就是宋江等受招安，征辽打方腊。这是梁山群雄的历史必然。在封建社会的民间造反，即落草为寇，或农民起义，不是蜕变、被消灭，就是投降。

毛泽东多次提出要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保护革命胜利成果。他曾经推荐大家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手抄李健侯的《永昌演义》，“以为将来之用”。在进入北平（北京）前后，他还多次提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教导人们跳出李自成失败的怪圈。因而，梁山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和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就成为他晚年所注意的课题。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多次就《水浒传》最后20回发表评论，即宋江投降了，去打方腊。它就是1975年所说的关于《水浒传》的评论。这是他在晚年继续读《水浒传》，崇尚斗争的理念，而极不满宋江搞投降的一个心理基调。

毛泽东善于应用《水浒传》故事，以至旁及元明《水浒》杂剧，如李开先的《宝剑记》；且在谈话和文章中经常插入，其熟悉力度，甚至还将其中俗语，恰如其分地运用于诗词创作领域，如“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冻死苍蝇未足奇”和“捉鳖”、“风流人物”等。古今中国还罕有诗人能像他那样，借用小说文字，拓宽了诗界。

1、高度评价《水浒传》

1917年中秋节。一群学生聚集在长沙市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小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人提出进入政界。对此，毛泽东回答说，需要有金钱和关系，才能当选。又有人提出，利用今后当教员的职位，来影响后几代——但毛泽东表示反对，说这个办法需时太久。别人要他提出办法，他答道：“学梁山泊好汉。”（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学梁山泊好汉”，见《水浒传》第二十回《梁山泊义士尊晁盖，郓城县月夜走刘唐》等多处。

1937年，毛泽东曾以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为例，来说明“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313页。）

“三打祝家庄”，见《水浒传》第四十七回《扑天雕双修生死书，宋公明一打祝家庄》至第五十回《吴学究双掌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在由第七条中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讲到我们党的统一战线，讲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策略时，他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陈晋：《毛泽东谈文说史·〈水浒传〉的启迪》，《瞭望》杂志1991年第44期。）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因为欣赏《水浒传》，古为今用，并指示党的文艺宣传部门把它的其中情节改编为戏剧。

《水浒传》前70回，贯穿了一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阔大场面，即“逼上梁山”。它是小说《水浒传》的一大主题，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也是毛泽东注重《水浒传》的一个主要课题。上井冈山，就是“逼上梁山”。“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

在毛泽东的安排和关切下，1944年，延安平剧院排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他在观看了以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一封信，认为这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逼上梁山”也成为毛泽东此后30多年时常提及的俗话，在言谈和书本上也常说，诸如“每造反者都是逼上梁山的”，“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等等。

1944年1月9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陪同下，观看了平剧《逼上梁山》。该剧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杨绍萱和教务处文教科科长齐燕铭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对彭真说：《水浒》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戏剧题材，如三打祝家庄就是一个。你们把《逼上梁山》搞完了，可以接着编个《三打祝家庄》。观戏返回后，毛泽东又连夜写信给杨、齐两人。信中说：“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

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曾发表在1967年5月25日的《人民日报》。当时，这封信被说成是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被删掉。15年后，即198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此信的全文。

1944年7月18日，毛泽东会见来延安访问的、在重庆政府情报部工作的美国雇员——以《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身份的莫理士·武道。他在谈话时说：“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09页。）

毛泽东欣赏《水浒传》，还因为《水浒传》故事多蕴含朴素的辩证法。如“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此中最引人入胜的，就是《三打祝家庄》。他说：“《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945年2月，毛泽东在观看了平剧《三打祝家庄》后，又写了一封信：“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桂园会见民主爱国人士时，有人在谈话中暗示：重庆气候不好，易患感冒，您还是早点回延安吧！听了这位朋友忧虑中的忠告，毛泽东微微一笑：

“中国有句古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谈判和打仗是一回子事，不同的是一个是流血的政治，一个是不流血的斗争。要想战胜对手，就必须了解对手，熟知对手。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吃了大亏。后来，梁山好汉们学得聪明起来，改变了方法，采用了孙子的《论军事说》，派人进去在敌人的营寨中搞了个调查研究，做了些工作，结果，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开始分崩离析，盘陀路的道也弄清楚了，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中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之方法，于是，第三次进攻，就打了个大胜仗。”

毛泽东从他的故事中又回到现实：“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就是要更好地了解他，在战术上熟知他的同时，通过谈判，让更多的人们深刻认识到蒋介石排除异己、消灭中共的错误战略思想。让人们在事实中得出结论：要打内战的不是共产党、毛泽东，而是他蒋介石执意要这么办！他要这么办，谁也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奉陪到底。”（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据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毛泽东警卫排长的阎长林回忆，1947年前后，在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毛泽东充分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时间，在行军路上学习。大概因为他看到我们懂得太少了，就说：“你们的文化低，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小说的内容很丰富，有政治，有军事，有文化，有生活。看小说不仅能够增长知识，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也能够提高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例如《水浒》里有个三打祝家庄，前两次没有打进去，宋江从调查情况入手，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扈、祝三家的联盟，给敌人的营盘里藏了伏兵，第三次就打进去了。这就是只有调查研究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嘛。”由《水浒》，毛泽东又讲了《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又见陈四长、郭洛夫：《艰难的转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高家村，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当天上午，在介绍人员时，询问姓名，当他听到阮迪民（要闻版编辑）的姓名时，风趣地说：“嗯，是梁山泊上的阮氏兄弟吗？”听了一个姓张的同志，他就问：“是弓长张呢，还是立早章？”听了一个名叫水江（出版发行）的，毛泽东侧首大笑着说：“那你可不缺水呵！”

毛泽东在谈到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时，笑着向大家说：“你们看过《三打祝家庄》的戏吧！头两次打败了。后来研究了为什么失败，大家心一齐，采用里应外合的方法，结果第三次打胜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对《晋绥日报》的某篇新闻通讯、某个编者按语，也都记得清楚。他赞赏用“编者按”的形式，对报纸发表的材料加以批注。他说，后来的批注虽然有缺点，但是那种负责精神是好的。他还说，金圣叹批注《三国志》，有人看不好，我看是好的，使人看时有个头绪。当然，批注的不完全对。（纪希晨：《忆毛泽东同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山西文史资料》第3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1页。）

“阮氏兄弟”，指《水浒传》梁山水军头领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和活阎罗阮小七，他们原都是梁山水泊畔石碣村的渔民。他们的故事，最先开始于《水浒传》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金圣叹批注”，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文人，江苏长洲（苏州）人。他批注天下才子书有六：一、《离骚》；二、《庄子》，三、《史记》；四、杜诗；五、《水浒》；六、《西厢》。其中，《水浒》流传甚广。他将《水浒》原本（一百回本、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和一百二十四回等本），删去梁山大聚义后的所有章回，自撰卢俊义梦见梁山所有好汉被捕杀情节，充作结尾。

1954年，一次，毛泽东问警卫员葛来亮：“来亮，你在看什么书？”“在看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葛来亮说。毛泽东说：“我国的3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你看过吗？”葛来亮老实回答：“没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3部书，不看它3遍太遗憾了。”继而又说：“要学点历史、哲学辩证法，不懂历史，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就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工作起来就不自由。”（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

1956年2月20日，一次，毛泽东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发表谈话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陈晋：《毛泽东与古典小说》，《小说评论》杂志1991年第3期。）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晚上他将胡乔木、郭沫若等请来一道用餐。在他们谈《三国》时，他问翻译李越然：“李越然，你读过哪些古书？”李越然回答道：“《三国》、《水浒》……”“《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3遍。”毛泽东说，“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接着，毛泽东又由《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讲述了一番唯物辩证法。（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据李越然回忆：有一次，毛泽东和郭老（即郭沫若）在一起纵谈三国。我就在旁边。郭老是大历史学家了，因此他们谈得非常热烈。谈着谈着，毛泽东突然问我：“李越然同志，给你提个问题，你说诸葛亮和曹操这两人，谁厉害？”当时我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说：“主席，我对《三国》只有一些非常浅薄的知识性的了解。”毛泽东说：“那不行，对《三国》要多看，起码看3遍。”又说：“《水浒》也要起码看3遍。《三国》里有许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水浒》里有许多辩证法，祝家庄怎么打进去的，主观主义就不行。”（张素华、边参军、吴晓梅：《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195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也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等。（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5年版，第186页。）

1959年2月，毛泽东在省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提请全党必须重视、发现、认识和解决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其中谈到了《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他说：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个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的问题，于是石秀探庄；解决第二个矛盾，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解决第三个矛盾，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这才有孙立的“投降”，里应外合。头两次失败了，第三次胜利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陈晋：《毛泽东谈文说史·〈水浒传〉的启迪》，《瞭望》杂志1991年第44期。）

《探庄》，即《石秀探庄》，见《水浒传》第四十七回《扑天雕双修生死书，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孙立，病尉迟孙立，梁山偏将之一，马军小彪将兼远探出哨头领，排行座次第三十九（地煞星第三位）。孙立里应外合故事，见《水浒传》第五十回《吴学究双掌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1975年7月14日，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在此之前，他已经指示重新印行古典小说，提倡读《红楼梦》、《水浒传》。在此日同江青的谈话中，他说：“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可见，在当时缺乏小说的情况下，毛泽东特别提倡大家都来读《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小说。这正是他扩大文艺节目、逐步活跃文艺的一个重要措施。他还跟人讲过，《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来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他从梁山泊把来自各个山头的队伍统率起来成为一支武装，引申出我们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如此等等。（夏杏珍：《关于1975年评<水浒〉运动的若干问题》，《文艺报》1995年12月22日。）

2、客观品点《水浒传》中的人物

毛泽东就《水浒传》谈了很多人物。

他谈了梁山的第一任领导人王伦，第二任领导人晁盖。“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晁盖是好的，可是却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让他早死了。

他谈得最多的自然是第三任领导人宋江，此外还有李逵、武松、鲁智深；

从中提及事迹和行为的，还有林冲、石秀、戴宗；

点涉到姓名的有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柴进、三阮、张顺和孙立、萧让、安道全、朱贵等人。

他充分应用一分为二，以阶级成分和政治表现为基本标准，充分肯定李逵、吴用和三阮，也赞扬武松、鲁智深。由此，在长征途中，他以武松打虎比拟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将开辟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称之是“新的鲁智深”。在建国后，他还称李达是哲学界的“黑旋风李逵”。这是因为他们颇有造反精神，不愿屈服于王朝招安。

他讨厌大地主出身的卢俊义和后期的梁山总头领宋江，说他们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水浒传》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梁山一百零八个“高级将领”，人人都有职责，有发号施令、行军作战的，也有开酒店、专做特务工作的，有主持制作衣甲、兵器，专办钱粮、酒席宴会的，行行俱全。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单单是讲山头，就有桃花山、少华山、二龙山、对影山、清风山、白虎山、黄门山、饮马川、芒砀山、枯树山，等等。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他们“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毛泽东蛮有兴趣地作了介绍，也说了其中若干人的心态，像“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去的”。当然也有是骗上梁山、捉上梁山、高高兴兴上梁山的。

1975年，毛泽东倡导读《水浒传》，还提出把鲁迅的《谈金圣叹》杂文放在今后出版的《水浒传》前面，作为阅读《水浒传》的指南。但我们却在当时各家出版的《水浒传》中，并没有见到这篇著作，所见到的扉页，乃是“毛主席语录”两段：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当然是学术研究，它也是认识《水浒传》的一家之见了。

1928年6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接到湖南省委派杨开明和杜修经带来的两封信。若部队按照信中指示去做，其结果很可能是全军覆灭。毛泽东没有立即表示意见。他要看看在座的军委成员、特委成员和永新县委成员怎样表态，也要听听省委来人的意思。然后，大家沉默了良久。毛泽东不愿再这样沉默下去了。他开始发言：“杜同志带来了省委的指示，本该是及时雨，可今年雨水够多了，再来该发洪水了。”他说，“因此，省委这个指示，我们无法执行！”（董保存：《在历史的漩涡中》，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14—215页。）

“及时雨”，宋江的绰号。宋江，梁山首领，《水浒传》第一主人公。见《水浒传》第十八回《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1930年5月，毛泽东在他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了某些领导者乱处置事情，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12页。）

李逵，“黑旋风”李逵，梁山正将之一，步军头领，排行座次第二十二。《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跳》开始出面。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战略退却”时，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203页。）

林冲，“豹子头”林冲，粱山正将之一，马军五虎将，排行座次第六。

柴进，“小旋风”柴进，梁山正将之一，掌管钱粮头领。排行座次第十。

林冲打败洪教头故事，见《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1938年前后，毛泽东经常借《水浒传》的一些情节，来阐述灵活多变的工作方式和斗争策略。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他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在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江东然：《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页。）

“朱贵酒店”，见《水浒传》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其他有关回目也有涉及，如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

朱贵，岸地忽律朱贵，梁山偏将之一，排行座次第九十二。开南山酒店打听消息，邀接来宾头领。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李逵什么也没有学，仗打得很好，岳飞也不是什么地方毕业，陈胜、吴广、石达开、杨秀清都是农民出身。（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页。）

1938年6月，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白求恩来到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聂荣臻在山西五台山金刚库迎接他。白求恩告诉聂荣臻，他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还风趣地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白求恩到来后，曾对聂荣臻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487页。）

1945年，在谈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时，毛泽东说：“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七大散了会，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一批一批地走。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城市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党的文献》杂志1993年第6期。）

“神行太保戴宗”。戴宗，梁山正将之一，总探声息头领，排行座次第二十。戴宗在《水浒》里最先出现于第三十六回《梁山泊吴用举戴宗，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里，在谈到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时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不知道他们是开‘七大’还是‘八大’，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去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党的文献》杂志1993年第6期。）

玉麒麟卢俊义，梁山总兵都头领，排行座次第二。卢俊义上梁山，见《水浒传》第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夜闹金沙渡》。但卢俊义在粱山安身，那要在他大名府获救后的事了。

1948年4月2日晚上，贺龙请毛泽东看晋绥边区平（京）剧团演出的《打渔杀家》和《三打祝家庄》的“第三打”。看完《打渔杀家》之后，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评论戏中人物萧恩。他说：“这人是一条英雄好汉，敢于与压迫、剥削穷苦平民百姓的官府作斗争，敢于反抗，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只有他们父女二人，单枪匹马，力量就太单薄了。他要是能团结起广大受苦受压迫的人民，来反抗官府的压迫剥削，那力量就大了。”（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0页。）

1949年，一次，毛泽东在看《打渔杀家》时，曾经对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将领讲：“萧桂英一度动摇过，后来醒悟过来了，终于一起去复仇，这就好嘛！我把你比作萧桂英，萧桂英终于是革命了。”这一席话，使那位朋友很感动。”（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以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名义，率领代表团由南京飞抵北平。8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首先接见张治中，和他进行了重要谈话。据当时任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回忆说，在张治中谈及“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我们就得注意态度，不一定对别人，例如对美国采取敌对或刺激的态度”时，毛泽东以武松景阳冈打虎打比方说：“首先，我们要区分反动派与革命派的界限。对于国内外的反动派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你刺激它是这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反正它要吃人。我们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设想到张治中对敌我友界限一时还不容易区分清楚，所以严正地说明。”（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共党史资料》第48辑，中共党史出版杜1993年版，第154页。）

武松景阳冈打虎，见《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

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讲，再次提出，对于人民的敌人不可善发慈悲，要像对付景阳冈老虎那样地对付他们。“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473页。）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常到武汉视察，与李达（湖南人，著名哲学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有过多次晤谈。毛泽东字润之，李达字鹤鸣，他们见面，彼此都以字相称。他们在东湖第一次见面时，李达想改口喊“主席”，可又不习惯，便一连“毛主”了好几次，“席”字还没跟上来。毛泽东便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指1921年李达任过中共一届中央局宣传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

他们入座后，李达说：“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一个多大智。你从‘五四’运动，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送走李达后，在场的梅白（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毛泽东出巡湖北期间，他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乘兴问毛泽东：“你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同志，把你刚才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160页。）

1955年10月，全国工商联召开执行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次座谈会，他给与会的“资本家”们讲了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故事。他说：“萧桂英要去‘杀家’，参加革命了，可还没有忘记关门，怕人家偷了她的坛坛罐罐。工商界人士不要这样，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和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1955年10月11日，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讲话。他指出，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他说：“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7页。）

“白衣秀士王伦”，王伦是《水浒传》中梁山最早聚义的领袖，因心胸狭窄，不能容人，为林冲所杀。事见《水浒传》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并火，晁盖梁山小夺泊》。

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重要讲话。他说：“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9—420页。）

《林冲夜奔》，即《夜奔》，为明李开先所作昆曲《宝剑记》之一出。据《水浒传》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候火烧草料场》改编。此剧写林冲受到高俅迫害后，发配沧州，被安置在草料场。高俅指使陆谦等火烧草料场，谋害林冲。林冲杀死陆谦等人，投奔梁山。在黄河渡口，又为高俅派兵迫及，幸得梁山好汉接应，杀退追兵。

在同一天的同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有一种拼命精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指出：“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60岁，或者70岁，或者80岁、90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1页。又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400页。）

“拼命三郎”石秀，石秀，梁山正将之一，步军头领，排座次第三十三。石秀的拼命精神，最为突出的表现，见《水浒传》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

毛泽东从少年时就喜读《水浒传》，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对他影响很深，有些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轨迹中仍然可见。1959年，他在庐山谈到当时刮共产风时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可见，《水浒传》等书中“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观念，仍然影响着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宋江立忠义堂”，见《水浒传》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在讲到大炼钢铁时说；“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好铁奋斗。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有话就讲，口说无凭，立此为凭。”（李锐：《毛泽东早年和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1959年8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在谈及路线问题时说：“就路线错误来说，大多数都改好了。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能改好，要有此信心。不能改的，只是个别人。我们要尽人事，努力帮助，对人要有情。对错误的东西要无情，那是毒药，要深恶痛绝。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粗野。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他们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之，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至于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大辩论嘛。”（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岳飞（1103—1142），南宋初期名将。出身农家，少年从军，积功为大将。有《岳忠武王文集》。

陈胜（？—前208），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建立张楚政权。出身雇工。

吴广（？—前208），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出身农民。

石达开（1830—1863），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翼王。小地主出身。

杨秀清（1823—1856），太平天国前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东王。出身雇工，虽不识字，却多智善谋，富有组织才干。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春节座谈会），出席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等16人。毛泽东说：“历来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不是状元，也不是进士、翰林。韩愈、柳宗元是进士，是二流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进士，曹雪芹和蒲松龄是清朝的拔贡。明朝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明成祖皇帝做得也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皇帝就做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他又说：“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下乡采药。祖冲之是自修的。”（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宋徽宗（1082—1135），即赵估，公元1100年至1125年在位，工书画，正书称“瘦金体”。宣和初年（1119）后，因兴“花石纲”，激起方腊、宋江等分别起事。水浒梁山泊故事，就是以他在位时为历史文化背景的。宋徽宗见《水浒传》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计赚萧让》等多处。

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生卒年及籍贯均不详，《水浒传》的作者，根据《大宋宣和遗事》等史料而撰述此杰出古典小说。

关于《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自1964年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1965年第3期《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一文，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4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他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同20世纪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武思萦、樊静：《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197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出席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现在不是讨论《水浒》吗？《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这部书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师东兵：《决定中国命运的28天》，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宋江招安的故事，见《水浒传》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据毛泽东晚年一直在其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传》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毛泽东评〈水浒〉真相》，《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并见《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

毛泽东晚年曾经和护士孟锦云谈到过《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名著。毛泽东说，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通鉴》为什么只写到五代为止？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玉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234页。）

赵匡胤（宋太祖），《水浒传》“引言”里提到过。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不仅认真地读那些所谓“正面”的材料，同时也认真地读那些“反面”的材料。在这些史书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的《奸臣传》（秦桧、蔡京），《明史》里的《奸臣传》（胡惟庸、严嵩）等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卷、册、姓名，有的还在名字前面画了圈。他说，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他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项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信一面之词。（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蔡京（1047—1126），北宋大臣，数度入相，被称为“六贼”之首，也为《水浒传》认定为祸国殃民的大奸臣。他在该书中最先见于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那留守唤作梁中书，讳世杰，他是东京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

3、善于运用《水浒传》中的语句或事件

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时对斯诺说：“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后来他还谈到过，少年时代，他在与父亲发生冲突时，曾把父亲比做《水浒》中的贪官，而自己无疑是梁山上那群“替天行道”的好汉。（武思萦、樊静：《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替天行道”，见《水浒传》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又见《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3页。）

“指手画脚”，形容说话时放肆或得意忘形。见《水浒传》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宫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刘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赶上来。这边雷横便指手画脚，也赶拢来。”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5月，许克祥又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毛泽东在武汉立即召集湖南来的同志商议对策，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要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好汉。”（戴知贤：《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曾经随同毛泽东等一起创立井冈山根据地的谭震林回忆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明崇祯二年（1629），参加反明起义队伍。崇祯十七年（1644），占领北京，推翻明王朝。翌年，为清军所败，走死。

“绿林好汉”，见《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等多处。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湖南酃县的水口，他决定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指着一张大地图说：我们有一个罗霄山脉可以休养生息。地图上像眉毛一样浓的这个地方（指井冈山），我们可以去。为鼓舞士气，毛泽东又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说，大家知道，每一个朝代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消灭过。我们也要去当山大王。这时，有人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说到山上做山大王，那是土匪，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说：我们的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上。那么叫人怎样能消灭我们呢？最后前委会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319页。）

据陈士榘将军回忆：1927年11月28日，根据毛泽东指示，选举产生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县政府由三个常委组成，谭震林是工人代表，李柄荣是农民代表，我是士兵代表。毛泽东笑着对我说：“陈士榘做了县太爷啦，你也是个山大王哩！”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跟我开玩笑。（刘恩营：《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页。）

1928年，在井冈山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的文化特点时，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由儒、道、佛三大家组成，最不好是儒学的孔孟之道。中国历代尊儒，尤其是皇帝老子把孔子奉为至圣先师。其实，它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上智下愚的主张，毫无革命精神，不值秕糠。道家除恶务尽的精神，倒值得学习。它从不畏惧妖魔鬼怪，敢斗魑魅魍魉。历代造反的百姓，都打着‘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旗帜，我看老百姓还是喜欢道教的。”（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1928年9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回到井冈山，住在山区的中心茨坪。那里有一家店铺，其平整的柜台被毛泽东所看中，成了他的办公桌，放着砚台、毛笔，铺上井冈山出的毛边纸，他在那里写作。不过，到了晚间，砚台还得收起来，因为那柜台又是床，夜里要睡人。有一回，不知是谁，给毛泽东送来一本线装书，被他大大赞赏了一番。原来，那是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范仲淹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的文集中写及北宋江西剿匪的情景。毛泽东比较古今的“山大王”，说从北宋剿到现在，“山大王”是剿不完的。他笑道：“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范仲淹（989—1052），北宋大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庆历三年（1043）任参知政事，提出改革。后任宣抚使。

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里说：“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30页。）

“民穷财尽”，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第九十一回（一百回本《水浒传》中无）《宋公明兵渡黄河，卢俊义赚城黑夜》：“本处万山环列，易于哨聚。又值水旱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另见清朝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自古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其中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部分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39页。）

“铜墙铁壁”，比喻防御十分坚固，不可摧毁的事物。典出元代无名氏《谢金吾》楔子：“孩儿此一去，随他铜墙铁壁，也不怕不拆倒了他的。”见《水浒传》第四十八回《一丈青单捉王矮虎，宋公明二打祝家庄》：“宋江自引了一部人马，转过独龙冈后面来看祝家庄时，后面都是铜墙铁壁……”

1935年8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毛儿盖沙窝召开会议。在张国焘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对遵义会议和苏维埃运动进行攻击后，毛泽东说：“国焘同志对苏维埃运动的看法，与我们略有分歧，如果认为苏维埃运动是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我看，今后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将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卷起苏维埃旗帜的做法，我们似乎还没失败到这个地步，大可不必。至于对遵义政治局会议的评价，我看，我们也不要勉强国焘同志接受，留待以后党的会议来做结论吧。”停了停，毛泽东以一种调侃的语言说：“国焘兄说得好，梁山泊好汉不打不相识，今天，我们算是又一次相识喽。”说完嘿嘿笑了起来。（石永言：《草地惊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1935年8月，毛泽东在沙窝接见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副军长兼第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和他作了谈话。当毛泽东和他谈起少林寺事时，他问：“世友呀，那你在少林寺学了几年武功？”“不算在家学的，光在寺里跟师傅学武艺，一共8年。”“哈哈，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怪不得连那个少数民族寨主都打不过你呀！”“怎么，主席，你连这件事儿都知道？”许世友惊讶地望着毛泽东，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少数民族的村寨。那是红军长征路过的一个村寨，许世友和少数民族老寨主打擂台，后来又在宴会上比酒量，连喝3大碗，仍面不改色。许世友说完这件事情的经过后，双眼凝视着毛泽东。毛泽东朗朗地笑了：“世友呀！你做得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子弟兵，不是军阀、土匪，也不是行侠仗义的草莽英雄、绿林好汉。我们讲话办事都要想一想，注意政策和策略。为各族人民谋取幸福，人民就会真正拥护我们。世友同志，你现在不仅是我们红军的士兵之友，而且还是我们少数民族之友呢！《水浒传》里人道是三碗酒不过景阳冈，你世友打擂台，显身手，施礼仪，三碗酒过村寨啊！”在一阵轻松愉快的交谈中，毛泽东接着对许世友说：“听说在万源城下，你那一把鬼头大刀，削铁如泥，威震敌胆，你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啊！”（胡忠仁、温子春：《孝子忠将许世友的感情世界》，《中华儿女》杂志1996年第11期。）

“三碗酒不过景阳冈”，见《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在“民族统一战线”一节，他指出，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乃是主张“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54—155页。）

“哪有猫儿不吃油”，见《水浒传》第二十一回《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婆惜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入的，“哪个猫儿不吃腥？”’”

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东征，由陕北准备渡黄河进入山西时，作有著名的《沁园春·雪》一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8—69页。）

“风流人物”，指风度潇洒、才学出众的人。典出唐朝元稹《莺莺传》：“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宋代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陶尽，千古风流人物。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此处也见《水浒传》第二十一回《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押司是个风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见识。”

妖娆”，娇艳美好的意思。见《水浒传》第六十三回《宋江兵打北京城，关胜议取梁山泊》：“眼溜秋波，万种妖娆堪摘。”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作报告。他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湖北省社科院编：《忆董老》（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逼上梁山”，现比喻为无可奈何，走投无路，被迫做什么事情。百回本的《水浒传》前半部，意蕴着“逼上粱山”的主题。此中梁山诸人，又以林冲上山为最典型。林冲逼上梁山，首见该书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

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二大队讲话时说：“我们被逼上梁山，所谓官逼民反，井冈山，鄂豫皖的山，陕北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并且来了游击队。”（戴知贤：《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国革命》中指出：“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绝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638页。）

“横冲直撞”，见《水浒传》第五十五回《高太尉大兴三路兵，呼延灼摆布连环马》：“那连环马军漫山遍野，横冲直撞将来。”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作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内称他带队上井冈山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武思萦、樊静：《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揭露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他指出：“真正的宪政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736页。）

“天下太平”，见《水浒传》“引言”称赵匡胤（宋太祖）：“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又称赵祯（宋仁宗）：“白天圣元年癸亥登基，至天圣九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这九年谓之一登。”此词常见于它回，也有由此化出。

“天下太平”一词，常见于宋元社会，如：“天圣三年，汉州德阳县均渠乡民张胜家，析木有‘天下太平’字，因进上之，朝廷赐以茶彩，乃改乡名‘太平’。”（范缜：《东斋记事》卷一）“州郡遇圣节赐宴，率命猥妓数十，群舞于庭，作‘天下太平’字，殊为不经。”（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又《谷山笔麈》称宋绍兴十六年（1146）：“庆州民家朽柱有文曰：天下太平。秦桧大喜，乞付史馆，以饰和议之效。”《临安遗事》也有称南宋临安献降，元帅伯颜回大都（今北京），“有大旗书‘天下太平’四字”。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在谈及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时，他说：“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1页。）

“头重脚轻”，见《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只见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都面面相觑，都软倒了。”

1943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里，批评了破坏团结抗战运动的国民党。他说：“如果事变的结果，只是你们旗开得胜地‘统一’了边区，削平了共产党，而日本人却被你们的什么‘蒙汗药’蒙住了，或被什么‘定身法’定住了，动弹不得，因此民族以及你们都不曾被他们‘统一’了去，那么，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可否把你们的这种什么‘蒙汗药’或‘定身法’给我们宣示一二呢？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立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904—905页。）

“蒙汗药”，相传能使人暂时麻醉、失去知觉的药，常搀于水酒中。此处见于《水浒传》所叙有关客舍，如朱贵酒店（第十一回）、孙二娘十字坡酒店（第二十七回）、李立揭阳岭酒店（第三十六回）。

“定身法”，中国古代民间所谓的—种法术，能使人暂时五体不能动弹，常见于明人小说《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书。

1944年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毛泽东特别忙碌，被找来谈话的人接连不断，于大小会议上的讲话接连不断，反复地总是同一意思：抢救运动搞错了，向大家赔礼道歉，有错必纠。有一次，一位受害的同志被叫到毛泽东家里谈话。毛泽东诚恳地说：“我们打了一场夜战，看不见对方，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好在不是真刀实枪，用的是白灰，洗一洗就好了。”（张志清等：《延安整风前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188页。）

“用的是白灰”，见《水浒传》第十三回《争先锋东郭争功，青面兽北京斗武》：“可将两根枪去了枪头，各用毡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马，都与皂衫穿着。但是枪杆厮搠，如白点多者，当输。”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写作了《学习和时局》，他在文中指出：“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948页。）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也做“眉头一纵，计上心来”，形容足智多谋，头脑灵活，反应迅速，点子多而快。原见于元朝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第二折，马致远的《汉宫秋》第一折。见《水浒传》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1945年，毛泽东在谈到知识分子时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中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党的文献》杂志1993年第6期。）

公孙胜，入云龙公孙胜，梁山正将之一，掌管机密军师，排行座次第四。公孙胜在《水浒传》里最先出现于第十五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吴用，智多星吴用，梁山正将之一，掌管机密军师，排行座次第三。

萧让，圣手书生萧让，梁山偏将之一，掌管行文走檄、调兵遣将事，排行座次第四十六。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苏格拉底（前469一前399），都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周公旦，即姬旦，西周初期政治家，因建立和奠定奴隶社会各项典章制度，被称为孔子前的大圣人。

诸葛亮（180--234），三国时期政治家，蜀国丞相。

刘伯温（1311—1375），即刘基，辅佐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民间传说，称他是诸葛亮式的军师人物。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说：“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1925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60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座的林老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39年老是失败。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三十六天罡星。”（《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三十六天罡星”，见《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据道家说，北斗群星中，有36个天罡星。梁山泊108员头领的前36名，被认为是天罡星转世。当时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有36名委员，故有此称。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市担的粮食，但是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致使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缺乏粮食，士兵饿得面黄肌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048页。）

“面黄肌瘦”，形容人因为饥饿，长相非常难看，很不健康。见《水浒传》第六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鲁智深火烧瓦罐寺》：“寻到厨房后面一间小屋，见几个老和尚坐地，一个个面黄肌瘦。”

1945年7月1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中指出：“到了今天，赫尔利不知在忙些什么，总之是似乎暂时地藏起来了，却累得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111页。）

“不三不四”，不严肃，不认真，不正经，不清楚的意思。见《水浒传》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智深见了，心里早疑忌道：‘这伙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来，莫不要攧洒家？’”

同一天，毛泽东在同一篇社论中指出：“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无论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在有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到处皆是，不计其数。”（《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111页。）

“不计其数”，形容数量非常之多。见《水浒传》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当下去十字街头，不问官军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倾翻，不计其数。”

1945年8月，一天，毛泽东没有让齐吉树（警卫员）把饭菜端上房内，而是来到办事处的大饭堂，与同志们一块就餐。谈笑风生中，毛泽东把自己一向爱吃的小红辣椒夹在筷子上，突然露出几丝狡黠的笑意，问与他同一饭桌就餐的办事处工作人员：

“你们说，怎样才能让猫把这支辣椒吃下去？”

大家纷纷议论开了：

有的这样说：“把猫抓住，硬把辣椒塞在它嘴里不就解决了！”

有的那样说：“把辣椒藏在肚子里，饿极了的猫定会像饿虎扑食一样，不顾一切地把它们全吞下去。”

毛泽东笑了。他把夹在筷子上的辣椒放回眼前的小碟子里，而后，他笑着说：

“这很容易，你可以把辣椒抹在猫的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地不自在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且它会为自己能够这样做而感到非常的兴奋。”（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

毛泽东此说，可参见《水浒传》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蔡福道：‘李固，你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只值得这一百两金子？”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会见了国民党高级官员陈立夫。在会见时，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忆毛主席在重庆》，《人民文学》杂志1977年第9期。）

“孙悟空大闹天宫”，见《西游记》。孙悟空是神话故事中的仙猴。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等驾机起义。3天后，延安军民举行晚会，欢迎刘善本机组。灯火通明的中央大礼堂门前，并排站立着中国共产党的3位巨人：身穿土布补丁衣服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欢迎的规格之高，使踏上台阶的刘善本惊呆了。毛泽东伸出大手，微笑着：“毛泽东。欢迎你们到延安来。”一时间，刘善本的脑子里出现空白，事先准备的许多话不知跑哪儿去了。他抓住毛泽东的手摇啊摇，摇了半天，泪水才和声音一起迸出：“毛主席，我终于到您这里采了！”一条长长的板凳，坐着举世闻名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也坐着刘善本和他的机组成员——自愿留在延安的张受益、唐世耀、唐文玉。彼此一律平等，都是普通观众。开演前，毛泽东对刘善本说：“今天晚上，本来是要演平剧《逼上梁山》的。因为将介石打内战，我是被逼上梁山的，你们也是逼上梁山的。可是剧组却在外面赶不回梁山了，只好演些小节目。”毛泽东回过头问后排的人：“是些什么小节目呀？”后排的人回答：“有秧歌剧《兄妹开荒》。”“哦。好。好。”毛泽东继续他的随意说笑，“《兄妹开荒》也好嘛。上得梁山，就要开荒，先开一片新地，再开一片新天。天上开荒，要靠你们这些飞将军啰。”（王苏红、王玉彬：《空战在朝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1页。）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所居窑洞会见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斯特朗提出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时，毛泽东笑笑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那件新式武器。接着，毛泽东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应该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翻译把毛泽东的话译成英语说给斯特朗听，毛泽东却打断了翻译的话，问斯特朗“纸老虎”是什么意思？斯特朗说：“是纸做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在田里吓唬乌鸦。”毛泽东对翻译说，这样译不好，不是我说的意思。毛泽东解释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做成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许祖范、姚佩莲、胡东：《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175页。）

“纸老虎”，纸糊的老虎，外表看起来很吓人，其实并不中用。常常比喻反动派的外强中干。见《水浒传》第二十五回《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那妇人顶住着门，慌做一团，口里便说道：‘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跤。’”

1947年10月，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235页。）

“欢声雷动”，表示响应热烈，非常欢迎，气氛显得高涨。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第九十七回（一百回本《水浒传》中无）《陈瑾谏官升安抚，琼英处女做先锋》：“宋先锋大喜，传谕各门将佐，统领军马，次第入城。兵不血刃，百姓秋毫无犯，欢声雷动。”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说：“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此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236页。）

“忘恩负义”，指忘记了人家过去对自己的恩情和关爱，做一些背叛仁义的事情，人品低劣。见《水浒传》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林冲雪夜上梁山》：“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时见怪，显得我们忘恩负义。”

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里说：“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了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磨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318页。）

“磨拳擦掌”，跃跃欲试，非常积极的样子。见元朝康进之杂剧《梁山泊李逵负荆》第二折：“我这里磨拳擦掌，行行里按不住莽撞心头气。”

1950年，毛泽东读《宋史·太祖本纪》：“（乾德四年）五月……甲戌，光禄少卿郭圯坐赃弃市。……八月……庚戌，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批语：“说不杀士大夫，伪也。”（《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说不杀士大夫”，见一百回本《水浒传》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且说宋朝原来自太宗传太祖帝位之时，说了誓愿，以致朝代奸佞不清。”即是指宋初皇帝立誓不杀文臣之规定。宋朝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尝谓本朝法令宽明，臣下所犯，轻重有等，未尝妄加诛戮。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

1951年4月上旬，朝鲜战局发展“微妙”。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里，军委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正围绕朝鲜战争有关问题，通宵达旦地分析着，研究着。他们都望着办公桌上的一份报告，那是志愿军党委彭德怀、邓华等人，就战局发展的预测和第五次战役的方案，向军委写的报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请你这个‘智多星’仔细看看，我已看过一遍了。”（徐一朋：《错觉——180师朝鲜受挫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智多星”，梁山军师吴用绰号。此处泛称。吴用在《水浒传》里，最先出现于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宫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1954年春，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与前来看望他的谭震林、江华谈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时，他忽然想起了1934年冯雪峰告诉过他的一件事：“那年冯雪峰从白区到瑞金，说鲁迅看了我写的《西江月·井冈山》那首词，认为有‘山大王’气概。当时我没有在意，现在想来鲁迅是颇有道理呀。当年我们在井冈山占山为王，蒋介石他占市（城市）为王，都是因为有枪杆子嘛。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我在井冈山时就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当时也只有你谭老板等几个人支持我的观点。”（李约翰、镡德山、王春明：《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1954年5月26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谈到人民力量时，他说：“西方国家有许多大王，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汽车大王，历史证明大王的结局都是不妙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蒋介石都曾经是大王。这间屋子就是皇帝曾经住过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大王”，见《水浒传》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近来山上有两个大王，扎了寨栅，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按，宋时落草者多有称大王者，如《苏东坡全集·奏议》称，颍州自元祐二三年间，有“尹遇自称大大王，陈兴称二大王”。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闪光的金星标志着勇士们为创立共和国所建立的功勋。在一些同志眼里，这就如同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排定座次一样，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毛泽东当时曾诙谐地讥讽一些计较军衔高低的战友，说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何平：《共和国名将的生前死后》，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排座次，见《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等多处。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他在谈及“关于目前形势”时，说：“不要因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以为就黑暗了。这些同志是着重讲了他们的缺点错误，没有讲他们的长处，那一年参加革命，那里又打了胜仗，那里有工作成绩，这些话都没有讲。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么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张、张、赵、马、郭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3页。）

“五虎将”，见《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马军五虎将五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按，五虎将，源出自元朝关汉卿的杂剧《五侯宴》，此处采用，并沿用于《三国演义》。

1955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与全国工商联领导成员和代表有两次谈话，这也使荣毅仁难以忘怀。毛泽东要民族工商业者不要忐忑不安，不要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全部改用抽水机更好。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的宽广前途，要大家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怕社会主义，将来一定可以参加工人阶级的行列。（计泓赓：《半个世纪的深情》，《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9日。）

“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比喻内心没有把握，忐忑不安。见《水浒传》第二十六回《郓哥大闹授官厅，武松斗杀西门庆》：“那胡正卿心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下八，暗暗地寻思道：‘既是好意请我们吃酒，如何却这般相待，不许人动身？’”

《水浒传》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毛泽东同志却在1956年前后认为：“要把它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清风山原系锦毛虎燕顺等所建之寨，见《水浒传》第三十五回《石将军村店寄书，小李广梁山射雁》。桃花山原系打虎将李忠等所建之寨，二龙山原系花和尚鲁智深等所建之寨，他们归顺梁山事迹见《水浒传》第五十八回《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

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就中日关系和世界大战问题作了谈话。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苏联共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许多国家共产。从历史上看，共产是世界大战打出来的。打仗，人民的精神就紧张，紧张的结果，就另外想出路。人并不是一生下来，他母亲就嘱咐他搞共产，我的母亲也没有要我搞共产。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225页。）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9页。）

“一帆风顺”，形容做事顺利，毫无麻烦。见《水浒传》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三只大船载了许多人马头领，却投穆太公庄上来。一帆风顺，早到岸边埠头，一行众人，都上岸来。”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就做事情要考虑有两种方法时说：“这两种方法究竟哪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34个高等学校，一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放开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3页。）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的讲话：“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0页。）

“金鼓齐鸣”，古代打仗时，猛敲大鼓以助威，鼓舞士气。见《水浒传》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砀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走不到百十步，只见四下里金鼓齐鸣，喊声震地，一望都是火把。”

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印发第二机械部党组关于同苏联专家关系报告写了批语。内称：“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四海之内皆兄弟”，此语出自《论语》，指讲义气，守信用，性格豪爽，这样就人缘好，到处都会有你的朋友，有人帮你。见《水浒传》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陈达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赵员外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水浒传》其他章回里也常有引用。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历城县北园乡。他来到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在一块由山东省委和农科所合种的棉花试验田里，棉花长得有一人高。毛泽东蹲下身，剥开棉壳，和副所长秦杰一起仔细地数了数一株棉花的棉桃。这一棵有64个。数完了，毛泽东对秦杰道：“很好，你学的学问都用上了。”秦杰谦虚地说，过去搞得不大好，只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才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毛泽东诙谐地说，“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151页。）

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谈卢弼《三国志集解》，为《张鲁传》写了一段批语，并且印成了铅印件。全文如下：

这里（指《张鲁传》）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拜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148页。）

“《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见该处文字。

张陵（34—156），即张道陵，东汉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曾在西川鹄鸣山造作道书，创立道派，为原始道教定型。因参加者须出五斗米，所以又被称为“五斗米道”。后世道教尊他为“天师”。其子孙自张鲁后，世代相替，居江西龙虎山，称“张天师”。

张角（？—184），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创建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信徒遍及全国州郡。汉中平元年（184）率众起义，自称“天公将军”。部众都头缠黄巾，由此称“黄巾军”。不久病死，所部主力黄巾也失败，但余部仍坚持斗争了20余年。

于吉（？—200），东汉末期方士。琅邪（今山东胶南）人。相传著有《太平青领道》。以符水为民间治病，有很多信徒。后为孙策所杀。

洪秀全（1814—1864），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领袖。广东花县人。在广西组织拜上帝会。清道光三十年（1851）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率众起义，称天王。打到南京，建立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农民理想国方案。清同治三年（1864）病死。

摩尼教，系公元3世纪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宗教，它以光明和黑暗象征善与恶的本原。公元7世纪末传入中国。宋宣和二年（1120），浙江发动方腊起义，即信奉摩尼教，提倡“是法平等，无有上下”。

钟相、杨么。钟相（？—1130），南宋初湖南洞庭湖农民起义领袖。以秘密宗教宣传组织群众达20余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口号，有众10余万人，后失败。杨么（？—1135），即杨太，继承钟相基业，在洞庭湖起义，人数多达几十万，后为岳飞击败，他也被俘杀害。

明教，由摩尼教嬗化的宗教，崇拜日月，认为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元末，明教多次组织农民起义。

红军，此指元末红军，也称“红巾”。公元14世纪，韩山童（？—1351）、刘福通（？—1363）等组织白莲教发动起义，以红巾为号，称红军。因信奉白莲教，又名“香军”。韩山童被捕杀害后，刘福通等拥立其子韩林儿为小明王。

徐鸿儒（？—1622），明晚期山东白莲教领袖。利用闻香教（白莲教支系）秘密活动20余年，天启二年（1622）在山东西北武装反清。

唐赛儿，明初山东白莲教领袖。永乐十八年（1420），在山东益都等地武装反清。失败后不知所终。

清朝的白莲教。白莲教宗旨崇尚光明，它源自北宋末的摩尼教，后又搀合了佛教、明教等部分内容。清嘉庆元年至十年（1796—1805），白莲教在四川、湖北和陕西等省发动大起义，主要首领有王聪儿、姚之富。嘉庆十八至十九年（1813—1814），又有天理教（白莲教支系）林清、李文成在北京、河北、河南和山东发动起义。

1958年12月10日，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又为《张鲁传》另写批语，全文如下：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51页。）

“《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见该处文字。

1959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致一个叫“钟学坤”的同志的信中说：“你的工作和学习如何？尽心工作，业余学习，真正钻进去，学一点真才实学，为人民服务，是为至盼！”（《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7页。）

“真才实学”，真正是有才学，有本领。见《水浒传》第二十九回《施恩重霸孟州道，武书醉打蒋门神》：“这一扑有名，唤做玉环步，鸳鸯脚，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实学，非同小可。”

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在同非洲12个国家及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谈话中，就帝国主义并不可怕指出：“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看不见高兴的一面，你说美国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帝国主义正像中国一句俗话所说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12—413页。）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作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

“苍蝇”，见《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跳》：“那人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还有《水浒传》第四十七回《扑天雕双修生死书，宋公明一打祝家庄》：“李逵走开去了，自说道：‘打死几个苍蝇，也何须大惊小怪！”

1963年1月9日，毛泽东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风雷激”，形容形势激烈，社会变动迅猛。见《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武松威镇安平寨，施恩义夺快活林》：“双拳起处云雷吼，飞脚来时风雨惊。”

1964年1月，毛泽东同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传》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第58页。）

1964年8月19日，在北戴河，毛泽东召集李雪峰、乌兰夫、刘仁、刘子厚等到他的住处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很多，一开头就谈到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问题。他说：“打渔的人，手里有网，网有许多眼，那是目。有一本《朱子纲目》，说到纲不举目不张。……文学艺术你们管不管呀？我是十五年没有管了。在延安时，看了《逼上梁山》的戏后，给齐燕铭写过一个信。过去舞台上叫老爷、少爷、小姐、太太。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舞台上的人民是渣子，这是一个历史的颠倒，现在要把这个颠倒扭转过来。”（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1965年5月下旬，毛泽东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捉鳖”，指寻找、捕获目标。典出元朝康进之杂剧《李逵负荆》第四折：“管教他瓮中捉鳖，手到禽来。”见《水浒传》第十八回《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宋江道：‘不妨，这事容易。瓮中捉鳖，手到禽来。’”

1965年秋，毛泽东作《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放屁”，常人气愤时说的粗话，《水浒传》里至少有5处提及此词。第二十一回《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阎婆对宋江说：‘外人见押司在这里，多少干热的不怯气，胡言乱语，放屁辣臊。’”第二十九回《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蒋门神》：“眼见得是个外乡蛮子，不省得了，休听他放屁。”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武行者心中要吃，那里听他分说，一片声喝道：‘放屁，放屁！’”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殷天锡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卢俊义喝道：‘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你这厮休来放屁！’”

1966年7月8日，毛择东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曾经对林彪出于个人政治野心而煽起的个人崇拜狂热，表明了清醒的意见：“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毛泽东还写道：“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1972年9月27日，周恩来把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从休息室请到毛泽东的扶手椅边。这时，毛泽东向他们两位示以欢迎的微笑。“我们吵完了吗？”不等回答，他又宣称：“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田中壮着胆子说：“我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面对一场关于中日战争是否使中国遭受了“灾难”（日方的用语）的争论，他避而不谈。毛以哲学家的姿态出现，居高临下，因而会谈远不是什么诚挚的协商。当挥手请这位总理就座时，他说道：“不打不成交嘛！”毛建议这位并不引人注目的日本人喝点茅台酒。田中回答道：“听说茅台是65度，不过我很喜欢喝。”这位中国领导人马上纠正道：“不是65度，而是70度。谁给了你这个错误的信息？”毛的后一句话，使话题远离了茅台酒，而向其可能发展的方向深入。“顺便说一句，中国古老的东西太多了，让旧的东西捆住你可不好。”（R·特里尔[美]：《毛泽东传》，第455—456页。）

“不打不成交”，古代江湖用语，旧式朋友往往要先比试一番才成为相识。见《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跳》：“戴宗对李逵、张顺道：‘你两个今番却做个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识。”’”

4、晚年的一次全面谈论《水浒传》

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谈了对《水浒传》的一些看法。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了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然后谈到了《水浒传》。芦荻把毛泽东的谈话做了记录并整理出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本都要出。把鲁迅那段评语印在前面。”（武思萦、樊静：《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249页。）

鲁迅《谈金圣叹》：金圣叹“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说是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通。所以《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这些戏。”（此文原载于上海《文学》月刊1933年7月1日创刊号，编入《南腔北调集》。）

有关毛泽东和芦荻谈论《水浒》一事，据作家叶永烈采访芦荻所记：

这天毛泽东鼓励她提问题。这时芦荻就问道：“主席，听说您讲过《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那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这时，坐在一旁的张玉凤也插话说：“去年在武汉时，我正读《水浒传》。主席见了，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

于是，芦获请毛泽东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部书。

这样，也就引发出毛泽东的一大段议论。

芦荻的笔，沙沙地做记录，记下了毛泽东的话。

后来，芦荻这么回忆：

“主席讲《水浒传》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他反复举例，细致地进行了分析。……

“主席非常推崇鲁迅，每次谈话，都要提到他。当他听我说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更盛赞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传》的评论，称赞鲁迅对金圣叹的批判。他对《水浒传》研究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的评论精神，对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和大量发行的这一腰斩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满。……”

毛泽东说，应该出全本——百回本，叫出版部门印行。他说，印行百回本，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芦荻忙于记录。她觉得毛泽东的见解，颇为深刻。她只是从学术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的话。张玉凤毕竟是秘书，她从秘书的角度考虑问题。她以为，毛泽东的话就是指示。毛泽东说要印百回本，那就应当加以执行、贯彻。于是，她问毛泽东：“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传》印出来？”

毛泽东答道：“好。”

这时，张玉凤便对芦荻说：“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芦荻从未起草过文件之类，她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写下他的这么一段话：

“《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

毛泽东补充道：“要不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书的前面？”

芦荻遵嘱加上了一句：“把鲁迅先生的《流氓的变迁》中的那段话印在卷首。”然后送给张玉凤。

这时毛泽东说：“我要休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张玉凤赶紧把芦荻记录的毛泽东的那两句话，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毕，微微颔首。

芦荻站了起来，告退。

毛泽东朝她挥了挥手，道：“好，再见！”（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6—387页。）

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论全文，据说是芦荻奉命整理的，所据完全是毛泽东当时手书的原文和谈话的记录。

姚文元8月14日得到毛泽东谈话的记录，于当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提出，把毛泽东的这篇谈话和他给毛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市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姚文元的这封信也于当天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同意”。

8月31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上，刊登了《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水浒〉》。9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关于评论《水浒》的意见。在社论中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江青也来到了大寨。邓小平强调整顿。江青则大讲《水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江青要求在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答复：“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在当时，这是向毛泽东反映问题的机会。在会见以后，邓小平即提出要向主席汇报一些问题。邓小平把江青9月中旬在大寨所作的关于《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等讲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事先已经读到江青讲话的材料，听了邓小平的当面汇报后，立即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据芦荻事后说，1975年9月底，在离开中南海以前，她曾经向毛泽东医疗组讲了怎样理解毛泽东评《水浒》的课。讲课中特意说明：现在有人说党内有投降派，要抓现代的投降派，毛泽东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她一直强调：毛泽东评《水浒》，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的意思。（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称，在此期间，由“四人帮”所控制和操纵的上海《学术与批判》等报刊，以借《水浒》为名，发表了不少影射史学的毒文。同年10月6日，胡乔木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召开的筹办《思想战线》杂志会议上发表谈话。他批评当时评《水浒》的文章说：“把毛主席比做晁盖，简直是荒谬！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晁盖无论怎样勇敢，只是一个农民英雄，这两个人怎能比较呢？还有把毛主席身边的人比做宋江，那不是说毛主席用了宋江吗？”他指出：“写文章要正面立论，不要放暗箭。现在报刊上的文章都很长，但就只有那么一两句话是有所指的，是放暗箭的话。我们不放暗箭。”（夏杏珍：《关于1975年评<水浒〉运动的若干问题》，《文艺报》1995年12月22日。）

第四卷　毛泽东品评《西游记》

第一节　毛泽东与《西游记》的故事

《西游记》，其起源或见于《西域记》和慧定《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或来自秦汉诸书和民间传说；其框架也有说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等，大概经过了历代文人的增删、调整和充实，到明朝后期才先后定型为现见的章回小说，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传世之作，家喻户晓，走遍万里。

《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约1500—约1582），明朝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今江苏淮安）人。

毛泽东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读《西游记》？读了多少遍？至今尚未见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但可以推定，他在儿时，即在几个私塾求学期间，就已接触到其中若干故事片段了，比如他就曾在课桌板下玩赏孙悟空折纸。从此时起，他谈论了70多年的《西游记》。

在四大古典名著中，他最开始读到的就是《西游记》，直到晚年还在读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他会经常提到《西游记》这部小说与小说中的人物。他还非常重视对《西游记》和佛经的编译。

1、最开始读的是《西游记》，到晚年还在读它

毛泽东幼时在私塾读书时，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他设法寻找各种书籍，大量诵读那些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歪门邪道”的杂书，主要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在读这些书时极其用功，也像“正课”一样分别打上圈圈点点，写上批语，记录当时的体会。他的记忆力很强，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大都记得清清楚楚，平时给别人讲故事或写文章，都能灵活运用，讲得（或写得）活灵活现。上课时，他听着听着，便偷偷地看起古典小说来。有时，他还在课桌下面用纸做“菩萨”，“菩萨”全是书中的“舶来品”，如刘备、宋江、孙悟空……

若干年后他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赵志超：《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112页。）

毛泽东何时读《西游记》？另据萧三称，早于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非常喜欢旧中国流行的许多小说：《精忠传》啦，《说唐》啦，《西游记》啦，《封神榜》啦，后来就是《水浒传》啦，《三国演义》啦……他都读了又读。他读完经书之后，和别的小学生一样，把小说藏在经书底下偷着看。”（《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又据李季《毛泽东同志少年时代的故事》（1951年版）：“他非常喜欢中国的旧小说，如像《西游记》啦，《精忠传》啦，《说唐》啦，《水浒传》啦，《三国演义》啦……这都是些非常有趣，又很有意义的书。差不多每个小孩子，对它都很有兴趣。可是，大人们和他的老师，都说这些是‘杂书’，禁止他们读。”

毛泽东的一生都爱读、常读《西游记》。屈小强在《〈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记载，毛泽东直到晚年，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

1958年9月16日晚上，毛泽东观看庐剧《牛郎织女笑开颜》。这是—个新编剧，剧中提出人民公社要管天管地管神仙。毛泽东看得兴致勃勃。他对剧中表现的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很赞许，但又认为剧中跟王母娘娘和龙王作战的场面弱了些。他幽默地说：“跟王母娘娘和龙王没有一场恶战，还管不了他们，我们的农业队长穆桂英、罗成、黄忠、赵云都是会打仗的嘛，应该好好打一仗哩！”（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王母娘娘”，见《西游记》第五回《乱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等多处。王母，道教里定为女仙之管辖者，源自《穆天子传》等故事。

穆桂英、罗成、黄忠、赵云等，都是明清小说中的文化人物。当时北方农村普遍有口号：老年学黄忠，壮年学赵云，少年学罗成，妇女都学穆桂英。

1959年7月2日晚，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特意点了《思凡》、《悟空借扇》几出神话内容的赣剧，给各路要员们观看。（《党的文献》杂志1993年第3期，第71页。）

《悟空借扇》，剧目名，演《西游记》孙悟空三借芭蕉扇故事，从第五十九回到第六十一回都与此有关。《思凡》，剧目名，演小尼姑寻找爱情故事。

1961年10月10日夜晚，毛泽东偕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步履雄健，神采焕发，入场后在第四排略靠右侧的一个座位坐下。他随手脱掉藏青呢上衣，只穿了一件打补丁的白衬衫，在看戏过程中不时有会心的微笑、赞许的点头和风趣的插话。当看到猪八戒从白骨精变化的天王寺中且战且走，逃出魔窟时，他仰身朗然大笑起来。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看完全剧，站起来向台上鼓掌。当他快走到安全门边时，又返身回走，再向台上谢幕的演职员挥手致意……

就在这次难忘的演出后一个月，毛泽东到了杭州。他向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关切地询问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演出和绍剧团的近况，还提出要见见剧团的同志们。不巧的是，当时剧团还在河南一带巡回演出，一时不能回来。毛泽东听说以后，就将一篇诗章交给了省委。这就是后来发表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0—231页。）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根据《西游记》第二十七回白骨精故事改编的。它是浙江绍剧的传统剧目。此次排演，系将旧剧中的《平顶山》和《三打》的情节糅合起来，推陈出新，创作为同名新绍剧。1961年10月25日，郭沫若观看浙江省绍剧团在北京演出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看过戏后做了一首诗，借以反对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2、平时经常提到《西游记》及其人物

1927年3月，毛泽东在他光辉夺目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人，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31页。）

“阎罗天子”，见《西游记》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即阎罗王。《西游记》里有十殿阎王。

“城隍”，旧时城镇均分别设有城隍，为地方保护神。

“土地”，即土地神，是旧中国民间最普遍供奉的基层神祇，因只管一方土地而得名。

“玉皇上帝”，一般称玉皇大帝，道教奉为统辖万神的尊神，它的原型是上古的天帝、上帝，《西游记》里其全称是“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讲话。在谈到破除迷信，使老百姓不敬菩萨时，他说：“我从前从长沙到上海，乘的船有两种，一种是洋船，一种是木船。洋船他们不敬龙王菩萨，坐洋船的人也没有关心敬龙王菩萨的。但是木船他们就要敬龙王菩萨，龙王菩萨是他们的‘保险公司’，木船是容易翻船的，为了避免翻船，他们不得不投一笔钱到龙王菩萨这个‘保险公司’里面去。所以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那里是完全需要的。”（《党的文献》1994年第4期第12页。）

“龙王”是管辖水域的主神。《西游记》里从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开始，多处见有龙王，如四海龙王、泾河龙王等。唐僧骑的白龙马也是龙王太子变来的。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了一批“小民革”（即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共谈了10个小时。这次，毛泽东兴致很高，开怀畅饮，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毛泽东以古寓今，风趣横溢，妙语连句，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350页。）

1948年4月12日，毛泽东途经山西五台山，游览了各处庙宇后，在山上的一座庙宇后面，看见一尊菩萨胸前被挖了一个洞，问是怎么回事。导游者说，土改时翻身农民同寺庙清算，听人说神像胸腔里藏有金子，便挖开寻找。后来他们又到了台怀镇附近的一座龙王庙前，只见它灯火辉煌，香烟缭绕。庙里主持告诉说，这座庙不仅没受破坏，而且农民曾派来专人保护。于是，毛泽东借题发挥说：“你们看，从这里应得到的结论是多么明显，群众对山上的菩萨和山下的龙王的态度是多么不同。山上的那位菩萨同群众的利益距离太远了，而龙王管着下雨，对农民的关系太密切了。群众就是这样对待问题的。”（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那次，毛泽东等人在参观五台山塔院寺时，据阎长林回忆：“我们来到了龙王殿，方丈介绍说，龙王殿建于清代，殿内供金脸龙王老五，俗称五爷。五龙王塑像背后，有大爷、二爷、龙母、三爷、四爷。传说五爷最爱看戏，所以，在五龙王殿对面，还专门建了一座大戏台，供五龙王看戏用。每年6月庙会期间，一个月的庙会，就要唱一个月的戏。毛主席听了风趣地说：‘五龙王连着看一个月的戏，他不累吗？’”毛主席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1949年，毛泽东在接见赛福鼎时，风趣地说：“我还要去王母娘娘洗过脚的天池洗个澡呢！”（《缅怀毛主席》（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按，相传王母居西天昆仑山瑶池（天池），故有此说。

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视察黄河。据王化云（治黄委员会主任）回忆，在火车由河南兰考向开封行驶的途中，他向主席报告了查勘队行走万里查勘黄河源；同时为了了解从长江上游引水入黄是否有可能性，也查勘了金沙江上游通天河的情况。毛泽东笑着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过的那个地方吧！”大家都笑了。（《河南日报》1957年3月28日。）

“通天河”，见《西游记》第四十九回《三藏有灾沉水宅，观音救难现鱼篮》，描述观音莲花池里的金鱼精在通天河，与猪八戒、孙行者等斗法的故事。本书第四十七回、第四十八回、第九十九回，也都与通天河有关。

又据林一山、杨马林《功盖大禹》里说，在王化云汇报准备将来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给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时，毛泽东笑起来，幽默地说：“你们的雄心不小啊！通天河那个地方猪八戒去过，他掉进去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5页。）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讲话。他说，右派分子分两种人，“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1—492页。）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黄克诚（解放军总参谋长）、张经武（中央驻西藏代表）、张国华（西藏军区司令员）和雷英夫等就达赖集团在拉萨发动全区性的武装叛乱之事进行汇报。当汇报结束，毛泽东对于西藏问题的大政方针确定后，请他们吃饭。饭间，毛泽东情绪很高，分别给他们敬酒。毛泽东当时有些感冒，他有了小病小灾不太吃药，但相信酒可以治感冒，于是他破例干了几杯。趁着酒兴，毛泽东论《三国演义》，析《红楼梦》，讲《西游记》，评《水浒传》，上下几千年，纵横十万里，讲得大家如醉如痴。（雷英夫、陈先义：《统帅部参谋的追怀》，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1959年春，据上海京昆剧团演员孙花满回忆，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次谈话。“主席还曾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说姓孙，叫孙花满。他说姓孙是孙悟空。主席的湖南话我听不懂。他就解释说是齐天大圣。我听懂了。他说你的名字很好，孙花满，花满了，‘百花齐放’，这样好嘛！说得很风趣。”（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次国庆观礼会上，毛泽东见到了沙千里，风趣地问候：“沙僧，你好！沙僧，你好！沙和尚是不是你的本家？”（李树谦：《毛泽东的文艺世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沙和尚在《西游记》中最先出现于第二十二回《八戒大战流沙河，木吒奉法收悟净》。

1960年春天，北京三座门，中央军委所在地。灯火辉煌的会议厅里，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上百名各路将领，戎装整齐地列队静候在这里，等待最高统帅的接见。车门打开，毛泽东走下车来，掌声骤起……“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他出口成章，掌声在这浓重的湖南乡音中止住了。毛泽东用自豪的目光扫视着他所熟悉的每一张面孔。站在前排的将领纷纷向统帅行军礼，毛泽东频频点头。

突然，毛泽东像是发现了什么，指着后几排的一个将军，提高嗓门，大声说道：“你，姓孙！孙行者！”全场的目光一下子积聚到一个蓄着银色短须，佩戴中将军衔的将领身上。这位将军就是孙毅。（齐鹏飞、王进：《毛泽东与共和国将帅》，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孙行者”，就是孙悟空，见《西游记》第十四回：三藏欢喜道：“我再与你起个混名，称为行者，好么？”悟空道：“好！好！好！”自此时又称为孙行者。

1961年，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双方的气氛是十分融洽和热烈的。不是毛泽东把蒙哥马利逗得大笑，就是蒙哥马利把毛泽东引笑了。毛泽东问：“元帅今年多大岁数？”“74岁。”“哦，过了73岁。”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12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悠悠地吸着，说：“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如果闯过了这两个年头，就可以活到一百岁。”蒙哥马利很是新奇，“七十三，八十四”，为什么是这样两个数字？当时，不可能有人给他解释。这两个数字的来历，和两个“圣人”联系在一起——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时候我就去见我的上帝了，我的上帝是马克思。”蒙哥马利有点激动地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访问，我感到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离他们而去，你至少应该活到84岁。”毛泽东那改变中国命运的巨手一挥，说：“不！我有很多事情要同马克思讨论。在这里再呆4年已经足够了。”蒙哥马利也同样用幽默的口吻说：“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到他那里去。我得同他谈谈这个问题！”在座的人都笑了。毛泽东笑得最开心。（董保存：《在历史的漩涡中》，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90页。）

1966年3月底，毛泽东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的一次谈话中说：“听说胡适把《西游记》八十一回（难）改写了，我也未看，请人找一找《胡适文存》，看有没有八十一回（难）？胡适无非是说共产党没有学术考证。郭沫若驳斥他说：‘群众不拥护你胡适，为什么单单拥护鲁迅呢？’”（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胡适所著的《〈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加的《西游记》第九十九回是：《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

3、重视对《西游记》和佛经的编译

1941年7月1日，按照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精神，中共中央把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毛泽东指定担任该院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的范文澜负责编选一本国文选，还定了一些需要节选的文章，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的一些篇章。（《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何凯丰的信》中，建议由吴亮平主持编译部。他说：“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页。）

唐三藏即玄奘，因通称三藏法师而得名。唐三藏于645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携经回长安，专心从事译经，20年间译出经、论75部，共1335卷，多用直译。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就重视翻译工作时又指出，“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419页。）

另外，屈小强的《〈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里，在谈及《孙悟空：取经集团的灵魂与团结奋斗的象征》时，也引用了这段文字，唯若干文句有异。其中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翻译工作时说：“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他们的个性也是典型。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这可能出自口述的原始整理。录此以资参照。

1964年2月13日，中国农历龙年春节，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说：“佛经那么多，谁能读得完？唐玄奘翻译的解释《金刚经》的《般若波多密多心经》，不到1000字，比较好读，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那么长，就很难读完了。”（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1965年，毛泽东与王海蓉谈话。毛泽东问：“你们学校要不要你读圣经、佛经？”王海蓉答：“不读，读那些东西干什么？”毛泽东说：“要做翻译，搞外文，不懂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第二节　高度评价与经常运用《西游记》

毛泽东是很熟悉、重视《西游记》的，并时常做到学以致用。几十年间，他对这部书作了不少精辟的评述。在他所写的文字和谈话、报告，甚至在诗词里，与书中的故事和角色形象都分别有很好的剪裁、穿插，恰当的比喻、应用。比如《西游记》汇集了我国元明大量的民间俗语，“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马不吃回头草”等，我们经常能在他的文字、语言中发现这些。从这本《西游记》毛泽东评点本中，我们已经非常深刻而生动地了解了这一点。毛泽东真是把古典文学小说读活了！

他对《西游记》这部古典名著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能客观、公正、准确地看待这部名著中的那些主要人物；且时常会在工作或生活中，精要地运用其中的那些精彩语句或经典事件。

1、高度评价《西游记》

1951年6月6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文中称：“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406页。）

1954年，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汤沛回忆：“一次吃饭时，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他书籍。’并进一步教导我们：‘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主席兴趣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这些书中的某些片断和情节以及它们的意义。周末的晚餐桌上成了他老人家考试我们的场所。当然这也是我们增长知识的场所。”（《中华儿女》1995年第9期，第12页。）

1954年，毛泽东读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西游记〉札记》的长篇论文（即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关于题材、主题和作者的态度》），并根据该文的一个重要观点，进一步发挥道：“不读第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江东然：《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69页。）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又再次谈到神话和鬼神戏。他说，戏剧中妖魔鬼怪不要搞太多。搞那么一点，可以见见世面，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的意识形态。这跟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是大家赞成的，没有哪个反对。还有什么《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断桥》之类，这些都是神话，也没有哪个反对。不要因为出了一些妖魔鬼怪的东西就着急，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而是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要让它出现，让社会上大家公评，总有一天它会要慢慢丧失，要逐步改造的。（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页。）

《大闹天宫》，剧目名，演《西游记》前七回孙悟空故事，从第一回石猴出世，到后来自称美猴王、拜师学艺、大闹东海、大闹阎罗殿、上天当弼马温、自称齐天大圣、蟠桃会偷桃醉酒、大闹天宫、八卦炉中炼成火眼金睛，最后被如来佛收降压在五行山下。《劈山救母》，剧目名，演沉香持神斧劈华山救母故事。《水漫金山》、《断桥》，剧目名，为《白蛇传》折子戏。

1962年，毛泽东读《绘图增像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大圣分付众猴，把那山上的碎石头搬将起来堆着。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那大圣上山看处，只见那南半边鼓响锣鸣，闪出有千余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奔上他的山来。大圣心中大怒，即捻诀念咒，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大圣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遂叫众猴出来，把那死人衣服剥来穿着，马皮剥来做靴，弓箭枪刀拿来操演武艺，将那杂色旗号拆洗，总斗做一面彩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逐日招魔聚怪，积草屯粮。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清青了。仍栽花种树，逍遥自在，乐业安居不题。”

批语：“‘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5页。）

相关内容与文字，见《西游记》第十八回。关于善恶观，毛泽东早于1956年9月27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就说过：“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见《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2、正确看待《西游记》中的人物

1938年4月初的一天，那是个晴朗的上午，毛泽东在延安城外一个傍山的旷场里接见了抗日军政大学全校师生2000多人。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进一步指示要大家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他对这3条指示作了具体的阐述，还引用了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作譬喻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智，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马，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牛克伦：《熔炉》，《回忆毛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246页。）这一段话就精要概括评价了《西游记》里的几位主要角色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白龙马的优点、缺点。

“臭柿胡同”，见《西游记》第六十七回：“行者与八戒一齐赶来，忽闻得污秽之气逼人，乃是七绝山稀柿衕也。”

毛泽东评价最多的，自然是《西游记》中的第一大角色——孙悟空。他完全是该小说中虚构的一个神话人物。

1928年5月，据杨得志回忆，在井冈山的庆祝红四军成立大会上，当朱德讲完话后，“毛泽东才站起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论述了两军会师的重大意义，指出光明的前途，特别强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打着有力的手势，讲了个孙悟空的故事，说我们要学习孙悟空的本领，上天入地，变化多端，大闹天宫，推翻反动统治和整个旧社会。那时，我是入伍几个月的新兵，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话中的深刻含义，但他讲的故事和比喻我却印象极深。在我们军队还弱小的年代，在游击战争的年月里，我曾不止一次用它激励自己和所领导的部队。至今，他当时的形象仍如在眼前。”（纪猗、钟村：《上将交往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7页。）

“孙悟空大闹天宫”，见《西游记》第五回《乱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等多处。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为抗日军政大学师生作报告。他说：“孙猴子大闹天宫，把天兵天将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学孙悟空，大闹反动统治者的天空……”（《忆董老》（即董必武）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1937年8月，毛泽东在论述矛盾的互相转化时，分析了许多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他说：“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转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像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330—331页。）

孙悟空有“七十二变”，是他当初在师傅那里学到的功夫。见《西游记》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断魔归本合元神》等多处。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里指出，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他说：“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882—883页。）

“孙行者化小虫”，见《西游记》第五十九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6页。）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苏联看望正在养病的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他说：“要紧的是抓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定了方向，关键是人才。要选派人来学。要提倡唐僧西天取经精神，多出些孙猴子，少些唐僧的‘愚’气。”（《文艺报》1990年12月15日。）

1956年，毛泽东读到了刊登于《西南文艺》杂志该年2月号的论文《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作者董思高）。作者认为，此作品“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的时代，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江东然：《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68页。）

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讲话的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敌[对]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历史上的香花在开始几乎均被认[为]毒草，而毒草却长期[被]认为香花，香毒难分。马、列、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耶稣、路德、孔子、孙中山、共产党、孙行者、薛仁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313页。）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双百方针时，他说，很多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许多新生事物，在旧社会几乎都是被打击的。接着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哥白尼的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谈到了孔子、耶稣和释迦牟尼。他说，佛教怎么样？释迦牟尼怎么样？也是经过那么一个过程，受压迫，社会不承认。孙行者为什么被封为“弼马温”？把孙悟空封为弼马温就是不承认他。他自己封号、自己对自己评价、自己的鉴定是叫“齐天大圣”。玉皇大帝给他鉴定搞他一个弼马温，就是说是毒草。（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蛮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他的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对官僚主义”。（屈小强：《〈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

1957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当话题转向谈有关上帝的问题时，他说：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的官僚主义很厉害。两千年前，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发生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去了一样被玉皇大帝抓了去，后来他又逃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像蒋介石一样。……帝国主义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的，就是人民。（屈小强：《〈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344页。）

“被玉皇大帝抓了去”，见《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对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时说，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1958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了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做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李锐：《“大跃进”经历记》，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他说：“学习马列主义要破除迷信，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学好。我看，我们看外国人是外国人，外国人看我们也是外国人。我们是不是神仙？我们看地球以外的人是神仙，外星球的人看我们也是神仙。要有股干劲，要有股气。气不能少，气是统帅，气就是思想。凡是讲问题都要讲思想，我们有些同志只是专心于量，说话就是数目字，不讲思想，不要学苏联那些院士。对当前问题要注意。孙行者是无法无天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猪八戒一辈子是个自由主义者，有修正主义，想脱党；唐僧是伯恩斯坦。”（李锐：《“大跃进”经历记》，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

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屈小强：《〈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1966年3月，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1966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说：“要把十八层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屈小强：《〈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1966年4月中旬，毛泽东在浙江杭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告诉刘少奇，要批判彭真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说：“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图们、孔第：《共和国最大冤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毛岸青、邵华夫妇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也表示：“爸爸同我们谈论过《西游记》，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屈小强：《〈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其次是对唐三藏（玄奘）。小说《西游记》中的唐僧，与历史上的玄奘并不完全一样。

1939年3月15日上午，毛泽东在延安城西北的凤凰山脚下的住所院子里，接见了包括柯棣华大夫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据巴苏回忆：毛泽东在交谈时说，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下之太平无恙。现在印度医疗队来到中国，是来传播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友谊的。在谈到这些话题时，他还讲了一本著名的书中所描写的唐僧在传奇式的猴王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印度朝圣取经的有趣故事。（《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383页。）

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又遇见了刘仲容，刘仲容是国民党桂系的幕僚。抗战前夕，他成为桂系与中国共产党秘密往来的联络人。自1937年他在延安与毛泽东相识后，思想变化很大。毛泽东在红岩村与刘仲容促膝交谈。刘仲容对国共谈判表示担心，认为谈判即使达成协议，蒋介石也会撕毁。毛泽东笑了笑，风趣而乐观地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也需要唐僧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平总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在于，现在抗战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他望着刘仲容，脸上漾出鼓励的微笑，“国民党内部进步力量也在增长和发展，你们组织的‘小民革’，就干得很好嘛。在目前反动派还很强大的情况下，更应该钻进臭壳子（指国民党）里去，去抵制和抵消反动力量，不要怕别人说你们是国民党，不要怕臭。孙悟空也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造反嘛！”说着，他伸出手往前划了一个弧（即模拟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声情并茂，饶有风趣。（吴黔生、高保华、李新乐：《肝胆相照》，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38页。）

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见《西游记》第九十九回《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在谈到“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时，举了7个中外历史人物例子，他们是：萧楚女、齐白石、高尔基、玄奘、惠能、梁鸿、富兰克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95页。）

惠能，即慧能（638—713），唐朝高僧，出身穷苦，为禅宗“南宗”开山之祖，有《六祖坛经》。梁鸿，东汉初隐士，传说中的梁鸿孟光夫妇“举案齐眉”。

1962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沿着丰泽园中弯弯曲曲的小径在散步。他在冥思苦想：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从古代起就开始了文化交流，唐僧西天取经成为妇孺皆知的故事。几年前被世界称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还是提议国之一嘛！那么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为什么非要侵占我们的土地，非要挑起边界事端不可呢？（雷英夫、陈先义：《统帅部参谋的追怀》，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页。）

不久后，毛泽东在西山军事会议（对印作战决策）听完时任外交部长陈毅介绍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前后经过后，又引经据典地追述了中印两国历史上的交往，从唐玄奘取经说到贞观二十二年的中印之战，还说到了1398年帖木儿侵略印度。（《喜马拉雅山的雪》，上海《报刊文摘》杂志1992年1月28日。）

“贞观二十二年中印之战”，指公元648年，唐将王玄策以吐蕃、泥婆罗兵大破中天竺，俘国王等12000人。“帖木儿侵略印度”，指帖木儿帝国军队攻入印度，陷德里，大掠五日。

第三是对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他与小说《西游记》中的如来并不一样。

1952年，毛泽东对西藏政府上层人物，善于运用佛教始祖的事例来启发教育他们。他说：“释迦牟尼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就纪念他。”（《人民日报》1977年9月23日。）

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的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陈晋：《毛泽东和中国佛道教》，《瞭望》杂志1993年第8—9期。）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说到从古以来，创新思想、立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时，再次举了释迦牟尼、玄奘、慧能等人的例子。他说，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关于释迦牟尼出家的年龄，历来有两说，一说19岁，一说29岁。（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主要是讲破除迷信问题。在讲到自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创立新学派开始都是年轻人时说：“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也是青年时候的事，不过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王子。（李锐：《“大跃进”经历记》，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列有如下古今中外人物：甘罗、贾谊、刘项、韩信、释迦、颜子、红娘、荀灌娘、白袍小将、岳飞、王勃、李贺、李世民、罗士信、杜伏威、马克思、列宁、周瑜、孔明、孙策、王弼、安眠药[发]明者、青霉素[发]明者、达尔文、杨振宁、李政道、郝建秀、聂耳、哪吒、兰陵王。他在讲话中列举了这些人的事例后，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战胜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其中，甘罗是战国末秦国大臣，12岁出使赵国。贾谊（前200--前168）是西汉官员，20岁任博士，写有《过秦论》、《治安策》等名篇。刘项即刘邦、项羽。韩信（？—前196），西汉初军事家。颜子即颜回，孔子最得意的门生。红娘是元杂剧《西厢记》中的人物。荀灌娘是东晋官员荀菘小女，年13岁杀出敌围，求请援军成功。白袍小将即薛仁贵。岳飞（1103--1142），南宋初将领，以抗金著名。王勃（650—676），初唐诗人，相传17岁写《滕王阁序》。李贺（790--816），唐朝中期诗人。罗士信，隋末参加农民军，14岁就统兵作战。杜伏威（？—624），隋末农民起义首领，相传16岁就统率万人作战。周瑜（175—210），东汉末孙权部将，33岁指挥赤壁之战。孔明（181—234），即诸葛亮，三国蜀汉大臣。孙策（175—200），东汉末据江东六郡。时年26岁。王弼，魏晋时期哲学家，20岁左右注解《易经》和《庄子》。兰陵王即高长恭，南北朝北齐贵族，少年英雄，勇冠三军。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话。他说：“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安博士的头衔，并不妨碍他们博士之实。”（汪澍白：《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基因》，商务（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93页。）

1959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西藏班禅谈话时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做了群众领袖。”又说：“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12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甄不贾：《毛泽东谈佛论禅》，《希望》杂志1992年新总第2期。）

鸠摩罗什（344—413），西域龟兹（新疆库车）人，通大小二乘，为后秦国尊为国师。

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和西藏班禅谈话。在谈到佛教问题时，他问：“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班禅答：“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毛泽东问：“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班禅答：“释迦牟尼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毛泽东问：“《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班禅答：“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毛泽东说：“《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陈晋：《毛泽东和中国佛道教》，《瞭望》杂志1993年第8—9期。）

“大乘小乘”，见《西游记》第十二回：“菩萨道：‘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

1970年7月7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他讲了一个迷人的，然而又非常难以听懂和记录的故事。他说：中国有一部古书，名叫《启颜录》，是隋朝时候写的一部讲笑话的书。其中有一则笑话，说中国北朝，信奉佛教。有一次开法会，由一位高僧登坛讲经。讲到中间，一个人站起来问他，释迦牟尼平时出门骑的是什么牲口？高僧回答：释迦牟尼在家是坐在莲台之上，出门时则骑白象。这个提问的人说：不对，你根本没有读懂佛经。释迦牟尼出门骑的是牛，而不是象。佛经上说，“音貌奇特”，“奇特”不就是说骑牛吗？高僧听了，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对付不了这个人。说完，毛泽东大笑起来，在座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凯山等外宾也都跟着大笑起来。（《毛泽东国际交往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70—71页。）

《启颜录》是隋朝侯白写的一本笑话集，原书早佚，今有辑本。“奇特”何谓“骑牛”？因“特”在《玉篇》里的解释是：“特，牡牛也。”但此处“音貌奇特”，原意是指释迦牟尼长相风度奇特。

还有历史人物唐太宗李世民。

1952年，毛泽东读《旧唐书·李百药传》：“陛下（李世民）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土，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于旁边批语：“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李世民（599—649）即唐太宗，《西游记》中从第九回开始，多处提及这个人物。

1952年，毛泽东又在读明冯梦龙所编《智囊·孙膑》后附语：“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批语：“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页。）

还有历史人物魏徵、徐世勣、秦琼等人。

1937年8月，毛泽东写哲学著作《矛盾论》。他在文中提议大家，在研究问题时应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并说道：“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312页。）

关于魏徵，见《西游记》第十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吏》有“魏徵斩龙”的故事，其原型在明初《永乐大典》中即有《梦斩泾河龙》，现存有残本。魏徵（580—643），唐初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先后任秘书监和侍中，《西游记》中则称他为宰相。

1952年，毛泽东读《南史·曹景宗传》：“以景宗为军锋，道次江宁。东昏将李居士以重兵镇新亭，景宗被甲驰战，居士弃甲奔走，景宗皆获之，又与王茂、吕僧珍犄角，破王珍国于大航。景宗军土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申号令，然后稍息。城平，封湘西县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在其旁批语：“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196页。）

徐世勣即李勣（594—669），唐初名将，《西游记》又作徐茂功，见第十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吏》。曹孟德即曹操（155—220），东汉末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郭雀儿即五代后周太祖郭威（904—954），因颈项刺雀，所以得此谑名。赵玄郎即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小名。

1956年6月20日，毛泽东指出当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有原则性错误”。并说：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卖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秦琼，即秦叔宝，见《西游记》第十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吏》。此中故事有演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守护宫门的。按，“秦琼卖马”出自《说唐》，与此书无关，这里仅是有秦琼而已。

还有神话人物观音菩萨、弥勒佛。

1932年1月下旬，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叶坪东的东华山上古庙养病。古庙厅堂正面，供奉着释迦、阿弥陀、观音、弥勒、药师等佛像。他的警卫员陈昌奉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雕琢精细、栩栩如生的菩萨，惊奇地指着一尊菩萨说：“你们看，这菩萨的肚子这么大！”说完还伸出双手在自己的肚子面前比画几下。毛泽东笑着告诉他：“这是弥勒佛。他的肚量大呢，能容五湖四海，我们不是菩萨，可待人待事，也要有他那么大的肚量才好。”他转身问：“老师傅，我说得有道理吧？”老和尚虽然天天口念真经，却从未想到这一层，忙说：“真是宏论，有道理，有道理！”

“这是释迦佛，这是观世音菩萨。”毛泽东兴致来了，便指着佛像一个一个地告诉警卫队的小鬼们，“你们看他们成天笑眯眯的，真有点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样子呢。”他对众人说：“佛教是一种文化现象，要改变人们对神佛的信仰，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交代警卫人员：“我们住在这里，不要妨碍山下的老俵们前来烧香拜佛，也不要妨碍二位师傅的佛事。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可以在这里各不相扰。”（舒龙、凌步机：《岁岁重阳》，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弥勒佛”，见《西游记》第六十六回，描述弥勒佛是“大耳横颐方面相，肩查腹满身躯胖。一腔春意喜盈盈，两眼秋波光荡荡。敞袖飘然福气多，芒鞋洒落精神壮。极乐场中第一尊，南无弥勒笑和尚”。即佛教未来佛。现世寺庙天王殿所供奉的弥勒佛，即是按《西游记》所描述而塑造的。

194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中，指责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他说：“战犯总是要逮捕的，任凭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是要逮捕的。你们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人们，你们是有很多的好心眼儿的人们，你们对于这些屠杀几百万同胞的负责者应当没有什么爱惜，从你们愿意以惩办战犯作为一条谈判基础这一点来看，你们似乎也并不很爱惜这些东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03页。）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源自观音名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见《西游记》第五十五回：“慌得猪八戒忍疼下拜，沙和尚牵马躬身，孙大圣合掌跪下，叫声‘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按，大慈大悲，系佛家用语，语出《法华经·譬喻品》：“大慈大悲，常无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

1949年2月16日，毛泽东著文《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文中称，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不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的吗？假如因为你们这一反对，使得战争还要打下去，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拖延时间，延长战祸’这八个字的罪名是你们在1949年1月26日以南京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发出声明，加在共产党身上的，现在难道你们想收回去，写上招贴，挂在你们自己身上，以为荣耀吗？你们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的人们，为什么一下子又改成拯救战犯为前提了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14页。）

1976年的一天，毛泽东给护士孟锦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乾隆皇帝和一个大臣来到一个庙里，迎面是一个大肚子弥勒佛。乾隆便问大臣：弥勒佛为什么对着我笑啊？那大臣说：这是‘佛见佛笑’。乾隆听了很高兴。当他向佛的侧面走几步之后，又回头一看，见弥勒佛正对着那大臣笑呢，于是又问大臣：弥勒佛为什么也对你笑呢？那大臣赶紧回答说：‘他笑我今生不能成佛。’”小孟听到这里，咯咯地笑起来，急忙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这是讲那个大臣拍马屁。”（郭金荣：《晚年时期的毛泽东》，《南方周末》1992年4月24日。）

还有神话人物白龙马。

1933年夏季，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都瑞金成为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为了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指挥，红军工兵第一次在瑞金为中央领导抢修防空工事。当时，毛泽东不仅参加了劳动，而且还针对一些战士不愿当工兵的思想，给大家讲了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白龙马的故事。他说：传说西天有条小白龙，本领不小，却甘心情愿地变成一匹白马，驮着唐僧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去西天取回了真经。可是后来很少有人提到它，白龙马这种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精神是非常高尚的。红军工兵应该学习白龙马精神，做红军的一匹白龙马，驮着革命走向胜利！（刘恩营：《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小白龙故事”，见《西游记》第十五回，据文中观音介绍：“这厮本是西海敖闰之子。他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他父告他忤逆，天庭上犯了死罪，是我亲见玉帝，讨他下来，教他与唐僧做个脚力。”又见《西游记》第一百回，据文中如来佛祖说：“汝本是西洋大海敖闰龙王之子。因汝违逆父命，犯了不孝之罪，幸得皈身皈法，皈我沙门，每日家亏你驮负圣僧来西，又亏你驮负圣经去东，亦有功者，加升汝职正果，为八部天龙。”

3、精要运用《西游记》中的语句或事件

早在少年时期求学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开始娴熟运用《西游记》中的典故和语句。

据权延赤所著《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4—247页）记载：1917年毛泽东和萧瑜在“游学”途中，来到湖南宁乡县境沩山的密印寺。进到古寺内，他们被引入一间禅房沐浴更衣。洗澡时，萧瑜琢磨道：“拜佛和乞讨怎么是一回事？”毛泽东揶揄道：“都是不劳而食么。”萧瑜摇头：“也许其中有什么深奥的哲理。”毛泽东仍不失戏谑：“倒是符合佛祖众生平等的教义。”萧瑜：“你为什么用这种口气说话？难道你母亲不信佛吗？就是儒学也是受到佛学的很大影响呢！”毛泽东：“我也受过影响，所以我用这种口气说话。可是我还是赞赏玄奘带回600多卷佛经。他是唐朝人，现在还是家喻户晓，说明他不简单，很有成就。”

后来，该寺方丈应请求会见了毛泽东和萧瑜，并同他们共进晚餐。吃饭间，毛泽东和萧瑜互相补充着讲述了他们利用假期，决心步行湖南全省，考察社会的目的。“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方丈打量他们那叫花子一样的穿着。“是的，我们有心不费一文钱，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不是也都一文不名吗？”萧瑜说。

“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毛泽东意气风发，器宇轩昂，“有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方丈盯住毛泽东，“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自然有人信它了。”“简单了。”方丈摇头，“第一，它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对世间的普遍真理有重要的阐扬。”毛泽东不以为然，但能认真听。“第二，历史上的帝王都有宗教的天性或哲学倾向。”毛泽东想了想，说，“我以为不是天性，是维护其统治之需要。”“帝王有宗教的天性。”方丈坚持道，“特别是唐代的帝王，封孔子以王的称号，封老子为道家始祖，又派玄奘取回佛经，寺院遍及全国各地，这样，佛教、道教和儒教便共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是的，中国没有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毛泽东说，“几个宗教能够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在这里，“嚼得菜根百事可做”一句出自朱熹《小学·右实敬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句出自《孟子·告子下》。玄奘（602—664），即《西游记》里的唐僧，通称三藏法师，俗家姓陈，中国佛教唯识宗创始人。629年（唐贞观三年）私自违禁出玉门关西行，至天竺（今印度、尼泊尔一带）那烂陀寺，常与当地僧众辩论、学习，历时17年。645年（贞观十九年）携经返回长安（今西安），受到唐太宗的盛大欢迎。后专心从事译经，撰有《大唐西域记》。由于其成就卓越，历经艰难险阻，自唐宋以后，民间多有将他的事迹描绘，演成多元体裁的文学作品，如元朝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和明初署名“吴承恩”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等。

1918年冬，毛泽东到天津附近大沽口。据萧三回忆：冬天到了，我和毛主席都想到，没有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因此，我们决定到天津附近大沽口去看看。我们乘火车到了天津，然后又转车去大沽口。但下车后走到海滨一看：哪里有万顷波涛，连水都没有！只见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原来是一个冰的世界！我们于是相约：两人各向一方走去，绕它一周，然后回到原地来集合。毛主席向西我往东。但毛主席回来的迟，我等了许久许久，觉得脚都冻了。我问他，哪去了？他笑道，我有意找“蓬莱仙岛”的，谁知什么也没找到……后来，1939年我回延安在毛主席处吃饭时，他还回忆起这次“旅行”，并对人们说：“我那时真希望找到蓬莱岛哩……8岁的时候，我非常信神，我父亲不信，我和母亲还认为不对，会对家里不吉利哩！有人说我从小不信神，那是讲错了……”（《天津日报》1981年12月23日。）

“蓬莱仙岛”，见《西游记》第二十六回：“在半空中，快如掣电，疾如流星，早到蓬莱仙岛。”秦汉时方士相传为茫茫大海上的神仙聚居之地。但此处毛泽东所称“蓬莱仙岛”，也有可能源自《史记·秦始皇本纪》或《东游记》。又，《封神演义》里也有“蓬莱仙岛”。

1927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期间，兵分两路下山，右路军袭击湖南茶陵，取得成功。指挥员陈浩（团长）、徐恕（团参谋长）和黄子吉（营长）在归来后，就把功劳算在自己身上，私下活动，还想拉走队伍。宛希先（营党代表）把这事对毛泽东作了汇报，说：“黄子吉这个人越来越不像话，士兵们有反映。他好像有恃无恐，徐参谋长同他拉得火热，陈团长不仅不管，还处处袒护他。”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打了胜仗嘛，就想学孙猴子把尾巴变旗杆。”（吴振录、邱恒聪：《山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页。）

“孙猴子把尾巴变旗杆”，见《西游记》第六回：“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杆。”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下的江西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后，于5月4日进行了队伍整编。他们经过商议，决定该日在砻市河东的广场上召开庆祝大会。会上，政治部主任陈毅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朱德发表演说后，毛泽东也有一段讲话。据何长工回忆，毛泽东当时说：“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8—99页。）

“如来佛的手掌”，见《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

1934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进入越城岭（广西老山界）时，有一天，洛甫（张闻天）坐失马蹄，把他摔了下来。毛泽东听到喊声，大步走了过来。他望着正拍打尘土的洛甫，关心地问：“洛甫，摔伤了没有？”洛甫回答：“没事，没事，只屁股硌了一下。”毛泽东见洛甫没事，开起玩笑来：“阿弥陀佛，没事就好。大秀才摔跤也有学问呀，听我老毛吟一首打油诗助兴。”他即兴吟诵起来：“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行军会摔跤。四脚朝天摔得巧，没伤胳膊没伤脑。”这“阿弥陀佛”，平时和尚、僧人口中常说，有时也说“南无阿弥陀佛”，见于《西游记》多处。（郭晨：《万水千山只等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南无阿弥陀佛”，见《西游记》第七回：“如来笑道：‘我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南无阿弥陀佛……’”

1934年，毛泽东在长征行军途中作了3首《十六字令》的词，其中第二首是：“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倒海翻江”，见《西游记》第二十回：“播土扬尘沙迸迸，翻江搅海浪滔滔。”《西游记》第二十三回：“我闻得古人云：‘龙能喷云嗳雾，播土扬沙；有巴山挈岭的手段，有翻江搅海的神通。’”

1935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作《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万水千山”，形容路途艰难遥远。典出唐朝张乔《寄维阳故人》诗：“离别河边绾柳条，千山万水玉人遥。”又有唐朝贾岛《送耿处士》诗：“万水千山路，孤舟几月程。”见《西游记》第十五回：“你想那东土来的凡马，怎历得这万水千山？怎到得那灵山佛地？须是得这个龙马，方才去得。”

1936年6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红军大学对学员讲话。他说：前个时期革命形势不好，弄得我们两只脚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就是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可也走了两万五，要是也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了。（黄瑶《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

“孙悟空翻筋斗（跟头）”，指的是孙悟空在师傅那里学到的筋斗云功夫。见《西游记》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断魔归本合元神》等多处。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话题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181页。）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见《西游记》第二回：“祖师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1937年，毛泽东向时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的肖劲光借书。他拿起《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对肖劲光说：“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肖劲光没有吭声，他知道毛泽东喜欢收集书，怕此书一去再也回不来了。“怎么，舍不得？好小气哟。”毛泽东笑了。肖劲光有些不好意思：“是有些舍不得，我就这两本军事书。部队教育还靠它当拐棍呢。”肖劲光坦白了。“噢？那给我也当当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还的，怎么样？”“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呗。”肖劲光无可奈何。“要得，要得，我好借好还。”毛泽东满意地走了。（胡小鸥：《大将交往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好借好还”，见《西游记》第十六回：“行者道：‘老孙可是那当面骗物之人？这叫做：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自由主义的表现之一是：“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360页。）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见《西游记》第十六回：“祝拜已毕，那和尚住了鼓，行者还只管撞钟不歇，或紧或慢，撞了许久。那道人道：‘拜已毕了，还撞钟怎么？’行者方丢了钟杵，笑道：‘你那里晓得！我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讲演。他在谈到包围和反包围时说：“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473—474页。）

“五行山”，见《西游记》第七回：“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唤名‘五行山’，轻轻地把他压住。”

1940年，毛泽东在陕北延安，有次与师哲谈话。他说：“龙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它的形象是人们选择一些动物身上的某一特点拼凑起来的象征性的动物。把龙作为国旗上的徽号，标志这个帝国是由许多小国或部落、部族联合起来的一个强大的国家，以至后来统治阶级提出了一个所谓真龙天子，把龙更神圣化了。”（《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龙的阐述，见《西游记》第四十三回：“此正谓‘龙生九种，九种各别’。”

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就《关于整顿三风》报告，从中关于学习文件记笔记方面发表意见说：“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就都要写，我也要写—点。”（《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金箍”、“紧箍咒”，见《西游记》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

1943年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他说：“如果事变的结果，只是你们旗开得胜地‘统一’了边区，削平了共产党，而日本人却被你们的什么‘蒙汗药’蒙住了，或被什么‘定身法’定住了，动弹不得，因此民族以及你们都不曾被他们‘统一’了去，那么，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可否把你们的这种什么‘蒙汗药’或‘定身法’给我们宣示一二呢？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立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904—905页。）

“定身法”，见于《西游记》第五回：“好大圣，捻着诀，念声咒语，对众仙女道：‘住！住！住！’这原来是个定身法。”本书中还有多回提到。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了一批民主人士。当在谈话时，王昆仑提到对这次谈判前途的担忧，认为恐怕很少有收获。他沉思片刻后说：我认为共产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西游记》里的“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和蒋介石决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毛泽东倏然正色：当蒋介石交替使用着发动内战与和平谈判的两面手法时，当牛魔王、白骨精都幻化成正人君子时，我们该不该变化呢？我们也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去战胜反革命的两手。孙悟空之所以能够闹龙宫、闯地府、偷蟠桃、窃仙丹、败天兵，无人能敌，就在于他学得了七十二般变化，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王弘：《毛泽东妙语和谈》，武汉《党史天地》杂志1995年第7期。）

“灵霄宝殿非他久”句，见《西游记》第七回：“大圣道：‘我本：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水帘洞里为家业，拜友寻师悟太玄。炼就长生多少法，学来变化广无边。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会见了陈立夫。在会见时，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350页。）

“弼马温”、“齐天大圣”，见《西游记》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等多处。

1945年9月12日，毛泽东在重庆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宴请许德珩、劳君展。一见面，他一手拉着许德珩，一手拉着劳君展，亲切地说：“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落座后，大家畅谈了当年在北大时的情景，追述了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一些事情；劳君展还回顾了在长沙周南女校读书时加入新民学会和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往事，以及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在上海候船时，毛泽东约了许多新民学会成员在半淞园欢送摄影留念的情景。故人叙旧，格外亲切。随后，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家都会意地呵呵笑了起来。（许祖范、姚佩莲、胡东：《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见《西游记》第二十九回：“贫僧有两个徒弟，善能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保贫僧到此。”

194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他说：“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筋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页。）

1947年陕北沙家店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胡宗南说他有四大金刚，我看他的‘金刚’还不如老百姓的腌菜缸。”还说：“他们四口缸被我们搬掉了三口：何奇、刘子奇、李昆岗，只剩下一口缸，叫什么——？”后面有人喊：“叫李日基！”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把“日”念成“二”。他接着说：“对，李二吉，这次没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也许还抓不住，再算一吉；第三次可跑不了啦！”（许祖范、姚佩莲、胡东：《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四大金刚”，亦作“四大天王”，见《西游记》第六十一回《猪八戒助力败魔王，孙行者三调芭蕉扇》，称“四大金刚”是“神通广大泼法金刚”、“法力无量胜至金刚”、“毗卢沙门大力金刚”、“不坏尊王永住金刚”。

1947年8月，毛泽东在陕北行军。国民党胡宗南三令五申，催刘戡率部速进，但刘戡每天只敢向前推进十几公里。为了不使敌人脱钩，我中央机关始终和刘戡保持着一两天路程的距离，既不让他追上，也不让他脱离我们过远。他追得紧了，我们紧走；他走得慢了，我们慢行。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牵住牛鼻子，决不使敌人溜掉！（陈四长、郭洛夫：《艰难的搏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牵住牛鼻子”，见《西游记》第六十一回：“哪吒见说，将缚妖索子解下，跨在他那颈项上，一把拿住鼻头，将索穿在鼻孔里，用手牵来。”

1948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战犯求和》里指出：“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业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369页。）

“五体投地”，见玄奘《大唐西域记·三国》：“致敬之式，其仪九等：一、发言慰问；二、俯首禾敬；三、举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长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轮俱屈；九、五体投地。”又，唐人译《楞严经》：“阿难闻已，重复悲泪，五体投地，长跪合掌，而白佛舍。”

1948年11月5日，毛泽东亲自执笔为新华社写电讯稿《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内称：“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4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28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63页。）

“二十八宿”，见《西游记》第五回：“二十八宿密层层，角亢氐房为总领，奎娄胃昴惯翻腾。斗牛女虚危室壁，心尾箕星个个能，井鬼柳星张翼轸，轮枪舞剑显威灵。”此处即为天神天将。其实，所谓“二十八宿”，原为古天文学家因观测天象，选取的28个星宿作为观测的符号。它分4组，每组7宿，分列东西南北四方；且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种特殊动物配合。又，《封神演义》第八十三回《三大师收狮象吼》里也有“二十八宿名讳”。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中的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说，国民党反动政府攻击我们“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共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的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85页。）

“青面獠牙”，典出明朝汤显祖《牡丹亭·圆驾》：“似这般狰狞汉，叫喳喳。在阎浮殿见了些青面獠牙，也不似今番怕。”《西游记》里对凶神或妖精面貌狰狞的描绘。见第六回：“青脸獠牙，朱红头发，恶狠狠，望大圣着头就砍。”本书中还有多回提到。又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所写评论《别了，司徒雷登》，内称，“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95页。）

“不识抬举”，见《西游记》第六十四回：“那赤身鬼使，暴躁如雷道：‘这和尚好不识抬举！”

据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个子高大，走路很快。在20世纪50年代，张耀祠要加快步伐，才能追上他。到了晚年，毛泽东走得慢了。为了便于他上汽车，还特地做了张木凳，让他先踏在木凳上再上车。毛泽东喜欢散步，但散步时不喜欢走回头路，曰：“好马不吃回头草！”（《叶永烈采访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好马不吃回头草”，见《西游记》第二十回：“行者道：‘老儿，莫说哈话。我们出家人，不走回头路。”

1951年。时为建国初，毛泽东刚进北京城，尽管政务繁忙，仍特地拍电报邀请身在南方的徐特立去北京会晤。徐老到中南海后，毛泽东专备了几样家乡菜为老师洗尘。席上，一碗湘笋、一碗青椒，这是两人都很爱吃的。毛泽东抱歉道：“没有好菜吃。”徐老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上桌前，徐老对毛泽东说：“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毛泽东马上谦让道：“你是主席的教师。‘一日为师，终身是父’，你更应该坐上席。”他硬让徐老坐上席。（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见《西游记》第三十一回：“万望哥哥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情，千万救他一救！”

195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北京接待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他特地备了几样家乡菜，并搀着毛宇居进饭厅，请他坐上座。毛宇居连连摆手说：“你是主席，‘天地君亲师’，我乃一介百姓，使不得。”他一边后退，一边请毛泽东坐上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是主席的老师，更应该坐上座。”毛泽东爽朗地笑道。“不合适，不合适，我愧为人师。”毛宇居还是不肯，“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主席主席，当然要坐上席。”“那是在开大会。”毛泽东笑道，“如今在我家里，我们都是韶山冲来的，你就不要推辞了！”在亲切的谈笑中，毛宇居硬是被扶上了上座。（潘列荣：《毛泽东与他的老师》，武汉《党史天地》杂志1996年第2期，第19页。）

195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批判说：“有些人是思想糊涂，说了一些糊涂话，但他们还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心还是为了中国，这是一类。梁漱溟是另一类。还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农民代表’。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页。）

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和来自家乡的毛继生讲他50多年前在老家上南案私塾时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在私塾房子的后边，邹四阿婆在屋顶上晾晒干菜，毛泽东和小伙伴们想吃，搭梯子吧，偌大的东西，搬动起来会被发现；用竹竿挑拨吧，要弄出响声……正想“除非天兵天将才行”，眼前闪过几个影子——几只蚱蜢飞起来。他心眼一亮，这不是“天兵天将”吗！他们马上捉住几只蚱蜢，用细长绳子缚住锯齿形的长腿，然后顺风抛上房去，让它们爬到小菜上，再牵动绳子，待蚱蜢正要起飞，他们突然往下一拉，蚱蜢锯子般的腿就把一些小菜抓弹下来了。（文热心：《毛泽东与故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天兵天将”，传说中天宫中玉皇大帝手下的神仙兵将。见《西游记》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等多处。

195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合作社时，发表讲话说：“合作社发展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一波一波地前进，两波之间有一伏，两山之间有一谷。领导要看风使舵，随机应变，情况不好，立即刹车。在适当时机压缩人们的脑子，在膨胀起来的时候是必要的。有人说是不是要忧虑，要有清规戒律。当然好，必要的忧虑，必要的清规戒律都是要的。猪八戒还有三规五戒，必要的间歇，必要的暂停，必要的刹车、关闸都是要的。”（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页。）

“猪八戒还有三规五戒”，见《西游记》第十九回：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既是不吃五荤三厌，我再与你起个别名，唤为八戒。”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指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着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7页。）

“改邪归正”，见《西游记》第十四回：“龙王道：‘这等真是可贺！可贺！这才叫做改邪归正，惩创善心。’”

1957年4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他说：“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屈小强：《〈西游记〉中的悬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页。）

“到龙王处借一件兵器”，见《西游记》第三回。四猴道：“大王若肯下去，寻着老龙王，问他要件什么兵器，却不趁心？”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2页。）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在谈到“放火烧身”时，他说：“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哪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像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2页。）

“太上老君八卦炉”，见《西游记》第七回：“不若与老道领去，放在八卦炉中，以文武火锻炼。炼出我的丹来，他身自为灰烬矣。”本回中还有多处提到这个八卦炉。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同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作了一些批注。其中《念奴娇·昆仑》的批注是：“前人所谓‘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说的是飞雪。这里借用一句，说的是雪山。夏日登岷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说，当年孙行者过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灭了火，所以变白了。”（刘恩营：《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战罢玉龙三百万”，见《西游记》第四十八回，其中关于描写大雪的场面：“彤云密布，惨雾重浸。彤云密布，朔风凛凛号空；惨雾重浸，大雪纷纷盖地。真个是：六出花，片片飞琼；千林树，株株带玉。须臾积粉，顷刻成盐。白鹦歌失素，皓鹤羽毛同。平添吴楚千江水，压倒东南几树梅。却便似战退玉龙三百万，果然如败鳞残甲满天飞。”

1959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在谈到对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敌对分子的活动应注意观察时说，他们是在如来佛手掌中，跳不出去的。（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1959年7月17日夜，毛泽东在庐山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这是承认管理经济比革命难。）”（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孙悟空偷桃子”，见《西游记》第五回《乱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

1959年8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了一封《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了。信中说：“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页。）

“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见《西游记》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指孙行者从东海龙王处取神铁（金箍棒）。

据章含之回忆：20世纪60年代，父亲（章士钊）藏书较多，（毛）主席经常向他借书看。自从我经常去主席那里以后，我就成了他们之间的借书、还书交通员。毛主席每次都先还清上次借的，然后再借一部，还开玩笑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贾思楠：《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1962年，毛泽东读《绘图增像西游记》（光绪辛卯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第十八回：“高老道：‘我老拙不幸不曾有子，止生三个女儿。……止有小的想要招个养老女婿，不期三年前有一个汉子，模样儿倒也精致，他说是福陵山上人家，姓猪，愿与人家做个女婿，我老拙就招了他，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谁知他会变嘴脸。’行者道：‘怎样变？’高老道：‘初来时是一条黑胖汉，后来就变作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脑后又有一溜鬃毛，就像个猪的模样。食肠却又甚大，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老拙这些家产儿时早也罄净。’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高老道：‘吃还是小事，他如今又会弄风，云来雾去，走石飞沙，唬得我一家并邻舍俱不得安生。又把那小女关在后宅子里，半年也不得见面，更不知死活如何。因此知他是个妖怪，要请个法师退他。’”批语：“只因做得多，所以分配应当多，多劳应当多得。反过来，只因吃得多，所以才有可能做得多。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

相关内容与文字，见《西游记》第十八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行者降魔》。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和诗后，高兴地写道：“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和诗”，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毛泽东的和诗后，当天依韵和诗《再赞〈三打白骨精〉》：“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迷雾聚成堆。九千万里明真谛，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次来！”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谈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时说：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光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佛家使用木鱼原意，据《百丈清规·法器章》称：“相传云：鱼昼夜常醒，刻木像形，击之，所以惊昏惰也。”而“黑鱼精吃经”之说，并不见于《西游记》，出处不详。

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其中，对“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一句的解释是：“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刘恩营：《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毛泽东在读西洛可夫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一书时，就书中提及的“麦粒之单纯的死灭，昆虫之被鸟所破坏，不表现这样的联结，不是辩证法的否定”等句，写有批注：“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页。）

“斩尽杀绝”，见《西游记》第五十三回：“大圣听得，方才使铁棒支住钩子道：‘我本待斩尽杀绝，争奈你不曾犯法。’”